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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两个月前，浙江人民出版社的胡俊生先生约我为“日本激荡三十年”丛书写序。一时诚惶诚恐，自觉难以胜任。读毕全书，思索数日，依旧理不出头绪。始终萦绕于心的是一系列问题，包括对平成年代的日本究竟了解多少，如何评价一个远去的时代……当我声称“不怕走错时代，只怕走错人群”时，又该如何从不同的人群中截取那个时代不同的幻影？
或褒或贬，评价一个时代不似观看两个壮汉拔河，后者就算一时势均力敌，胜负终究清晰可见。想起早先经常被读者问及当下中国是进是退，我爱援引说明的也是“进退曲线”，而非直线推移。简而言之，有些地方进如波峰，有些地方退若波谷，细碎密匝，于时空之际，均望不到边，叫我如何整体评说？
唯一能做的只有就事论事，具体陈述哪些地方发生了变化，其意义为何，而决不能因一时情绪以“完全进步”或“完全退步”概而括之，就此敷衍了事。更别说“进步”一词，伴随语境转换，也常常是让人疑窦丛生的。于结果论，也还有可能是“过对了河，上错了岸”。就像雅各布斯借其经典小说《猴爪》所揭示的——小心愿望成真。
旧的事物在消逝，新的事物在生长。新的时代因为这一简单的“二进制”原理不断“涌现”（emergence），于是有了世间的千变万化。然而，以我们有限的经验与学识去评判历史，终究只是“管中窥豹”“以短量长”。就算有机会作遥远的回望，看到的也只是“渺沧海之一粟”的局部罢了。一时的进步，有可能是巨大退步的开始；一时的退步，亦可能是巨变的开端。其所反映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相对主义，而是生而为人不得不随时面对的知识之困。
当然，这一困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有关时代的评论都已失去意义。写作不仅记录现实，而且参与历史，这是写作的双重价值之所在。纵览“日本激荡三十年”丛书，所论者多是具体的人、事、物，虽然细碎，却也不失为几位学者对日本平成时代观察的结晶。如雷蒙·阿隆所言，知识分子有必要成为“介入的旁观者”，既参与公共事务，同时又必须时刻保有自己的理性。最好的方式，依我之见，知识分子既要旁观世界，也要旁观自我，后者通常被理解为一种自省的态度。
说到平成时代的一些特征，有必要还原其历史背景，即昭和时代（1926—1989）的生与死。
现实是正在成型的历史。有经验的观察者可能从各种潮流的此消彼长中，觉察出有关未来的走向。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毕竟，各种变量与偶然性参与其中。未来是开放的，只有回望时，才会看到历史经由唯一的那条道路走到了今天，并通向未来的城池。而身处现实之中，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像狄更斯一样感叹时代的暧昧——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有没有一种可能，每个人身上同时奔腾着几条河流，甚至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奔去？就像在同一个时代涌现着完全不同的洪流。遥想20世纪初的大正民主时期（1905—1925），彼时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若干潮流齐头并进。及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虽然军国主义一枝独秀，其他潮流不得不隐匿于黑暗之中，但也没有彻底消失。
没有哪个时代是从天而降的。如果忽视石桥湛山等“小日本主义”一系的苦力支撑，就很难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因何有机会在经济上迅速崛起。1945年，当军国主义的巨石被搬开，曾经的暗流河从此一泻千里，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堂堂溪水出前村”。与此同时，其他潮流也渐渐潜藏，或者悄悄生长。
与平成时代那30年的清晰轮廓相比，持续60余年的昭和时代是暧昧的。在中国人眼里，昭和时代始于虎视眈眈，终于和风习习。前者让我想起随之而来的发生在故乡的血腥往事。老人们说，日据时期的阴阳界是“昭和政府管白天，国民政府管夜晚”。
后者让我想起20世纪80年代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电视剧，为中国的年青一代提供了一条时空隧道，让他们可以随时感受遥远都市中的情爱之美。很难想象，小时候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杀人如麻的龟田、松井等太君和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里清纯可人的小鹿纯子同属于昭和时代。
