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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庄里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如同一个永不枯竭的世界：各种小昆虫、鸽子、鸡鸭、猪舍，还有成群的牛，它们夏天在草场上活动，冬天就回到牛棚里。要吃鸽子的时候，祖父就会爬上梯子够到鸽棚，抓起幼鸽，把鸽头夹在手指间，随后猛地挥动手臂，这样，鸽子的身体就会扑通一下掉在地上，而鸽头还留在他的手里。童子鸡则是用割脖子的方法来宰杀。看到这一切时，我虽然很惊讶，却并没有感到恐怖（我在几年后看到祖母杀鸡时的心情也是如此：那时，我的那位好祖母已经成了寡妇，她站在鸡舍里，把一只公鸡夹在两腿之间，然后割断了它的脖子；人们说只有我祖母才敢这么操作，其他人都不敢，管家不敢，女佣也不敢，所以这个活儿只能由她来干）。在这里，许多史前的工作方法仍然很普遍：雕刻黄油时，最后一步清洗是由祖母完成的，还有给谷物脱粒之类的各种农活儿……人们会以高度认真的态度，平静地、正确地完成所有的工作。直到今天，我还能感觉到过道里经常弥漫着干净的味道，弥漫着棕色面包和新鲜牛奶的香气，在那里，长长的橡木桌子上摆着厚厚的盘子。其他人会在那里吃饭，而我则与祖父母一起在家中的餐厅里用餐。
我还记得一些和祖父在一起的场景，比如他曾带我去山里、马厩里、花园里寻找好玩儿的东西，我会牵着他的手，跟他一起走。我也记得祖父曾警告我小心房子周围那些水沟：“这里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不幸，很多人都淹死了，一旦掉进去，那你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没人能听得到你的声音，没人能帮到你。”他让我无论如何也不要靠近那些水沟。我能感受到祖父的善良，以及他那种毫不强势的，甚至带有几分恳求的语气：“我可不希望你在你爷爷家出什么事。”
我后来才听说，祖父对待我的态度曾经令很多人感到吃惊，因为他在自己的农场里对待自己的孩子时曾经十分严厉，都是以命令的方式，好言相劝是不存在的。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我父亲曾经同他谈过自己的教育理念：如果孩子还是婴儿，那就需要一些训练，但如果孩子已经有了清醒的意识，那就不要再动手打了。一旦孩子拥有了理智，就应当和孩子讲道理，让他心服口服。祖父不想破坏这一切，所以就以这样的方式参与了对孙子的教育，虽然令人惊讶，却获得了赞许。
他在对农场的管理上忠于职守，在知识和见解上胜人一筹，因此他在仆人和女佣的心中，以及在整个家庭中都拥有非常高的威望。他能控制住自己发火的冲动，因为在祖父很小的时候，我曾祖父的暴脾气曾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祖父的身上遍布着一些颇具分量的元素，这会让人在敬重他的同时会喜爱他。他强烈的热情已经变成了一种温暖、善良的天性。
我还能想起两件小事，这两件事能证明他传递给别人的观念：祖父认为，在受难节当天，即便不是教会成员的人也应当表现得很严肃。当天虽然不用工作，但出门找乐子依旧是不符合习俗的行为。不破坏既有的习俗，是一条不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要求，不仅表面上要这么做，并且内心之中也要如此。此外，我还记得有一个修剪工曾经一边行走在国道上，一边用棍子打掉鲜花的花尖，这让祖父十分反感。他反对这种粗鲁的行为，却没有进一步解释。将整片绿地，包括国道的边缘全都修剪整齐，这是一种正确的行为，也符合人之常情。然而依靠单纯的击打，利用如此机械的方式愚蠢地投机取巧，从而除掉这些花朵，这既是人类灵魂中的吝啬，也是对自然精神的侵犯。
