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

（公元前3500—前1000年）

城市的建立是为了生活，为了能过上好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

每个城邦又分为两个城邦：多数穷人的城邦和少数富人的城邦。这两个城邦总是处于交战状态。

——柏拉图

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现在烈日蒸晒下由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大河养育的一片荒原。有一时期，人们曾认为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但现在一致同意，最早的文明中心是苏美尔，也就是《旧约全书》中的“希纳国”（Land of Shinar）。苏美尔位于过去被称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区——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共和国——的南部，南临波斯湾，由若干块荒芜多风的小平原组成。约公元前3500年时，一些已改进生产技术、正在耕种这片干旱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地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

公元前3500年只是个大概的日期，确定这样一个日期仅是为了方便起见。实际上，过渡的时间无论指定为1年、10年还是100年，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知道，从食物采集转变到食物生产，并不是因为某人偶然想起农业而突然发生的。同样，从部落文化过渡到文明，也不是因为当时有人想象出城市中心和城市文明才发生的。总之，当时发生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过程。本章的目的就是考察这一过程的性质和起源。

一、古代文明的起源

“文明”一词的含义确切地说，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学者指出了古代文明的一些特征，将其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区别开来。这些特征包括：城市中心、以国家为形式的建制化政治权威、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纪念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例如南美安第斯山脉的文明就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则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但是，这一组特征在确定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文明的普遍性质时，可以用作一般的指南。

文明的共同特征表明，这种新型的社会完全不同于早先崇尚平等的部落社会。那么，简单的新石器时代的村庄是如何转变为复杂的新文明的呢？我们可以通过探究最先出现文明的中东地区的转变过程，来解答这一问题。早先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上游山区，人们已学会了驯化动植物，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此时，人们又在那里开始了第二次伟大的冒险，即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并逐步发展起一种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相互作用，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从高地迁移到低地，使新石器时代的农人们遇上了一系列新问题：降雨量不足，烈日蒸晒，河水定期泛滥，没有建筑用的石块，等等。但是低地的长处超过了它的短处：那里生长的枣椰树，不仅提供了充裕的食物，而且还提供了大量木材，不过这些木材的质地不太好；那里的芦苇荡里，有各种野禽小兽，还有鱼类，提供了宝贵的食物蛋白质和脂肪；而尤为可贵的是，那里的土壤是极其肥沃的冲积土。这一新环境蕴藏了很大的潜力，但也存在一个巨大的障碍。如果说在山区种植农作物，降雨量还勉强够，那么到了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降雨量就显得非常不足。要耕种这片肥沃的冲积土，就必须实行农业灌溉，所以最早的农人们开掘沟渠，把大河里的水引到田里。结果，农作物的产量较他们早先在多石的山坡上取得的产量要高得惊人。据公元前2500年的文献记载，一块大麦田的平均产量是播种量的86倍！食物比过去充裕多了，品种也比过去多样，而且，由于实行了农业灌溉，食物的来源也比过去更有保障。食物的增加意味着人口的增加，而人口的增加反过来又使开挖更多灌渠、开辟更多农田、生产更多食物成为可能。

在灌溉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新兴的冶金术也被逐渐掌握。冶金术对燧石罕见的流域地区的移民们来说，用处特别大。最初，他们把天然金属看作极其坚韧、可锻的石头，用反复锤打和磨制的方法对其进行冷加工。直到他们学会用熔炼的方法从矿石中提炼金属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冶金术。最早提炼的金属大概是铜，后来人们发现，铜经过热处理能成为液体，并能表现为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并在冷却后变硬，而且其边刃的锋利比得上石器。到公元前3000年时，中东和印度的居民已普遍知道，在铜里面加入少量其他金属，可以冶炼出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最后，他们发现，在冶铜时掺进一些锡，效果最理想，由此产生的青铜明显胜过石器。用青铜制造武器特别受欢迎，因为石器易碎，打仗时不可靠。但是，铜和锡这两种金属不多见，所以青铜在当时是很昂贵的，未能普遍采用，如用来制造工具等。

