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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的是属于自由主义时代的教育。从童年时期开始，思想的准则便不停地回响在我的耳畔。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准则在我看来仅仅是一种门面，而具有家庭精神的人性才是教育的实质，这种家庭精神会将道德的严肃性保留下来，它蕴含在我们前辈曾经坚守却刚刚被我们抛弃的信仰之中。
这种教育依旧处于张力之中，一端是在根基之处被权威所承载的要求，另一端则是人们所主张的个体自由。支撑着我们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并非空泛的教条，它只会为那些不违背人性的可能性创造空间。这种自由并不是处于任意性中的消极自由，而是会受到道德的绝对性约束，人们虽然不会将这种绝对性表达出来，却会将其作为生活的出发点。从本质上看，这种自由背后的观念其实是一种保守的观念。
坚信礼课如同公约一般进行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发现课堂上的内容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的确是相当不可信，而且讲课的牧师也不怎么招人喜欢。他说，从不相撞的恒星便是上帝存在的证明，因为上帝掌管着所有恒星的运动轨迹（但我们也听说过，新星之所以会突然出现，可能的原因之一便是恒星之间的碰撞）。他说，天主教的教皇对黄金非常贪婪，他每天都要去圣安杰罗城堡，只为能查看并触摸那些堆在大箱子里的黄金。
有一次我们上课迟到了，老师惩罚我们的方式居然是禁止我们祷告，这让我们十分惊讶，因为这种惩罚对于我们而言无关痛痒，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对牧师产生了怜悯之情，出于尊重，我们有了一种想要保护他的意愿。关于坚信礼日的庆典，我们曾经以为这个活动中只会包含一些世俗的东西。
父亲并没有去参加庆典，据说是因为他的光头受不了教堂的凉风。庆典结束之后，牧师曾登门拜访了我们家，将他的祝福带给了我们。他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不错的印象，我们也十分友好地迎接了他的到来，用丰盛的菜肴款待了他。鉴于这种氛围，牧师自然也没有再跟我们提及宗教之事。
在我读中学高年级的时候——坚信礼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我萌生了这样一个念头：为了拥抱真实，我必须退出教会。我把自己的念头告诉了父亲，他大概是这么回答的：“我的孩子，你当然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但你还没有明白自己计划的意义。在这个世界上，你并非一个人生活。共同的责任要求每个个体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走自己的路。我们只有遵守秩序，才能和别人共同生活。宗教也是秩序的一种，如果我们破坏它，那么邪恶便会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出现。我同意你的看法，教会同所有的人类团体一样，包含了很多虚假的东西。也许，等你七十岁的时候，你面临的选择就不一样了。在死去之前，当我们在世间已经失去了活力的时候，我们便可以选择用离开教会的方式来摊牌了。”
奥古斯丁的思想建立在他的转变之上。早在孩童时代，母亲莫尼加便让他接受了基督教主题的影响，但其接受的教育以及人生目标，最初则是由父亲借助异教的传统确定的。这种生活让他感受到了生活的乐趣和感性的充实，但同时包含了一些乏味。
父亲会有意识地依照理性的原则来教育我们。首先是让孩子们看到好榜样。父母会通过自我约束来教育自己，他们会摒弃那些毫无拘束的情感，以及一切不拘礼节的、独断专横的做派。父亲会通过默默退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紧张和不满，而母亲则会将自己交给内心的冲动，她的言行举止会比我们其他人都更加活泼，但在喜怒哀乐中依然保持着节制，她的行为模式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其次，如果我们的行为不会被别人自然接受，而是要经受来自他人的议论、要求或评价，那么所有的一切就必须都有根据。孩子们有权利发问，单纯的权威是没有用武之地的。偶尔父母也会用三言两语跟我们讲讲对人而言最重要的方面——真实、坦荡、忠诚，然后是理性和自然，再往下则是勤奋和成就——以上这些都如同一个个关键词。在与同学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偶尔感受到父母的教育方式是多么深谋远虑，如有时候别人会跟我们提及父亲与部长妻子的交谈——部长的儿子是我们的玩伴。他的妻子说，孩子要学会绝对的服从，因此必须及早将他们的意志摧毁，而父亲的回答是：如果服从不是源自个人的信念和认知，那它便是毫无价值的，意志绝不能被摧毁，而是要得到巩固，只有这样，一个人的意志才能成为正确的意志。
