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管理体系中的数字变革

数字化这个极为流行的话题不是今天甚至不是昨天才出现的。人学会了说话和描绘第一个字符后便开始处理数字。也就是说，一个理智的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具有说话和思考的能力 ，人们运用数字的行为自古存在。几个世纪以来，数字同文字一样一直被用来生成、传输和储存信息，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数学语言，该语言已成为精确科学及相关技术中的应用语言。

电子计算机的出现被认为是数字化信息革命的开始，无须人工干预，电子计算机使用数字执行操作、接收、转换并传输数据。尽管人们给计算机设计程序并设置任务，但是计算机还是运用数字独立生成、储存及传输新信息。人类如果没有计算机就不可能独立地获得各类信息。计算机与人类自古以来创造并使用的具有自动控制系统的机器不同，具有自动控制系统的机器是由远古时代开始创造和使用的，从卫生间的排水箱到现代数控机床。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的出现，所有大型计算机都可以独立设计并完成任务，无须人工进行干预。正如掌握读写的孩子可以独立读写一样，现代计算机也可以读取和生成数字信息并将其传输给人类或其他类似产品。为了与人类进行交流，计算机能够将数字转换为声音、文字和符号，完成人类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接收。无须人为干预，计算机可以通过数字语言与类似产品之间进行信息传递。起初计算机编程是为了实现某些功能或解决某些问题。在物联网或“智能家居”中计算机可以独立完成以前由人解决的所有任务，并且可以更快、更准确和更高效地完成任务。

20世纪中叶出现的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体积庞大、耗电量大，并且需要大量的人工来为其提供服务。但当时可能没有人会想到计算机的应用范围会如此之广，而且使用数量也数不胜数。当初最大胆的科技预测也仅限于将计算机应用于需要大量繁复计算的领域，例如银行、军事、科研和国家管理部门。现在的计算机可以放在孩子的口袋里，其相当于半个多世纪前的一栋五层楼的建筑、十名员工和一个变压器，现在计算机以手机的形式提供给每个家庭。计算机系统在生产、生活、社会和国家管理领域的广泛使用引发了数字革命的流行话题。

经济范式变化背景下的数字信息革命

现在数字革命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并吸引了大多数人进入其轨道。自第一台计算机问世以来，数字革命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此期间，世界技术经济发展改变了两次技术范式。

电子管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发生在第三次技术范式的最后阶段，这种技术范式的“核心”是电气工业。当时，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第四次技术范式迅速发展，其“核心”是由汽车工业、有机合成工业和新型结构材料构成。核心要素之一是半导体的生产，其取代了计算机中的电子管。电子管可以显著降低计算机的生产和使用成本，并因此扩大了计算机的应用范围。但是真正的突破是集成电路和微处理器的发明，这为20世纪60—70年代的微电子学奠定了基础。

微电子成为第五次技术范式的关键因素，自80年代初以来该范式已进入发展阶段。计算机的微型化以及其生产和使用成本的快速降低保障了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广泛传播。在基于数控机床的制造业中实现了生产自动化。在技术和管理流程中也应用了自动化控制系统。个人计算机的出现为计算机在管理、科研和消费领域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互联网和光纤电缆将数十亿台计算机连接到全球信息通信网络中。

第五次技术范式的“核心”部分是信息通信技术综合体，在21世纪初之前一直以每年约25%的速度增长。其快速增长也确保了微电子领域科技的不断进步，其中摩尔定律 （图4-1）使我们能够迅速降低计算机的生产和使用成本（图4-2）。

计算机正在掀起制造业的革命，在该领域中，无处不在的自动化设备和工业机器人取代了体力劳动。车载计算机被广泛应用在复杂的车辆和交通工具的控制中。移动通信蓬勃发展，在消费领域创造了新的快速发展行业，并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21世纪初，第五次技术范式的发展正在放缓，自2008年以来，全球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此后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改革开始向第六种技术范式过渡。目前，过渡过程即将完成，一种新的技术范式正在进入成长阶段。如上所述，信息通信、纳米、生物工程和增材制造技术综合体是新技术范式的核心，正在以每年约30%的速度扩展，其各要素以每年20%至70%的速度增长。

