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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莱拉的电子邮件的时候一点也不意外，她是我十五年前的来访者。当父母突然终止她的治疗，全家搬到西海岸的时候，她只有十岁。这些年来，我经常会想起她，想起她不寻常的故事，不知她怎么样了。当我在电子邮箱中看到她的名字时，这几乎是我期待之中的。
“我写信询问我们是否可以见面，”莱拉写道，“我现在二十五岁，想和你谈许多事情。你还记得我吗？”
不记得莱拉很难。我在纽约刚开私人诊所的时候，她是我第一个儿童患者。我为她做了两年的咨询，随后的诸多年里，每次心里想到她悬而未决的家庭状况，我都感到担心。
莱拉是我治疗过的最令人困惑的性侵案例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研究性侵代际方面的特征，觉得自己对此也有了更好的理解。可能因为我一直希望与莱拉分享这些见解，我希望她能联系我。
我开始见莱拉的时候是博士研究生，我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是儿童时期的性侵。
比阿特丽斯·贝比（Beatrice Beebe）是我的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婴儿心理学研究员，她以“大多数研究都是自我研究”这一说法闻名，意指所有的心理学研究，即使我们没有意识，也都是我们为了探求了解和疗愈自己，以及养育我们之人。
刚刚开始这项研究时，我不大确定自己寻找的是什么。关于我自己和周边的世界，我真正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我自己的“自我研究”是什么？
从那之后，这也是我对辅导的每一位学生所问的问题，因为我真心相信，在心灵深处，我们总是在寻求解开自己心里的谜团。感受总是学术调查的动机，即使我们试图合理化周围世界。
匈牙利精神分析师桑多尔·费伦齐（Sandor Ferenczi）所谓的“语言的错乱”（the confusion of tongues）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借用《圣经》中巴别塔
的故事，费伦齐提出了儿童所讲的温柔的语言与施虐者所操的激情的语言之间的混淆。喜爱和剥削的矛盾是性侵中最常见的错乱，让孩子备受迷惑和折磨。施虐者并不直接威胁或恐吓孩子；他们通常表达喜爱，承诺安全，让孩子感到特别。我的研究主题是儿童游戏可以表达他们的情感经历和脆弱，我尤其喜欢记录孩子们对童话的反应，这些故事中的情感内容包含普世价值。我选择和我的年轻患者一起研究的童话是“小红帽的故事”。
在我的论文选题通过后的大概一个星期，莱拉走进我的办公室。她刚开始咨询就直接说：“我知道今天我们可以做什么。”
她和我经常一起玩过家家。她让我当女儿，她当妈妈，通过角色扮演，我不仅了解也感受到在她家里做一个女儿有多痛苦。扮演一个像她一样的女儿，与父母杰德和汉娜，以及比她大九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伊森住在一起，让我了解没有人可以直接告诉我的事情；而且他们所有人都困惑、恐惧。莱拉为所有人藏着一个家庭秘密。
“你想做什么？”我问。莱拉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可以一起玩小红帽吗？”
我被这个巧合惊呆了。她怎么知道这个童话是我论文的选题，而且我仅仅在上周才得到批准？
和来访者一起的经验越多，我越发领略到我们和身边的人是怎样潜意识地连接着。和莱拉在一起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但不是最后一次。从那以后，我和患者有过许多诡秘的巧合。通过我们的梦境、遐想和同步，我们明白其实我们对各自的了解远比我们意识到的多。
莱拉微笑。“你是女儿，我是妈妈。”她说。
我打开橱柜，里面有我刚买的新玩具：穿红裙子的小女孩，妈妈，外婆，还有狼。
