第4章
创伤的辐射性

在以色列，纳粹大屠杀纪念日（Holocaust Remembrance Day） 、赎罪日（Yom Ha’Shoah） 是法定假日。

每年四月中旬那天，所有人都停下来默哀。早晨十点，所有孩子在校园站成一圈等待空袭警报声，那标志默哀的开始。此刻是为了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亡命的六百万人。

儿时，我们就知道人可能会遭遇很严重的事情。大家都不明说，但这确是事实——就像我们吃饭会加辣椒——它是我们生活中的日常调料。几乎每栋楼里都有人来自“那个地方”——二战时的欧洲，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我们通常都知道他们是谁，即使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即使我们看不到他们纹在胳膊上的数字，即使我们经常害怕他们，因为他们的故事让人备感痛心。

我们在校园里等待警报开始，避免与其他人的眼神交汇，模仿老师保持埋头的姿势。我们尽可能试着保持严肃，感到悲伤，想到集中营、毒气室，想象我们的家人也在那里。我们学会不忘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但尽管我们非常努力，当警报一响，某个孩子就会开始忍不住咯咯笑，我们就遮住脸，尽量不要笑出声。

对于在以色列长大的人，纳粹大屠杀纪念日警报拉响时紧张的笑声是儿时熟悉的记忆，恐怖故事塑造了我们的部分民族认同，特别的黑色幽默方式也是年轻一代的特征。

多年之后，在远离家乡的纽约，我意外于自己有不少来访者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第二代和第三代。所有这些高效的事业有成人士都有一个共同点：被迫害的鬼魂以无法预期的方式在不可预知的时间出现。外表之下，他们携带幸存者的创伤和负罪感。

我儿时就了解到，纳粹大屠杀的画面和白日梦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脑海里，甚至他们的家长从不谈论战争期间家里的情况。即使他们无从知晓，纳粹大屠杀的记忆仍活在他们的身体里，这些侵入性的想法和画面常常被忽视，有时我会在做咨询的几年之后才听说。

当他们谈起那些故事，我们才明白那段历史怎样影响他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辨认出过去以怎样的形式在当下重演，怎样在家庭掩埋的故事中存在和复活。

*

瑞秋的外公是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我们第一次做咨询时，当我问到她的家庭史，她简单提了一下，并不觉得这和她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当然也不是她来咨询的原因。

“后来我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情。许多好的事情。没有什么其他可以说的。”瑞秋微笑着抱歉地说。“每个家庭都承袭一些创伤。这是我们的故事，发生在许久之前。二战有多少年了？”她看着我马上回答：“七十多年了，我觉得，很久了。我的外公外婆已经过世了。”

瑞秋的外公出生在布达佩斯，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二战结束后，他移民到美国，在这里认识了瑞秋的外婆，她来自一个犹太家庭，二战开始时随家人从欧洲逃了过来。他们恋爱了。一年之后，瑞秋的母亲，他们唯一的孩子出生了。她的外公外婆从不提及关于战争的事情，母亲也描述她的童年是一个典型的美国郊区故事。

表面上，他们的家庭创伤在他外公离开欧洲时就结束了，把过去甩在脑后了。瑞秋来咨询是为了讨论其他事情，讨论她对于要孩子的矛盾，这也是她和丈夫马克之间危机的源头。

我总会好奇，想了解来访者生命中的决定——为什么他们决定要，或者不要？比如：性生活，恋爱关系，家庭，事业。随着他们慢慢敞开心扉，他们想要拥有的和他们能够忍受拥有的之间的差别开始明显。为什么如此多人对爱情求之不得？想要事业但不能成功？想要前进却一次又一次地陷在同样的怪圈？

许多人无法应付或者忍受他们认为自己想要的人或物。在想要或不想要的愿望之下，通常有另一个层面在指引我们的生活。我们某些隐形的、潜意识的部分可能与我们明确的目标相反，甚至会对其攻击和削弱。实际上，任何我们对自己没有清晰认知的方面都有能力控制和管理我们的生活，就如同大海表层下的激流才是它最强大的动力。

