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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定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本性会为我展现出人的潜力是如何实现的，这种本性就如同一种保证，让我确信在事物的根基之中蕴含着一些东西，会让生活变得值得，会让生活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美好的现实。我在找那个能同我维系一段毫无保留的友谊的人；我在寻找那个我爱的人，仿佛我们永远都属于彼此；我也在寻找那个让我用包含着感动的惊奇目光凝视的人，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他的命运已经具备了冲破一切阻碍的力量。这三个人我都遇到了：恩斯特·迈尔——一位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永远与我团结一心的朋友；格特鲁德——我深爱的妻子；马克斯·韦伯——一个坚持让自己位于一段牢不可破的距离之外，在绝望中体验着世界的人，他虽然知识全面，但内心经历着分裂和撕扯，永远找寻不到属于他的那个统一的、纯粹的归宿。
我的朋友恩斯特·迈尔是犹太人，和我一样学医。在一次解剖尸体的时候，他开始和我说话。起初我更想专注于操作，所以表现得不太情愿，有时我会打断他，说一句：“稍等一下，迈尔先生……”随后，我们开始在学生宿舍互相串门。我们几乎随时都可以讨论哲学话题，唯一的例外是在解剖台上操作的时候。我很激动，他亦是如此。他总是先开口说话，不过随后我们便会一起平等地讨论，不会出现一个人占据上风的情况。有一次在我撞见他的时候，他正在读李凯尔特
的《知识的对象》。我对他说：“你怎么能读这种关于合理性的垃圾文字，这些话没有任何价值，就是一堆臆想出来的东西。”他回了我一句：“你怎么能毫无理由地谴责我认为重要的东西？”这种表面看起来言语粗暴的争吵贯穿了我们的整个人生。我们共同的哲学探索，其根基正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在哲学探索中的伙伴关系也越来越深入，我甚至可以断言，如果没有他，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能写出代表作《哲学》。恩斯特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之中，有些想法正是来源于他。著作的成形，以及我想把它写得更好、更精确，在文学层面上更完美的欲望，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在这本书中，我们达成了一种令我难以忘怀的一致，但在之后的合作中，这种一致并没有重现。能和恩斯特·迈尔在一起，对我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幸运，我不仅有了一个就事论事的哲学伙伴，而且有了一个自身位于哲学实质中的朋友。
通过恩斯特·迈尔，我认识了他的姐姐格特鲁德。她当时（1907年）住在海德堡。恩斯特曾告诉她，自己认识了一位同学，此君和别人完全不同，让姐姐务必要见见这位同学。他还告诉了她我生病的事。格特鲁德有很多艰辛经历（妹妹患有精神病，男友自杀，以及其他一系列的不幸），青年时代的命运将她的生活彻底撕裂。她从本性上被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方式也不再是那种天真无邪的自然方式。但她想生活下去。她没有逃避自己的痛苦，在她看来，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充满痛苦的生活，专注于务实的工作。她想补考中学结业考试，然后进入大学学习。所以她当时正在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不希望自己分心。弟弟有了新朋友，她固然开心，不过她并不想认识这位朋友，尤其是一个病恹恹的朋友。直到学期结束的时候，看在弟弟的面子上，她才同意了我的来访。
第一次到访的时候，我便有了一种触电的感觉。在我们见面的第一个瞬间，当背对着我的格特鲁德站了起来，朝我转过身的那一刻，我感觉仿佛两个曾经彼此牵绊的人又相遇了。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无从得知，故不再叙。
我曾多次写过关于爱情的文章，在有些人看来，爱情是虚幻的，是乌托邦式的存在，而在我看来，爱情则是现实的一面不充分的镜子。
但我还是能描述一些位于显象之中的事情。自从格特鲁德到来之后，也就是1907年，我本人便经历了转变。在那之前，尽管心怀着追求和渴望，但我总体而言是一个有求知欲、追求真理、性格冷静的人。而现在的我，每天都会收到一份提醒，让我记得自己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这并非通过语言，而是通过爱人的实际存在，她会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提醒我：你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只要完成精神上的工作就足够了！格特鲁德确保我不会错过太多，她提醒我在属于人的生活中还要做些什么，而我对这类事情通常十分健忘。我写的东西她都会阅读并校正。她的出现唤醒了我的冲动，使我不至于沉浸在精神世界和单纯的思考之中。最关键的是：如果说我的哲学有一定深度的话，那么我可以肯定，假如没有她，我永远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