“外婆和狼呢？”我问，“谁演他们？”
莱拉停顿。“我们不需要狼，”她说，“我们的故事里没有狼。”
在开始和莱拉做咨询前，我见了她的父母杰德和汉娜。
给孩子做咨询时，我总会首先约见他们的父母，收集关于孩子和家庭的信息，讨论咨询的目标和过程。虽然来做咨询的是孩子，但通常家长才是最需要帮助的。孩子经常表达出家里的实际情况，因此成为我们所说的“确诊患者”，意指家里那个看上去“生病”的成员。这些孩子往往携带和表达出作为一个组合的整个家庭的问题。大多数家庭都会有一个成员无意识地被安排携带这些症状，因此整个家庭把病态都投射给这个家庭成员。这个成员，常常是家庭中的一个孩子——成为被带来咨询的人。当把家庭作为一个系统来治疗时，我们探讨孩子扮演的角色——整个家庭的症状携带者。
莱拉是她家的“确诊患者”。她四年级时，经常早晨醒来恶心，捂着肚子哭，不想上学。她父母认为她患有社交恐惧症（social anxiety）
。见过莱拉之后，我对她的焦虑有不一样的理解，我明白她担心母亲，因此很难和母亲分开。实际上，不是莱拉不想上学，而是她想在家陪汉娜，她觉得汉娜很焦虑，因此需要保护。
第一次做咨询的时候，杰德和汉娜告诉我一个离奇又可怕的故事。他们解释说莱拉才五岁的时候，她的外婆——汉娜的母亲玛莎——指控杰德第一个太太的儿子伊森猥亵莱拉。伊森当时十四岁。社区服务的人来家里调查，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性侵的线索，因此结案了。之后玛莎又指控伊森至少八次。每次都会有人来调查，但找不到任何证据，指控不成立。
“我们的家庭四分五裂。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该相信谁。”汉娜在第一次咨询时对我说，“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睡不好，五年了。”
杰德看着汉娜，告诉我伊森是汉娜一手带大的。杰德的第一个太太在伊森才七岁时就去世了，杰德和汉娜结婚的时候，她成为他儿子的母亲。汉娜很爱伊森。
“她母亲指控伊森猥亵莱拉之后，我们家的所有都变了。”杰德说，“我们之间互相怀疑，不知道谁撒谎，该相信谁，谁需要保护，该责备谁。”
汉娜开始哭。“我不相信他会做那种事，”她说，“我真的不相信。我太了解他了，我也了解我的母亲，她对这些事情总有些疯狂。”
“‘这些事情’是什么？”我问。
杰德伸手抓住汉娜的手。她没有回答。
“这个情况让我们之间有很大压力，”他说，“汉娜开始抑郁。她责备自己。”
“你责备自己什么？”我问。
“我是她的母亲，”汉娜止不住啜泣，“我是应该知道真相的人。”她从盒子里抽出纸巾看着我。“我不知道，也许我是错的，我母亲是对的，可怕的事情在我眼皮底下发生。我不知道怎样保护我的女儿。”
一长段沉默之后，汉娜说：“我意识到也许我应该让我女儿远离我的母亲，我自己深爱的母亲。但是她为什么责怪他呢？她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杰德和汉娜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们真正发生了什么。他们渴望真相。
“莱拉知道这个情况吗？她懂这些吗？”咨询结束之前，我问道。
杰德看着汉娜，他们两个都沉默了很长时间。
“大概一年前，我母亲来家里的时候告诉莱拉伊森性侵了她。”汉娜叹息，“她告诉莱拉这么多年来她一直想帮她，她说是‘喊出她的呐喊’。但是没有人听她的。她告诉莱拉永远都不能单独和伊森在一起。”
杰德点头说：“从那以后，莱拉再也不想上学了。我们认为她怕人，所以决定让她来做咨询。”
第一次咨询结束之后，我的头晕得厉害。我感到恶心，也意识到这正是莱拉父母描述的莱拉的症状。我很好奇，想见到她。
第二天，在杰德的陪伴下，莱拉第一次来咨询。她拉着父亲的手，长长的黑发扎着马尾，并没有看我。
“我喜欢你的办公室。”她安静地说。环顾四周，脸上有羞怯的微笑。我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莱拉。
在这一次咨询中，莱拉向我讲述了她的家庭，若无其事地描述伊森被指控非礼她。