犁的发明在当时同样很重要。最初犁的结构很简单，用一棵小树制成。树上只留一根树枝，在树干的三分之二处，向外突出，树枝上的枝杈全部砍去，头削得尖尖的。树干的上端系在两头牛的身上，下端由把犁人扶着；当牛拉树干时，突出的树枝便入地翻土。这一原始的发明物用来耕犁中东半干旱的沙土时，效率还是挺高的。到公元前3000年时，犁已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得到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到公元前1400年，犁还传入了遥远的中国。牛拉犁的意义就在于，人类首次能利用自身体力以外的力量作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说，犁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和核分裂反应堆的先驱。

公元前3000年时，风也得到了利用，成为人类在某种情况下——如抽水时——可以借用的一种力量。当时波斯湾和尼罗河上已先后有了制作粗陋的横帆。风的利用、横帆的出现，表明人类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人造的力量作动力。早期的帆船很粗糙，但对繁重的交通运输来说，不失为一种比驮驴和牛车远为经济有效的工具。所以，古代文明时期的贸易大多取道水路。

车轮是这富有创造性的一千年间取得的另一项基本发明。美索不达米亚最早的轮子只是一些圆形的板，和轴牢牢地钉在一起。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相连。以后不久，又出现了装有轮辐的车轮。这种原始的手推车虽然笨拙得很，但比以前一直使用的人的肩膀和驮兽（通常是驴子）要好得多。车轮也被用来制造战车。这种战车先是用来冲入敌阵，迫使敌人溃散；后来又当作战台，战车兵可以站在战车上投掷标枪杀敌。轮子也被用于和平目的，陶轮就是用轮子做的。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盘形的车轮，轮盘之间装一根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黏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塑捏成形。这一装置使陶工能成批地生产人类最早的工艺品——陶器。

这些影响深远的技术进步与相应的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相伴而行。人口的增长使某些村落得以发展成由新的宗教显贵及后来的军事首领和行政首脑统治的城市。农业生产率增长使食物有了剩余，能够供养新产生的祭司阶级、士兵和官吏。这一发展过程不是突然的或单方面的——尽管有不少人一直都在争论：究竟是技术变革决定制度变革，还是制度变革决定技术变革？这使人联想起关于人类进化的若干早期阶段的争论：是先有了人的大脑的发展，然后才创造出人类文化，包括语言和工具制造，还是语言和工具制造促成了大脑的发展？现在大家已一致同意，前者与后者相互作用，语言和工具制造是大脑发展的原因，也是大脑发展的结果。看来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也是如此，先是相互作用，最后促使城市革命和文明的到来。新石器时代的耕种者向居统治地位的显贵们提供剩余物品，从而由部落成员转为农民。并不是由于他们从某个时候起同意这样做，或被迫这样做；相反，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原因和结果相互作用、密切关联。

后起的阶级分化是文明的特征。阶级分化的起源可以从朴素的村社圣祠中找到；圣祠是当时的社会宗教生活的中心，不过那时还没有专职的祭司。当村庄发展为城市时，圣祠也发展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仆从，他们是最早不必直接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人。如果祭司是从前部落巫师的后继者，那么不难理解，他们应是最早的显贵。由于墨守农业的种种仪式（如求雨的仪式）对新石器时代的农人来说，是至为重要的，所以巫师成为最有权势的人物。而后来新出现的祭司，不仅要对传统的各种超自然的现象负责，而且还要负起不断增加的管理社会的各种职责。这些职责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技术的不断进步、剩余食物的不断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团的出现成为可能；而新出现的祭司集团又对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们出于记事的需要而做出的一大发明。从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可以举出不少例子来证明，祭司们不仅主管各项宗教活动，而且还管理大量的经济活动。他们记载每年洪水泛滥时的情景，这些记载是计算每年洪水泛滥的时间所必需的。他们还承担极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职责，如分配水量，负责水坝和沟渠的建造及维修，等等；要让不断发展的灌溉设施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他们还大大促进了各种技艺的发展，因为手工业品的产量不是取决于世俗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寺院的需要。

