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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天，我随着“明治维新文化之旅”在日本大地上游走。有一天，在鹿儿岛市的城山脚下一座巨大的西乡隆盛雕像旁，我看到一个木牌上赫然写着“令和元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见证日本历史的交替。因为这一天是2019年4月30日，是平成时代的最后一天。5月1日，皇太子德仁就会即位，改号“令和”。85岁的明仁天皇退位，延续30年的平成时代宣告结束。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的近代史是从鹿儿岛开始的。明治维新三杰中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都是从这里走向东京的政治舞台的，西乡隆盛在城山自杀则标志着武士时代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见证平成时代的正式落幕，怎能不令我感慨万千？
从1989年到2019年，平成时代的日本发生了什么？那么多政坛纷争到底意味着什么？日本经济真的有“失落的30年”吗？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这段时期，日本经济是不是一直在走下坡路？如何评价这30年间日本的发展？从日本归来，这些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平成时代甫一结束，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就推出了“平成三部曲”。浙江人民出版社也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力，翻译出版了这套丛书，这就是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套“日本激荡三十年”丛书。
“日本激荡三十年”丛书由三本书组成，分别是《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政治1989—2019》《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1989—2019》《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后两本书都是学者的个人专著，只有《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政治1989—2019》采取了非常别致的“三人谈”（日语称为“鼎谈”）形式。
《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政治1989—2019》的前三章，每章都由熟悉日本政坛内幕的政治学者御厨贵、活跃的政治记者芹川洋一与不同的对象进行深入对话。第一章的对话对象是美国学者杰拉尔德·柯蒂斯，柯蒂斯长期观察日本政治，和多位日本政治家有密切交往；第二章的对话对象是经济学家大田弘子女士，她曾担任内阁大臣，直接参与过政策制定；第三章的对话对象是蒲岛郁夫先生，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后当选熊本县知事。最后一章则是御厨贵和芹川洋一两人一起讨论“从平成时代思考今后的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历了短暂的动荡之后，日本政坛很快就进入了稳定状态。尤其是自1948年10月吉田茂第二次当选首相，直到昭和时代结束的1989年1月，在长达41年的时间里，日本共有14人出任首相，平均每人任期将近3年。其中，吉田茂、佐藤荣作、中曾根康弘的任期超过5年，佐藤荣作更是以将近8年的任期刷新日本政坛纪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平成时代的30年里，有17人出任首相，平均每人的任期仅为1.8年。特别是在平成时代最初的10年里，首相多次换人，如走马灯一般，让人眼花缭乱。只有在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坛才相对稳定下来，还先后出现了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两个长期在位的首相。
在经济泡沫破裂、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政权缺乏长期性，首相人选多次更迭（也是经济形势不好的结果），当然不是好事。在过去，我对于这种现象也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日本政治弊端的集中表现，但是《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政治1989—2019》这本书改变了我的这个成见。因为首相更迭都是经过合法有序的政治程序完成的，日本政治一直都平稳地行驶在和平宪法规定的政治轨道上，并没有发生任何“政治出轨”。一方面，这说明了1946年制定的和平宪法的伟大。迄今为止，它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部从未进行任何修改的宪法，在日本政治中发挥了定海神针般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际社会（包括著名的基辛格博士）就预言日本会成为军事大国，但是迄今预言仍未成为现实。另一方面，民众视政治家如敝屣，也说明日本的民主政治已很成熟了。在现代世界，最重要的是制度，如果一个国家仍旧欣欣然于“一人兴邦，一人丧邦”，显然不是一件好事。
平成时代的日本政治也在探索新道路，因为国民的价值观在变化。“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日本是一流的经济（实力）、三流的政治（体制）。但其实只要经济是一流，政治是二流或三流都可以接受”，“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如果日本在经济上也沦为二流国家，那就无可救药了。所以，人们对政治的要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政治1989—2019》第17页）。1993年，自民党发生分裂而失去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从而丧失了长达38年的单独执政地位，标志着“1955年体制”
的结束，从此自民党必须联合其他政党才能执政。
国民有了自民党之外的选择，有志向的政治家也有了实现抱负的新路径。例如，作为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蒲岛郁夫先生就没有接受自民党推荐，而是自行参选，成功当选熊本县知事。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化，日本也进入了“从党主导到官邸主导”的新阶段。在昭和时代，自民党长期执政，在自民党内部形成了以一致通过为前提的法案预审制度，“可以说，当时是一个‘党（自民党）高于政府’的时期，官僚们对党负责”（《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政治1989—2019》第85页）。进入平成时代之后，强化内阁的职能，更改决策过程，从而提高了透明度和效率。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很多政治家能够迅速对网络热点作出反应，迅速回应网络舆论。
