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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书，人类的过去就有如一幅由远及近的画卷，一幕幕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里有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有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有对欧亚大陆诸古代文明和古典文明不同命运的宏观思考，也有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的详细介绍；有对人性善恶本质的哲学分析，对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的辩证评价，也有对世界愈加两极分化的人道关怀，对人类历史上诸多灾难的渊源——社会变革总是滞后于技术变革——的忧虑与警示。不同于那种把自己的观点和观念强加给读者的历史学作品，这本书平心静气，娓娓道来，没有教育人的口吻，却把读者引入一种求索的境界，让你不由自主地手不释卷。这本书就是享誉世界几十年，已经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齐名、但比《历史研究》通俗易懂，被称为“经典中的经典”的《全球通史》。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尽管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讲过长难记，但它已经随着《全球通史》一起进入了中国人的知识殿堂，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熟知。
毋庸讳言，阅读历史，特别是通史类的教科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却可以让读者比较轻松地读下来。这本书问世30多年来一直畅销不衰，不断再版，不仅为英语国家读者所喜欢，而且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全世界拥有最多读者的通史类作品。有人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J. M.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和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并列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可见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1 作为历史教科书，能够享受到这样的“殊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恐怕也是出乎许多人意料的。
那么，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全球通史》何以有如此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观全书，读者首先会发现，《全球通史》虽是史书，但却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它虽然是一部历史教科书，但并不是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随时把历史上的重大变故与当今世界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提醒读者认清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历史的内在联系，从而使读者的思想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在历史与现实的两个时空里驰骋，甚至由此产生出自己对历史事件的联想与对比，产生出自己思想的火花和创作的冲动。由此，阅读历史成了一种乐趣，成了一个对历史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疑问同时不断探询和解答的过程。例如，《全球通史》对伊斯兰教势力从中东不断地向周围扩张，直至非洲、中亚东部、印度次大陆和东南亚的介绍和分析，使读者自然地体会到“这一点至今仍深刻地影响世界事务的进程”，体会到当今世界围绕“大中东”的诸多矛盾冲突的缘起，体会到历史与现实是如何直接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就涉及一个历史作品的时代感或现实感问题。“古往今来”是通史类教科书的必然属性。但如果历史学家只是埋头于“从过去到现在”的叙事，而对读者的求索目标和心态需求不能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历史作品的“受众”就只能局限于本专业的学生和学者，局限于以获取学分为目标的“专业读者”之内，而难以拥有历史专业以外的广大读者，历史作品就难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实际上，许多大历史学家的作品都有强烈的时代感或现实感。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是继斯宾格勒1917年《西方的没落》发表之后的另一部历史巨著。但与《西方的没落》不同，《历史研究》并不认为西方的没落在劫难逃，而是对其存续持乐观态度。很明显，《历史研究》不仅是“历史研究”，而且也是对当时萦绕西方人心头的现实问题的正面回答。据汤因比先生本人说，他1924年至1956年撰写《历史研究》期间，还为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编写了一部当代国际事务的年鉴，之后又同他的妻子一道编写了一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史。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两项庞大而耗时费力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假如我不同时做这两项工作，我便一项工作也干不成。我始终是脚踩着现在和过去两只船。在这本《历史研究》的修订插图版中，我同样是两者兼顾，既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因为当你研究现在和过去的时候，对未来不可能视而不见，倘若这是可能的话，那反而荒唐可笑了” 2 。汤因比在阅读了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原稿之后曾撰文指出，尽管此书结束于1500年，但却给他以强烈的现实感：它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来医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 3 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进入《全球通史》的意境之后就会发现：你不仅在阅读历史，而且也在了解现实；你不仅在与过去沟通，也在与现实对话。可以肯定，当你阅读了《全球通史》之后，会对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今世界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会对这个世界的走向有一个自己的判定。所以我认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成功之处，首先就在于它强烈而深刻的现实感。
《全球通史》不同凡响，还在于它是“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是迄今为止全球史观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在西方，早在启蒙时代就有人试图以全球视野来阐释历史。但后来“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国家历史的编纂获得强有力的推动，而先前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则消失了。按照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说法，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战”或“二战”后，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在西方学术界重新燃起，代表性作品包括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W. H.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和《世界史》，以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
人们一般都把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看成当代“全球史观”的理论上的先行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最先提出了全球史观问题，以后又在1967年的《当代史导论》、1978年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和同年的《泰晤士历史地图集》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和1971年）和麦克尼尔的《世界史》（1967年），则被巴勒克拉夫视为体现了“全球史观”的代表作。他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 H. 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 4 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也把1960年代“世界历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的成立、《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的出版和1970与1971年他的《全球通史》第1版的出版，看成是西方学术界从西方中心论向全球史观转变的证据。 5
