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货币演变

信用货币（或称法定货币）的创造是帝国主义世界经济范式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创新，保障了处于该生命周期的领先国家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信用货币的发行不具备任何的实际价值，而是以相关国家和公司债券作为抵押品，因此可以根据这些国家和本国资本的利益无限制地、以任意利率来“印刷”债券。

尽管世界领先国家使用信用货币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但信用货币的创造和流通过程仍然不为人知，不仅是普通百姓，许多国家的统治者、商人，甚至是把美元和其他主流货币当作真金白银的经济学家都不知晓这个过程。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各国货币本身都不具有实际价值，其名义价值由国家决定，购买力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可兑换性、通货膨胀和流通限制。这就是专家称其为法定货币或信用货币的原因，以此强调其与以下两种货币的区别：一是先前流通的具有金银货币实际价值的钞票，二是最近出现的价值受数字货币分布式交易系统保护的加密货币。为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对货币演变及其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

货币演变的阶段

货币具有体现一系列复杂经济关系的制度，不能将其简化为只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的基本职能。货币的性质随着世界经济范式的变化而改变。为保障工业发展必须实现信贷扩张，信用货币制度成为帝国主义世界经济范式的固有制度。而使用以黄金作保证的钞票，通过相互关联的银行系统，来支持欠发达甚至缺乏货币流通的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则是殖民主义世界经济范式的特征。随着向一体化世界经济范式的过渡产生了数字货币，在新技术范式下通过编码和交易手段为数字货币提供保护。当前货币流通领域的数字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新型货币极少出现，其标志着货币业以及整个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因此，通过银行的兴起和发展，五百年前开始从金属货币向纸币进行过渡，这为无休止的资本积累与国际金融交易开辟了机会。否则资本主义无法发展，工业革命不会产生，工业社会无法形成，城市化无法实现，科技进步也将停滞不前。在两个多世纪以来，纸币体系统治世界，在无止境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中将数十亿人联系在一起。现代国家以国家发行的纸币作为国家金融体系的基础，控制和分配利益的主要工具、国家主权象征，没有纸币的话这样的现代国家就无法形成。

计算机的产生以及计算和通信设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导致纸币被非现金等价物（银行账户中的数字记录）取代。这种现象自然产生，并没有引起动荡，因为非现金货币的流通与纸币、发行纸币的银行同时产生。银行保留现金交易记录，并通过银行账户中的记录确保货币流通。在银行业务计算机化之前，由银行员工在纸质文档上手动记录。随着计算机的产生，记录开始在计算机内存中储存，并在某一时期复印在纸质文档上。随着软件和数据传输设备的发展，业务员被计算机技术所取代，通过备份系统和数据保护系统实现了无纸化。但实际上这些操作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银行账户上的记录与纸质文档上的记录相同，只不过是不再通过手写记录，而是通过计算机算法自动生成。

近期出现的数字货币（加密货币）与当前使用的货币之间的根本区别不是在于其无纸化（电子）形式，而是缺少银行作为其发行人。实际上这种数字货币不是钞票（银行券），而是通过计算机算法进行发行，该算法通过加密手段防止数字货币被复制。如果与纸币流通相关的非现金货币本质上无非是银行账户持有人具有取款权限，那么数字货币则具有唯一标识并与其所有者紧密绑定。数字货币的流通不是由银行进行调节，而是由计算机网络（当前通常是互联网）多次记录分布式账本中的所有交易（区块链）。在大量交易中，每个数字货币单位都保持其唯一性，并始终由计算机对其归属关系进行标识。

作为电子形式，数字货币的每个单位都具有唯一编号，这使其看起来类似纸币。但是纸币流通中具有不记名的特性，可以被盗窃或伪造，而使用数字货币进行的任何操作均由计算机记录下来。在利用标准化算法组织货币流通的条件下，数字货币无法被仿制或伪造。

