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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什么要策划第一次国共合作呢？这还要从他早年的革命生涯说起。
孙中山祖籍广东省东莞县，五世祖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县翠亨村。
跟许多农家孩子一样，孙中山在童年时就得上山砍柴，年龄稍大一点时，就下田插秧除草，有时还跟他的外祖父出海捕鱼。7岁时进私塾读书，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中国古书，同时练习毛笔字。10岁入陆家祠堂，学四书五经。
孙中山勤奋求学，成绩突出。11岁时，他常在屋子门前大榕树下，听太平天国老兵讲述太平军抗清的故事。
满清腐败，人民群起反抗的事深植在他小小的心灵中。
在乡间，他看到女子被强迫缠足的痛苦，看到奴婢被主人随意毒打的残酷，看到乡人聚赌的沉沦，看到官兵欺压良民的野蛮。
他感到非常伤心和愤怒。萌起了要到外面世界看看的念头。
1879年，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乘轮船到檀香山去找他大哥。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名“格兰诺克”号的两千吨级的铁壳英国轮船。
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浩瀚的大海，“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自此，孙中山感受到机器的威力和西方科技的发达。
抵达檀香山后，孙中山先进入教会学校意奥兰尼中学就读，三年后肄业，英文成绩为全班之冠。夏威夷王加剌鸠亲自颁奖。
1883年正月，再到夏威夷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读预科班，半年后肄业，当时孙中山未满17岁。
大哥孙眉怕孙中山洗礼成为基督教徒，于是终止他在奥阿厚学院的学业，命他回国。
1883年6月，孙中山乘坐轮船回返中国。轮船进入中国海域后，就遇到清朝税吏的勒索，孙中山进一步感受到清朝的腐败。
他回到翠亨村后，看到的还是一个苛捐杂税的的中国。
村民保守，私塾教学仍然沿袭旧规，背诵强记，很少有心智的启迪。
孙中山在翠亨村时，常常和孩子们讲述太平天国、拿破仑和华盛顿的革命事迹。
有一天，他和朋友陆皓东带着一群小孩出去游玩时，经过北极殿，见到许多人在那儿跪拜。他走上前去，将神像的手折断。引起村民极大的不满。他的父亲孙达成老先生为了息事宁人，拿出十两银子来修复神像。
孙中山见在家乡呆不下去，于是到香港继续求学。
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港英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在医学院毕业后，曾在澳门、广州设馆行医，每天定时义诊赠药，故求医者门庭若市。在广州行医期间，常常与尤列、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畅谈、批评国事，也常谈革命，故广州人将此四人名为“四大寇”，甚至在他的名字“文”字旁边加上水字旁，成为“汶”，以示贬损。
虽然他最初未言革命，但这一期间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革命事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1894年6月，孙中山尝于《上李傅相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余，他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筹划通过募款，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遂与辅仁文社接洽，而杨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其后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同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1895年2月21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孙中山为秘书。
3月16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
当时，杨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1896年秋，断发改装的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孙中山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通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鸿章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一切不过是个清廷陷阱。而后李鸿章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遂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代聘律师之后，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
1905年，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
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
他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
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直至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有其历史的成因。那么，辛亥革命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呢？
在清王朝的统治地位摇摇欲坠时，中国面对着外国列强的侵略，各种阶级纷纷开始挽救中国的行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由孙中山出任总理。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不久，孙中山先生将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提出一系列革命纲领的同时，也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他们先后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其影响最大的是1911年的广州起义。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
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
同盟会员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
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社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
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
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
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
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
当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时，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以及附从革命的旧官僚，立宪派的共同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使革命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辛亥革命的失败可以从提出的纲领和实际行动中得出结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纲领。没有提出反对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纲领。没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农民的支持。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支持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