“外婆不喜欢哥哥，”她说，“也许她甚至恨他，想让他进监狱。”
莱拉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面无表情，似乎这些都和她无关。她转眼看着房间角落里的小玩偶，问她是否可以玩。
一年里，每次咨询我们都是边玩边聊。我观察她的游戏方式，试着聆听她告诉我的她的世界、她的情感经历和她的脆弱。
因为不确定莱拉是否真的被性侵，我决定不把她纳入我的研究。当她提议我们玩小红帽的故事时我很意外。
“这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她微笑着说，“只是我们的故事里没有狼，记得吗？”
在格林兄弟改编的许多年前，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ault）首先在1697年创作了小红帽的故事。佩罗的故事基于民间传说，他描述孩子见到狼时称其为“狼先生”，暗示狼代表一个人。
在佩罗的版本中，小红帽来到外婆家，狼躺在床上，让她帮他脱衣服，然后躺在一起。小红帽看到他赤裸的身体，警惕地说：“外婆，你的手臂真长啊。”狼回答说：“这样更好抱你呀。”佩罗的版本以狼吞噬小红帽结束，最后的一首短诗教授了故事的道理：当男人接近时，好女孩要谨慎。对于狼，他补充道，狼有许多形式，好狼是最危险的，尤其是那些在街上跟踪小女孩回家的狼。
佩罗给读者展示的是经过一些改良的民间传说，之前的版本充满了性欲、引诱、强奸和谋杀。佩罗的版本讨论了好狼的欺骗本质，为了欺凌，假装给受害者一些特别的东西，把性变态用爱的形式呈现。多年之后，经过更多的改版，这个故事甚至完全省略了对性的影射，变成了孩子们的童话。
虽然童话故事往往会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帮助孩子归纳他们的世界以使他们感到安全，但“好狼”让孩子们困惑，不清楚什么是危险、什么不是。受伤的孩子最后会觉得他们自己是坏孩子，做错了事。这种爱与变态的语言错落会困扰他们许多年。
“你是小红帽。”莱拉说。她给我穿红色衣服的小女孩玩偶。
“她要去外婆家。”她说。之后又悄声说：“她觉得外婆是一个老女人，但实际上她是只狼。”
“狼？”我重复她的话，想起她刚才一直说我们的故事里没有狼。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她微笑着，好像在隐藏什么，“你很快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外婆有许多秘密。”
但是我们并没有找到外婆的秘密，也没有到她家。莱拉指挥我，作为小红帽，要坐在树下等她来接我。
“我很快就回来。”她坚定地说。
她转身背对我开始自己玩。
我被丢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领会到我被安排成为莱拉，一个人迷失困惑，因他人的秘密不知所措。
我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莱拉回来，觉得自己也是曾经那个被遗落的小女孩，等着父母到糖果店来接我。我的“自我研究”来到这个房间，我明白了自己寻找的东西。我突然记起一直知道的那件事。
那时我七岁，比莱拉还小。在离家很远的一个新学校开始上二年级。开学的第一个星期，父母告诉我说，我们计划搬到一个新公寓，离学校更近，但是在搬家之前，放学后我得在糖果店等他们来接我。
每天我都会走到街角的糖果店等他们，正像他们告诉我的那样。糖果店的老板摩西是一个善良的老人，有白胡子和大大的微笑。我喜欢他。我相信他也喜欢我，我尤其喜欢他给我糖吃。
作为一个小女孩，没有什么比糖果更让我钟爱。我的母亲为了给我们健康的饮食，从不会让家里有糖。她会给孩子们的盘子里摆上苹果切片和干果。她管它们叫“纯天然的糖果”。
摩西第一次给我糖果的时候，我特别兴奋，用最快的速度吃光了。他看着我微笑着说：“我看你真是爱它啊。”
第二天，他给我在商店后面冰箱里冷藏好的冰激凌。“你想要哪种口味？”他一手拿着一个甜筒，“香草还是巧克力？”
我指着香草的那个。
“我怎么就知道你会选择这个呢！”他逗我说。之后问我是否想去商店后面拿什么东西。