因此，新的数字货币不仅结合了当前非现金货币（便于流通和储藏）与现金货币（具有编号）的优点，还具有根本上与众不同的特性，使其成为一种新型货币。首先，数字货币不是由银行发行，而是通过计算机算法进行发行，货币的进一步流通和安全性与发行人无关。其次，数字货币的每个单位都具有唯一编号，并且在流通过程中仍然记名。再次，使用数字货币进行的所有交易都被记录并储存在网络上。

目前，包括比特币在内的所有已知的数字货币都被称为加密货币，由私人发行。一些市场参与者认为这具有不受政府管制的优势，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吹大”金融“泡沫”和洗钱的工具。所有国家的货币当局都对其保持警惕，拒绝承认其为货币，并且通常不允许将其作为支付和结算手段。但这种情况不会长久，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发行国家加密货币。

货币流通的历史表明，新型货币每次是由私人企业家最初发行，然后才由国家垄断发行。因此，在古代乃至中世纪，货币可以自由铸造，此后国家开始铸造货币并占有货币的发行收益率（铸币税），并规定在控制领土内仅允许流通该货币。同样，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发行，此后国家确立了本国货币并由国家（中央）银行垄断其发行权。每次货币国有化都会受到其私人发行人的抵抗，但会被国家通过武力镇压和立法形式解决。俄罗斯作为典型的现代国家，《俄罗斯宪法》第75条中规定货币只能由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发行。

这种规则存在一个例外情况，在美国美元由美联储发行，美联储却是在一个多世纪前由美国私人银行建立的。但是美联储根据立法程序对美国本币发行进行调控，其调控方式主要是购买美国国库券。因此美国获得铸币税的最大份额，美国当局以此来弥补庞大的预算赤字，该预算赤字数额相当于其军费开支。

现代货币体系的演变

现代货币体系是在国家垄断纸币发行的基础上形成的，纸币最初由私人银行以银行券的形式发行，持有者可以通过出示银行券在银行提款。当时的货币是金银币。国家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为发行纸币建立国有银行，确保纸币可兑换黄金，集中了国有银行中相应的黄金储备，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一方面，私人银行继续运营，转向办理本国货币业务。同时私人银行保留了发行债券的职能，这些债券当前以本国货币为面值进行发行，并自动成为国家债券。在这种二级银行体制中，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保证私人银行储户的资金安全。但是无论国家如何限制，私人银行家的货币发行量总是多于其接收量。隐藏在金融中介机构幌子下的私人银行保留了发行货币的能力，尽管是以有限的方式进行发行。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银行系统的黄金储备可远超中央银行。

另一方面，面对不可抗拒的扩大支出的需求，包括与战争和其他灾难相关的紧急需求在内，货币发行量多于黄金储备量。尽管除黄金以外增加了其他可变现资产，包括以本国货币为面值的外国债券，但为弥补世界主要国家的预算赤字需要不断增加货币发行量。

随着货币发行总量与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储备量间差额的不断扩大，本国货币成为具有信托性质的货币，除了获得经营者和民众的信任外，不具备其他任何担保，通过国家债券担保其职能并维持其购买力，如今各国货币都是如此。即使某种本币的货币基础不超过央行的黄金外汇储备量，现代国家也不承担以固定汇率将货币兑换成黄金的义务。此前美国政府承担该项义务，直到1971年法国要求以布雷顿森林协议规定汇率，用自身储备美元兑换黄金。美国对该义务的逃避标志着金币时代的终结。从那时起，世界上流通的所有货币都成为具有信托性质的货币，信用货币的发行不具任何的实际价值，而是以相关国家和公司债券作为抵押品，因此可以根据这些国家和本国资本的利益无限制地、以任意利率来“印刷”债券。

信用货币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意义相当于中世纪炼金术士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点金石。中世纪不同于现代经济增长时期，现代经济增长时期始于18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而中世纪科技落后，缺少信贷支持，无法融资开发新技术，也无法为扩大生产预支资金。当时只能以超高的年利率向高利贷者借款，其年利率高达50%，有时甚至达到100%。显然此类贷款不能用于扩大生产（扩大生产的利润率很少超过15%），也无法为发展生产融资（多个世纪以来收益率在3%—7%范围内波动，平均约为5%） 。国家信贷制度通过发行本币，为生产的增长和发展创造无限的资金来源，使大型高科技产业成功运作，为科技进步创造无限可能性。

