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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是在1988年9月美国通过的“超级301条款”的基础上签订的。“超级301条款”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锁定设置贸易壁垒及惯于扰乱市场的国家，对于经过协商仍然不改善的国家实施的报复性措施。这是极端强硬无理的霸王条款，日本方面虽然始终坚持“不回应以制裁为前提的谈判”的态度，但现实中不得不对美国低头，设置高级别会议，就导致日美贸易不均衡的结构性问题进行谈判。
同时，也可以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讨论日美贸易问题。美国在个别产品贸易领域的谈判未见效果，因此认为应该深入探讨贸易不均衡现象背后的宏观经济问题。
储蓄与投资平衡理论是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基础。如果从储蓄与投资平衡的观点来看经常收支，那么，国内储蓄越少、财政赤字越大，则经常收支赤字就越大。而且，因为经常收支是国内需求与国内供给之差，因此相对于供给，只要内需达到一定程度，经常收支就会变成赤字。基于这种考虑，美国要求日本降低储蓄率、扩大投资、扩大国内需求。
那么，美方具体说了什么呢？美国的报纸关于储蓄和投资平衡曾有如下记述：
日本的储蓄率一贯高于其他先进工业国家。国内投资比率虽然高于国际标准但不及其储蓄率，国内储蓄远远超过投资。这种投资和储蓄的不均衡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庞大的经常收支黑字上。在个人储蓄方面，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高住宅成本，加上缺乏维护消费者信用的便利措施、不充足的娱乐机会等因素抑制了消费，储蓄随之被推高。在投资方面，高速公路、下水道、公园等公共设施还处于未开发状态，显示出有大规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必要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美国是在干涉别国内政。但是造成这一局面，日本方面也有责任。比如著名的《前川报告》，由首相中曾根康弘设立的私人咨询机构——服务国际合作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于1986年4月发表的报告书。这份报告的主张如下：
我们需要认识到我国持续大幅经常收支不均衡是一种危机状况。
为取得国际性均衡而切实缩小经常收支不均衡，应作为中期的国民性政策目标。
经常收支的大幅黑字，根植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制，向国际协调型经济变革是当务之急。
为实现国际协调性经济，需要拉动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有必要修改储蓄优待税制来纠正过剩储蓄。
从《前川报告》的以上内容来看，可以说美国的主张不过是在确认日本的立场而已。
其中，有实质性进展的是扩大公共投资。美国认为，日本储蓄过剩，应该利用储蓄来充实道路、下水道或公园建设等基础设施的社会资本。结果，1990年，日本政府出台了《公共投资基本计划》。该计划提出，要以下水道、城市公园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调整目标，同时明确提出1991—2000年，公共投资总额约为430万亿日元。在谈判过程中，美方还追加了“日本公共投资中的事业类别分配过于僵化，应使之更加灵活应变”这一要求。然而日本方面声称“分配问题与储蓄投资的平衡无关，希望美方不要吹毛求疵”，从而拒绝了美方的提议。
《公共投资基本计划》因为明确了作为具体成果的投入总额，得到了美方的高度评价，在《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的最终报告书中也有所提及。
然而，笔者认为当时热议一时的公共投资计划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日本原本奉行财政单年度主义
，每年的年度预算都得经过国会认可后才能执行。为期10年的公共投资额度受到包括地方公共团体GDP基准额度的束缚，因此基本是不可能实行的。实际上，当时的公共投资计划并没有实施的保障，美方可能有所误解，其意义就只在于指引了未来的大体方向而已。
以上所述的内需扩大政策，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对于为了纠正经常收支不均衡而出台旨在扩大内需的政策，经济学家对此持有强烈异议。这些异议涉及多个方面，有人指出了“以经常收支或贸易收支为政策目标本身就很荒诞”的原则问题。从理论上看，日本的经常收支为黑字，所以国民福祉很高这种说法并不成立。反之，美国的经常收支为赤字，因此美国的国民福祉就受到了损害这种说法也不成立。总之，黑字也好，赤字也罢，都与国民福祉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从整体上纠正经常收支并无意义，试图纠正两国间贸易收支不均衡更是毫无意义。
另有观点认为，即便要均衡经常收支，为此而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也是不妥的。是否应当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经济，不应取决于经常收支，而应根据物价、就业等宏观经济形势来判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就算日本再怎么扩大内需，距离日本对美国的进口不断增加，缩小对美国贸易赤字还相去甚远，可以说基本没有什么效果。
然而，这种经济理论上的错误，在经济学者之间和政府内部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共识。1991年度《经济白皮书》中这样写道：“原则上，就算两国间收支存在巨大的不均衡，也有必要从经济角度明确，这种现象并非需要被特别对待的问题。在分析一个国家的对外收支情况时，如果拘泥于与某个国家之间的收支均衡问题，难免就会否定国际分工的长处，自动放弃自由贸易的优势。”
对日元汇率上升而产生的恐惧，最后也演变为过激反应。日元汇率急剧上升确实会迫使出口产业进行艰难的调整。但是，很多企业都经受住了考验，以提高效率的方式进行应对。日元升值反而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型，甚至成了日本企业向效率化、平稳化转变的契机。理性来看，日元汇率上升不仅改善了贸易条件，而且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尽管“日元升值，举步维艰”这种产业界的哀声传到了政坛，但是我们应该更多地开展关于国民经济的讨论。
有关经常收支的讨论、日元升值的讨论时至今日仍是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关于经常收支，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就以纠正贸易收支赤字为主要政策目标，使世界经济处于一片混乱。“日元升值危机”的言论，就像是日本的保留节目一样流传至今。
小宫隆太郎在其著作中，围绕经常收支争论的一些错误观点做了如下论述，“关于日美经常收支不均衡的讨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随处都是低级错误。关于日美经济摩擦的争论很‘愚蠢’，许多都是胡言乱语。纠正这些无稽之谈是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使命”。在泡沫经济的背景下，这种经济学上错误经济政策的存在说明我们在实施政策时，穷尽性地进行经济学方面的讨论是何等重要，而将其贯彻到底又是何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