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全球经济结构中世界经济范式的周期性变化

尽管对构成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生产技术基础技术范式更替规律性的研究较为充分，并已被登记为科学发现 ，但构成积累周期制度基础的世界经济范式更替的周期性进程仍处于假设阶段。本章将对此提供理论依据，并对技术和制度变革的关系进行分析。

在阿瑞吉 ^[1] 的一项历史研究中，资本主义的演变过程可划分为一系列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根据在相应周期中处于领先地位并呈现资本再生产结构模式的国家名称，阿瑞吉划分出了西班牙—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体系积累周期，每个周期大约一百年。这项研究并没有展现在每个资本积累周期中具有资本扩大再生产的机制。作者仅限于详细描述形成每个资本积累周期的历史情况以及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的过渡，期间伴随着世界领导国的更替和世界大战的爆发。他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新的资本积累周期的边缘。在美国资本积累周期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中国正在崛起。

为了系统地描述世界经济范式的形成和变化过程，我们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根据传统定义，生产力是指将天然物质转化成产品（制品）所必需的劳动者和物质要素。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个环节中的关系。然而生产关系经常被理解为单一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的技术方面与生产技术和劳动组织直接相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生产力体现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构成生产方式，而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当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的性质时，它就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某个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超过现有的生产关系，那么生产关系就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在社会政治矛盾加剧中得以体现，并成为社会革命的根源。这场社会革命摧毁陈旧过时的生产关系，用新的生产关系加以取代，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空间。这些革命体现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在此基础上产生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学说，该学说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根据这一学说，由于需要定期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保持一致，会通过社会革命产生阶段更替。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将是一个例外，这种过渡将以有计划的、无冲突的方式进行。

抛开当代著作中对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学说的广泛批判，我们使用阿瑞吉提出的概念来研究他所揭示的资本体系积累周期的演变和更替机制。同时，基于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现代理解，认为这是技术范式发生连续更替的过程，同时也将生产关系视为一种制度体系，该制度体系在一种世界经济范式向另一种世界经济范式过渡期间发生根本变化。

与上述以工业革命为起点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时期相比，资本体系积累周期的时期更长。随着意大利北部的银行和资产阶级城市共和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开始显现，资本积累周期随之产生。初步认为相应的世界经济范式是每个资本积累周期的基础，即一种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该制度体系在相应的资本积累周期过程中保障资本扩大再生产及促进国家和世界经济发展。 世界领先国家的制度尤其重要，这些制度在制定调整世界市场、国际经贸金融关系的国际标准时发挥主导作用。每次世界经济范式都有其发展极限，这种极限由其制度在再生产框架内积累的内部矛盾所决定。这些矛盾将一直发展，直到国际经济体系和政治关系失衡，继而通过世界大战解决这种失衡关系。一些曾在“过时的”世界经济范式中占优势的国家失去了主导地位，组织并挑起世界大战，以此加强对世界经济外围的控制，增强其竞争优势并削弱潜在竞争对手的地位。然而在其竞争者中总是会出现新的领先者，该领先者有着更加先进的制度体系和生产关系，直到最后一刻才介入战争，从而直接加入胜利者阵营并夺取全球领导地位。随着世界领袖的更替，新的世界经济范式制度正在扩展，从而使得现有的物质技术成就得以保留，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图2-1为资本积累周期及相应世界经济范式的示意图，其中世界经济范式根据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贸关系体系类型进行命名。

当然，图中提出的国际经贸关系类型是非常受限的，仅在表面上反映确定世界主要经济体系再生产的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断面”。下面我们将指出，世界经济范式不仅在国际贸易组织类型上有所不同，在生产关系和制度上也存在差异，这使得领先国家获得世界优势，从而决定国际经贸关系体制。

使用“范式”这一概念旨在反映相关再生产要素的完整性：这些要素通过生产技术合作（技术范式）与经济建设制度（世界经济范式）相连。要素的结合性决定其生命周期的同步性，至少在成熟期和衰退期是同步的。而在经济的间歇性发展中，大量要素同时周期性地发生变化，从而产生跃进式的技术革命（当技术范式发生改变）和政治革命（当世界经济范式发生改变）。