涉及变化时，我们尤其矛盾。在赚钱、谋取事业或者想要孩子的愿望背后，我们也许能发现自己对变化的抗拒，这个隐藏的含糊心理涉及成长过程，以及对分离和痛失的挣扎。我们可能想要一段恋爱，但又同时抗拒或反对，这通常是因为我们需要保护自己，为了不感到脆弱，不被抛弃，不失去控制或者不被消耗。有人可能潜意识里对原生家庭非常忠诚（尤其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家庭比他人的家庭优越），他们很难再从属于其他人。还有些人觉得要对他们的一方家长负责，因此与他们分开或者离开他们会感到焦虑。他们维持儿时的家庭结构，担心于改变他们的身份，忠诚于家庭的错误及遗产。

变化是微型的告别：我们的童年，我们熟悉的角色，我们熟知的自我。发展和创造意味着分离，活出未来而不是珍视过去。未经处理的过去不会允许我们前行，它会拖住我们，像是家庭历史的守门人。

对真相的寻求让瑞秋不得不质疑她的两难。她想知道自己真正是谁，是怎样的隐藏力量在控制她的生活。我们追问，对于她想要孩子的感受，哪部分是真心的，哪部分是防御性的。涉及要孩子的话题时，作为咨询师，我们需要非常小心，不能把社会规范和心理目标混淆。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自主抉择。抉择的自由是疗愈的成就。

“我为什么要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瑞秋提出了一个我还没问的问题，推进了一个深层的两难课题，我们后来才完全明白。

在这个阶段，要不要孩子的争论看上去只存在于瑞秋和丈夫之间。马克认为他们应该要孩子，但是她存疑、困惑、模棱两可。不过很快，瑞秋的内在矛盾表现出来，很明显，正面和负面的声音都是她自己的，是她自己和自己争论：要还是不要？

瑞秋谈起她的恐惧。“这个世界是个很糟糕的地方，如果把孩子生下来，”她更加大声地说，“认真讲，我能对孩子承诺什么？充满战争的世界？即将毁灭的星球？仇恨和暴力？我的孩子会对他们的孩子承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认为这个宇宙需要更多的孩子——还有那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她告诉我她计划离开纽约搬去另一个国家。她觉得也许她和马克在别的地方会更开心。

“你想搬到哪里？”我问。

“以色列。”她马上回答。我看上去一定很意外，因为她又说道：“我知道你从那里来。我想搬去那里不是因为你。我一直想住在以色列，从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开始。我不确定为什么。”

瑞秋说我阔别的家乡正是她梦想的应许之地。

“如果我有孩子，我想住在那里。你知道以色列的每个孩子都要学习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吗？”她问道。

我们沉默片刻。我记得校园里的我们怎样站在那里等待警笛拉响。我记得二年级时一个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来到我们班，她跟我们讲她的童年，说她和我们一样大时曾赤脚在雪地里走了好几个小时。每次有人抱怨冷时，我们都会提起这个故事。

“你永远都不会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我们曾经这样互相调侃。

我记得五年级时，有一次课间休息，孩子们列出人们躲避纳粹分子的所有藏身之地。我们讨论可以藏在哪里。我想起故事里有的母亲试着让婴儿安静，这样不会暴露他们的藏身之处。那天晚上，我无法入睡。我想象纳粹党人来我们家时我的小弟弟会哭。第二天，我决定练习和他一起藏身。我装好他的安慰奶嘴和一些婴儿玩具，把他带到我们卧室的衣柜里。我们待在那里，感觉有很长时间。每次我听到声音就嘘他，保证他不会暴露我们的下落。当我听到母亲来了，我们才出来，然后我把他放回婴儿床。那曾经是个秘密，直到多年之后弟弟长大了，我才告诉他。

纳粹分子总会出现在我们的噩梦中，孩童时期我们总会害怕坏人会找到我们，杀掉我们。

“是的，每个以色列的孩子都知道纳粹大屠杀，”我对瑞秋说，“你希望自己小时候知道这些吗？”

“是的。我真的希望。小的时候我听说过，但是不知道大家的生活以及他们个人活下来的故事。我没有看过照片，比如多年后我才看到的孩子穿条纹制服的照片。我只知道我的家人在欧洲有过不好的遭遇。”

瑞秋的家人试着保护孩子们不受他们的创伤影响，对此从来闭口不谈。瑞秋知道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过，但是具体并不了解。她有一些不好的感受，但是无法用语言形容。她希望家里能有一个叙述出来的故事，或者具体的照片，帮她了解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仅是她的想象。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呈现出来。对于创伤幸存者的下一代——继承者，怎样更好——告知还是不告知？假如我们祖辈的创伤不管怎样总会潜入我们的心理，这是否还有必要？