“你喜欢什么，我就让你拿什么。”他说。
摩西总是微笑，他的吻又湿又痒。有时他的太太会来商店，他就会在前面给我放一把小椅子，在太太离开前一直都忽视我。
爸爸来接我的时候，摩西会告诉他我有多乖，然后跟我们挥手告别说：“明天见。”
我喜欢在那里等我的父母，但是慢慢地我开始觉得恶心。
“摩西给你太多糖了，”母亲会说，“所以你的胃才会疼。”
但是原因并非如此。我也不确定为什么；我只知道我不喜欢他把我抱得那么紧，我不喜欢那样的时候还是喜欢他。
到三年级的时候，我不再喜欢摩西。我们搬到新家，走路的时候，我会试着绕过他的糖果店附近。多年之后，我才能把这些拼凑在一起，明白二年级起初的那几个月里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也不总能确定真正发生了什么，或许那是我的臆想。毕竟，父母总是感谢摩西让我待在他的店里。
“他可是个大好人！”他们经常说，“还那么大方，他真是爱孩子。”弗洛伊德把记忆看成流动的实体，经过时间发展不停地改变重写。他把这种动态称为nachträglichkeit，可译为“事后性”（afterwardness），泛指早期的创伤性事件在随后的生活中叠加出新的含义。弗洛伊德尤其强调对于性侵事件，当孩子长大到一定阶段时会回顾过去重新改写。孩子脑海中儿时的性侵并不总是创伤性的。儿童对他们不能处理或者不明白的事情不知所措；他们不总能明白它的意思，因此纠结于矛盾的情感，包括愧疚和恐惧。性和喜爱混淆让孩子困惑；之后，世界都从性的角度展开，边界不再清晰。
经过时间的推移，创伤性的经历会被重新加工。在每个发展阶段，孩子都会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理解重温这个伤害。当被侵害的孩子长成少年之后再成年，当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或者生孩子，当他们的孩子长到他们当初被侵犯时的年龄——这个侵犯在每个阶段都会从略微不同的角度被重新加工。哀悼的过程持续变化，积累新的含义。时间并不一定会让记忆褪色；相反，记忆会以不同形式出现再出现，同时也会以真实和虚幻的方式被经历。
在我第一次见到莱拉的十五年后，九月中旬，阴沉的一天，我马上要再见到她。这天也是我的生日。
在这些年里，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我不再给孩子做咨询，只见成人。我写作和教学的重点是性学。办公室和十五年前一样在同一个区域：曼哈顿市中心。
我打开门，看着站立的这位高挑的年轻女人。我认不出她。
“每个阶段我长大了许多，”她微笑着，似乎能读出我的心思，“谢谢你这么快回我的邮件，同意见我。”
她坐在沙发上环顾。
“我喜欢你的新办公室。”
我记得她的微笑和这句话。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也说同样的话。”我说。我试着从她的外表解读她：黑色的T恤衫，黑色的长丝裙，时髦的运动鞋，蓝色指甲油，她有长长的直发，我觉得曾经是卷的。我试着了解这些年里在她身上都发生了什么，她都去哪里了，她快乐吗，她是否明白真正发生了什么。
“我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她的话让我很意外。
我点头微笑。有些东西没变。她对我的了解还是比我预期的多。
“别担心，我猜不出你想什么。”她补充道，似乎在读我的心。“我试着找你的时候，在谷歌上搜索，在维基百科上看到的差不多第一个信息就是你的生日。我很高兴你把咨询定在今天。我真的想送你一个礼物。”
传统上，心理咨询师不会接受来访者的礼物。我们和来访者的合同很清晰，没有双重关系，除了用我们的专业服务换算成按小时的计费，没有任何交换。精神分析师和患者共同的目标是试图探索潜意识，因此我很好奇来访者赠送礼物的时机和原因，以及礼物所代表的意义。但实际上，对于礼物本身，没有什么比分析它更让人感到不被赏识和忽视的了。
莱拉打开书包，拿出一个小玩具给我。那是一个穿红裙的小女孩玩偶。我们的小红帽。
她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