在第五和第六次技术范式之间存在连续性。它们的关键因素是信息技术，信息技术基于对物质基本结构以及信息处理和传输算法的认知，而这些算法通过基础科学获得。第五和第六次技术范式的边界在于技术对物质结构的渗透程度和信息处理的规模。第五次技术范式依靠微电子技术在微米级物理过程操作系统中的应用。第六种技术范式是基于纳米技术的使用，纳米技术是在十亿分之一米的大小上进行操作，并且能够在原子和分子层面改变物质结构，从根本上赋予其新特性，并穿透生物的细胞结构对其进行改进。纳米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创造有生命和无生命物质的新结构，并使用自我复制程序使其生长。

数字革命的社会和政治组成部分

显然，执政的精英们开始模糊地意识到，随着群众对数字技术的掌握，他们最终可能会失去对公民的控制。但实际上，新技术范式的推广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社会经济进程的整个管理体系。

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有新机会可以完全控制公民的行为。美国的情报部门正朝着这个方向积极努力，美国通过监听电话及利用其制造的嵌入计算机技术的芯片监视社交网络，以此监视了全球数百万人。

另一方面，可能出现管理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私人跨国系统，损害国家及机构的利益。全球社会信息和贸易信息网络、加密货币、物联网和其他匿名交易手段为此类系统提供了基础，这些方式使得国际金融贸易脱离了国家的管辖范围。公民可以依靠网络使用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拒绝国家系统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国家法律体系显然落后于新技术能力的要求。不仅在网络安全、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监管方面，而且在生物技术工程、无人驾驶车辆及3D打印机的使用问题等方面上，国家都缺乏相应的法律约束。与失控的机器人、改造人及与人机怪物有关的电影引起了公众的不安，商家用智能家居、有声熨斗和有声冰箱吸引消费者，想法超前的建筑师建议政府建设智慧城市……

同时，管理系统信息化仍然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管理机构不断增加预算，却没有任何明显的回报。回想一下，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为解决2000年伪问题提供了资金。政府还强迫公民将不必要的计算机系统安装在房屋、汽车、个人计算机和电话上，并且公司和政府部门将系统集成商当成“摇钱树”，这给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进行了不必要的升级。

让我们尝试了解推广数字技术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现实的挑战，同时考虑国家、社会、个人安全及整个人类安全领域的相关变化。

数字革命带来的社会问题

人们认为，由于工作岗位自动化、管理流程自动化及3D打印机的日渐普及导致失业率上升，这对社会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尽管这个问题并不新鲜，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对社会而言，没有什么比两个多世纪前卢德分子在英国销毁机器运动更让人痛心的了，今天看来这仍然令人担忧。确实，在第一次大规模自动化时，可以预料到一些工种和专业的工人和雇员的失业率会显著增加。但是，正如近三百年的现代工业发展经验所展示的一样，这种威胁已被其他因素部分抵消。

首先，有些部门存在失业现象，而另一些部门则面临劳动力短缺的窘境。在技术范式更替期间，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状况急剧恶化。此时，由于经济停止向各领域扩张，经济陷入低迷，致使保障两代劳动人口的主要就业增长领域的生产和投资减少。以前劳动人口众多的地区，居民收入出现了“震荡”，并且急剧下降，其中很大一部分居民将永远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收入水平。同时，新技术范式的发展确保了其他专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而那些从旧技术范式中解放出来的工人改学新的技能，然后被安置到新的专业中。国家可以通过补贴雇员再培训计划，及时调整教育体系满足新职业的需求，以此大力缓解劳动力市场失衡状况。

其次，就像数字革命一样，自动化已经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摧毁了各个行业的数亿岗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当时新信息通信技术范式的发展，生产自动化已经覆盖了很多制造行业。灵活的生产线使工厂不再需要数以百万的装配工、包装工和机床工。输送机生产的高度自动化使数百万从事单调工作、执行简单重复操作的人员得以解放。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打字员、打孔员、标定员、设计师、会计师与其他需要使用既定算法进行常规计算的相关工作岗位减少了数百万个。事实证明，成千上万的人被自动化所取代，处境艰难，但是没有发生像大萧条时期那样的社会灾难。热情的年轻人掌握了程序员、操作员、调试员等新职业，老年人则提前退休。许多人在服务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服务业迅速扩张是社会向新技术范式过渡最明显的一个方面，人们开始议论社会将向经济发展的后工业阶段过渡。实际上，工业仍然是现代经济的基础，只有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工业化水平平均下降到25%。

