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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身边的时候，我的内心会获得安宁。不知不觉中，父亲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但这并非其刻意为之。教会不存在，“客观存在的权威”也不存在，因为虚伪是最邪恶的元素，同样糟糕的还有盲目的服从——这二者都绝不能存在！正因于此，父亲对我的叛逆表现出了无限的耐心。如果我顶撞他，那么等待我的不是命令，而是关于理性的论证。
在我童年的时光中，我们全家都在弗里斯兰群岛（die friesischen Inseln）上生活。大海一直都是我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在诺德尼，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海。一天傍晚，父亲牵着年幼的我走在宽阔的沙滩上。当时正值退潮，通向海边的沙滩路变得很长，脚下都是新鲜纯净的沙子，沙滩上散落着水母和海星，它们承载着来自大海深处的秘密。在那一瞬间，我仿佛着了迷，根本没再多想什么。我直观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无尽的宽广。从那时起，大海便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张自然而然的背景。大海是我们此时能亲眼看到的无限。无穷无尽的海浪，一切都在永不停息地运动着，在这种能被感知到的无限的秩序中，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也没有什么“总体”可言。在我看来，眼前的大海是自然之中最为神圣的存在。居有定所、内心安宁——这些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正能量，但只有这些还不够。我们同样需要大海，它是我们能够在生活中直接感受到的当下，会将我们从安全感中解放出来，将我们带到一个所有固定模式都已消失的，却不会让人沉入无底深渊的地方。我们会将自己托付给无尽的神秘、未知、混沌和秩序。
从儿时起，我便有了一种下意识的感受：在接触大海的一瞬间，哲学的氛围便会出现。大海是一个关于自由和超越的寓言。它仿佛在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展现着世间万物的本源。哲学探索必须坚持一点：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根基，这正是事物的本源得以显现的基础，而提出这条要求的正是大海。在大海中，任何束缚都不复存在，此乃大海独一无二的特性。
最接近无边无际的大海的，莫过于故乡的风景。那里是一片完全平坦的湿地，如果某个地方出现了一到几米的隆起，那很可能是人们为了防止水患而特意堆起的土坡，这些土坡在这里已经算得上“山”了。除了天空、地平线和我脚下的立足之地，其他什么都没有。天空的景色同样四面开阔。这种浩瀚本身便是一种风景，即便还比不上大海，但也已经十分接近。从儿时起，这种景色便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除大海之外，我最喜欢的莫过于这种地平线完全开阔的平坦地带了。
后来，我又有了在中部山区生活的经历。六岁那年，我来到了哈尔茨山（Harz），那是一片让我感到亲切的，同时也有几分陌生的山脉。山里的森林和泉水充满了神秘感，但这些并没有给我的心灵带来更深的触动，除此之外，山中还蕴含着无数关于小矮人和森林精灵的幻想。
再后来，到了十九岁的时候，我又看到了高耸入云的群山——阿尔卑斯山。还记得平生第一次来到恩加丁（Engadin），在面对着高贵的“尼采景观”呈现的雄伟壮丽的画面时，我虽然百感交集，但心中却出现了一个声音：正是这些高山，让人无法自由地眺望，是它们遮蔽了我的视野。
那段时间，没有哪位同学曾向我伸出援手。他们都和校长站在一边，每每出现纷争的时候，我就是那个麻烦制造者，就是那个游离于群体之外的固执的人。中学的最后两年，我面对的都是这样的处境，父亲帮助我的方式就是告诉我：“现在已经没什么别的办法了，你必须自己找到帮助自己的方式。”他在奥尔登堡的南边租了一个大约五平方公里的猎场，让我同他以及两位律师一起成为农场主。在那里，我有权利踏上每一寸土地，走进每一座花园，我可以在自然风景中生活，并让自己的内心逐渐熟悉这片风景，此外我还可以和农民交谈。这种校外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
一颗颗小小的种子，竟然长成了一片稀疏的松树林。树林环绕着科尔索斯贝格（Korsorsberg）的沙地，那片沙地向下倾斜，一直延伸到泥沼中。在树林里待上几个小时，我的眼前便只剩下泥沼和沙子，感觉自己已经远离了人类世界的一切，仿佛处在原始时代的寂寞之中。那时的人类与动物的关系逐渐密切，同树木的关系则更加亲密。如果此时看到一只野兔，那我也没有射杀它的欲望了。
