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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如何告别一个远去的时代

大概在两个月前,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胡俊生先生约我为“日本激荡三十年”丛书写序。一时诚惶诚恐,自觉难以胜任。读毕全书,思索数日,依旧理不出头绪。始终萦绕于心的是一系列问题,包括对平成年代的日本究竟了解多少,如何评价一个远去的时代……当我声称“不怕走错时代,只怕走错人群”时,又该如何从不同的人群中截取那个时代不同的幻影?

或褒或贬,评价一个时代不似观看两个壮汉拔河,后者就算一时势均力敌,胜负终究清晰可见。想起早先经常被读者问及当下中国是进是退,我爱援引说明的也是“进退曲线”,而非直线推移。简而言之,有些地方进如波峰,有些地方退若波谷,细碎密匝,于时空之际,均望不到边,叫我如何整体评说?

唯一能做的只有就事论事,具体陈述哪些地方发生了变化,其意义为何,而决不能因一时情绪以“完全进步”或“完全退步”概而括之,就此敷衍了事。更别说“进步”一词,伴随语境转换,也常常是让人疑窦丛生的。于结果论,也还有可能是“过对了河,上错了岸”。就像雅各布斯借其经典小说《猴爪》所揭示的——小心愿望成真。

旧的事物在消逝,新的事物在生长。新的时代因为这一简单的“二进制”原理不断“涌现”(emergence),于是有了世间的千变万化。然而,以我们有限的经验与学识去评判历史,终究只是“管中窥豹”“以短量长”。就算有机会作遥远的回望,看到的也只是“渺沧海之一粟”的局部罢了。一时的进步,有可能是巨大退步的开始;一时的退步,亦可能是巨变的开端。其所反映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相对主义,而是生而为人不得不随时面对的知识之困。

当然,这一困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有关时代的评论都已失去意义。写作不仅记录现实,而且参与历史,这是写作的双重价值之所在。纵览“日本激荡三十年”丛书,所论者多是具体的人、事、物,虽然细碎,却也不失为几位学者对日本平成时代观察的结晶。如雷蒙·阿隆所言,知识分子有必要成为“介入的旁观者”,既参与公共事务,同时又必须时刻保有自己的理性。最好的方式,依我之见,知识分子既要旁观世界,也要旁观自我,后者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自省的态度。

说到平成时代的一些特征,有必要还原其历史背景,即昭和时代(1926—1989)的生与死。

现实是正在成型的历史。有经验的观察者可能从各种潮流的此消彼长中,觉察出有关未来的走向。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毕竟,各种变量与偶然性参与其中。未来是开放的,只有回望时,才会看到历史经由唯一的那条道路走到了今天,并通向未来的城池。而身处现实之中,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像狄更斯一样感叹时代的暧昧——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有没有一种可能,每个人身上同时奔腾着几条河流,甚至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去?就像在同一个时代涌现着完全不同的洪流。遥想20世纪初的大正民主时期(1905—1925),彼时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若干潮流齐头并进。及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虽然军国主义一枝独秀,其他潮流不得不隐匿于黑暗之中,但也没有彻底消失。

没有哪个时代是从天而降的。如果忽视石桥湛山等“小日本主义”一系的苦力支撑,就很难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因何有机会在经济上迅速崛起。1945年,当军国主义的巨石被搬开,曾经的暗流河从此一泻千里,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堂堂溪水出前村”。与此同时,其他潮流也渐渐潜藏,或者悄悄生长。

与平成时代那30年的清晰轮廓相比,持续60余年的昭和时代是暧昧的。在中国人眼里,昭和时代始于虎视眈眈,终于和风习习。前者让我想起随之而来的发生在故乡的血腥往事。老人们说,日据时期的阴阳界是“昭和政府管白天,国民政府管夜晚”。

后者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电视剧,为中国的年青一代提供了一条时空隧道,让他们可以随时感受遥远都市中的情爱之美。很难想象,小时候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杀人如麻的龟田、松井等太君和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里清纯可人的小鹿纯子同属于昭和时代。