在上述论述中，技术革命反映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质变，政治革命反映生产关系构成要素的质变。尽管技术革命和政治革命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且具有内在一致性，但它们未必会同时发生。然而生产关系的惯性远大于生产力的技术连贯性，因此世界经济范式的生命周期比技术的生命周期要长得多。艾瓦佐夫认为世界经济范式的一个生命周期中包含两个技术周期。 当前正处于这两个周期重叠的危机阶段，周期的重叠引起危险的共振，有可能破坏整个世界经济和政治关系体系。在这样的时期内，国际关系体系急剧动荡，旧的世界秩序瓦解，新的世界秩序形成。在现有体制和技术体系的基础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已被耗尽。因此一些国家在维持以前的经济增长率方面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陈旧的生产技术综合体中资本积累过多使经济陷入萧条，现有的制度体系阻碍新技术链的形成。而崛起成为经济发展领导者的一些其他国家则掌握了新技术链与新的生产组织制度。

从前的领导者试图通过加强对地缘经济“外围地带”的控制，包括通过军事政治的强制手段，来维持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这通常将导致重大军事冲突并造成自身资源的浪费，无法达到预期效果。正处于上升期的潜在的新领导者力求采取观望态度以维持自身生产力，并吸收战争国家的先进思想、资本和财富。当交战对手足够衰弱时，新的领导者将有机会进入世界舞台，以夺取胜利果实。

以下世界历史转折点曾导致全球领导者更替。首先是西班牙与英国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因1588年无敌舰队的溃败而结束，荷兰资产阶级以此摆脱了西班牙的控制。持续的战争导致热那亚—西班牙积累周期向荷兰积累周期的过渡，以及相应以贸易往来为主的世界经济范式的更替，从自然资源的洲际贸易转向基于手工艺品贸易的工场手工业形式。荷兰基于自由手工业者和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私有财产关系，根据现有资本再生产制度的需求重建其政治体制，并建立了当时最高效的经济体。通过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创建股份制公司，该公司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垄断性商业组织，并建立了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与证券交易所。 荷兰急剧拓展商业活动，为其企业家阶层的扩张提供机会。当时荷兰已成为世界先进技术的领导者，这使其在帆船舰队组建、水路建设以及消费品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依靠自身竞争优势，荷兰创建了一个全球贸易帝国，通过常规贸易路线将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连。

此时在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已初具规模，足以满足受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制度保护的国家统治精英的利益。自18世纪初以来，该体系为国家资本再生产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从国际贸易组织的角度可以将这种世界经济范式称为贸易垄断世界经济范式，以此反映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在当时国际经贸关系构建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成为国际贸易组织的典范，最早在荷兰成立的证券交易所和银行成为之后所有的世界经济范式中资本再生产中央监管机构的雏形，但其功能以及国际经贸关系制度已经改变。

贸易垄断世界经济范式造就了欧洲殖民帝国，其国家资本使全世界服从于其再生产方面的需求。欧洲殖民帝国之间冲突不断，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范式，结果产生了泛欧洲的经济和法律空间，并建立了满足统治精英利益的稳定政治体系。当时荷兰所掌握的技术已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在欧洲大国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弱小的荷兰已经无法再保持领导地位。为了躲避来自欧洲大陆的军事政治威胁，荷兰将资本转移到与之紧密相连的英国，为英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生产与贸易的组织方法。英国迅速发展舰队，修建运河，扩大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在君主制的保护下，英国仿照荷兰东印度公司，创建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弗吉尼亚公司、普利茅斯公司，这些公司成为当时最大的工商企业。

资本集中的“质变”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末的英国，在此期间水力织布机问世。大量雇用被剥夺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农民作为工人，以及发展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相应的生产关系，使工厂体系得以建立。机械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使得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掌握了以机械制造为基础的生产技术合作机制，创建了工业社会的第一次技术范式。英国充分利用拿破仑战争带来的竞争优势，依靠当时先进的技术和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在19世纪中叶完成殖民统治，确保了其在世界经济关系体系中的全球领导地位。