许多家长都专注于这个难题，担心他们的痛苦对孩子的影响，试图让伤害减到最小。家长希望保护孩子，不让他们承受自己的痛苦；孩子试图保护家长，不让他们揭露或者重温他们的创伤。家长和孩子之间潜意识中串通的目的是避免痛苦，因此压抑那些经历，让它们成为未说出口的秘密。

描述创伤性事件可能会让人压力过大，或许会造成“二次创伤，”即我们接触到他人创伤时所产生的心理痛苦。让人不安的报道或者残酷的照片重新演绎创伤性事件，让那些未曾有过直接经历的人感到创伤。

在以色列谈论纳粹大屠杀已属正常，因为他们强调记住创伤的重要性，这样大家就“永不忘记，永不原谅”。自小就接触纳粹大屠杀的恐怖不仅教育以色列的孩子，通常也会给孩子带来创伤。他们虽然无法完全明白，但已经经历或者重温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他们个人及文化的遗产。

记住和重温痛苦是犹太教传统的一部分，贯穿于许多仪式，比如逾越节晚餐 时对奴役和解放的“记忆”重现在我们的感官和行动中。重温创伤连接过去和未来，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命运。它把被动的牺牲品变成主动的推动人，受害者变成胜利者。

以色列国家本身的诞生仅在纳粹大屠杀三年之后，基于犹太人遭受持续迫害的创伤，因此希望为犹太人创立安身之所。这样把消极变为积极的动机，第八章我会详细讨论，目的是让受害者从挫败无助中解放出来。

当父母在暴虐下存活，攻击性会散落于他们的心智，也因此存在于我们心中。他们的创伤让他们高度警觉，对威胁的容忍度很低，并且会本能地快速进入攻击性过强的自我保护机制中。他们自己的攻击性本能通常会被分开考虑和否认（“我们不是施虐者，我们是受虐者”），他们接触到的任何暴力都会唤醒高度焦虑和过度反应。也正因此，受害者会变成施暴者，对他们自己的作恶毫无觉知。

记住创伤的两难困境在于一方面它承担向受害者致敬的需要，珍视这个身份和遗产，试图防止罪恶重演；另一方面它把过去、现在和未来捆成一团，下一代被要求认同上一代，被卷入前人的创伤和痛失中。

涉及创伤时，我们总要寻求微妙的平衡，谈得过多还是不够，什么太露骨、什么太遮掩，哪些会带来创伤、哪些是被压抑的，因此还是在保留其原始的、沉默的形态。我们经常会陷在这样的两极中，因为涉及创伤时，规范与控制总会充满挑战。

瑞秋告诉我，她希望自己能了解得更多。她家庭的历史被缄默了，未被处理的家庭创伤成了压抑的秘密，没有任何相关的语言或象征性的想法。这类秘密在我们心中像不明物一样存活，我们无法认清、触摸或者改变，它像鬼魂一样传给下一代，能感觉到，但是不能识别。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曾经什么都害怕。”瑞秋说。她停顿了很长时间。

“你知道吗？从六岁开始，我睡觉时会在枕头下面放一把刀。”她温柔地说，“我的父母不知道。这是我的秘密。我记得第一次的情形。半夜所有人都睡着了，我去厨房。我打开抽屉，找到一把橙色的刀，然后拿到我的房间里。”

“你害怕什么呢？”我问。

“那天晚上我被一个噩梦惊醒。梦里我抱着一个婴儿，有人追我们。我得保护那个婴儿，我抱着他/她跑。”她看着我又说，“我对这个记得很清楚，因为那晚之后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同样的梦，做了好几年。”

“你和婴儿一起躲起来吗？”我问。想起我也曾经和弟弟一起藏起来。

“没有，我找不到地方藏身，所以我只能跑啊跑。没有避难所，没有地方让我感到安全。”

我想象瑞秋为她的生命奔跑，怀抱着婴儿。她开始有这个重复的梦境时自己还只是个孩子。我们谈话时许多问题冒出来：那个婴儿是谁？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安全的瑞秋自己吗？她在逃离什么，逃离谁？

没有藏身之地，婴儿在那个世界里不安全。

我让她告诉我自己描述这个梦境时脑子里的任何联想。

“纳粹党人。”她点头，“我脑子里唯一想的就是这个。也许我在布达佩斯，逃离纳粹党人。每天晚上我都伴着那把橙色的小刀入睡。早晨我会把它藏在书桌里，睡觉前我再把它放到枕头下面。直到现在，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