隔海相望,我这一代中国人只是看见了昭和时代的尾巴。当年日本早已从军国主义的废墟中浴火重生,不仅告别了“一亿总玉碎”的疯狂,还迎来了“一亿总中流”的繁荣,如石桥湛山所期许的那样。这位有远见的思想家曾经在伊势神宫祈祷日本赶紧战败,因为只有一个日本被打败了,另一个日本才有时间重新开始。

石桥湛山没有想到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个岛国慢慢切换至另一种疯狂模式。巨大的经济泡沫让日本人一时豪气冲天。最疯狂的时候,仅东京一个区的房价总和甚至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然而,有些人的生活变得悲惨起来。就像本书中提到的,一位保险公司的社长曾经这样抱怨:“要我如何告诉在战争中死去的朋友们,我们建设了一个怎样的日本才好呢?难道让我说,我们建设了一个哪怕你再努力工作,最终也买不起一个家的日本吗?”这是在经济泡沫破裂以前,一个普通人对日本模式的怀疑。

后来经济泡沫破裂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是一个双重隐喻。日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疯狂都终结于昭和时代。1989年,平成时代正式开始。借昭和时代的余晖,这一年日本的GDP增长率是5.4%,是平成时代那30年的起点与最高点。20年后,该数据变成了反方向的-5.4%。如伊丹敬之所言,“倒栽葱式地跌入悬崖”。

对于现实而言,最重要的是,狂飙突进的日子已经和昭和时代一起结束了。而进入平成时代的日本,不得不开始面对并接受平凡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可以通过《血疑》《阿信》《聪明的一休》《排球女将》等影视剧了解昭和末期的日本在新闻以外的故事。而关于平成时代的日本,我唯一看过的一部日剧是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放的《东京爱情故事》。

如上所述,昭和时代已经结束了。而在许多迷恋抗日剧的中国观众眼里,平成时代似乎一直没有开始,民众很难从公开的影像上找到这个时代的蛛丝马迹。由于历史转向与中日关系恶化,此时内地电视台经年累月播放的多是抗日剧。这固然可以说是创作自由的表现,与此同时,这种失衡的繁盛也在以其肤浅的方式塑造历史,同时影响了今日中国人对中日关系更现实的理解。

我对平成时代日本的了解,是从访问早稻田大学开始的。十年前,当我第一次站在东京街头,有了与游学欧洲时完全不同的异域体验。随处可见的汉字与黄色面孔,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没有离开中国。甚至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突然意识到东方的意味。此时的东京平和有序,完全不见昭和前期的激烈与癫狂。于是,当时我有了一个戏谑的想法——想看汉唐去京都,想看昭和回横店。

相较于昭和时代的大起大落,平成时代或多或少显得有些平庸。有人感叹,与三岛由纪夫那一代“昭和男儿”相比,平成时代盛产的只是终日宅在家里的“平成废物”。这样说可能并不公平,像太宰治那样的颓废精英,可是昭和时代的产物。

平成时代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在“日本激荡三十年”丛书中,小峰隆夫、伊丹敬之、御厨贵、芹川洋一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与昭和时代的经济神话相比,平成时代那30年的日本,因为经济上的“毫无长进”,被人称为“失去的30年”。平成时代开始于人口下降的“1.57危机”,然而30年来没有任何改观,“只有写人口减少的书一直在畅销”。一个原因是,人口大量地从出生率高的地方转向出生率低的大城市,由此形成了人口减少的负螺旋。当然,这已是世界性问题。随着科技发展与享乐主义盛行,人类已经进化到不仅不需要人,而且不需要后代了。

政治方面,平成时代同样面临各种问题。比如,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够吸纳更多的政治精英?有些国家的从政风险来自政治斗争,而在日本,从政意味着不断失去,以至于从政不再是“可以向小孩推荐的职业”。此外,从政者还要面对“民主主义的失败”之魔咒。不得不说,这是民主的困境——不遵从民众的呼声,就不会当选;而完全遵从民众的呼声,则可能一事无成。民主缚住了暴君,同时也可能让积极的政客变成平庸的走卒。