资产阶级革命派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武装斗争都是短期的。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也是松散的。同盟会建立后，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武昌起义爆发前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没有一个坚强的革命政党，就不能使革命者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
但是，以孙中山为革命领袖的辛亥革命，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斗的里程碑。
革命首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其次，结束了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
第三，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
第四，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第五，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次巨大的变革。
它是一次伟大的政治变革，用共和国取代了中国从周王朝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虽然这个民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徒有其表，但这个政治变革依然有着重大的作用。列宁讲得非常清楚，用共和国取代封建君主制，是一个世界性的进步，一个伟大的进步。
孙中山所创建的、开拓的共和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
它是一次伟大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从封建专制主义的束缚下解放，让人们懂得进步的、最适合中国近代化的是共和制度，因此我们应该进行民主主义的启蒙和思想解放。这一次思想启蒙非常重要，从那以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任何人想复辟，只能是一出短命的丑剧。
辛亥革命后，十年内就产生了两个伟大的事件：一个是五四运动，也是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二是出现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领导中国革命，从此面目一新，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斗争，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给大家思想做了一个启蒙，就是要摒弃、撇开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民主、共和、人权、法制、科学这些启蒙。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了，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就有性质的变化。最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不仅是探讨民主主义，而且探讨新的、更进步的、更激进的、更符合时代需求的先进思想。那些优秀的人物就找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
这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产生了共产党，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就像毛泽东所说的，辛亥革命以后共和国造成了一个启蒙，一个重大的变革。但是它没有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社会性质的问题、人民生活状况的问题。既然没有解决，那么人民就重新去追求。
最优秀的人物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后通过党的建立开拓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仅仅是十年内，两次伟大的变革，使中国的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所以我们讲到辛亥革命就不得不说，它的确是打开了进步的闸门，为后来的战斗、更高层次的战斗提供了条件，扫清了障碍。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是民主革命的发端。辛亥革命的发端是1894年兴中会的建立，孙中山上李鸿章书失败，觉得不能依靠这些腐朽的上层官僚，必须进行革命。
洪秀全最初是反对清朝的，但他一旦当了皇帝以后，基本就和清朝皇帝一样了。维新派是进步的，从爱国走向了变革。他们始终认为皇帝要保留，就是君主立宪，用国会和宪法来限制皇权，给开明士绅、新兴的资产者们提供一些政治权利。
所以当时中国的三个进步潮流，一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它只能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二是维新运动，它有创新的地方，它想西化，让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但是它没有彻底粉碎皇权。三是共和制，只有它才最适合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大家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最为突出的是孙中山组织的新的革命团体。
所以，准确地说，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从此由准备阶段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的阶段，就是因为它有着共和的意识和要求。
至于洋务运动和新政，过去连维新派和孙中山都进行过批判，指出它们舍本逐末，现在有一些学者过高地估计了它的价值。
清政府的洋务新政是想维持封建统治的苟延残喘，根本就不能和农民战争、维新运动相提并论，因为它根本不触动现存秩序。因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发端，也就是正规的、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的发端，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发端。
在当时的中国，最进步的、最科学的革命团体，是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
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概括地说，就是中国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不能做外人的奴隶，也不能做清朝贵族的迫害对象。所以民族主义对外就是避免瓜分，当时还没有达到反帝的高度，后期的三民主义就是反帝，就是避免瓜分、避免共管。而在国内，是反满，反对满族贵族。民权主义很简单，就是用共和取代封建专制。民生主义就是要繁荣中国，在主体问题上、资本问题上，制订一个详细的方案，让中国繁荣。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说它成功，也没有。在根本意义上，它失败了。没有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人民贫困无权的状态，这又可以说它失败了。
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中国人民新的追求，才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到来。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倡导并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无疑是孙中山继同盟会反清革命之后所建树的又一丰功伟绩。