英国已经形成了用于组织商业、社会、政治活动的制度体系，为任何规模的资本集中创造了机会。在英国王室的庇护下，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荷兰西印度公司变为巨型跨洋垄断企业，成功地掌握了印度、中国和美国的巨大资源。侧重于公正解决经济纠纷的司法制度，在保护民营企业利益的基础上确保了民法的迅速发展，促使竞争日益激烈，这为资本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股份公司的盛行，资本积累达到了更高水平。私营制度、股份制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为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企业创建铺平了道路。农村公社解体，农民土地被剥夺，这为建筑工地和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从而为向第二次技术范式过渡创造了条件，这次技术范式以蒸汽机、煤炭工业、黑色冶金、无机化学及铁路建设为基础。

在选举权受限的民主政治制度下，私人资本的主导地位根深蒂固，这为大量资本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有利、稳定的环境。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确保了英国经济的竞争优势，使英国得以在世界最大的商品自由贸易市场实现经济再生产。

整个世界被欧洲殖民帝国分割，欧洲殖民帝国在殖民地国家创建了受宗主国制度保护的资本再生产体系。因此我们将该世界经济范式称为殖民主义世界经济范式。欧洲帝国之间互相争夺领土和交通线，以此为本国资本家创造再生产的优惠条件。在先前世界经济范式中建立的资本积累制度，加强了世界殖民帝国的保护主义政策。这些帝国本身为全球扩张而建，以此最大程度扩大本国的资本再生产空间。

正如V.尼科诺夫所说：“英国在1845—1870年期间处于全盛时期，当时英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比重超过30%，工业生产总值占比达2/5。”在19世纪，大英帝国的面积和人口增加了一个数量级，面积达到110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至3.9亿人。 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大英帝国人口被剥夺了公民权和财产权。

英国人将大量百姓变为活的商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组织人口贩卖。数千万人被剥夺了财产权，变成了奴隶，被迫离开居住地，来到新大陆的种植园。英国为了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平衡，发动了鸦片战争，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以摧毁其国民的意志。与此同时，在英国的工人阶级与奴隶阶级没有太大区别，从土地所有权“解放”的农民被迫出卖廉价劳动力，并遭受无情的剥削。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已具有全球性特征。

资本家剥夺劳动力的所有权并占有劳动产品，形成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该理论解释了由于剥削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而产生的利润。 根据这一理论得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存在内在限制的结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破坏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础，此外资本主义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在马克思时代，科技进步的潜力以及其中人为因素的重要性尚不明显。马克思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解释技术的发展，并从中推断出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随着产业结构优化的潜力逐渐耗尽，这种趋势的确会在一个技术范式的生命周期内产生。马克思在第二次技术范式的成熟期和衰落期期间创作出《资本论》，该技术范式的特点是由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使用巨型蒸汽机和相关机器实现集中生产。第二次技术范式对生产力发展存在限制，在向第三次技术范式过渡的过程中，该问题通过经济的电气化得到解决，这为提高生产效率、发展生产力开辟了新的道路。在第三次技术范式中，工作人员技能和教育的重要性急剧提升，催生相应的国家制度并使生产关系发生重大改变。英国和欧洲盛行一种侧重于保护统治阶级特权的僵化的制度体系，该体系无限剥削劳动力的私有财产权，这种世界经济范式开始抑制生产力的发展。

此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加剧，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共产主义运动将此时技术范式和世界经济范式的发展极限解释为资本主义的终结。共产主义者建议推行全民所有制，通过“对剥夺者的剥夺”实现共产主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解决上述矛盾。他们向资本家发动了阶级战争，这是无产阶级面对压迫的反抗。

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集体化使人们依附于国有生产资料，因此一些观察员称这种生产关系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标志。但是，与资本主义不同，苏联的生产目标不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共产主义建设而发展生产力。利润本身已失去意义，货币已成为政策规划的一种工具。苏联共产党确实废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无法脱离这种基于强制性生产关系的世界经济范式。