当然，仅仅发行信贷资源不足以促进经济增长，还需要建立确保将信贷转化为扩大生产和投资的制度，需要能够保障工程技术和组织需求的科技和人力，需要建立有效使用和偿还信贷资源的责任机制。缺少上述机制就无法发展现代经济。如果上述机制不足以支持扩大再生产，经济就会恶化。如果贷款利息过高，经济就会停止发展。

从本质上讲，贷款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万能工具，而贷款利息则应被视为经济增长的负担。贷款利息类似于税收，不过收取贷款利息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是为了银行家的私人利益。《经济发展理论》作者J.熊彼特恰当地将利息称作创新税收。 为降低利息，促进生产发展，发达国家对货币发行实施监管，以此对具有经济发展前景的商业活动加强信贷支持。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会获得发行收益率（铸币税），现代信用货币的创造是一种最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货币发行国与获得发行收益率（铸币税）的发行机构进行首次交易。 这就是私人企业家最初尝试建立中央银行和银行监管系统的原因，他们企图获得本币发行中的铸币税。这是通过使用“信贷杠杆”来实现的，信贷杠杆使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总额超过其存款额和自有资本总和以及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再融资的数额。在这种模式下，除了中央银行收取的利息，货币发行中的铸币税主要流向商业银行。但是国家相对迅速地掌控了铸币税的分配权，试图利用铸币税增进公共利益，包括为预算赤字融资以及为促进经济活动提供贷款。

信用货币制度的利弊

如果国家不对信用货币的产生过程进行控制，那么信用货币的优点（自由发行、易流通）很快会变成弊端。

18世纪末汉密尔顿在美国首次尝试使用国家发行的本币解决公众利益问题，包括发行本国货币（“美元”）来保障政府支出。经过一些改进，该举措直到20世纪初一直保障着美国的货币需求。即使是在美联储货币发行私有化之后，直到现在其宗旨始终不变。发行美元的目的在于购买国债弥补国家预算赤字，使美国政府能够维持国防、科学研究和试验设计、经济和社会发展投资方面的庞大支出。

俄罗斯自19世纪末以来经常发放专项贷款来解决铁路建设和其他需求的融资问题。此后信贷发行成为苏联金融体系的基础，所有的资金投放都与生产和投资的增长挂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根据指示性计划提高工业生产）和西欧（根据生产企业的期票）实施了大规模的信贷投放。

领先国家的货币当局已经学会如何根据国家和企业债务创造货币，从而为扩大经济再生产融资。如今，在结构性危机的背景下，这些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资金投放，以此刺激投资开发新技术范式。主要途径是中央银行购买低息国债以弥补预算赤字。在“量化宽松”政策下，美联储和欧洲央行也发行货币以购买大型银行和公司债券。中国和其他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则按照中央确定的优先事项，为经济主体的投资计划“印钞”（见图3-1、图3-2和图3-3）。

与俄罗斯银行不同，一些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中央银行以准零利率提供了大量廉价的信贷资源（见图3-4）。由于贷款是用于现代化和发展生产方面的投资，因而不会导致通货膨胀，最终会降低成本，加大商品供应，即提升货币购买力。

当前，西方国家发行货币的主要方式是由中央银行发行货币购买国债。例如，90%以上的美元通过这种方式发行。但这不影响美联储在必要时发行任何数量的货币来支持某些私人银行。美联储正在通过发行货币来“消除”美元金融体系日益严重失衡的现象，这些货币不仅用于购买国债，还用于援助大型私人银行。在2008—20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秘密发行16万亿美元，向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私人银行提供无息贷款（表3-1）。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继美联储之后，其他世界货币发行银行也纷纷通过货币“注水”来刺激其经济发展（见图3-5）。同样，欧洲央行和日本银行在“量化宽松”政策下，以刺激经济增长为借口，发行货币购买某些金融中介机构和公司的股票和债券。