再次，对于俄罗斯劳动力市场而言，经济政策的不良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比数字革命更为显著。俄罗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进行了经济改革，却致使经济急剧恶化，拥有数百万个高科技工作岗位的产业遭到破坏。同时，与全球趋势相反，俄罗斯确保全球就业率的现代技术范式的生产却急剧减少。俄罗斯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工程师、程序员、操作员、调试员和其他高素质员工的数量有所减少的国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迫不得已从事买卖人、摆渡工人和保安人员等低技能的工作。在向基于新技术范式的超前经济发展区政策过渡期间 ，俄罗斯经济将面临工程专家严重短缺的状况。俄罗斯经济的“复苏”已受到高技能工人和工程师短缺的限制。

最后，将来对创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专家需求将远远大于发展数字经济所摧毁的常规工作岗位的数量。的确，如果数字经济在国家智能技术的基础上发展，那么情况确实如此。如果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的政策没有改变，并且全部依靠硬件和软件的进口，那么可能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从服务、金融和贸易领域解放出来的“白领”因为缺乏相应的技能，以及外国专家和设备的引进填补了俄罗斯市场的需求而导致失业。

因此，由于数字革命而导致失业率急剧增加的威胁被过分夸大。政府健全的经济政策很容易将上述威胁抵消。直到现在，不健全的经济政策才是数百万工作岗位消失和人力资本下降的主要原因，而不是数字革命。随着伊兹博尔斯克俱乐部提出的超前发展区政策 的落实，对高素质专家的需求将会远远超过其减少的人数。问题是存在大量低技能和专业受限的上班族，要安置这些上班族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对其进行再培训。因此，国家政策是决定性因素。

在国家监管领域中使用数字技术的确是一个政治问题。例如：使用区块链技术将不可能伪造注册文件及许可证，也不能通过“倒填日期”来修改审查证明。该技术还免去了一定程度上不必要且昂贵的公证服务。智能合约的使用将避免国家采购领域的腐败。电子签名及准确识别纸媒和电子媒体技术的使用将排除伪造文件的可能性。整个政府体系将变得更加透明，并接受群众的监督。政府腐败行为将减少，国家对监察机关官员的需求也将减少。也许这就是国家管理系统信息化发展如此艰难的原因，大量资金浪费在低效和重复的例行公事中。

数字革命对人类未来的挑战

最后，我们阐述一下数字革命对人类而言的最后一种威胁。最让人兴奋的是科幻电影和反乌托邦电影编剧的想象力。现代科学已向改变人类性质的技术方向发展，并且数字革命对人类构成威胁的风险确实存在。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逐一进行分析。

1．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制造对人类有害的微生物。基因技术工程由来已久，国家安全机构显然低估了它。早在二十年前，科学家就承认基因技术可以合成拥有选择性功能的病毒，且该病毒只针对具有某些生物学特征的人群。通过将与人类共生病毒的DNA同病原体结合起来，可以合成在特定性别、年龄段甚至种族的人群中引起疾病的病毒。通过粮食出口将这些病毒输送到敌国领土，然后可以在其国家引起传染病并广泛传播，因此生物武器也是把双刃剑。显然，美国实验室进行的此类研究违反了禁止研制生物武器的规则。无论如何，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华盛顿犯有制造和传播埃博拉病毒的罪行。

2．具有某些属性的克隆人。十多年前，实验证明了克隆哺乳动物的实际可能性，并为克隆高等灵长类动物和人类发放全权委托书，那时科学家们就开始谈论克隆人的威胁。如今，克隆犬行业已经开启了商业化步伐，从理论上讲，克隆人工厂的出现是可能的。

3．人类已将各种计算机控制的设备植入人体。这已经是一项发达的医学技术，医疗领域已广泛使用起搏器、助听器、假体和传感器。从理论上讲，改造人是可能出现的，我们可以赋予改造人额外的计算能力，提高其感官、个体识别、传递信息及行为活动的能力。

4．在机器人设备中安装人体器官及模型。这与别利亚耶夫的小说《陶威尔教授的头颅》中的幻想相同，陶威尔教授死后，头颅却仍然活着。人类神经系统模型的开发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极有可能出现具有人类外貌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5．失去对具有仿生自组织机器人系统的控制能力。从理论上讲，机器人反叛的噩梦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变成现实。自动化电力系统的故障已经使大城市陷入混乱。如果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自行组织并做出独立决策，那么后果将无法预测。

上述所有对人类生存的威胁都是众所周知的，并已多次进行讨论。但是还没有制定出真正的方案来防止其发生。显然，即使对人类造成危险后果，停止科学技术进步也是不现实的，但是可以将其限制在法律框架之内。为了更好地发挥作用，这些限制措施必须具有国际性，并涵盖所有科技潜力巨大的国家。