上文中欧洲殖民帝国瓜分世界的时期，按照分类原则将其称为殖民主义世界经济范式。若不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已将古罗马的社会经济形态定义为奴隶制社会，根据生产关系的类型，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奴隶制社会。尽管在英国的资本积累周期中，使用奴隶劳动的规模无法与全球范围内对奴隶的贩运和剥削相提并论。如果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解释，并充分评估欧洲宗主国对工人阶级的侮辱和剥削程度，那么可以肯定地将这种世界经济范式定义为古典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范式。此后，在奴隶制废除、民主制度发展、社会立法产生后，种族主义、纳粹主义和阶级意识形态已经消失。

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第三次技术范式的出现，英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开始受到冲击，很快被俄罗斯帝国追赶，俄罗斯帝国的军事实力和全球政治影响力不逊于英国。俄罗斯帝国保留了君主专制和国家宗教的传统制度，以此在工业快速发展、教育水平迅速提升、社会活动迅速增加的条件下确保政治稳定。

农奴制的废除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其他改革，废除了许多限制市场经济发展的封建制度，并在这种世界经济范式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为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机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从赶超型发展模式向超越型发展模式迈进。自1860年至1870年，纺织和造纸工业产量翻了一番。随着俄罗斯第一次技术范式期间产量的增长，第二次技术范式的技术集群开始迅速形成（在此指出，英国第二次技术范式是从1820年至1840—1848年期间形成的）。此时国家积极促进大型工业投资发展，以技术进口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和设备。自1860年至1876年，生铁产量增长了30%，铁产量增长了40% 。自1875年至1892年，俄罗斯蒸汽机数量增加了一倍，功率增加了两倍，19世纪80年代冶炼生铁产量提高了1.5倍。此时，俄罗斯上述增长率超过了同期英国的增长率。

但是需要指出，当时俄罗斯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在第二次技术范式中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在发达国家这次技术范式已被第三次技术范式所取代。与此同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电力工业、无机化学和电力技术迅速发展。第三次技术范式基础技术集群的迅速发展缩小了技术差距，为俄罗斯迈入国际领先国家行列创造了先决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俄罗斯的某些工业部门具有竞争优势，国家工程技术人员数量迅速增加，这为俄罗斯能够有效地融入国际劳动分工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然而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范式生命周期的不完整性以及过时的政治制度，阻碍了国家的工业发展。

以先进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可能使俄罗斯取得世界领导地位。若不是由于革命和内战的破坏，俄罗斯完全可以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成为全球超级大国。俄罗斯经济不受陈旧技术、资本过度积累影响，准备在新技术范式的生产领域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在化学、石油、冶金、汽车、航空和电力工业领域奠定了良好基础，这些领域成为20世纪中叶其经济增长的动力。

与此同时，在俾斯麦的执政时期，德国迅速发展，已成为机械制造行业全球领导者。俄罗斯和德国凭借各自的制度特点，在技术水平和资本集中规模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德国凭借的是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迅速开展的创业活动，俄罗斯凭借的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类潜能。俄德两国成功掌握了英国的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从而进一步推动深度合作，扩大生产规模。英国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应对上述欧洲外围国家的挑战，巧妙地使这两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为敌。

俄德联盟可以形成当时最强大的联盟，能成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力量，并使世界免于战争，这两个在新的经济增长“长波”中成功发展的国家并不需要这场战争。但是英国需要通过战争来维持其领先地位。英国设法破坏了俄德同盟 ，通过一连串的阴谋消灭有影响力的敌人，使这两个相似的帝制国家在无重大客观原因的情况下发生自杀式对抗。无论是杀死奥地利王位继承人，还是对塞尔维亚独立的威胁，或是将君士坦丁堡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并夺取海峡这种不合理的欲望，都不能被视为引发世界大战的充分理由。英国通过外交上的阴谋诡计致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此使竞争对手之间产生冲突来保持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英国在旧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使得英国在20世纪中叶之前一直保持全球主导地位。此时，美洲殖民地摆脱了欧洲国家的殖民压迫并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制度最初是根据大型私人资本的利益而建立的。由于无须为君主制和贵族制支付政治租金，资本获得了无限扩张的机会。欧洲国家面临农业人口过剩和军事开支的难题，无休止的殖民战争使人口不断涌入美国，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廉价且熟练的劳动力。