那么，孙中山为什么要和共产党人进行第一次国共合作呢？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共同缔造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百年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形成绝非偶然，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本身的内部条件造成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没有能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根本改变。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条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十月革命在西方无产阶级和东方被压迫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五四运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已进入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曾领导过“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和两次“护法运动”，结果都未能胜利。
最后竟至“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连相从十余年的挂着革命党人招牌的新军阀陈炯明也要置他于死地。
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当时的中国，正如孙中山痛切地指出的那样，“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
他领导的国民党，既缺乏明确的纲领，又陷于瘫痪状态，许多党员或腐化堕落，或斗志消沉，无法有效地进行革命。
孙中山对此忧心如焚，一筹莫展。在此情况下，他渴望着开拓新的斗争道路和采取新的方法，寻求能够摆脱困境并推进中国革命的新的力量。于是，他将视线转向了给他带来希望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孙中山和列宁之间就开始函电往来，商谈中国革命问题和中苏关系问题。
列宁关于殖民地革命的学说，以及苏俄1919年和1920年所发表的两次对华宣言，使孙中山受到极大的鼓舞。因此，此后尽管政局动荡，军务倥偬，甚至几无固定住所，孙中山仍在暂留的上海、广州、桂林诸地，同共产国际使者维金斯基、马林，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及苏俄全权大使越飞等，连续地举行会晤和恳谈。
从对十月革命和苏俄的进一步认识，和总结过去一再遭受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冷遇和破坏的痛苦教训中，他辨清了真正的敌友，深切地感到只有列宁和他缔造的苏维埃俄国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的，所以愿意接受国际无产阶级正义的援助，并决定以俄为师，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在登上历史舞台的最初战斗中，就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他们无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首次提出反帝反封建政纲，制定了相应的战略策略，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工农群众运动，广泛传播了革命思想，表现了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孙中山从得到的深刻印象中，觉察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新的伟大革命力量，确信“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通过自己的党员李大钊、林柏渠等和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给予孙中山的积极影响与有益帮助，特别是坚决声讨陈炯明的叛逆罪行等，使处于危难中的孙中山更为感动。
孙中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自己倡导的国民革命，二者的基本任务是一致的，是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这种国民革命，必须有工农的参加，才能取得胜利。所以，他决心把这一新生的、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政党引为同志和战友，同它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孙中山和共产党合作，是通过邀请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和改组国民党的途径而实现的。
1922年秋，孙中山开始准备改组国民党，他先后连续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三次改组国民党的会议，发表了政策上有重大转变的《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标志确立联俄政策和国共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他及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如聘请鲍罗廷为国民党的组织教练员，邀请李大钊到广州参加领导改组工作，亲自多次对国民党员发表阐述联俄联共决心的演说等，为改组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的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合时势要求的新解释，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包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并规定了一系列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内的内外政策。
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基本相同，因而被接受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它在随即兴起的中国民主革命高潮中，成为一面“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大会还通过尖锐的斗争，确认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还规定了组织原则和组织体制，选举了有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孙中山亲自主持的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首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从此，中国革命迅速出现新的高涨，兴起了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历史上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正是这样，才使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
孙中山在谈到为什么要国共合作时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在他看来，共产党人就是使国民党起死回生以推进国民革命的新血液，所以孙中山用一切办法来维护国共之间的团结，捍卫两党的革命联盟。