“你记得吗？”她问。听上去突然像是曾经的那个小女孩。
“我当然记得。我从来都没忘。”我说。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我和那么多年之前一样喜欢她，我不知道她现在为什么来找我。
“我来找你是因为需要你的帮助。”她回答了我还没说出来的问题。
我们从多年前停下的地方开始。莱拉告诉我当时她全家搬到西海岸，很突然；她甚至都没有机会说再见。
“回想起来，我们可能是逃跑，”她说，“远离我家里的苦恼。但是苦恼跟着我们并且实际上更糟糕。”
莱拉的父母杰德和汉娜之间的紧张变得令人难以容忍，四年之后他们离婚了。杰德失业，不得不搬到丹佛工作。汉娜更加抑郁，需要住院。剩下莱拉自己一个人。十四岁时，她又得搬家，这次搬到她的外婆玛莎家。
莱拉叙述时，我感到伤心和担心。她怎么应对又一次搬家，和父母分开，和外婆同住？而且她曾经对外婆有那么多复杂的情感。
“其实那样更好，”她继续说，“外婆很棒，跟她在一起的生活轻松多了。我明白母亲为什么那么爱她。她很支持我，也理解这个新的居住环境对我很难。她很关心我，满足我任何需要。每周我们都一起去医院看母亲，每个月我们去看一次父亲。后来母亲出院之后，我决定继续和外婆长期住。”
我听着莱拉的话，记起汉娜曾经怎样谈起她的母亲，为母亲辩护，描述虽然她觉得是母亲促使他们家庭分裂，但她还是很爱她，没有办法完全责备她。当杰德期待汉娜和母亲断绝关系时，她拒绝了。现在莱拉对外婆也表露出同样的情感。外婆曾经是我们的“坏狼”，之后有些事情变了。
“外婆在俄罗斯长大，有八个兄弟姐妹。”莱拉告诉我，“她是家里最小的，而且是唯一受过教育的。她看重教育并鼓励我读研究生。实际上她会支付我读博士的费用。”莱拉说完害羞地微笑。“我决定学心理学。刚被一个博士项目录取。”她开始咯咯笑，“也许我想成为你。我的意思是，当我是小孩的时候，咨询是我唯一不会感到孤单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想了解我。”
莱拉深吸一口气。她看上去有些累了，我能看出她多么努力试图让人喜欢，她想随和，而不是像她母亲那样抑郁。她总能理解别人，保证自己不是他们的负担，并且反过来照顾身边的人。
“你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提问时声音比平时更温柔，“告诉我，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莱拉？”
莱拉盯着窗外很久。
“你原来的办公室有很大的窗户，对着怀恩教堂，我记得。”她说，仍然凝视外面，“街对面有一个咖啡店，每个星期咨询结束后，我和父亲会去那里。他会点鲜薄荷茶和牛角面包，我会要一个法棍面包并且吃光桌上所有的巧克力酱。每周我们都安静地坐在那里吃东西，不看对方。他从不会问我咨询怎么样。也许他太害怕不敢知道。我心里什么都不想，只是想着母亲不喜欢我吃这样的甜酱，但它让我感到咨询的结束不那么苦。我从来不喜欢分别。
“我记得坐在街对面，盯着你的楼门口，希望你能走出来向我招手。我不想你见过我之后再见其他人。我想让你只是我一个人的。我也希望父亲会说些什么，问我什么，不管是什么。即便是一个问题也足够了，这样我们就不会沉默地坐在那里。我希望他能出声问我是否喜欢那些抹酱，哪一个我最喜欢。我会指着榛子巧克力酱，也许我会告诉他我们在咨询结束前一起装好了小红帽的篮子，我在里面塞满了不健康的糖果，没有其他东西。我多想他微笑着说他知道我喜欢甜食，因为他注意到每次咨询结束后我都会点抹酱。但是他什么都不问，我也不确定他是否注意到我吃了什么或者关于我的任何事情。”
莱拉停顿并直视我的双眼。
“小时候有许多问题从来没人提出。没有大人知道答案。有一个我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谜团。”她说。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莱拉和我每周见一次。她开始博士项目，寻找她的论文课题，她的“自我研究”。她的思想会把我们带到那些从未被问及的问题面前。她的研究课题将会在这片空白中产生，真相也将如此。