在主要的东方国家，货币投放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有经济发展前景的领域进行投资。中国经济的加速增长就是其中一个范例。扩大投资的资金主要源于通过国有银行再融资发放的定向贷款。政府为开发先进技术、发展国际生产合作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今后随着产量的增加，居民收入和储蓄也会有所增长，从而导致更多的资金流入新的投资项目。同时，根据中央政府、省、市和公司的要求，为满足现代化和扩大生产的投资需求，中国央行继续通过国有银行和发展机构增加信贷投放。为此建立的金融投资平台可以降低风险，并确保中央银行根据国家优先事项，将信贷资源分配给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

通货膨胀是对信用货币构成限制的主要因素。为避免通货膨胀，需要将制造业中的现金流与银行体系的传导机制联系起来。否则，信用货币可能会成为金融“泡沫”和货币投机的温床，最终导致宏观经济失衡。中国的经验也表明，定向投放货币为发展投资和生产增长提供贷款的可能性很大，而且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从1993年到2016年，中国GDP每增长10倍，投资额、货币供应量、制造业银行贷款相应增长28倍、19倍和15倍。每单位的GDP增长几乎伴随着三个单位的投资增长以及约两个单位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额增长。这说明了中国经济增长机制的效果：投资的增长带动经济活动的增长（以GDP衡量），其中大部分投资来自国家银行体系的信贷扩张。尽管货币供应量增长多次超前于生产增长，但在中国经济货币化水平迅速提升的整个时期，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4%—7%范围内。

由于在以下回路中保持了现金流，导致商品生产效率和产量不断提高，从而确保了低通货膨胀。该回路为：信贷投放—投资增长—产量和效率提高—生产货物的单位成本降低、消费者成本降低，货物质量提高—收入增加—储蓄扩大—投资增长。实现上述回路需要国家银行贷款为生产发展投资项目提供保障，同时保持对资本交易的货币限制，需要国家当局“贯彻”达成生产投资指标的责任，系统地打击腐败。

在日本、印度、越南、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其他成功的国家，已经成功采用了类似方法，通过发行信用货币来发放贷款促进投资增长。其特点是根据国家确定的优先事项，提前增加定向贷款投放，为投资项目提供资金（表3-2）。

因此，在居民低收入和低储蓄的情况下，积累率急剧增长（表3-3）。在所有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中，定向信贷投放一直是资本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

在过去两个世纪中，运用信用货币的经验表明了该方式具有优缺点。一方面，如果不以信贷投资为目的发行信用货币，就无法在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基础上实现经济的现代发展。另一方面，过量发行信用货币会产生金融“泡沫”并引起通货膨胀，破坏经济稳定。在经济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负面例子，通常在战争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所有国家都被迫发行“无底洞”般的信用货币来筹集当前所需支出，随即面临的是恶性通货膨胀。

总结运用信用货币的历史经验不难发现，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努力使货币的发行和流通符合扩大经济再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为此，所有发展中国家成功采用一种综合方法来形成具有指定任务的货币供应机制，并依托该机制发行信用货币。发展中国家通过间接和直接发行货币的方法来实现上述目标，间接方法指的是在国家和有偿还能力的企业担保下进行再融资，直接方法是国有资产筹资、政府信用担保和发展机构储备。通过央行购买国债来直接使用信用货币满足国家需求，也是一种完善的机制。

但是，货币当局仅在控制银行系统工作的范围内设法确保国家掌控信用货币。法律规定了中央银行的作用。因此，美联储的主要目标是考虑生产的增长潜力，保持货币总量的长期增长；保持适度的长期利率，促进就业。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主要通过购买国债发行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货币当局也试图集中控制和调节信用货币的发行，通过国家预算对其进行引导，并在国家债务增加的条件下产生长期信贷资源。 通过国家发展机构再融资、不再向实体经济部门提供贷款及转投优先发展领域，发展中国家成功掌控信用货币。

