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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看到，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农业革命，而农业革命反过来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同样是1平方英里的土地，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要比采集食物所能养活的人口多得多。因此，当我们看到人类总人口在距今1万至2000年的8000年中，从532万直线上升到1.33亿，即足足增加24倍时，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一位西方观察家记录了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贝恩巴部落成员在1933年9月间的工作情形。无可否认，这里记录的是一年中的农闲时节，人们可以比平常多喝一些啤酒。不过，记录中的以下精选片断表明，贝恩巴部落成员无须应付现代工业社会中的“日常苦差事”。*
* A. I. Richards Land，Labour and Diet in Northern Rhodesia（Oxford University， 1939）， pp. 162-164.
1933年9月1日，准备好了两葫芦啤酒，其中一葫芦给老头们喝，另一葫芦给小伙子们喝。有人生了一个小孩。其他村庄的妇女赶过来祝贺，并在村子里待了两三天。这期间妇女们种菜的活推后了。
9月2日，老头们出去清理灌木。小伙子们待在家里喝剩下的、有点发酸的啤酒。邻村有更多的妇女赶来看新生的小孩。很少有妇女出门去侍弄菜地。
9月3日，小伙子们和妇女们去邻村参加由来访的传教团医生主持的宗教活动。没人去种菜。
9月6日，老头们和小伙子们清晨6:30开始工作，一直干到下午2点。晚上老头们和小伙子们各喝一葫芦啤酒。妇女们像往常一样在菜园里干活。
9月7日，观察家所在的狩猎组杀死了一头雄鹿。小伙子们负责将鹿肉取回来。妇女们磨多余的面粉，就着鹿肉一起吃。还准备好了两葫芦啤酒，人们从下午2点开始喝酒。到4点钟的时候，小伙子们开始醉醺醺地在村子里摇来晃去，四处滋事，最终争吵起来。晚上跳舞。老婆婆们也兴高采烈，而她们的女儿则指责她们在村子广场上跳粗俗的舞蹈。没有足够的啤酒给较年轻的女人们喝，她们仍保持清醒，并对其他人的行为表示不满。除了老头们以外，没人干菜园里的活。
9月8日，上午8:00，每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去菜园干活。中午12:00，人们回到家里。小伙子们坐在隐蔽处，喝了两小时的剩啤酒，用苏格兰传教士教的全音阶唱法唱赞美诗。小姑娘们出去进行小规模的给鱼下毒的活动，但什么也没抓到。
9月15日，3个男人在河边开垦旱季菜地。小男孩们在学诱捕鸟类。年轻的女人们都去了首都，还没回来。没人得到开胃小菜。没人做像样的饭。
9月17日，天很热。小伙子们整天坐在隐蔽处，互相为对方梳头、刮脸，互相捉虱子。得不到开胃小菜。女人们太累了，不愿意做饭。
9月19日，9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丛。1个女人在锄地。3个女人在堆柴火。年轻的女人们出去给鱼下毒，抓到了一条鱼（约2磅重）。
9月22日，3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丛。1个男人锄地。4个小伙子和他们妻子中的3个人去钓鱼。3个人在堆柴火。
9月24日，全村分享4葫芦啤酒。除了男人们外，女人们也可以喝个够。喝啤酒的活动时断时续地进行了两天。
9月25日，两个老头只能去砍树。小伙子们不敢爬树，因为“啤酒在眼前晃荡”，他们坐在隐蔽处编篮子。只有一个女人在侍弄菜地。小男孩们在诱捕鸟。剩余的啤酒被喝个精光。
9月30日，更多的啤酒。4个男人出去清理灌木。
并非所有民族的人口增长都一模一样。最先转向农业生产的那些民族，其人口往往也增长得最快。就像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作为食物采集者的妇女只有少数几个孩子，因为她们要用自己的乳房为每个孩子哺乳达数年之久，而且在哺乳期间她们一般不会再怀孕。但是，随着农业革命的到来，母亲们除了利用自己的乳汁外，还能利用母牛、绵羊和山羊来给孩子们提供充足的奶水，因此，她们再也不必自己为每个孩子哺乳好几年。而一旦停止哺乳，她们重新怀孕的机会也就大大增加了。生活在拥有驯化了的牲畜的村子中的妇女平均每人生6个孩子，这与漫长的数世纪中过着游牧生活的食物采集者平均每人生4个小孩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照。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在距今1万年到2000年间全球人口剧增的原因。
当农业人口快速增长并迁徙到世界各地时，食物采集者的人数远远落后了，而且被排挤出大部分土壤肥沃的地区。早期农业的生产率并不很高，所以村庄中很快就出现人口压力，过剩的人口只好移居到附近食物采集者所在的地区。有时候，数量上占劣势的食物采集者被迫逃到不适于农耕的其他地区。在非洲就出现过这种情形：布希曼人最终居住在卡拉哈里沙漠，而俾格米人现在则住在茂密的丛林中（见地图2和地图5）。