孙中山的国共合作主张，当时是得到了许多国民党人的拥护的。廖仲恺“是始终赞助最力的一人”，他“很勇敢很坚决去干”，堪称国民党改组的坚强支柱。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深知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所必需，因而坚决拥护，大力赞助。历史证明，他们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此外，还有不少人，眼见国民党处在危难之中，如果没有来自国内和国外的革命的支援，确实难以有所作为，所以从某种意义和角度上（如希图外援）暂时赞成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显然，他们并不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当情况变化后，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便背弃了盟友，甚至走上反共的歧途。
但是，国共合作及其必然后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反扑。
这种逆流，不可能不反映到国民党内。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翼代表人物，采取各种形式阻碍和破坏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
他们中的一些成员还在联共之初就赤膊上阵，公然反对国共合作。还有一些较为隐蔽的分子，他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企图利用共产党人的力量，利用工农的力量，利用苏俄的援助，以达到一己的目的。
一旦国民党的势力有所增长，一旦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大大发展，他们就要抛弃盟友，甚至向盟友开刀。
右翼代表或迟或早总要举起反共的旗帜，这就使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持续不断。面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不得不为维护国共团结进行有力的斗争。
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左右派的斗争便已日趋激烈。
1923年1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刚发表，以邓泽如为首的十一人就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反对联共政策，发出了进攻的信号。
邓泽如原是南洋华侨，为经营锡矿兼橡胶业的大商人，曾长期捐款筹饷支援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孙中山与他关系密切，给他的“手札盈尺，……自民国纪元前六年以来，几于无月无书”，“数十万党人无存（孙）先生之书多于泽如者”。
尽管如此，孙中山对其反共勾当并不宽容，亲笔驳斥其谬论，指出国民党改组和联共的必要，告诫他们“切不可疑神疑鬼”。稍后，孙中山又发表了《致全体党员书》，详细解释联俄联共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严肃批评那些散布谰言的人，不是出于敌人破坏的行为。就是属于毫无根据的疑虑。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要围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和《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左右派之间的斗争，几乎贯串了整个议程。
右派分子企图在会议中使用明的、暗的、直接的、迂回的各种手法，破坏国共合作。一些代表在右派分子的怂恿下，反对大会宣言的某些重要内容，动议讨论限制国民党员加入他党案，希图破坏国共合作。
这两个重要议题在大、小会中都曾有激烈辩论，斗争十分尖锐。孙中山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积极支持李大钊、廖仲恺等对右派的斗争，促使大会通过了《宣言》和《总章》，并对李大钊所提的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义正词严的声明作出相应决定。
代表大会之后，右派仍然不断兴风作浪，斗争一直持续不断。同年6月1日，黄季陆、孙科向中央党部提案，要求“制裁”共产党。18日，曾受孙中山严厉斥责而有所收敛的邓泽如，违背大会决议，又伙同张继、谢持以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向孙中山和中央执委会提出“弹劾书”，攻击共产党并要求“从速严重处分”。8月1日，上海有一批国民党员致电孙中山，请示“命令该共产党员全数退出本党，并予倾向共产党者以严重制裁。”
在此期间，沪、京、汉、穗、港、澳等地右派分子，相继提交“弹劾”共产党的议案达百余件，并印发了反对国共合作的《护党特刊》；广州《民国日报》、《民权旬报》及北京《民生周报》等报刊上，也纷纷出现“清党”文章。国民党中央监委会1924年提交中央执委会的十件议案中，竟有四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
孙中山为解决联共政策所引起的各种误解、反对和纠纷，表明要坚定维护国共合作的决策，于1924年7月初发表《中国国民党关于党务宣言》，再次重申联共主张，明确指出：“凡有革命勇决之心，及信仰三民主义者，不问其平日属何派别，本党无不推诚延纳”，要求全体党员“屏除疑惑”。8月15日，又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专门讨论维护国共合作问题，并审定和发表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于全体党员之训令》。《训令》中再次肯定了代表大会决定的联共政策，明确指出：国民党容纳共产党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也是为了团结和集中革命的势力；国共两党都是为着完成国民革命事业，目标一致而合作的；所谓“因为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是极为错误的。它告诫全体国民党员应当对于“前此争议，付之淡忘，惟相与努力于将来，以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
这一时期，孙中山再三强调说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好朋友，国民党员不能反对共产党员。
他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完全符合各族人民共同愿望的。因此，他坚定地维护国民党的革命方针，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在同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斗争中，态度鲜明，毫不动摇。
孙中山多次对宋庆龄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这些话反映了孙中山反对右派分子和其他败类的坚定立场。他还针对右派队伍的复杂情况，利用历史的渊源、自己的威望和政治经验，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办法，以利于争取团结和分化。如对邓泽如等，多次严厉批驳其反动谬论和活动，教育他们；而对阻挠改组并在会议上无理取闹的张继，就采取驱逐出会场、加以囚禁的果决手段；至于对公然破坏国共合作的代表人物冯自由等，则坚决开除出党，毫不宽容。从而，使一些矛盾得以缓和，遏止了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保证国共合作得以顺利向前推进。
国共两党的联盟，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合作，又是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因此，双方既有一致，又有差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战友，孙中山在合作过程中十分信赖和尊重共产党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作到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无愧为共产党人的忠实盟友。
孙中山和共产党人的合作，使他的革命活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是他的思想还是他的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