冬季里的一天，莱拉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旧照片。那时她十三岁，肩膀上背着书包。她穿着运动装，对着相机微笑。
“这是在我父母离婚之前。”她说。我能认出照片里的小女孩，她和我认识的那个女孩相似。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那是我第一次来月经。母亲给我拍了这张照片，之后给外婆打电话，告诉她我‘大姨妈来了’或者什么滑稽的描述。”她停顿。
“我第一次听到她们吵架。母亲哭着对外婆嚷嚷。我听不到外婆说什么，但明白那些话很难听。我知道她让母亲很生气，我很自责，觉得都是我的错。
“那是我记得的唯一一次直接提问：‘妈，怎么了？’
“‘没什么，是我和外婆。’母亲说。但是我没放弃：‘她说什么了？你为什么哭？’”
汉娜告诉莱拉她的母亲让她把莱拉的头发剪短。
“母亲告诉我之后又开始哭。她觉得那是对女孩能做的最卑鄙的事情。她觉得这件事很疯狂。她说当她和我同样年纪第一次来月经时，外婆把她带到专供男士的理发店，没有任何解释，就把她的头发剃短。她记得自己对着镜子泪如雨下。‘我像男孩一样。’她啜泣着。
“‘她为什么那样做？’我问。但是母亲没有回答。我又问：‘妈，当你和我现在一样大的时候，为什么外婆会对你那样？’
“‘有时外婆令人难以捉摸，’母亲回答，‘她带来奇怪的传统，从她的国家、她的童年。谁知道呢？’”
莱拉和我沉默。我猜她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她是否意识到外婆是为了保护她的女儿而让她看上去像个男孩而不是女孩？她是否在试着保护女儿和外孙女不遭受她小时候经历过的侵害？
没有人想知道。没人问过。
我保持沉默，问自己莱拉是否准备好探寻她的家庭史。
我们怀有想对父母无所不知的愿望是个谬论。实际上，孩子们对于过多打听父母往往模棱两可。他们不想知道父母的性生活，也通常避免了解他们之前亲密的细节。
“我需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莱拉坚定地说，手指着照片里的女孩。
照片里的女孩假笑着。
“我的外婆，”她摸着长长的直发说，“总是很保护我。她指控伊森侵犯我，但是我父母离婚之后就把这个忘了。没有人再提及过。很奇怪。”
莱拉看上去很冷酷。突然间看起来比她实际的年龄老很多。她简短地看了一下表，计算离咨询结束还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她是否期望结束。
“和外婆住在一起的时候，她经常吓唬我，”她说，“她经常反复叮嘱我要小心。她会告诉我奇怪的事情，比如，我要穿内裤睡觉，否则虫子会钻进我的阴道里。她会悄声说，我记得我感到恶心。每次谈到我的身体，或者性，她都会开始窃窃私语。关于性，她的界限很奇怪。她说到不合时宜的事情时，好像那些很正常，但谈到正常的事情时，它们似乎是变态的。她的窃窃私语让我觉得肮脏，好像她黑暗的秘密会在晚上出现；到了早晨，她又变回我有爱心的外婆。”
“她有秘密。”我同意莱拉，这也是我多年来的看法，“你十岁的时候我们一起玩小红帽，你告诉我故事里的外婆有许多秘密。‘你会明白的，’你曾经说，‘你会明白的。’但是我们从没发现那些秘密。也许现在你准备好提出那些之前从没问过的问题。”
我们后来了解到，莱拉的外婆玛莎成长于一个混乱的家庭，没有什么收入。她的父母早出晚归地工作。她最大的姐姐，当时十三岁，是她的主要看护人。玛莎告诉莱拉，她总觉得她的母亲不想要她；母亲从心底后悔生了那么多孩子。玛莎是个害羞的女孩，也是个好学生。成绩优异让她感到自己很特别、有价值。
一天晚上，在玛莎十岁的时候，她做了个噩梦。她经常做噩梦，但知道不能吵醒父母，否则父母会对她生气。她偷偷钻到她十五岁的哥哥的床上。她哥哥是最聪明的，他的幽默勇敢是她最崇拜的。
他亲她了。
从那以后，她哥哥每隔几晚就会来到她的床上。她会假装睡着，不作任何声响。他会温柔抚摸她，从不伤害她。到了早晨，他们表现得似乎什么都没发生过。
玛莎差不多十三岁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她的母亲非常淡然地告诉她，不要让哥哥再到她床上去了。
