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致中国读者

本书涵盖了笔者关于世界和俄罗斯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学术、政论和方法论研究。笔者在研究中评价了中国特色经济奇迹,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资借鉴。俄罗斯、巴西和其他国家因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而陷入经济危机,在这些国家遭遇经济危机以及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中国经验正成为建立本质上全新、更先进并卓有成效的先进生产关系的指导方针。沿此方针发展的国家其经济都呈现出跨越式增长。

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下,后苏联国家几乎同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改革。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科研生产教育潜力,改革的起点要比中国优越很多。但因改革之路的差异,苏联及其解体后的俄罗斯由教条主义方法主导,而中国则运用实用主义方法,因此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功,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巨头,而后苏联空间开始衰落,社会经济发展指数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实践经验损毁了经济科学的名誉,即实施主流经济思想的建议并没有给苏联和俄罗斯带来成功。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正确思想和经济发展目标的指导下,成功地使中国从落后国家跻身于世界前列。与普通的自由至上主义原理相反,中国的改革者们能够将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机制、多种所有制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经济开放与国家利益相结合。

中国的经济奇迹“不适合”主流经济理论。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中国经济奇迹形成了包括以下几种片面性的解释:科学生产潜力较低的初始发展水平,外国投资和技术进口,中国人的过度工业化。但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超高效的管理体系,它将上述所有要素及其他成功因素结合成为统一的发展战略,并确保挖掘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的创造潜力,引导企业家的创业能量来解决一个大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问题,中国政府协调了各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带领中国走上了造福全民的道路。

俄罗斯杰出的旅美思想家皮蒂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曾预见到结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优点,趋同为一种新的制度,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称其为“一体化制度”。但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融合理论并不被苏联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辩护,试图证明事物既定秩序的绝对优越性、正确性和无条件合理性。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主义摧毁了苏联,使其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改革,现今它正在摧毁美国,将美国统治精英推向自杀式的世界大战。

笔者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体化制度”不仅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还优于已成为过去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书从经济长周期理论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科学的解释,包括运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和阿瑞基积累周期理论。研究表明,当前的全球危机是世界经济的技术和体制领域中发生的周期性结构性变化。当前技术范式的变化伴随着典型的周期性过程: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处于萧条阶段并伴随着社会紧张局势,外围出现新的全球领导者,他们能够集中物质和智力资源实现新的有前景技术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世界经济范式的更替意味着国际经济关系体系的根本变化和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已设法建立了适应新条件的有效管理体系的国家占据了领先地位。同时,过去的领导国至今仍试图通过发动世界大战来控制外围国家,以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

美国试图引入贸易限制来抑制中国的发展,通过“颜色革命”来建立对后苏联空间的控制,扶持极右翼政权和激进的宗教政权,并唆使他们在欧亚大陆发动针对俄罗斯的战争。这是一个正在失去全球主导地位国家的典型行为,其统治精英一直在试图不择手段地维持世界统治地位。在20世纪,英国试图通过在主要竞争对手之间发动两次世界大战来保持其全球主导地位。拿破仑战争的结果是法国溃败,同时英国因这场战争获得世界领导国的地位。由于美国统治精英将维护本阶层利益和维持全球主导地位意识相结合,导致当前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已演变成一场世界混合战争,并已经导致整个国际法体系遭到破坏。

出于各种原因,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侵略的主要目标。如果美国统治精英将中国视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竞争对手,那么传统上西方地缘政治思想将对俄罗斯的控制视为统治世界的关键。华盛顿的反俄侵略旨在摧毁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俄罗斯,从而实现巩固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削弱中国发展能力的目的。美国领导层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也意在削弱中国。美国领导层所发出的世界大战威胁使那些已成为美国侵略目标的国家走近。为了避免世界大战并维持欧亚大陆的和平,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反战联盟,能够对侵略者造成无法接受的损失。本书指出了对和平与稳定、建立反战联盟感兴趣的国家的共同行动方向。

新的世界经济范式的形成包括世界经济关系体系的相应变化。美国将对外经济政策自由化和国家政权体制瓦解强加给他国,以此加速美国企业和金融资本独霸天下;不同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则在互惠互利和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构建国际经贸关系。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参与国共同投资前景广阔的发展项目的基础上实施的。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共同创建的欧亚经济联盟建立在平等和承认所有参与国的国家利益、互利合作原则和有限的超国家职能基础之上。中俄一体化项目的对接构成了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架构的核心,该架构建立在尊重参与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承认每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中具有保持各自特色的权利的基础上。