虽然他长期形成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仍在经常影响着他的活动，然而，孙中山毕竟是与时俱进的伟大的革命家，他不愿落后于现实，而是努力地使自己站在革命潮流的前列。每当遇到一个关系到中国革命能否顺利前进的重大课题时，孙中山总是以国家和革命的利益为重，虚心听取共产党人的意见，择善而从。
1923年11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是孙中山委托筹备改组工作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起草，并经他亲自审定后发表的。
宣言回溯了同盟会至中国国民党的二十年历史，指出革命党人虽然作了奋斗牺牲，但是中华民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
在这种情势下，“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它进而提出：“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互通，有指臂之用；分子淘汰，去恶留良。”应该承认，宣言显然反映了孙中山后期思想的变化，它指出了建立真正革命政党的重要，并探究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以疗救中国的办法；但是，未能提出在新形势下进行革命的战斗纲领，同时，也没有制订相应的战略和策略。
然而，此后两个来月，由孙中山审定并经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较《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有了长足的进展。
它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还提出了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所借的外债和确定人民的自由权利，改善人民生活等为主要内容的内政外交政策二十三条，作为国民党的政纲，并决定欢迎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毫无疑问，宣言的纲领部分和政策部分，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
孙中山把修改定稿的大会宣言案审定后，经由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大会讨论。由于一些人的反对，它成为大会尤其是宣言审查委员会中争论最多最激烈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则是关于民生主义和对外方针政策。
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一方面在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民生问题的说明，重申联俄“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并按照他的理解，阐述了“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另一方面在和鲍罗廷经过长时间的交换意见之后，虚心接受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放弃曾一度考虑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代替《宣言》的错误作法，“决定维护宣言的尊严”。
至此，孙中山对大会宣言深表满意，他明确指出：它是国民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是这次大会的革命精神所在。宣言在大会以后要“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不可以自作自为”。
1924年秋，为广东买办阶级控制的反动武装——省城商团军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阴谋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颠覆正处在摇篮中的广东革命政府。
在形势紧急、革命政府有遭覆没危险之时，孙中山因受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影响而一度缺乏信心和勇气，表现犹豫、妥协，甚至认为不能在广州再坚持下去，必须另谋生路。
他于9月初决定再次北伐，征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并亲率北伐军离开广州，移大本营于韶关，希望向广东以外打开出路。
当时，共产党人是不赞成这次北伐的。早在商团叛迹初露时，他们就指出不可“姑息养奸”；后来，又多次要求孙中山对商团不应采取“优柔政策”，要予以迎头痛击。
《向导》周报也连续发表评论，指出商团是“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因此，革命政府的军事计划应该：“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
孙中山虚心考虑共产党人的意见，接受了正确的主张，在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军人促进下，采取断然措施，下令制止商团屠杀革命人民的反革命暴行，并调部分北伐军回师广州，弭平商团叛乱，以巩固革命根据地。革命军在人民支援下迅速消灭了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获得初步稳定。
同年10月北京政变后，孙中山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毅然决定接受冯玉祥等人的邀请离粤北上，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活动。
前此十二年，孙中山也曾应袁世凯之邀北上，结果是掉入袁世凯的圈套，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这次迥然不同。由于他虚心地采纳了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因而对承袭袁世凯衣钵的段祺瑞所摆的圈套得以辨识，并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
孙中山在离开广州发表的《北上宣言》及过上海时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呼吁召开有各人民团体、反曹、吴的各军及政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解决中国的统一和人民的自由问题。
他说：“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应当指出，关于国民会议的口号，原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提出，并在1924年11月发表的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进行了明确阐述。
孙中山赞成共产党所说的：“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它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
他接受了这一主张，作为当时政治活动的主要目标。重病在身的孙中山对段祺瑞屈膝于帝国主义的“外崇国信”宣言和召开政治分赃的“善后会议”，极为愤慨，怒斥了这些荒谬主张，断然与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黑暗势力划清界限，拒绝参加“善后会议”，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表现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态度。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在处理同共产党合作的关系中，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能够虚心听取诤友——共产党人的帮助，从善如流。
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艰苦奋斗四十年，其目的就在于使中国能够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也正是基于这一崇高的信念，才能够使他在国共合作中表现出如此崇高的风格。
也正因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