美国内战后形成的制度体系与此前的根本区别在于，否定所有将社会成员划分为权利不同的阶层、群体或等级的法律依据。尽管公民的社会地位由其个人资本数量决定，但从法律上讲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企业家精神与个人首创精神得到大力发扬，基于不受限的资本集中来扩大生产具有无限前景，这为工程师和学者提供了机会，创建了各种规模和技术最先进的工业企业。到20世纪末，美国已经走在工业发展的最前沿，与此同时，英国也开始形成以电力工业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范式。

由于英国运用外交手段推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赢得了最大胜利。与英国介入普法战争如出一辙，美国在最后阶段介入战争，攫取了主要的胜利成果。美国不仅参与了新世界的划分，还接收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此后俄罗斯、德国、奥匈帝国革命和内战中逃脱出来的先进思想、资本和财富。移居美国的工程师和学者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最新技术。美国已成为全球技术经济发展的领导者。美国基于化学冶金工业、电气化和电力工程、铁路和造船业的进一步发展，启动了满足第三次技术范式需求的能源、工程、运输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

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着眼于资本集中和发展大型生产工业的制度结构，其比欧洲殖民帝国更具优势。欧洲殖民帝国的人才和技术仍在继续向美国“流动”，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私有财产不受限制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扩大再生产制度，这为新的世界经济范式奠定了基础，该范式以跨国公司为核心。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成立，为美国资本主义带来了巨大的信贷机会以实现全球扩张。

不久之后苏维埃俄国崛起，美国开始进入新的经济增长“浪潮”。苏联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统一计划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使资源集中至前所未有的规模。苏联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消除了私人资本积累的局限性，并出于政治目的使货币流通从属于生产增长的任务，因此解除了经济扩大再生产的体制限制，使得再生产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在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面临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困境，与之相比证明了统一计划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的优势。

苏联的统一计划制度与美国的联邦制度都能够为全球经济扩张提供无限的财政保障。尽管二者是在完全对立的所有者关系（在苏联是为国有企业的国家经济计划提供资金，在美国是为私营企业再融资）上进行的，但均有在全球范围内无限扩大再生产的基本能力。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充分体现，国际经济组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美国的扩大资本再生产体系提供服务，以实现其全球扩张；经济互助委员会使用卢布作为国际货币，为苏联建立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支持。因此，我们称这种世界经济范式为帝国主义世界经济范式，以强调其制度和扩大再生产机制的全球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世界经济范式处于形成初期。随着美国模式和苏联模式的建立，德国模式也随之产生。德国成为具有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帝国，根据种族将人们划分为优等种族和奴隶，具有殖民主义世界经济范式的极端特征。西方列强的殖民帝国建立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上，也许这就是德国纳粹主义被西方列强平静看待的原因。英美资本为德国经济的恢复和军事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30年代，苏联和德国再次取得技术突破，追赶上了陷入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和英国。为了遏制苏联和德国，英国故技重施，挑起周边冲突。在美国企业和英国外交手段的推动下，纳粹德国做好了战争准备。英国牺牲了波兰和法国这两个盟友，将法西斯德国推向了苏联。美国再次获得成功，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美国在最后阶段介入战斗，并夺取了西欧和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成果。欧洲诸殖民帝国瓦解，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地位被移交给了美国企业。与此同时，社会主义世界随之产生，其高速发展并迅速赶上美国。英国通过外交手段造成两个制度之间的对抗，促使资本集中在美国。美国在第四次技术范式的形成阶段夺取了技术领导地位，该技术范式以内燃机、有机化学和公路建设为基础。在下一次基于软件和微电子的信息通信技术范式中，美国技术领导地位得到了巩固。这使得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具有优势，从而对苏联的多元化经济造成破坏。