对私人银行发行货币的控制要复杂得多。国家只能通过准备金率和银行监管间接地对其进行调节。尽管国家对私人银行监管变得越来越严格，但私人银行正努力通过依靠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国家银行再融资来增加货币的发行量。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该种方式正成为发行货币的重要渠道。很多美国和欧洲银行的行为不符合巴塞尔委员会的规则。许多日本银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负资产状态。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当局增大货币的发行量，以此维持商业银行运作，为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和现代化进行再融资。美元、欧元、日元和瑞士法郎区的货币基础与俄罗斯卢布不同，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七年中，美元、欧元、日元和瑞士法郎的货币基础增加两倍（见图3-6） 。大量信用货币的主要受益者是私人银行和公司。

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产生了大量准零利率的廉价信贷资源。只要货币仍留在银行部门或用于现代化和生产增长的投资贷款，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其结果是成本降低，商品供应量增加，这意味着货币购买力提升。但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并非完美。并非所有发行的货币都流向实体部门，大部分货币被投机者投入金融“泡沫”。随着泡沫的崩溃，这部分钱款也随之蒸发，对金融市场的相应部分产生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但并不影响消费者价格，已发放的部分贷款不能回流。

形式上信用货币的发行是指发行人（该国的中央银行）将一定数量的数字合法化为货币，或是发行人赋予一定数量数字货币地位。但实际上，信用货币的发行是创造货币供应量并收取铸币税系统周期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包括三个主要阶段：把钱投入市场并对其进行吸收和冲销。在此过程中，股市作为一种机制扮演着主要角色，在金融“泡沫”膨胀期间保障吸收货币供应量，并在泡沫崩溃过程中对其进行冲销。在鼓吹金融“泡沫”的阶段，当股市的收益水平大大超过其他活动领域的指标时，大量货币流入股市，而当金融泡沫“崩溃”时，这些货币就会被冲销。只有了解内幕的人才能获胜，也就是控制世界金融领域所有进程的国际金融组织。

冲销作为循环过程的一个阶段，为货币发行人提供了持续开展活动的机会，使货币发行人无论是在全球经济增长的背景下，还是在发生危机导致货币和资金短缺的条件下，都能够创收。

今天，这种三段式布局仅适用于美元，而美元实际上是世界通用的储备货币。一些二级货币同样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为储备货币，并且可在一定限额内用于国际结算，但由于美元的主导地位，这些货币的发行受到限制。 尤其是所有使用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的银行均已包含在美元体系中，这些银行被迫将美元作为通用的等值货币，并通过与美国银行的美元代理账户进行国际交易。

金融不发达国家的货币形式上是本国货币，但实际上是高级货币的衍生品，然后组成了三级货币体系，其中包括俄罗斯卢布。三级货币的创造和流通与一级和二级货币储备的形成有关，但这些货币的性质、功能及政治经济本质是完全不同的。三级货币是一种工具，金融发达国家可利用其对发行国实行金融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政策。该政策的实质是非对等的对外经济交易机制，通过出售有形资产获取一级和二级信用货币，以形成用于发行三级货币的储备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普遍采用的就是所谓的货币局制度，它规定三级货币的发行与一级或二级货币储备金的增长单位紧密结合。因此，为了创建本国货币的新单位，就需要从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中获得收入，或以等值的汇率吸引一级或二级货币的贷款或投资。换句话说，发行三级货币的国家为了获得更多贷款，首先就必须向储备货币的持有国出售某些东西。因此，国家经济的发展要符合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利益。储备货币发行国定期执行侵占从属国资产的操作。

为了一直获得铸币税，金融发达国家的货币发行中心定期对大量货币进行冲销。但是，这一过程只是创造货币周期性过程的阶段之一。

当本国货币发生贬值，商品和资产的价格受到冲击时，世界货币的发行者可以不受控制地自行创造所需数量的货币，然后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在每一次所谓的“危机”过程中，世界货币的发行者都“吞噬”了一部分全球资产。而且，随后每次“吞噬”的全球资产都大大超过了前者。