“那时你觉得不安全，所以你现在害怕把一个婴儿带到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你不想让婴儿感受到你儿时的感受。”我说。

“我想让我的孩子告诉我任何事情。如果他/她害怕，我想紧紧抱着婴儿让他/她感到安全。”

瑞秋开始想象她自己的孩子。她谈论儿时的恐惧越多，也越发明白为什么不能想象自己有孩子，推测他/她可能会像她那样经历生活。不要孩子是她保护他/她的方式。

瑞秋叹息。她说：“我不得不藏起我的恐慌。我无法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他们觉得我有什么问题。恐惧是我童年最大的秘密。”

瑞秋多年来觉得她似乎携带着一个禁忌的秘密，但是或许，我猜测，她的秘密是为了保守其他人的秘密。

“你的外公的秘密是什么？”我问。

瑞秋没有回答。她很严肃地看着我。

“谁知道呢？”她小声说，“我从不过问。”

*

几个月之后，瑞秋怀孕了。她生下了一个小女孩，她和丈夫给她起名茹思。

我很兴奋看到她来办公室时带着茹思，这个娇小的婴儿有甜甜的脸蛋。茹思看着我微笑。

“你当然会微笑，”瑞秋抱着她的婴儿温柔地说，“你记得她的声音，还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听过。”她指着我。“是啊，你知道她帮妈妈生下你。她让我意识到我可以在我怀里给你创造一个安全区。你还不需要知道所有大人了解的这个世界。”

瑞秋把茹思放在胸前，茹思睡着了。瑞秋告诉我婴儿的名字是母亲选择的。她告诉瑞秋和马克这是瑞秋出生时她想给瑞秋取的名字，这个名字曾经写在蜡烛上，每年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她的父母都会点亮，但是她父母曾强烈反对取这个名字。

“茹思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的一个家庭成员，”瑞秋对我解释说，“当母亲想给我起这个名字时，外公外婆说那样不好。‘没有必要让婴儿承担逝者的名字。’外婆含泪对我的父母说。她看着在一旁沉默站着的外公。母亲告诉我她的父母曾对她讲犹太婴儿是最重要的证据，证明纳粹党没有赢，没有毁灭我们。‘这是我们的下一代，就在这里。’外婆曾说，‘她应该有一个乐观的名字。’”

瑞秋的母亲试着说服她的父母，但是她越争论，他们越生气，直到外公变得非常气愤。

“新生儿应该和未来连在一起，而不是旧世界。我们的外孙女应该和幸福连在一起，而不是恐怖。你有什么毛病？”他冲着瑞秋的母亲呵斥，离开了房间。

“那是母亲见过的他最激动的一次，无论之前还是之后。”瑞秋告诉我，“他是一个非常平稳理智的人。她几乎从未见过他哭。母亲告诉我小时候她伤心的时候，父亲会把她抱起来，紧紧抱着她，直到她不能呼吸。之后他会看着她问：‘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如果她点头，他会把她放下来，互相不看对方，他们会各自回自己的房间。他们从未讨论过情感，我母亲对他的过去也一无所知。她只知道他是从‘那个地方’来，并且他的全部家人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迫害。她不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存活下来的，也没有人敢问他。”

瑞秋和我现在认识到，过去是要求被遗忘的。那次争吵之后，她的父母放弃了。他们给她起名瑞秋。《圣经》中，瑞秋是雅各布的终生所爱，瑞秋的父母知道她也会成为他们的终生所爱。

外公外婆去世时，瑞秋还小。许多年过去了，当她的母亲建议给新生儿取名茹思，瑞秋和马克即刻就爱上了这个名字。

“我希望我的孩子和我们家的历史有连接。我想让她知道我们是谁。”瑞秋告诉我，“我做了一些研究，发现在1930年代，茹思在匈牙利是一个流行的名字。我肯定当初外公外婆不想想起那些，但是作为下一代，我不仅想面对过去，还要珍视过去。”她看着熟睡的茹思时脸庞放光。