巴勒克拉夫等人所倡导的“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建立“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6 在《当代史导论》中，他明确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和“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阐释体系。 7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构建全球史学已经成为史学界多数人共识的今天，我们重读半个世纪以来巴勒克拉夫等人的作品，不能不被他们的先见之明所折服。
作为全球史观的代表作，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对于中国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全球通史》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的阐释方法，如“古代—中古—近（现）代”的“三分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这样一种划分方法对许多中国读者来说是不习惯的，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已经按照“三分法”形成了自己对历史的思维定式。但这样一种划分却有利于消除中国读者头脑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时间位差”，把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认识真正融入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识中去。众所周知，“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也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一种世界历史阐释体系，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三分法”的变种。它无视“中世纪”只是欧洲乃至西欧独有的历史经历这样一种事实，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同时也把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晚几百年。中国人由此不得不按照中国与世界两个不同的时间表来理解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过去。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无意这样为难我们。它也使用“中世纪”这样的概念，但主要用于描述欧洲的历史进程及其与欧洲以外地区历史进程的比较，而不是要把各地区的历史整齐划一。换言之，它没有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评价世界各地区的历史进度。实际上，当代多数西方学者都已抛弃了传统的“三分法”，承认“历史在这个星球上不是按同一个速度进行的”，“三分法”存在着清晰的欧洲中心论偏见。 8 正如美国学者威廉·麦克高希在他的《世界文明史》中所指出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不是基督徒，并且只有亚欧大陆的最西端属于罗马帝国。一个帝国崩溃后，出现的是一个影响全体的但无帝国疆界的宗教，在后来是它的分裂及由一个世俗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经历是西方社会所独有的。其他社会的历史则表现出不同的模式。” 9 但是，对于“三分法”的否定并没有阻碍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分期上进行的不懈努力。实际上，多少年来，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上一直在做不同的努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时间与空间的契合点。如沃尔夫从“家族秩序的生产方式—纳贡（封建）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的分期， 10 麦金德从“开放体系—封闭体系—开放体系—封闭体系”角度进行的分期， 11 沃勒斯坦从“微型体系—世界帝国—世界经济”角度进行的分期， 12 霍奇森从“农业时代—技术时代”角度进行的分期， 13 麦克尼尔从“前文明—文明—相互联系的文明—全球文明”角度进行的分期， 14 格尔纳从“狩猎—农业—技术”角度进行的分期， 15 麦克高希从“文化技术”（原始或表意文字、字母文字、印刷术、电子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角度进行的分期 16 和布赞与利特尔从“前国际体系—相互联系的国际体系—全球国际体系”角度进行的分期， 17 等等。仔细研读这些分期后我们会发现，尽管它们的切入点不同，时间上有很大差异，但它们都把1500年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换言之，1500年是多数世界历史分期在时间上的共同契合点。这可以证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以1500年为界的基本划分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同时也给中国人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世界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以诸多参考和启迪。
《全球通史》不想在阐释体系上束缚住读者的想象力，作者的阐释手法更是让读者得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 18 例如，《全球通史》打破地区和民族的界限，按照历史运动本身的空间来阐释历史，不仅让读者从地区史和国别史的框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正进入“整体世界史”的思考境界，而且可以从中产生许多对现实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考，尤其对我们深入考察20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形式遮盖之下的真实世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声言自己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但实际上他对历史学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多种方法，如文明模式理论、地缘政治理论、文明交流理论、长时段和宏观历史理论等，都了如指掌，应用娴熟，从而为读者构建起一幕幕雄伟的历史画卷。不同领域的读者可以从《全球通史》的不同侧面，汲取不同的知识、观点和方法，这就是一本历史学的巨著应该做到的。当然，《全球通史》也阐释了许多人们共同关心的观点和话题。如作者在考察欧亚大陆文明兴衰时指出：如果其他地理条件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间的“易接近性”（accessibility）；因为易接近性既为各民族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也制造了淘汰的压力；欧亚大陆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欧亚大陆内部的游牧部落和周围的各大河流域文明区之间的历史；农业文明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人种、高加索人种和黑人的优势；在古代文明的数千年里，中东一直是创始力的中心，但到了古典时代，中东的优势渐渐消失，除了宗教领域外，中东不再是创造发明的重要发源地；古典时代形成的、并在许多情况下一直存续至今的新思想和新制度，都是原先从欧亚大陆诸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文明的产物，如希腊和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正是欧亚大陆的西方古典文明比其他文明遭受了更彻底的破坏，无法复原，被一种崭新的东西所代替，才使西方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西方衰落了，但西方开启的现代革命却蔓延到全世界，因而西方也是成功的，等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对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较，让读者对中国的历史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中国读者理解中国的历史也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如他认为中国在种族和文化上的统一性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他还认为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上，只有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这就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对中国的统一、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然，《全球通史》充满富有哲理的睿见，笔者常读常新，这里只是简单地举要而已。
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译本是这本享誉世界的历史教科书的第7版。该书第1版上卷问世于1970年，下卷问世于197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个中译本是根据作者1999年推出的最新版本译出的。