由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的统治地位终结，欧洲殖民帝国覆灭，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权被移交给美国。美苏“冷战”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通过其在信息通信技术范式中的发展优势和美元占据世界货币的垄断地位，夺取了全球领导地位。随着美元在全世界大量发行，美国跨国公司完成该世界经济范式的创建，自由主义全球化成为该范式的主流思想。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斗争中，帝国主义世界经济范式的生命周期走向终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确保了普世价值与全球制度的结合。奴隶制、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将人类划分为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为前者利益压迫甚至消灭后者的理论，以上种种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以国家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法初具规模，联合国全球制度应运而生。

同时，在帝国主义世界经济范式的框架内，国际法在实际运用中仍然受限于全球帝国的利益。如果在社会主义世界体系中，是根据苏共领导层的政治决定实施管理，那么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国际政策由美国企业的观点决定。为了维护美国企业的利益，美国情报机构在周边国家组织政变，实施政治杀戮和镇压行动。美国宪法将国家法律置于国际义务之上，美国当局将其视为一种惯例。苏联解体后，藐视国际法已成为美国扩张政策的准则。美国在法外空间建立全球影响力网络，完全不顾及国家主权与国际条约。

为了将管辖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美国完成帝国主义世界经济范式的生命周期。美国在其框架内建立统一的大众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标准，仅用美元的多少来衡量人类活动所创造的财富，压制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抑制人类发展。福山 ^[2] 和阿塔利 ^[3] 的反乌托邦理论宣告了“历史终结”与新世界货币王朝的建立，反映了美国资本积累周期的完成。但是，由美联储建立的美元崇拜旨在不断扩大私有者的财富，由于得不到文化认同，无法成为各国人民的生活原则。帝国主义世界经济范式生命周期的完成限制了人类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只有过渡到新的世界经济范式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先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变过程中，向新的世界经济范式过渡的先决条件已经成熟。在第四次和第五次技术范式的生命周期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和专业知识在组织生产中的重要性大幅增加。因此，人为因素在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提升。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发达经济体中，“人力”资本（教育和医疗保健费用）再生产方面的投资已经超过了物质方面（住宅、建筑、机械设备）资本再生产的投资。于是产生了新的社会福利制度，即通过相应增加所得税来保障用于扩大人力资本再生产的大部分支出。因此，技术范式的发展和更替对社会福利制度的形成产生影响，为形成一体化世界经济范式创造了先决条件。这些先决条件在帝国主义世界经济范式中逐渐成熟，该范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成熟模式。所有基于将公民划分为优等种族和劣等种族的社会制度都已经瓦解。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失败，欧洲殖民帝国也不复存在。东南亚国家摆脱了日本的侵占，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苏联正在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发达社会主义杜绝强制劳动，并承认所有公民的社会权利和自由。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竞争，教育普及得到发展，创造性劳动和智力劳动的重要性得到提升，工人能够参与到生产管理和社会管理，政治制度实现了民主化。此时产生了这两种制度趋同的理论，索罗金试图证明这两种制度一定能够取长补短，趋同为一种新的一体化制度。下一章将详细讨论向新制度过渡的问题。

就本书而言，对世界经济范式的更替进程进行分析尤为重要。全球经济的主导者从欧洲殖民帝国过渡到了美国跨国公司，这种变化是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实现的，随着每次战争的结束，世界政治体系发生根本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阻碍国家资本扩张的君主制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使限制资本国际流动的殖民帝国垮台。此后的冷战导致苏联解体，全球实现资本自由流动。

但故事并没有结束。与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普遍观点相左，由于现有的资本再生产制度体系中存在无法解决的内部矛盾，美国霸权被削弱。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假设由于外来资本涌入，这些矛盾可以得到解决，美国可以发动新的战争以冲抵债务并侵占他人财产。但是基于现代货币的性质，使用这些机制来维持非对等的国际交流存在极限。

[1] Arrighi G.,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 Money ,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 London: Verso, 1994.

[2] Fukuy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 Free Press, 1992.

[3] Attali J.Millennium: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Coming World Order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1. GQ2e3wSCIhSC62g235eoxNJ6YedvfcQHDyVXo8btV+4T/PJQLg76KbDQSuy/Vr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