俄专家认为股市崩盘及金融经济危机发生的过程都是自发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有助于解决市场脱离货币供应量问题的过程，而且从中可以攫取大量铸币税，但同时也侵占了另一部分全球经济“馅饼”。随着上述过程的循环往复，各国都在不断改进方法和技术。 应该指出的是，发行三级货币的主权国家正试图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在不参考外汇储备的情况下发行货币，以此摆脱上述殖民掠夺式的金融机制。为满足当前业务中对外汇的需求，三级货币的发行量受到半年期进口融资标准的限制。此外，本币货币基础与外汇储备量的比值越大，向国内生产和投资提供信贷的机会就越多。但是，为了实行这种主权政策，必须进行外汇管制，以防止资本外流并阻止投机活动。

但是近年来对过剩信用货币进行冲销的成本过高，全球金融体系接近崩溃。实际上，全球金融体系已经进入恶化阶段，其特征是金融体系失去稳定性并开启动荡模式。这种动荡模式的规律已经形成，即每隔7年金融“泡沫”就会“破灭”（见图3-7）。危机发生时，相信金融体系稳定的数百万储户的存款消失了。同时，美联储正在给选定的银行大量注资，而这些银行挪用美元发行中的铸币税并侵占破产的市场参与者的财产。同时，危机在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中开始蔓延，美元资产贬值，一级货币的稳定性受到破坏。

欧洲和日本金融体系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在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债券形成了金融“泡沫”。塞浦路斯就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其余国家则试图通过削减资不抵债国家的预算从而“攫取”钱财。同时，欧洲央行正加大对选定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以确保借款方履行约定。数百万公民收入下降，社会福利减少，而银行家们则因发行欧元而得到越来越多的铸币税。在日本，大多数商业银行的利润率都为负数，且只能通过中央银行的再融资来维持运营。

所有发行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清算破产银行储户的存款并减少社会福利，一方面使用铸币税为选定的私人银行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国民财富会自发地重新分配，使货币当局的亲信得以获利。货币当局本身不受社会控制，他们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也不对议会负责。

使信用货币的发行服从于储备货币发行国利益的机制已经失效。同时，发行信用货币的效果急剧下降。如上所述，美联储每次发行的美元仅有1/5能够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其余的则被金融“泡沫”“吸入”，这有利于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使亲近美联储的银行家得以获利。应当补充的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私人银行过度发行信用货币有关。在美国投资银行取消了对吸收存款的限制后，银行大大增加了美元的发行量，使“信贷杠杆”几乎达到了三位数。这是二级银行体系的特点，不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

换句话说，近年来信用货币制度的社会效益急剧下降。中国是发行国际储备货币国家中的一个例外。也许这是由于当前人民币在资本运作中的不可兑换性决定的，它保护了中国金融体系免受外界的投机性攻击，并使其能够在中国经济超高货币化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另一个稳定因素是中国商业银行属于国家，它排除了出于私人利益自发性发行货币的可能性。

中国政府保证提供长期低利率的信贷，商人保证将其有针对性地用于发展生产的特定投资项目。扩大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通过国有银行再融资发放的定向贷款（见图3-8）。政府为开发先进技术、发展国际生产合作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今后随着生产增加，居民收入和储蓄也会有所增长，从而使更多的资金流入新的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政府、省、市和公司的指示性计划要求，为满足现代化和扩大生产的投资需求，中国央行继续通过国有银行和发展机构增加信贷投放。为此建立的金融投资平台可以降低风险，并确保中央银行根据国家优先事项，将信贷资源分配给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