缔结导弹和核技术不扩散、禁止细菌和化学武器及进行原子能武器试验等国际条约的经验令人鼓舞。尽管这些条约没有强制执行的责任机制，但世界大部分国家通常不会违反条约。一体化世界经济范式建立在国家互利、自愿伙伴关系及严格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 ，各国正向该范式过渡，在该过程中此类协议的范围将会扩大。协议还包括限制各国发展上述数字技术危险领域的国际条约。其中规定：

·禁止克隆人；

·禁止研制病毒和其他形式的生物武器；

·实行人体设备植入的国际标准；

·监测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以判断和消除对人类的威胁；

·在信息技术领域接受过培训的专家需要得到全球认证；

·在智能机器人认证方面，应制定并执行国际通用的技术规章和程序。

俄罗斯可以制定和通过一个科学伦理国际公约，该公约禁止各国在改变人类性质、生物武器及编制程序旨在摧毁仿生自组织机器人系统等领域的研究。

数字革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几乎所有的信息和金融领域都在使用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已是社会生产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正在向生活和商业领域渗透。数字革命创造机遇且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未对社会造成太大破坏。将数字技术用于反人道和犯罪目的的众多案例都与人类的行为有关，而与此类技术无关。同时，以私人或国家利益为借口垄断数字技术的行为大大增加了这些人违法犯罪的机会，并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人们的这些呼声应通过法律解决。

在世界经济范式更替过程中利用数字革命的力量

另一个问题涉及人类进化中质的“飞跃”。数字革命大大提高了生成、处理、传递、储存和掌握信息的能力。计算机不会忘记任何东西，信息的传播不会花费任何费用，人类可以对人类日常活动的任意复杂算法进行编程，然后将其传输给机器人，由它来执行。数字革命将人类从单调而繁重的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不仅是体力活，还有枯燥的办公室工作。数字革命解放了人们以前在商品制造业和服务业上所花费的时间，并为人类开启了向完全创造性活动过渡的新世界。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梦寐以求的景象，共产主义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字革命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后正在展开，它可以为国家经济计划体系的有效性带来质的“飞跃”，并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中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在苏联，科学技术进步可以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延长人类生命周期中的自由时间。在战后时期，人民自由的时间随着娱乐领域的发展而持续增长。尽管许多居民在闲暇时间喝酒，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公民要用个人的自我完善、创造性的工作、教育及参与包括国家管理在内的社会工作来填补空闲时间。因此，苏联成为世界上阅读率最高、拥有最好大众教育体系的国家绝非偶然。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在经济发展管理中的应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为此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保障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提升全民数字技能，实现信息服务全覆盖。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企业不惜一切代价使利润最大化，数字革命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剩余价值增加。另一方面，解放从事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意味着需求相应减少，这限制了生产增长和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正在“分裂”掌握关键数字技术的万能者和不参与生产活动的消费者。娱乐业致力于填补他们的休闲时间，同时演员、毒贩和公关人员都在进行努力。随着资本大量涌入金融部门，社会逐渐向无人生产技术过渡，信息革命引发了无尽无休的金融“泡沫”和金字塔。

数字革命摧毁了习以为常的经营规则。在传统领域，如果消耗的资源越多，产品的价格就越高，那么在数字经济中则相反。积累的数据越多，生产成本越低。价值定律和边际效用理论在数字经济中都不起作用。数据的累积可以生成新数据，同时减少接收其他信息的成本。互联网公司的市场估值没有实质性依据。随着活动范围和市场覆盖范围的扩大，投资的边际效用增加，而不是像在物质生产领域一样减少，互联网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信息革命使实体部门成为奉献者。

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范式正在瓦解，在其过程中数字革命带来的问题多于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即使西方国家利用信用货币“拉动”经济，但其货币发行量的最大份额仍被金融部门“吸收”，而生产投资领域的发展却停滞不前。美国、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体系以数字经济巨头的利益为中心，而不是试图缓解数字经济扩张带来的失衡并消除上述威胁。这些问题阻碍了新技术的生产使用，也表明了现有的世界经济范式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和需求。通过过渡到新的世界经济范式可以克服这种问题。 CIhCR2Jg7Y1L8ka1/FyuV7K5GY0g83+IR9ZPWaW25b6uTXQYUdryMcN7YnuLo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