隔海相望，我这一代中国人只是看见了昭和时代的尾巴。当年日本早已从军国主义的废墟中浴火重生，不仅告别了“一亿总玉碎”的疯狂，还迎来了“一亿总中流”的繁荣，如石桥湛山所期许的那样。这位有远见的思想家曾经在伊势神宫祈祷日本赶紧战败，因为只有一个日本被打败了，另一个日本才有时间重新开始。
石桥湛山没有想到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个岛国慢慢切换至另一种疯狂模式。巨大的经济泡沫让日本人一时豪气冲天。最疯狂的时候，仅东京一个区的房价总和甚至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然而，有些人的生活变得悲惨起来。就像本书中提到的，一位保险公司的社长曾经这样抱怨：“要我如何告诉在战争中死去的朋友们，我们建设了一个怎样的日本才好呢？难道让我说，我们建设了一个哪怕你再努力工作，最终也买不起一个家的日本吗？”这是在经济泡沫破裂以前，一个普通人对日本模式的怀疑。
后来经济泡沫破裂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像是一个双重隐喻。日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疯狂都终结于昭和时代。1989年，平成时代正式开始。借昭和时代的余晖，这一年日本的GDP增长率是5.4%，是平成时代那30年的起点与最高点。20年后，该数据变成了反方向的-5.4%。如伊丹敬之所言，“倒栽葱式地跌入悬崖”。
对于现实而言，最重要的是，狂飙突进的日子已经和昭和时代一起结束了。而进入平成时代的日本，不得不开始面对并接受平凡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可以通过《血疑》《阿信》《聪明的一休》《排球女将》等影视剧了解昭和末期的日本在新闻以外的故事。而关于平成时代的日本，我唯一看过的一部日剧是凤凰卫视中文台播放的《东京爱情故事》。
如上所述，昭和时代已经结束了。而在许多迷恋抗日剧的中国观众眼里，平成时代似乎一直没有开始，民众很难从公开的影像上找到这个时代的蛛丝马迹。由于历史转向与中日关系恶化，此时内地电视台经年累月播放的多是抗日剧。这固然可以说是创作自由的表现，与此同时，这种失衡的繁盛也在以其肤浅的方式塑造历史，同时影响了今日中国人对中日关系更现实的理解。
我对平成时代日本的了解，是从访问早稻田大学开始的。十年前，当我第一次站在东京街头，有了与游学欧洲时完全不同的异域体验。随处可见的汉字与黄色面孔，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没有离开中国。甚至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突然意识到东方的意味。此时的东京平和有序，完全不见昭和前期的激烈与癫狂。于是，当时我有了一个戏谑的想法——想看汉唐去京都，想看昭和回横店。
相较于昭和时代的大起大落，平成时代或多或少显得有些平庸。有人感叹，与三岛由纪夫那一代“昭和男儿”相比，平成时代盛产的只是终日宅在家里的“平成废物”。这样说可能并不公平，像太宰治那样的颓废精英，可是昭和时代的产物。
平成时代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在“日本激荡三十年”丛书中，小峰隆夫、伊丹敬之、御厨贵、芹川洋一等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与昭和时代的经济神话相比，平成时代那30年的日本，因为经济上的“毫无长进”，被人称为“失去的30年”。平成时代开始于人口下降的“1.57危机”，然而30年来没有任何改观，“只有写人口减少的书一直在畅销”。一个原因是，人口大量地从出生率高的地方转向出生率低的大城市，由此形成了人口减少的负螺旋。当然，这已是世界性问题。随着科技发展与享乐主义盛行，人类已经进化到不仅不需要人，而且不需要后代了。
政治方面，平成时代同样面临各种问题。比如，日本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够吸纳更多的政治精英？有些国家的从政风险来自政治斗争，而在日本，从政意味着不断失去，以至于从政不再是“可以向小孩推荐的职业”。此外，从政者还要面对“民主主义的失败”之魔咒。不得不说，这是民主的困境——不遵从民众的呼声，就不会当选；而完全遵从民众的呼声，则可能一事无成。民主缚住了暴君，同时也可能让积极的政客变成平庸的走卒。
民粹主义与反智倾向同样在缠绕中上升。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专家的意见形同虚设。按小峰隆夫的理解，过度听从民意不啻为政治恶化的一种表现，“受国民委托负责政策运营的政治家不能一味迎合舆论，有时候需要说服舆论，担负起走长期路线的责任”。由此而论，安倍经济学实为政治拖延症，扬汤止沸的作用只是构建“在做事的感觉”。通过拖延本应支付的社会成本来笼络民心，一旦油尽灯枯，这一政策也就失去了意义。