农业移民和当地食物采集者之间最常见的关系是相互通婚，生出一种新的混血人种。当人口压力又逐步形成时，新的混血儿居民便又向新的地方迁徙，进而又与那里的当地人通婚，逐渐融合。农业技术和农作物就这样被传播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农业最后到达的那些地方出现的人，则成为其种族类型与最早的创始者完全不同的人。因此，尽管小麦、牛、轮子和犁发源于中东，然而把这些东西带入中国北部的却是纯粹的蒙古人。
一次又一次的迁移使农业传播到全球各地，迁移的最后结果是，公元前8000年时组成全体人类的狩猎者，到公元前1500年时，减少到几乎只占人口的1%。职业的转变转而又导致种族的变动。全球种族分布图表明，1万年以前，高加索人、蒙古人、黑种人、布希曼人、俾格米人和澳大利亚种人这六个种族之间的分布地域大致是平衡的（见地图2）。但到公元1000年时，这一平衡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这一变动有利于从事农业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种人，而不利于仍过渔猎采集生活的布希曼人和俾格米人。澳大利亚种人之所以能维持原状，只是由于他们居住在与世隔绝的岛屿上，还没有被任何从事农业的人发现。这些岛屿直到18世纪才被欧洲的探险者发现。当这一发现迟迟地但终于来临时，岛屿上不幸的土著居民便遭到了更加悲惨的结局。从整体上综观全球，农业革命对种族的影响是，结束了长达数千年的种族平衡，建立起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蒙古种人、高加索种人和黑种人的优势。
地图5 狩猎人口活动区域缩减
[推荐读物]
关于农业革命起源和本质的理论正随着新的发现而不断地发生变化。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见解出现在C. Wesley Cowan和Patty Jo Watson 合著的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Smithsonian Institution出版社，1992）和R. D. Hurt所著的Indian Agriculture in America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University of Kansas出版社，1987）两书中。了解相关内容也可参阅下列著作：M. N. Cohen所著的The Food Crisis in Prehistory（Yale University出版社，1977）、S. Struever主编的Prehistoric Agriculture（Natural History出版社，1971）、L. R. Binford和S. R. Binford共同主编的New Perspectives in Archeology（Aldine出版社，1968），以及B. M. Fagan主编的Avenues to Antiquity（W. H. Freeman出版社，1976）。有关中国农业独立起源的描述参见Ping-ti Ho所著的The Cradle of the East（University of Chicago出版社，1975）和D. N. Keightly主编的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出版社，1983）。C. Renfrew所著的Archeology and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出版社，1988）一书分析了农业在欧洲的传播所带来的文化结果。J. Bertin所著的Atlas of Food Crops（Paris出版社，1971）一书则阐述了农业革命对今日世界的影响。D. Price 与J. A. Brown合著的Prehistoric Food-Gatherers，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Complexity（Academic出版社，1985）分析了食物采集者安土重迁思想的源起。
[注释]
1. Cited in New York Times，April 23，1996.
2. L. H. Morgan，Houses and House-Life of the American Aborigines（New York，1881），p. 45.
3. J. H. Province， “Cooperative Ricefield Cultivation Among the Siang Dyaks of Central Borneo，”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 39，No. 1（1937），pp. 8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