在马克斯·韦伯身上，我并没有发现一个朋友的身影。因为朋友应该是平级的，虽然他在礼节方面已经展现出了非常平等的态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规矩，但出于对他这位伟大人物的敬意，我在面对他的时候难免羞怯。唯一的例外是一些涉及个人事务的对话。此时，我们要对彼此的事务做出评价，或者在必要的时候亲自介入其中。此时此刻，我的羞涩便消失了。在对话的过程中，我们会站在平等的层面上同对方斗争。对话会涉及非常严肃的问题。友谊也许会在这一刻悄悄露出一点苗头来。直到今天，想起这些场景，我依旧会觉得自己有些唐突冒昧。
我相信我没有看错，在我看来，马克斯·韦伯就是当今时代精神领域中最伟大的人，虽然他只在一个领域伟大，但这种伟大具有普遍性。我从他的存在中收获了伟大的定义。在称其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时，我想到的并非诗人和艺术家，也并非那些政治领袖。将马克斯·韦伯同他们相比较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斯·韦伯身上所体现的，是一种哲学的真实性。
单是他的研究成果就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了他在社会学中创造的范畴的世界，以及他在自己专著中对于方法的逐一阐释。最重要的是，他让众所周知的、看似简单的价值观判断与事实确定之间的区分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从而激发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热情。无论是谁，只要他明白此处存在一个无法从合理性层面解决的问题，那他就能找出这个问题。合理性的论述虽然重要，但容易淹没在由研究者的基本观念所引发的激烈争斗中。
在马克斯·韦伯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人文学科的伽利略，他有意愿最大限度地让这门学科实现科学化，同时发展该科学领域的原则和方法。
但这还不是全部。对于这样一个站在背后的人而言，一切科学的动力都是表象，对其而言都是完全不够的。他能感知到一切伟大的事物，他热爱它们，也会针对其真实性进行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他不会忘记伟大之物过去的发展、当前的进程，以及其真实的情况。
在他的生活中，我看到的是一种彻底的、无法治愈的分裂。他从来没能将这些伟大的事物统一起来。这是属于现代人的悲剧，这种悲剧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身上也发生了，他们两位也许在创作方面比马克斯·韦伯高明一些，但他们永远都只是“年轻人”，如狂风暴雨一般，依靠直觉行动，依靠直觉去领会那些不同寻常的事物，而马克斯·韦伯才是那个真正承受着分裂的人。因为克尔凯郭尔有基督教信仰作为出路，而尼采则利用永恒的回归和权力意志设想了一些东西，但这类出路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他在乎真实性。他的内心分裂是无法愈合的。他是一个无法让人用简单的话语总结的人，他总会令我陷入难以自拔的个人情绪之中，他一生中有很多次自杀的冲动，他生病了，然后又痊愈了，他只能让别人做出这样的评价：马克斯·韦伯并非榜样。
我绝不是想说我也渴望像他这样生活。然而他的确是一个榜样，一个绝对可信的人，一个在弥留之际，口中仍念叨着“真实即真理”的人。
谁如果像马克斯·韦伯那样认真地对待“真”这个字，那他定会处于一个能将其推向绝望，但又不会将其逼进绝望的状态。每每想起马克斯·韦伯，其对于真理的意志都会成为我心中的典范，但令我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我还是觉得仿佛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在我心中发挥着作用，仿佛命运女神正依照我之前提到的方式引导着我，仿佛我在没有功劳的情况下被赠予了一种东西，在真理的思维面前，这种东西无法借助合理性来维持其有效性。命运给每个人的安排都是独一无二的。马克斯·韦伯的命运实在太可怕了，虽然我对他的命运肃然起敬，也感知到了源自其命运的要求，但我却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当时我曾有幸在海德堡大学的精神病医院待了好几年（我并没有做医生助理，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在当时，我只是一个没有实际职责的志愿助理）。在尼斯尔（Nissl）的带领下，一个与大学团体完全不同的工作团体在这所医院中成立了。这个精神的家园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从院长到助理全都包括在内。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工作，这种工作并非针对某个既定的科研目标的团队工作，而是在一种讨论的氛围中，在一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工作承担责任的氛围中进行的。今天，这个团体被精神病学界称为“海德堡学会”——一个由我们共同组成的集体。在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精神层面的合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