对于刚刚过去的平成时代，《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政治1989—2019》既是一个俯瞰式的概览，又是一次深入其境的游历。作者没有政治忌讳，直抒己见，即使对于在世的当权者也直陈功过是非，不掩饰不敷衍。书中披露了许多政治内幕和政治轶闻，让读者可以一窥日本政治的台前幕后。特别是“三人谈”这种形式，挥洒自如，不同的讲述口吻让各种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读来轻松有趣。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常常感到，三位与谈者仿佛就在面前，坐于榻榻米上，端一杯清茶，臧否人物，指点江山。此情此景，怎能不令人神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济学界，有一个重要的学派叫作“官厅经济学派”。其成员既有一定的经济理论素养，又在政府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因兼有政府官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被称为“官厅经济学家”。与一般的经济学家相比，这些人具有宏观的视野，更了解国民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对经济政策也有更切实的影响。作为《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1989—2019》的作者，小峰隆夫在1969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经济企划厅工作，显然是一位典型的“官厅经济学家”。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从事观察和分析日本经济，一度负责撰写权威的年度《日本经济白皮书》。为读者执笔介绍平成时代经济史，小峰隆夫可谓是不二人选。
进入平成时代后的最初两年，延续了昭和时代的繁荣局面，经济增长率高、失业率低、物价稳定，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经济泡沫不断膨胀。但是，“处于泡沫漩涡里的人们不认为自己身处泡沫之中”（《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1989—2019》第16页），反而陶醉于虚假的繁荣之中，为自己的住房升值、股票上涨而欣喜。这种局面是否让中国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多年以来，经济学家们一再呼吁警惕中国的经济泡沫，可是相当一部分人置若罔闻。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只要泡沫没有破灭，人们就不肯相信经济存在泡沫。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突然破灭，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意外。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危局，反复进行财政刺激，金融政策也开始有所转向，但是日本经济再也回不到20世纪80年代了。1993年度的《日本经济白皮书》中写道，“泡沫对于经济有百害而无一利”（《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1989—2019》第58页）。这是日本的沉痛结论，也是值得中国认真汲取的历史教训。
让笔者感到意外的是，全书并没有采用“失落的10年”“失落的20年”的说法。在我看来，可能是作者对于这种不严谨的媒体语言并不认同。在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并不是一条一路向下的曲线。1993年，景气指标触底反弹，经济开始恢复。1995年，日本的GDP增长率达到3.1%（世界银行数据）。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给存在种种潜在问题的日本金融业带来了重大打击，多家证券公司、银行破产。为此，日本政府出台金融体系安定政策，赋予日本银行独立性，避免了金融危机。
在“失落的10年”“失落的20年”的说法背后，人们往往以为日本政治家都是无能之辈，在经济困境面前束手无策。实际上，日本政治家并没有把问题推诿给国际影响、外国压力等，而是直面真实问题，特别是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这三位首相。他们认识到，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1997年1月，桥本龙太郎在第二次组阁后的施政演说中说：“身处世界一体化的社会背景下，在人、物、资金、信息均可自由流通的时代中，很明显，现在的体制已成为我国发展的障碍，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创造出引领世界潮流的新经济社会体系。”（《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1989—2019》第93页）为此，他一口气推出了行政、财政、社会保障、金融体系和教育等六大改革，遗憾的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突然爆发，桥本的改革被迫中断。
进入21世纪以后，小泉纯一郎首相用“自由的市场是根本”“民间能做的就交给民间，地方能做的就交给地方”等鲜明口号，不断推进改革。在他看来，“不进行结构改革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景气复苏，也无法实现持续增长”，因此主张“资源的流动基本上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要清除市场的障碍或抑制增长的因素”，“要创造付出智慧和努力就能够得到回报的社会。通过这些举措来让经济资源迅速流入增长领域”（《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1989—2019》第190—120页）。从2002年1月日本经济进入景气期，直到2008年2月，长达73个月，时间跨度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所有景气时期。
平成时代的第三个十年是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开始的。不过，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率先走出危机。安倍晋三先后射出新旧“三支箭”，在调整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结果，日本宏观经济在2011年探底后，几乎连续8年持续恢复（从2012年12月开始到2019年1月，持续长达74个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扩大时期。日经指数不断攀升，失业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企业收益大幅增长，媒体炒作的所谓“失去的30年”显然是夸大其词。当然，很多人仍然抱怨“没有实感”，因此日本的结构性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纵观平成时代，日本经济有悲有喜，有笑有泪，有挫折也有奋进，绝非一团灰暗。和同时期的中国相比，日本经济确实表现欠佳，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不可能像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一样，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发展速度回落是必然的，因此在进行国家对比时，应该理性地看待日本的发展。日本作为先行一步的国家，不但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许多足资借鉴的经验，而且敲响了警钟。例如，平成时代以来日本致力解决的老龄化、少子化等问题，也正是目前中国亟待解决的棘手难题。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是中国的镜子，也是中国的鞭子。