民粹主义与反智倾向同样在缠绕中上升。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专家的意见形同虚设。按小峰隆夫的理解,过度听从民意不啻为政治恶化的一种表现,“受国民委托负责政策运营的政治家不能一味迎合舆论,有时候需要说服舆论,担负起走长期路线的责任”。由此而论,安倍经济学实为政治拖延症,扬汤止沸的作用只是构建“在做事的感觉”。通过拖延本应支付的社会成本来笼络民心,一旦油尽灯枯,这一政策也就失去了意义。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困境也意味着民众对从政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主流民众对于财政危机的态度——原则上同意提高消费税,但具体执行必须延后。这里有一种击鼓传花式的微妙,即观念上赞同(重义),行动上却反对(重利)。令人担心的是,日本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

这种困顿有点像今日法国——受制于部分民意的裹挟,改革比革命还难。

虽然小峰隆夫、伊丹敬之、御厨贵等人在本书中集中批评平成时代的平庸,包括效率受制于选举过多,政治上受到美国的掣肘,甚至失去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大好时机,但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日本“科技立国”的宗旨在这个“平庸的时代”得到了绝佳体现。至2020年,日本已有27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2/3出现在近20年。

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失败的平成时代”为什么让人怀念?本土文化的繁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共同社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3%的日本人认为平成时代是一个好时代。告别昭和年代的血脉偾张与纸醉金迷,日本在平成时代回归到了平静的生活。

平成时代脱胎于最后的昭和时代。一个在外交、军事甚至经济上都缺少一定独立性的非正常国家,是以怎样的决心完成文化及技术上的追求与坚守的?想起近百年前石桥湛山有关“小日本主义”的一个主张——重要的是开发国民的脑力资源,而非掠夺他国的物产,压榨他国的人民。出于这个缘故,我宁愿今日日本与世界各国继续“平庸”下去。汉娜·阿伦特从“平庸的恶”中发现极权主义的起源,而我们是否可以从平庸的时代中看到“平庸的善”?

几年前,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访学,对日本的现实与发生在中日之间的诸多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中日交恶是20世纪东方最大的悲剧。在拙作《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中,我曾将日本视为“中国之药”,其实中国于日本又何尝不是一味药?最坏的状态是中国与日本重回过去交恶(互为毒药),而最好的状态是中国与日本在未来相遇(互为解药)。

作为一个具备后发优势的国家,中国的幸运在于有足够的前车之鉴。这让这个正在脱胎换骨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次次避免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大动荡。

不仅仅是在日本的昭和时代,自进入近现代以来,无处不是狂飙突进的景象。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兔子,时刻嚷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而现在,世界也重新走到了分水岭。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不断“走出去”的东方大国,正面临逆全球化运动的考验。就像快速旋转的陀螺,此时同样需要慢而不倒的能力。

2015年,当一艘有四个足球场大的东方货轮首次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时,有人想起鸦片战争时的某些场景。联想到近年来英国的脱欧政策,当年为“自由贸易”开路的鸦片战争在这场逆全球化运动中似乎变成了反讽。而美国也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中渐渐失去了“道德的光芒”。

几年后的2020年,一场疫情几乎让整个世界进入了停摆状态。发生在这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像是一个隐喻,它昭示着人类最真实的困境——不仅要面对疾病这一共同的敌人,而且每个人都被隔离在各自的“战壕”里。

这一年最大的变化是一切宏大叙事都让位于对具体生命的保护,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紧密相连。责备这一年碌碌无为是容易的,然而还有什么比“活下去再说”之平庸更伟大的事情?对于日本人而言也是如此吧,尽管昭和时代令人魂魄激荡,但刚刚过去的“并不成功的平成时代”似乎更令人心安。

每个时代都有其英雄传说,那是一些处于风口浪尖的水花,有着不同的面貌,而更深沉的河流却在接近河床的暗处流淌,是它们连接了日本的昭和、平成与令和,也是它们连接了地球上的陆地和海洋。

是为序。

熊培云
南开大学副教授、学者 +Uo52LxKe2G0yzq1Bh5NTnidszypqzSw79fxYB8h5LMvXXAdqx82upp2j+heA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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