同第1版相比，第7版有很大的不同。第一，覆盖的时间跨度增加了。作者把他所阐释的内容延展到1990年代末。新版本加入了冷战终结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的内容，最后以苏丹的饥荒和印巴核试爆结尾，更加凸显了他一直强调和忧虑的这样一个历史主题，即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第二，原来上下两卷的副标题分别是“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7版上下两卷只有一个副标题：“从史前到21世纪”，突出全书是一个整体。第三，许多章节的内容都做了调整和简化，更加适应历史学专业以外读者的需求；同时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原始文献资料，反映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如新版本开辟一章专门介绍波利尼西亚即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发展，从而更加显示了“全球通史”的完整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新增了数百幅生动珍贵的照片和脉络清晰的地图，使这部经典之作更加图文并茂。最后，作者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最新参考书目，进一步丰富了《全球通史》的信息含量。
关于这个新版本，斯塔夫里阿诺斯本人在“致读者”中有这样的表述：“每个时代都书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书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这在变化速度成指数级增长的今天是不言自明的，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 19 为什么本书第1版问世才30个年头，现在又要出版面向21世纪的新版本呢？斯塔夫里阿诺斯回答说：“答案与出第1版时的理由是相同的，还是那句话：新世界需要新史学。20世纪60年代的后殖民世界使一种新的全球历史成为必需。今天，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新世界同样要求我们有新的史学方法。20世纪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产物，而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则正如教皇保罗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响力’的结果。” 20
最后，我们该来谈谈《全球通史》的作者本人了。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虽然他以《全球通史》闻名世界，但实际上他著述颇丰，还有大量其他作品为学术界所称道。除《全球通史》外，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其他作品还包括《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和《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新世界史》等。《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英文版出版于1981年，1993年我国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201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这本书可以说是作者《全球通史》的延续和发展。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采用冷战期间对“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界定，而是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中进行整体的历史考察，认为第三世界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实体，也与地理位置没有绝对的关系；最早的第三世界发端于东欧，之后才将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纳入进来；第三世界不是与西方偶有联系的遥远异域，而是西方自己的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这也是一本非常值得研读的历史著作。在1997年发表的《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新世界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通过把人类历史定义为三个类型，即家族社会、纳贡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而对世界历史提出了一种独特诠释。在每一个类型的内部，斯塔夫里阿诺斯又研究了生态、两性关系、社会关系和战争四个生命线问题，并就与这四个生命线有关的21世纪可能的前景进行了展望。相信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本书也会给中国读者诸多启示。
当然，同其他学术作品一样，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不可能完美无缺。我们在研读和欣赏这部优秀作品时也应该有一种批判精神。尽管他一直在努力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窠臼，但由于他特殊强调西方是1500年以来世界的动力之源，所以人们就对他是否真正地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产生了怀疑。另外，人们普遍认为西欧文化并没有在中世纪荡然无存，因此他关于西方何以从落后变为先进的立论就不够坚实，他对整个欧亚大陆诸古典文明历史命运的整体解读因而也就不能说完全站得住脚了。
不过，这些问题都可以见仁见智，重要的是我们在学习别人优秀作品的时候应该具有一种批判精神，这样才能够为我所用，充实自己。遗憾的是，尽管我们是一个文明古国，是当今世界上文化的链条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大国，是一个历史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但我们迄今还没有奉献给世界一本像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这样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所熟知和欣赏的史学力作，我们甚至依然在用别人的模式理解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这是与我们中国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身份不相符的。中国的强大有赖于中国文化力量的发展和强大，其中包括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解读能力和阐释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塔夫里阿诺斯及其《全球通史》是一面镜子，它映照着无数的你和我。
[注释]
1. 邢宇皓：《百年回首—影响世界的十本书》，《光明日报》，2000年1月6日。
2. 汤因比：《历史研究》修订插图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页。
3. 张广勇：《从文明中心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中译本导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1988，第49页。
4.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64—266页。
5.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XIII页。
6.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58页。
7.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第13—16页。
8. 巴里·布赞和里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342页。
9. 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新华出版社，2003，第19页。
10. Wolf，Eric，R.（1982）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 Mackinder Halford J.（1904）“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Geographical Journal 13， pp. 421-437.
12. Wallerstein，Immanuel（1974）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3. Hodgson，Marshall G.S.，（1993），Rethinking World History：Essays on Europe，Islam and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 McNeill，William H.，（1963），The Rise of the 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 Gellner，Ernest（1988），Plough，Book and Sword：The Structure of Human History， London， Paladin.
16. 威廉·麦克高希：《世界文明史》，新华出版社，2003。
17. 巴里·布赞和里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8.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54页。
1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XIII页。
20.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7版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XIII—XIV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