如果把日本企业比喻为船只，那么平成时代这30年就是一段险滩不断的河流。从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到1995年阪神大地震，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国内外大事件连续不断，日本宏观经济反复动荡，日本企业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积极前行。“疾风知劲草”，日本国际大学校长伊丹敬之先生把由危机导致的混乱局面称为“疾风”，把日本企业比喻为“劲草”。他撰写的《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一书讲述的就是何为“劲草”。“面对未来，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安与担忧，但是日本企业在充满波澜的平成时代的三十年中，经历了‘疾风’的洗礼后成功回归，让我们见到了‘劲草’”（《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第88页）。
作为一个以经济立国的国家，企业在日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泡沫破灭后，日本企业一边奋力开拓海外事业，一边千方百计地确保国内出口。因此，从1993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日本企业的整体营业利润率并不低，努力维持着“小康”水平。即使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和“9·11”恐怖袭击事件，从1995年到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夕，日本的出口也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日本企业的顽强实在令人感佩。同样，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也没有打垮日本企业。从2011年起，日本企业的自有资本率和净利润率都保持上升态势。从2017财年的决算数据看，许多日本企业取得了历史最高收益，日本商品出口也在这一年达到了历史新高。
伊丹敬之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是令人惊骇的两次“疾风”，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企业和社会。它们“让日本企业陷入大混乱当中，然后又使日本企业迸发出了从混乱中竭尽全力走出来的努力”，从而“成就了日本企业中的‘劲草’，使它们走向前台，展现出了‘精神奕奕的风姿’”（《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第260页）。“日本企业终于能够在积极面对未来的状态下，见证平成时代的结束”，所以伊丹敬之感慨“日本重新回归”（《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第88页）。
作为当今日本著名的经营管理学者，伊丹敬之担任过多家企业的董事，对企业有具体的观察。在对平成时代的日本企业进行宏观描述之后，他又从世界、技术、人员和财务四个视角对日本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行微观分析。在他看来，日本企业从单一依赖美国转向美中均衡，同时又将东盟作为不可舍弃的重要存在，“日本企业对中国是期待与防范交织在一起，对美国则是感到前途不安，对东盟地区是期待”（《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第121页）。在不断拓展海外市场和海外生产的同时，基于“失去了国内市场也就失去了世界”的认识，日本企业形成了独特的“比萨型”国际化的海外事业拓展方式。处在最中间的国内生产变薄，变薄部分移至海外，但是就像制作比萨时把最好吃的那部分留在比萨中心一样，日本企业把重要的工作内容留在国内，维持了国内的雇佣和技术积累，国内产业并没有“空洞化”（《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第111—112页）。因此，在平成时代结束的时候，日本产业仍然拥有广泛的技术基础。
在伊丹敬之看来，日本是一个重视从属关系的国家，在危机频现的平成时代里，企业与雇佣和人事的基础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和其他国家不同，当危机到来时，日本企业的劳动分配率不降反涨，因为日本企业文化认为，企业既是股东的，也是从业人员的。作者把这种文化称为日本经营中的“人本主义”。它主张优先保证从业人员的稳定收入，使他们更加忠诚努力地工作，从而为企业和股东带来更大的利益。尽管在2000年左右出现了“公司是谁的”讨论，有人呼吁“向美国式成果主义以及市场型薪酬制度学习”，但是最终并没有被所有日本企业所采用。
展望未来，伊丹敬之仍然保持乐观。因为他认为，在平成的“疾风和激荡”中，日本企业的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依旧拥有不变的基础。这些基础让企业可以成为“劲草”，“日本企业从沉迷的谷底完美地恢复了”。他引用法国哲学家阿兰的名言“悲观主义是情绪的产物，乐观主义是意志的产物”结束了《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企业1989—2019》这本书，也让读者对于日本这个以企业为基业的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期待。
“当代人不修当代史”是中国的传统，因此我在初读“日本激荡三十年”丛书时，未免不抱着深刻的怀疑。结果我没有失望，在“五一”假期里，一口气读完了这部三册的巨著，也开始修正“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成见。尽管当代人囿于认识局限和感情牵连，在写作身处其中的当代史时会产生各种问题，但是也不容否认，“当代人写当代史”自有其优势。就像“日本激荡三十年”丛书，不但“俯瞰大河东去”，对平成时代进行了宏观分析，而且对平成时代进行了近距离的生动描写，充满了后人难有的“激情”。因此，这是一部了解平成时代不可多得的好书。我作为日本历史的爱好者，不揣冒昧，写下这篇文章，既是记录个人的读书心得，也向读者朋友们热情推荐。
谨此为序。
马国川
《财经》杂志高级研究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