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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价格的上涨，政策导向也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其中之一是政府主导的扩大内需政策，以及日本银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首先，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状况做一概述。
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日元持续升值。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1985年初为1美元兑换约250日元（以下表示为“日元汇率=××日元”），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开始迅速升值。9月的“广场协议”中达成了“主要国家货币对美元汇率有序上升至一定程度”的协议。随后，日本政府和银行开始了对汇率市场的大规模协调介入。1985年末日元汇率迅速升至近200日元，1988年升至120—125日元，三年内日元的价格变为之前的两倍。
日元汇率的急剧攀升成为影响日本经济的主要不安因素，“升值颓势”的哀叹声传遍街头巷尾。事后来看，虽然在“广场协议”后不久便迎来了景气高峰，然而在1986年11月日元汇率便跌至谷底，并延续至1991年2月，“升值颓势”在很短时间内便终结。此外，当时另一个较大的政策难题，即对外收支不平衡（经常收支黑字）也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尽管经济状况如此，政府、日本银行仍在持续推进扩大内需的政策。
紧随“广场协议”，日本政府于1985年10月出台了扩大内需的政策。这是一项旨在通过扩大经济规模来消除贸易摩擦的政策，通过推进市场开放、稳定日元汇率、扩大内需等努力，积极修正内外收支不均衡的经济模式。具体来说，日本政府火速实施了加大民用住宅投资、促进都市开发、促进民间基建投资、刺激个人消费、扩大公共事业投资等政策。这些政策的事业规模每年约为3.12万亿日元，是过去经济政策中规模最大的。
关于金融政策，日本银行起初担心重回“日元低、美元高”的局面，对降息犹豫不决。但是在1986年1月，日元汇率升至1美元兑换不足200日元，日本银行判断日元升值已是大势所趋。1月末，距离上次调息已时隔2年3个月，日本银行将基准贷款利率下调0.5%，定为4.5%。此后因为日元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持续升值，以出口产业为中心的经济状况急速恶化。因此，日本银行在1986年3月再次将基准贷款利率下调0.5%（由4.5%降至4.0%），此后在4月（由4.0%降至3.5%），10月（由3.5%降至3.0%），1987年2月（由3.0%降至2.5%），接连下调基准贷款利率。2.5%成为历史最低基准贷款利率水平，并一直维持到1989年5月。
1986年4月，政府出台了综合经济政策，9月又颁布了综合经济政策。然而这些政策基本都未配合财政措施，而是将重心放在以住房贷款减税为杠杆刺激民间消费上。在1987年5月制定的“紧急经济对策”中，包含了大幅增加对公共事业投入、1万亿日元所得税减免等内容，总体投入金额空前庞大，达6万亿日元。
那么，明明经济处于蓬勃发展之中，为何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却要刺激内需，并维持量化宽松的货币状态呢？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为应对日美贸易摩擦而纠正对外不均衡的局面。里根总统上台后（1981年1月起），所谓的“双赤字”
一直在扩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在汽车和半导体等个别产品市场上要求日本扩大进口规模，同时强烈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如果日本扩大内需，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就会增加，日美间贸易收支不均衡的局面就能得以好转。
美国对日本扩大内需的要求一直持续到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双方的博弈发生在1989年9月达成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中，后文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第二，为应对日元“升值颓势”。1985年9月，根据“广场协议”，美国大力介入主要国家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开始攀升，汇率的调整速度远远超过了日本政府的预测，业界与各大出口企业痛斥严峻的贸易环境。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经济对策相继实施，放宽金融管制的原因之一就是对汇率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
第三，为应对日元升值本身。下调利率后，日本内外利率差的扩大必然成为日元贬值的重要因素，日本银行希望通过下调利率来稳定日元汇率。其实，类似“这是以对汇率施加影响为目的而制定的金融政策”的话已经很少出现在台面上了。但是，当时还能直接出现“这是为了阻止日元升值的利率下调”的论调。
比如，1987年2月下调基准贷款利率时，日本银行的公告里有这样的表述：“日元如果继续升值，不稳定局面将持续加剧，会加深通货紧缩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会对我国解决基本政策问题（即通过长期扩大内需与调整经济结构来纠正对外收支不均衡）造成阻碍。鉴于这些问题，日本银行认为进一步下调利率势在必行……”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当时的金融政策是基于通过抑制日元升值、扩大内需来纠正对外收支不均衡的政策目标而制定的。公告的详细内容在此略过不谈，其他关于下调基准贷款利率的政策中表述虽各有不同，但共同之处是，基本都以“稳定外汇市场”“扩大内需”和“纠正对外收支不均衡”的组合拳效应作为政策预期效果。
进入平成时代后，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内需的呼声更加强烈，其基础就是《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