宗教精英们曾对社会日益增长的异质性贡献甚巨，这时，这种异质性开始破坏他们的地位。城市发展得愈大，愈复杂，纯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约束力。此时，战争的规模也愈来愈大，而且次数愈益频繁；虽然寺院拥有大量财富，屡遭劫掠，客观对促成社会混乱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主要可能还是由于人口增长超过了农业资源。大规模的、频繁的战争的结果，使祭司们的权力逐渐转到了世俗新贵们的手上。

早先，当一个公社偶遇外来进攻的威胁时，这个公社的成年男子便举行大会，选举一人担任这一非常时期内的战争领导人。但是，随着和平的间隔时间越来越短，这些战争领导人的任期便越来越长，直至成为永久的军事首领，最后当上国王。于是，宫廷开始与寺院相竞争，直到双方逐步结成一个伙伴关系。通常，祭司们仍保留他们占有的大量土地，继续履行他们的宗教职责，而宫廷的官吏们则忙于在城市四周修筑城墙、招募大批的军队，以对抗邻近的城市；后来，这些军队又用于建立帝国。

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大增加。大批生产的陶器和金属器具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都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中产阶级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成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但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像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已大大不同于从前规模较为有限的生产，因为从前的各种手工业只要能满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

大规模生产与外交事务有重大关系。地势很低的平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要靠从外面运来。例如：铜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罗斯山脉，木材来自伊朗的扎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各种手工业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征服这些原料的产地。从公元前3千纪中叶的阿卡德国王萨尔贡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一办法没有被忽视。史诗《好战的国王》描述了萨尔贡为了援助在小亚细亚经商时受当地统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领他的军队越过无名山关，侵入小亚细亚的中心地带。最后，萨尔贡的帝国“从下游地区扩张到上游地区”，即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从而控制了十分紧缺的各种金属、石头和木材的产地。史诗《好战的国王》问世后不久，又有另一则史料叙述道，萨尔贡在努力促进商业方面“没有睡大觉”，“停靠船舶的码头上一片生气勃勃的繁忙景象；四方的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大大小小的轮船畅通无阻地将各种货物运送到苏美尔”。 ¹

建设军队和建筑宫殿的支出，对早期的城邦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致使传统的议会的地位受到破坏。为了应付不断增加的人力物力的开支，苛捐杂税愈益繁重，对此，传统的议会只敢畏畏缩缩地表示反对，结果它也日益被永久的、世袭的王权所排挤，最后被取代。

阶级分化随政治权力的集中而日益加剧。从陪葬品越来越大的差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早期墓葬品的差别是极微小的，但时间愈往后移，差别愈明显。绝大多数坟墓里只有几件陶器，有的甚至什么也没有，反映了平民的贫穷；富人的坟墓里则摆着铜器和贵金属制成的珠子，显示了“惊人的挥霍浪费”；而国王的陵墓较之前者更是悬殊，里面不仅有大量奢侈品，如各种精美的武器和贵重的装饰品，而且还有大批用来陪伴国王、证明国王权力和富有的殉葬人，包括士兵、国王的妻妾、乐师、马车夫和一般的仆人。

从中国到安第斯山脉的许多文明中都出土了伴有奢侈陪葬品的王室陵墓，这表明这些文明与它们所取代的简单的部落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我们对中东历史的考察揭示出，从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转变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变革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它们使最早的欧亚大陆诸文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尼罗河以及印度河和黄河岸边诞生（见地图6）。 QmkO4m12cUsN495s9pZc18n8urjia7LDsvCbsvNCn2El7LM5WVh0/kD9fvKNmW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