中国经济“过度货币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金融反映，这也印证了一般规则：创造信用货币的社会经济效率与国家控制其流通的能力，以及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使用铸币税的能力成正比。对信用货币的使用采取了大量行政控制及间接监管的方法，但其有效性有待提高，相反数字货币就不需要采取类似的举措。最初，数字货币的发行由一定的算法控制，所有交易都会被记录，从而自动控制数字货币的流通。

中共中央在这一纲领性文献中提出这样的任务并非偶然：“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稳妥推进数字货币研发，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

数字货币的不同之处

与常规电子货币不同的是，数字货币所采用的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不需要任何类似清算中心的中心化机构来处理数据。数字货币使用户能够可靠地控制交易资金的流向，避免在审核或监督过程中撤出资金的可能性，还避免了资金被盗窃、滥用及兑换成外币的可能性。这些优点对于那些想要使用数字货币以满足需求的国家极具吸引力。许多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已经宣布将数字货币用于公共采购、定向信贷及投资。

在货币流通中使用数字技术可以绕过传统的银行信息交换系统，同时确保用户更好地控制目标资金的支出并保证其安全性。该方式不需要银行担保，也不受银行风险的影响，其中包括由第三国制裁而造成的风险（“冻结”账户、阻止转账、与SWIFT系统断开连接等）。数字货币可以使用户显著减少交易成本并降低利率，筹集开展经济投资项目所必需的定向信贷。通过数字技术发行的货币会自动流向信贷资源使用的最终“环节”，即工资支付、股息收取及贷款偿还。

应用数字技术使用本币进行信贷发放在根本上不同于诸如“比特币”之类的私人加密货币的发行。应用数字技术使用本币进行信贷发放过程中，发行人是由货币当局授权的组织，该组织控制本国货币“数字版本”的发行及其与普通货币的兑换。货币当局确定发行量，被授权的发行人将相应的金额预留在中央银行的账户中，中央银行等价地发行数字货币，在国家规定的活动中进行定向信贷投资及扩大生产。通过这种机制可以将贷款利息降低到实体部门借款人可以接受的水平，并发挥现有的科学生产潜力以增加生产和促进投资。此外，也无须对货币进行控制。交易既可以使用本国货币也可以使用专门创建的工具。使用本国的数字货币可以购买其他数字货币，将其兑换为普通的信用货币并绕开制裁。

有趣的是，数字货币的支持者将它们与普通货币进行比较，通常称普通货币为信用货币，其实也是间接地强调了信用货币同样缺乏物质保障。同信用货币一样，数字货币也没有任何等价物，但是具有上述的许多优点。数字货币拥有信用货币的所有功能，同时能够克服信用货币的固有缺陷，数字货币可以有效防范盗窃和抢劫，减少银行倒闭给用户带来的不安全感。

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宾的建议，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创造条件以最大限度地促进投资和开展创新活动。 ^[1]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遵循这项建议，利用现代国际经验多渠道发行货币。在美国、欧盟和日本，信贷发行主要是在国家发行债券的条件下进行的，旨在为预算赤字、国家规划和发展机构筹集资金。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向投资者进行信贷发行，信贷发行是确保经济增长的主要资金来源。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大大提高货币发行和流通管理的效率，使其成为增加投资和生产的可靠工具。数字货币最适合于一体化世界经济范式，因为其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家在发行货币方面上的垄断权，从而获得信贷投资，以发展有前景的产业和其他国家优先事项，这确保了货币流通的透明度，从根本上提高管理预算支出和控制货币流通的质量。因此，形成新世界经济范式的国家正计划发行国家数字货币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在2017年，中国专门成立了一个研究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的研究小组。中国当局期望开发并批准一种算法，该算法可使中国中央银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行自己的加密货币以购买任何商品的监管机构。在亚太地区其他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也发生了类似进程，我们将这些经济体列在新的一体化世界经济范式的“核心”中。

[1] Tobin J., Liquidity Preference as Behaviour towards Risk . The 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 at Yale University.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No.67. February 1958. N2IQ4/7SuK0rqo4z82wIA7eSRKAGtQRE/gcUpUFJr0NQdhP59AvJw9tpY6PLF5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