与新的世界经济范式相对应的国际关系体系应以条约法为基础。所有超国家机构,包括世界货币和全球信息网络,都应在有关国际条约的基础上运作。向该体系的过渡自动使美国丧失了为世界混合战争提供资金的主要来源(世界货币发行不再受美国控制)和主要的影响手段(信息网络中的支配地位)。本书通过扩大和深化欧亚一体化进程来描述这种过渡方式。

本书对中国读者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国际主题。本书主要目的在于证明技术范式和世界经济范式更替进程的不可逆性,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管理体系的进步性。中国经济发展管理体系并非是过渡性的体系,实际上,中国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制度体系和生产关系体系,从而确保了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的高效。这一体系还在不断完善。

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中共中央在《建议》中号召全党要创造性地工作,“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中国对经济发展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为努力实现社会经济超前发展的国家树立了典范。

这是其他国家寻求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轨迹的一个典范。

中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将市场机制与计划结合起来,使民营企业家精神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协调,构建了新的世界经济范式的核心。依靠新技术范式的跨越式发展,中国正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巨大突破,与东南亚其他国家一起创造了世界经济的新中心。这是中国领导人在不考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和西方经济学家观点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成果。俄罗斯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惨痛经历证实中国立场的正确性。尽管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俄罗斯的惨痛经历对中国仍具有启示意义。

西方机构和经济学家还在继续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己见强加给中国。俄罗斯时刻谨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自由主义货币政策的建议只是服务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主要大型金融资本的利益。正如俄罗斯的教训表明,实施这些建议的主要结果是在实体经济急速衰退的情势下大量资本外流。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在经济政策体系变化规划中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教训。

本书阐释了笔者对全球经济结构性变化(包括中国的经济飞跃)深层规律的认知,论证了一体化政策(包括在大欧亚伙伴关系框架下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的合理性。希望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并对其有所裨益。

一并感谢俄罗斯同人:P.阿文、A.阿格耶夫、A.阿卡耶夫、C.贝扎科夫、C.博利诺夫、C.博德卢诺夫、A.瓦尔沙夫斯基、A.沃尔孔斯基、A.格鲁伯列尔、A.达维多夫、V.达尼洛夫—达尼利扬、V.捷门季耶夫、M.叶尔绍夫、K.扎杜林、F.科比亚科夫、G.科列伊涅尔、O.科洛列夫、C.列夫琴科、I.里布什金娜、V.马耶夫斯基、V.马卡洛夫、K.马洛费耶夫、T.曼苏罗夫、E.马特琴科、A.梅连季耶夫、L.明德尔、Ya.米尔金、A.纳戈尔内伊、V.奈焦诺夫、V.涅里松、R.尼热戈罗德采夫、N.纳吉切诺维奇、V.尼科诺夫、A.奥德尔巴、V.潘金、K.别列斯、V.波列瓦诺夫、A.普罗汉诺夫、O.罗扎诺夫、C.罗格夫、J.罗斯、E.萨夫琴科、V.萨多诺维奇、V.西姆切拉、E.斯特罗耶夫、O.苏哈列夫、S.苏拉科申、S.特卡丘克、S.温特尔、V.法捷耶夫、A.弗门科、K.弗罗洛夫、A.富尔索夫、A.什洛夫、Yu.雅科维茨、Yu.亚库金和其他同事,这些志同道合的同人和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家,在俄文版著述中已列数。

我要对中国学者和专家表示感谢,与他们的交流帮助我了解了中国经济管理体系。此处要特别感谢陈元先生和李琴女士,感谢王文和朱丽教授,感谢周先生和李山先生,感谢何振伟先生以及其他我有幸与之讨论这本书主题的中国同事和朋友。我要特别感谢约翰·罗斯(John Ross)教授,他作为当代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帮助我了解曾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西方国家发生经济大萧条背景下中国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机制。没有李勇慧女士的大力帮助和坚持不懈,本书就不可能出版,她在将本书译成中文并进行编辑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 CAiZvOH1cwO4aHmFKyIm4/su6VCAPww77IzF3MHaolIwapkGPcivSyHmC8Crurlb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