我们经常到祖母家做客，所以我们都知道她有一颗隐藏在坚强的铠甲之下的、温柔的、慈爱的，将一切都深深铭记的心。她为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她来自耶弗兰城的桑德镇（Sande im Jeverland）。今天的我们，如果开车，用不了一小时就能在这几个镇子之间穿梭一圈，但在祖母的少年时代，这些镇子仿佛是一个个文化迥异的地区。刚来到布特雅丁根的海灵（Heering in Butjadingen）时，她首先要习惯于当地粗犷的风俗、饭桌上的餐前布置，以及毫无品位的日常生活。人们不会将细绣的亚麻布铺在桌子上，甚至连桌布都不用，这让她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自己必须适应的世界。她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女人仿佛能承担一切，能包容一切，既不会绝望，也不会崩溃。在我读中学高年级时，每当我身体有恙，或者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便会去找祖母，在她那里体会到的那种家的感觉令我终生难忘。那时的我，觉得自己生命的潜力已经受到了威胁，并且出现了悲观厌世的情绪，为了让自己更坚强，我会一边望着牧场到磨坊之间的那片景色，一边阅读斯宾诺莎的作品。祖母对这类内容不太理解，但她还是很开心，她会因为学业以及其他无数件小事夸奖我，这间接增强了我的自信，让我重新鼓起勇气回到家中。
那里有新的乐趣等待着我们：在花园的池塘边，我们可以孤独地玩耍，远离尘世；在茂密的杂草丛中，我们可以享用取之不尽的果实。
在我眼中，耶弗尔（Jever）是一座魔力四射的城市。老城墙上的设施，以及那些曾经作为护城河的狭长的池塘，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段辉煌。我们结识的费特克特家族拥有一家名为“天鹅”的啤酒酿造厂，在那里，我们可以参观大量的设备，并将其中的一些作为“游乐场”，首先是带有塔楼的城堡，然后还有一个教堂，那里矗立着埃多·维姆肯（Edo Wiemkens）的墓碑，所有的设施都紧紧挨在一起，这会让我们这些孩子感到惊奇，并陷入沉思。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比奥尔登堡的更高贵气派，并且到处都隐藏着故事，这些故事会加深人们对这座城市的好奇心，如城堡附近的地道，其所谓的“入口”在当时还都有标识。就连城堡管家的玩笑背后都藏着一个秘密：参观的时候，管家会让我们观赏走廊墙壁上的两幅老油画，这两幅画色彩都非常暗，其中一幅画里什么也看不到，而在另一幅画里还能隐约看到一只动物，管家告诉我们：“这幅画画的是人们在耶弗尔射杀的最后一只狼，而另外那幅画的则是它被射杀的夜晚。”
对于祖父，我只能回忆起他大致的相貌，然而我经常能在串门的时候见到祖母，有时是和兄弟姐妹一起去，有时是和母亲去，有时是一个人去。祖母个头不高，她因为心脏的问题行动不便。祖母心中的善意，会为我们营造一种既能让人快乐，又会让人痛苦的氛围。我看到她站在阳台上，哭着望向将要回到奥尔登堡的父亲，仿佛觉得自己即将同他永别。我看到她早上坐在桌前，心脏痛苦地跳动着，徒劳地想要用一杯加度酒来对抗病痛。我们最后一次相遇发生在火车站，在我走进车厢，站到窗口旁的时候，祖母对我说道：“卡里想要离开我，他不爱我。”那一瞬间给我带来的心灵震撼，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决定以后一定要比之前更善待她。然而打这时起，我只在她乘车经过奥尔登堡时看到过她一眼。几天之后，祖母便去世了。当天上午十一点，学校叫我回家，我走进餐厅，坐在沙发上，随后父亲回来了，他抱着我，痛哭流涕地告诉了我祖母的死讯。他将我从学校叫回家，就是想亲口告诉我这件事。我很无奈，心中既悲痛又麻木，欲哭无泪。我一整天都在挂念父亲，这种挂念甚至超过了对祖母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