这段时间瑞秋和马克开始研究带着茹思搬到以色列的可能性。

“我要达成儿时的心愿。”瑞秋微笑着告诉我说，“我觉得特别幸运，马克在那里找到了工作。我有没有告诉你他有家人在那里？我从小到大身边没什么亲戚，外婆是家里的独生女；她有个姨妈，但和她没什么联系。我父亲这边也没什么亲戚。但是在耶路撒冷，我们有一个世交，和外公一起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的人，就像他的兄弟一样。战后外公移民到美国，他的朋友去了以色列。我们以前经常在夏天的时候去拜访他，我记得他的女儿及外孙女，他的外孙女和我差不多大。他现在肯定已经过世了，但是不知道他家里人是否还在耶路撒冷。”

瑞秋打开手机，滑动她的照片。她找到了童年相册里的一张，把手机递给我看。这是瑞秋八岁时和另外一个女孩的合影，她们手拉手微笑着对着镜头。

“这是耶路撒冷老城的市场，”她解释说，“我甚至都不记得这个女孩的名字。我们计划春天去旅行，筹划搬去那里的一些细节。也许我应该找找这家人。如果能找到这个外孙女还是极好的，你觉得呢？”

*

在他们计划旅行的几个月前，瑞秋某夜醒来，浑身是汗。从那天晚上之后，她开始夜惊。她刚一入睡，就会马上从床上跳起来，惊恐地嘶喊。她很困惑，担心自己哪里出了问题。

夜惊症（sleep terrors）是由中枢神经系统的过分兴奋引起的，研究表明大部分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都会有这一类惊惧。噩梦是涉及情节的不好的梦，与之不同，夜惊通常会让人有强烈的惊恐感，但是对这个感觉没有清晰的叙述或相关的情节。症发时人会醒来尖叫，但说不出任何梦境。早晨醒来他们也不记得发生了什么，所以历史上把夜惊当作“鬼上身”或者其他幽灵活动也不奇怪。

瑞秋很失落。小时候，晚上她会觉得身处险境，似乎她会死去，似乎什么恐怖事件正在发生，但是她无法解释。她的症状显然和她不了解的情感因素相关。我们推测这和她即将到来的旅行有关。

当我们开始探索瑞秋夜惊的特点时，它们开始变化，一个熟悉的噩梦重新浮现。

“我在为生命奔跑，怀中抱着婴儿。和我六岁时梦到的一模一样，就是那个让我在枕头下放刀的梦。”瑞秋看上去困惑沮丧。“大概十五年前我就不再做那个梦了。昨晚我又回到那里，只是现在我家里有一个真的婴儿，梦里的婴儿看着像是茹思。真是太烦了！”她沮丧地哭着说。

“听上去像是纳粹大屠杀的记忆。”我说，“当你谈到以色列的时候，你通常会把它和纳粹大屠杀联系到一起。也许这个即将到来的旅行引出了你的家庭创伤。”

瑞秋叹气。她很清楚地明白我的意思。家里没人提及的那个创伤已经侵入她的心理。

特拉维夫大学的约兰达·甘佩尔博士提出了她所谓的“创伤的辐射性”，借用核物理领域的比喻。它描述社会政治及可怕的暴力所带来的残酷和毁灭性的影响。我们无法让自己不被多年之前、在遥远之地发生的事件影响，即使是那些我们没有亲身经历或者不知道具体细节的事件。与核辐射一样，情感和躯体上灾难性的辐射渗透到下一代的生活中。它的表现形式包括情感和躯体上的症状，对创伤的回忆，对人生命的袭击。

过去的痕迹无处不在。压抑的秘密成为无名的恐惧。它们活在我们心中，像是辐射一样，没有形状、颜色或者味道。我们的心智无法阻止过去的毁灭性影响入侵我们的心理，在瑞秋的案例中，她家庭的创伤一次又一次重演。

“我对那时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瑞秋说。我们看着对方，她又说：“外公曾经提到他们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那天是个很美的春日。那个地方看上去很绿很祥和，但是有一点他不喜欢：一股奇怪的刺鼻的味道，有点甜和陌生。现在想来，那是死亡的味道。”

我们双方沉默。

“战争开始时，外公还很年轻。他失去了所有的家人。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他失去了谁？”我问。

“我不知道。”瑞秋听上去很沮丧，“他提起过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天气。他提起过他最好的朋友，和他一起活下来的。但是他从未提起过他失去的家人。”

“我想知道茹思是谁。”她补充道，眼里有一丝新的亮光，“我知道我的噩梦是被这次旅行引发的，但我觉得不应该取消它。我应该找到外公朋友的家人，找到真相。我欠自己和我们所有人一个真相。”