“你的意思是她母亲知道？”我无法让自己不打断莱拉，她仍然还震惊于这个发现。
莱拉点头：“是的，但是她们从没谈过那件事。她从没告诉过任何人。”
未经处理的经历总会找到途径回到生活里，一次又一次地重现。玛莎压抑的记忆也以记忆压抑的典型方式回到生活。它没有任何预期地潜行于心，被之后的事件一触即发。对于玛莎来说，伊森和莱拉让她想起了她和她的哥哥。兄妹之间的亲密关系唤醒了她压抑的创伤，她本能地给莱拉提供她从未获得过的保护，成为她自己一直想有的家长。她要求莱拉剪短头发是为了保护她；同样地，当她的女儿汉娜长成一个女人，玛莎也相信她能这样保护她。通过莱拉，玛莎重新经历自己遭受过的性侵，她从未完全承认和处理过的经历。
性侵是我们所了解的最让人困惑的创伤性经历之一。性侵的代际影响尤其独特，因为每一代都会让下一代遭受他们曾经的性创伤，让他们惊慌无措。
当被性化的孩子成为受害者，其下一代的世界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被性化。经受创伤的家长通常不是过分拘谨就是表现得性自由和开放，鼓励她的孩子也那样做。孩子会因为家长未被整合的性欲而感到被淹没。正如莱拉描述的，无辜的小事——比如她睡觉时穿内裤——就充满了性方面的含义。成人——这个案例中莱拉的外婆——试着理清自己的情感，却通常给孩子传达了困惑，不清楚什么是安全、什么不是。最初的无邪与变态之间的混淆也会在下一代身上表现出来，所有引诱、淫乱和禁忌都混在一起。下一代通常会描述他们的成长伴随着持续的、模糊的被侵犯的感觉，只有后来通过心理咨询才会明白这和家庭的性侵历史有关。
朱迪斯·阿尔伯塔（Judith Alpert）博士在她的文章《坚忍的母亲，连续的知识：强奸和历史》（Enduring Mothers, Enduring Knowledge：On Rape and History）中描述性侵怎样出现在下一代心中。借鉴自己的童年经历，她讨论创伤性想法和“记忆”可以通过父母和祖父母传输给孩子，出现在孩子心里，像是他们自己的。这个现象让所有人——孩子和她的监护人困惑，这也是性侵的核心。对于莱拉的情况，我们的挑战是需要心系所有这几代人——外婆、母亲和孩子——性侵受害者或者代际遗传的性侵的受害者。
玛莎其实是重温自己未经处理的创伤，但是她提出莱拉的哥哥性侵莱拉，摧毁了整个家庭。莱拉开始越来越难以承受，似乎她在重新经历外婆压抑的情感。通过家庭持续的推敲以及过早地涉及性，莱拉感到身体被侵犯，因此性侵的场景重新上演。
“上周我和外婆坐在一起，她告诉我儿时发生的事情，我哭了。她没有。”莱拉说，她的眼泪沿着脸颊顺流而下。“我试着用你聆听我的方式聆听她，让她明白她可以对我无所不谈并且我不会评判她，我真的想了解她。
“到了某个阶段，她停下来说她不想再谈这些了，然而她又继续谈，我什么都没说。她开始责备自己，说是她先到他的床上去的。之后她又开始怀疑她的记忆，说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她说的那么糟糕；那时很多事情都不同。
“睡前她给我沏了一杯茶，还有她给我烤的一块巧克力蛋糕。
“‘我知道你有多喜欢巧克力。’外婆说，之后抱着我。她搂着我的肩膀，确认我看着她，说：‘莱拉，不要把我的问题揽到你身上。我不想你因为我有过不好的遭遇而伤心。一些人的遭遇更不好。这就是生活，我的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保守了这个秘密那么多年，外婆。’我说着，尽我所能地紧紧抱住她。她只是不停地点头：‘我没有保守秘密。我并不总能记起这件事。这个秘密自己保守自己。’
“我觉得我找到了我的‘自我研究’。”莱拉边擦眼泪边告诉我。
她会继续研究乱伦和性侵对下一代的折磨和欺骗，这个领域很难研究，因为它们看上去都是毫无逻辑、令人不解和没有规划的经历，但这是莱拉在儿时亲身经历过的。我们双方都认为唯一能够终止代际传播的方式是处理这些经历，并且也帮助其他人处理和认可这些经历。我们打开灯时，魔鬼往往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