这些本身抽象的教育原则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父亲展现的权威，以及母亲承载了一切的爱意都切实地引导了我们的生活。父亲的平静源自他的卓越和可靠，这种平静在不知不觉中支撑着我们。所以，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对我的意识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一件让我体验到了理性的不足，另一件则让我意识到了父亲不是神，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万能的，他的行为并非在每个瞬间都无懈可击。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渴望目睹世间万物都能获得理性的论证，这种要求自然会让我有了诡辩的冲动。绝大多数时候，父亲都会保持耐心，用自己具有说服力的话语来扭转我的观念，并且让我获得一种我应得的尴尬。有一次，我在客厅里用小刀修指甲，父亲劝我到外面去弄。我狡辩道：“但这是一种本然之事啊。”父亲反问道：“所有的本然之事，你都要在客厅里搞定吗？”
而其他一些事情则会复杂一些。我还能回想起那次让我豁然开朗的谈话。在和老人一起上街时，我不愿意总是走在左边。对于尊重老人，我绝对是赞成的，但就尊老而言，走在左边和右边没什么差别。故意走在左边并不符合理性。对此，父亲的答复是：“你说的也许正确，但我从这个例子中看到的是：在人类的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有序的，只有这样，秩序才能够得以存在。”父亲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在左边和右边会存在价值上的差别，也许这种行为在过去包含了某种意义。但不管怎么说，这条基于古代传统的规则在今天依旧存在。要想在这个世界上与人共处，我们就必须遵守规则，如果没有规则，一切都会变得无序、丑陋和卑鄙。所以，在此类情况下，在面对一些看起来相当愚蠢的事情时，我最好能顺水推舟，但前提是这些事情没有给我带来显而易见的损失，没有违反忠诚的原则，也没有影响我的成就。父亲曾说过，真理是不可侵犯的，但在非必要的时候，人们不用时时刻刻都将真理挂在嘴边。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无知的敬意（因为我们的个人意见不可能总是真理），同时是对人之特性的敬意，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人类的特性，但它并非最好、最可靠的。父亲的阐释，帮助我一下子解决了许多与理性相关的难点，在面对无关痛痒的事情时，我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拒绝理性，此时，父亲提出的要求（如交往中的礼仪和规则，重视辈分，尊重那些有分量的、有成就的人），以及父亲对于等级和职位的观念，在我身上就全都能发挥作用了。
还有一次，我和父亲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出现了分歧。我在十八岁时萌生了退出教会的想法，在我看来，这是源自真理的要求。教会中的事情并非无关紧要，而是涉及了对于信仰的承诺，这样的承诺会催生出世间很多愚蠢的事情，因为制度会伴随承诺而出现，而制度则是诸多虚伪的源头。于是我向父亲提出了这个问题。父亲让我一口气说了很久，自己则平静地听着，随后，父亲对我说道：“孩子，作为一个个体，你在这件事情上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没有人想要指责你的不真实，大家都知道，教会成员资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如果你把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说出来，那你只会让自己变得可笑。你没办法做得更好，你只是想要说‘不’，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只靠说‘不’就能完成的。你只会获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悲怆，却帮不上任何忙。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有义务的，因为我们要和众人生活在一起。我也更想住在自己的农场里，方圆三英里内都没有人，只有充满自由的大自然，但我不能。生活与生存是两回事。无论我们乐意与否，我们都属于这个国家，同样道理，我们也属于教会，二者都是秩序的一部分，对秩序的破坏可能会导致最可怕的事情发生。因此，我们必须参加教会，在我们的圈子中，在当前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为自己争取最好的结果。格耐斯特
说过：‘国家是必须存在的恶。’教会大概也是如此。你还有未来的生活，世间众生要面对的一切责任，对你也同样有效，到你七十岁的时候，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谁如果退休了，那他对集体便没有合作的义务了。在离世之前，他可以清空一切，包括选择退出教会，因为没有谁还会要求一个老人去做些什么。如果我能活到那么久，那我到了七十岁的时候也会好好想想要不要退出，你当然也可以在七十岁的时候重新考虑一番。假如我是你，我绝不会在不了解人类生活的总体格局，在尚未知晓一切后果的时候便开始无病呻吟。”
父亲自己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他在七十一岁的时候告别了自己的职位，同时退出了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