瑞秋计划四月中旬出行，未曾想过她到的时候是纳粹大屠杀纪念日。她会找寻家庭历史的遗迹，试着弄清儿时以来心里一直携带的令人不安的画面。

*

名字是个人身份认同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一次做咨询时，我通常会问来访者他们名字的含义，会问谁给他们取的名字，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以及他们的名字是否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者相关的故事。名字与父母对孩子的情感和希望相关，代表他们希望或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名字也反映出父母要这个孩子时的心情。它包含对过去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愿景。

家长给孩子取的名字通常和去世的亲属或朋友有关。孩子的名字可能来自于父母曾经所爱的，所敬仰的，或者认为具有某些特征的人。名字可能反映某些期待、责任或者角色。比如，我的一个来访者以他母亲的父亲命名，因为他母亲的父亲正好在他出生之前去世。在咨询中，我们把他的名字和在他出生时就被指派的角色连接到一起，因为他的角色是母亲的看护人。他的母亲形容他是一个成熟和负责的婴儿，从小就充满智慧，她经常向他寻求建议。另外一个来访者的名字是他的母亲取的，意思是“我的”。后来我们发现他的父亲对要孩子很犹豫，他的母亲觉得这个婴儿属于她独自一人。

在第二部分我会阐述，用悲惨情况下丧生之人的名字给婴儿取名有深层意义，悲惨的情况例如自杀或被谋杀。通常这样表达的愿望不仅是为了让失去的复活，还有修复过去和疗愈创伤。

四月中旬，瑞秋、马克和小茹思前往以色列——去寻找他们的未来，搜索过去，探究茹思是谁。他们的发现令人难以置信，但实际上又可信。一下子，所有事情都能说通了。

在耶路撒冷，瑞秋、马克和茹思见到了瑞秋的外公在奥斯维辛结识的朋友的家人。他的朋友几年前过世了，但是他的女儿和外孙女见到他们很高兴，邀请他们去耶稣撒冷的家。

“我们在周日早晨见的他们，”瑞秋告诉我，“我从未感受过像那天在耶路撒冷那样的和风。我们走进主人的家，茹思在背兜里睡着了，他们邀请我们坐在阳台上。我们刚一坐下茹思就醒了，我把她介绍给大家。‘这是茹思。’我说。那位母亲看着我，愣了一下。她什么也没说，去厨房拿茶和饼干。回来的时候，她说：‘你们给她取名茹思多有意义啊。我父亲原来经常谈起茹思。他说你外公一直都没从她的丧生中恢复，他生命的一部分也随她而去了。’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太尴尬了，羞于告诉她我不知道茹思是谁。我只听母亲说她是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个亲戚，她的名字在纪念蜡烛上，每年的节日，外公外婆都会点上。我无法呼吸，只能保持沉默。马克看着我，知道我的需要。他转向主人，问她是否可以告诉我们她知道的关于茹思的一切。

“然后我们发现了外公的秘密。她对我们说，战争开始时，外公已婚并且有一个叫茹思的女儿。当他们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她还是个婴儿。他的妻子和女儿跟他分开了，被带到女囚区。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她们。有人告诉他她们被带到毒气室，刚到之后几个小时就被杀害了。”

瑞秋说他们正聊天时，警笛拉响了。女主人抱歉事先没有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这是一个多么具有象征性的时刻，”她说，“今天是大屠杀纪念日。我们的传统是起立默哀，缅怀被杀害的六百万同胞。”

他们一直站了很久，直到警笛结束。之后那个女儿说：“我相信这个对你来说一定很奇怪，对我们来说也不容易。”她的声音很温柔。“我是老师。警笛拉响时，这里的孩子往往会咯咯笑。我记得我小时候也这样。你们从国外来，也许能明白孩子很难接受这些，处理这些恐惧对他们来说很困难。”

瑞秋看着我，然后开始哭。“我真是欣喜给女儿取名茹思。”

我们感觉局面扭转了，意识到这个私密的噩梦是她生活在无法想象的创伤记忆中的方式。随着过去的故事成形，我们看到瑞秋的幽灵变成了祖辈。她终于有了一个可以道明的故事，而不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温。她的世界终于安静了，除了她的眼泪和呼吸声——现在也不那么费力了。 hSHZpFHpMkiIIfaJc0t3TrzLPT9JpwYUST1b7GBKnxi4lsXVMBsqif/1OzdZig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