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政治困境也意味着民众对从政者提出更高的要求。耐人寻味的是主流民众对于财政危机的态度——原则上同意提高消费税，但具体执行必须延后。这里有一种击鼓传花式的微妙，即观念上赞同（重义），行动上却反对（重利）。令人担心的是，日本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
这种困顿有点像今日法国——受制于部分民意的裹挟，改革比革命还难。
虽然小峰隆夫、伊丹敬之、御厨贵等人在本书中集中批评平成时代的平庸，包括效率受制于选举过多，政治上受到美国的掣肘，甚至失去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大好时机，但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日本“科技立国”的宗旨在这个“平庸的时代”得到了绝佳体现。至2020年，日本已有27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2/3出现在近20年。
曾经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失败的平成时代”为什么让人怀念？本土文化的繁荣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共同社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73%的日本人认为平成时代是一个好时代。告别昭和年代的血脉偾张与纸醉金迷，日本在平成时代回归到了平静的生活。
平成时代脱胎于最后的昭和时代。一个在外交、军事甚至经济上都缺少一定独立性的非正常国家，是以怎样的决心完成文化及技术上的追求与坚守的？想起近百年前石桥湛山有关“小日本主义”的一个主张——重要的是开发国民的脑力资源，而非掠夺他国的物产，压榨他国的人民。出于这个缘故，我宁愿今日日本与世界各国继续“平庸”下去。汉娜·阿伦特从“平庸的恶”中发现极权主义的起源，而我们是否可以从平庸的时代中看到“平庸的善”？
几年前，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访学，对日本的现实与发生在中日之间的诸多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中日交恶是20世纪东方最大的悲剧。在拙作《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中，我曾将日本视为“中国之药”，其实中国于日本又何尝不是一味药？最坏的状态是中国与日本重回过去交恶（互为毒药），而最好的状态是中国与日本在未来相遇（互为解药）。
作为一个具备后发优势的国家，中国的幸运在于有足够的前车之鉴。这让这个正在脱胎换骨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次次避免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大动荡。
不仅仅是在日本的昭和时代，自进入近现代以来，无处不是狂飙突进的景象。就像《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兔子，时刻嚷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而现在，世界也重新走到了分水岭。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不断“走出去”的东方大国，正面临逆全球化运动的考验。就像快速旋转的陀螺，此时同样需要慢而不倒的能力。
2015年，当一艘有四个足球场大的东方货轮首次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时，有人想起鸦片战争时的某些场景。联想到近年来英国的脱欧政策，当年为“自由贸易”开路的鸦片战争在这场逆全球化运动中似乎变成了反讽。而美国也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中渐渐失去了“道德的光芒”。
几年后的2020年，一场疫情几乎让整个世界进入了停摆状态。发生在这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像是一个隐喻，它昭示着人类最真实的困境——不仅要面对疾病这一共同的敌人，而且每个人都被隔离在各自的“战壕”里。
这一年最大的变化是一切宏大叙事都让位于对具体生命的保护，因为每个人的命运都紧密相连。责备这一年碌碌无为是容易的，然而还有什么比“活下去再说”之平庸更伟大的事情？对于日本人而言也是如此吧，尽管昭和时代令人魂魄激荡，但刚刚过去的“并不成功的平成时代”似乎更令人心安。
每个时代都有其英雄传说，那是一些处于风口浪尖的水花，有着不同的面貌，而更深沉的河流却在接近河床的暗处流淌，是它们连接了日本的昭和、平成与令和，也是它们连接了地球上的陆地和海洋。
是为序。
熊培云
南开大学副教授、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