……父亲很快便发现了鹿出没的地方。那是一片松树林的边缘，位于我们的猎场之内，却与国有的利特尔松树林场接壤。父亲建议我做一个诱捕用的舔盐机关，然后再在附近挖一个深坑，这样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坐在坑里的伏击位上等着了。我非常喜欢这个任务。舔盐机关位于一片低矮的树丛中，伏击位则建在了堤坝上，这片堤坝能将树林和宽阔的地带隔开。当时还有一个农夫在帮忙干活儿。最终，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在7月的一个夜晚，晚上九点多，四周一片漆黑，父亲和我端着猎枪，坐在之前准备好的伏击位上。然而随后发生的故事对于我这个“猎人”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没过多久，一只狍子便从我们身边非常缓慢地走过，距离松树林也就十米左右，这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父亲想把全部的快乐都留给自己的儿子，他悄悄对我说了声“开枪”，我瞄准了狍子，扣动了扳机，但在射击之前却忘记了给枪上膛，因此我不得不重复一次，但这次我没有只上一个膛，而是一口气给两个枪膛都上了膛——这么做完全是多余的。上膛的声音吓了狍子一跳，它逃走了。令我们意外的是，这只狍子没过多久便再一次从我们的眼前蹿了过去，距离和上次差不多，我开了枪，却打偏了。尽管气氛尴尬，但我们依旧坐在那里，期待着新的运气到来。后来我们又在黑暗中发现了一只正在靠近的动物。“那是只狐狸。”我对父亲耳语道。父亲回了句：“开枪！”于是我便扣下了扳机，但蜷缩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只野兔。这就更尴尬了，因为那时正是野兔的禁猎期。随后我们把这只兔子扔进了运河。父亲表现得很平静，他没有骂我，也没有说任何轻蔑的话，只是悲叹了几句。他必须明白，自己的儿子本身就不是当猎人的料，这个孩子太容易兴奋，太过鲁莽。
不得不说，狩猎对我而言从来都不是一种享受，一方面因为我的体力无法胜任（如果是一个人狩猎，我倒还可以分配自己的体力），另一方面则因为狩猎的过程扰乱了我对自然的宁静沉思，令我过度地陷入了人类的活动之中。
搜寻猎物是我的最爱，并且是唯一能让我取得一些战果的活动。我经常会寻找野兔，有时候也会放狗去抓鹧鸪。但让我印象更深的是当地的景色：
正午的阳光穿透了松树林，树脂到处都是；九月的一个下午，气候温暖、阳光明媚，秋意正浓；我在寻找鹧鸪，湿润的空气中夹杂着蒙蒙细雨；冬日的雪让一切变得宽广而纯净。
明媚的晨曦洒在广阔的田野上，伴随徐徐清风；站在位于林子边缘的小山坡上，眺望西边的晚霞，木鸽从晚霞中飞出，进入林间休息；晚间的雾气会从地表升起，有时不会没过我的头，但到了低洼地带，雾气便会笼罩我的全身。
滩羊被牧羊犬逐渐包围；农舍中飘出缕缕炊烟；空中的猛禽围成圆圈；傍晚蔚蓝的天空中，卷云一直延展到天际之处，这里似乎存在无限的空间。
同样令我难忘的还有越野跑的场景，跑步者随处可见，似乎正在用双脚占领这片平原。
在冬日里，滑冰是主要的快乐源泉。父亲曾教过我们滑冰。得益于童年开始的练习，父亲可以穿着长喙的低帮溜冰鞋安全地滑行，可以不知疲惫地绕着大圈滑上好几公里。我们和他不一样，我们穿无喙的高帮滑冰鞋，这样练习会更简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娴熟地掌握了压冰和长距离滑行的技巧。那时，在唐纳施威和布兰肯堡对面的浑特低地上，几乎每年都会有数英里的草地被洪水淹没，之后一旦霜冻来临，而且没有降雪的话，草地上就会形成一个极好的冰面。那是最美好的时光之一，我们和父亲飞驰在宽阔又光滑的冰面上，常常相隔很远，然后又会在目的地相遇，那是一家能喝到“Het und Söt”（一种加糖的温啤酒）的小客栈。我们沉浸在以飞快的速度飘浮的感觉中，身边只有冰、阳光、空气、风和天空之类的自然元素，我们深信自己已经熟练掌握的技巧，享受着一个无与伦比的冬季世界。这种能毫不费力摆脱所有局限的自由感，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为我们的生活意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下雪之后，我们的欢乐就大打折扣了。因为溜冰场会被人清扫，滑冰也多了很多规定和限制，所以大部分时间我们都会选择在放学后的傍晚，在城市附近滑冰。我们在会多本市的池塘和草地上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很多政府部门如今都建在那里），并和他们一起练习滑冰直到天黑，如果学校的老师滑得不好，我们也会用讥讽的眼神看着他们。我们会一边享受着夜光，一边尝试各种技巧，但我们会觉得那里的社交元素超过了与自然的融合。
斗争的欲望会在游戏规则中发现某种模式，而这种模式会教育人们在现实的生存斗争中也同样要遵守那些能够简化社会生活的规则。
即便体育运动为理性的生活秩序设定了界限，人们还是无法单纯地借助体育来赢得自我。仅仅依靠身体机能的提升、生命的勇气的升华，以及已经掌握的模式，人们并不能够克服丧失自我的危险。
然而在绘画的时候，父亲却会保持绝对的自我。他理解自己的方式不是思考，而是实践；他的心性之事并非艺术，而是自然。父亲的水彩画之所以有一种能让艺术在天真之中出现的魔力，也许这就是背后的原因吧。
对他来说，所有的真相都存在于他的画作之中，任何画作之外的目的都是不存在的，他也不会给自己的作画行为赋予任何重要性和意义。作画的乐趣源自空闲的时光，源自灵魂中那些过剩的能量，在父亲看来，作画如同打猎一样，都只是一种能让人放松身心的爱好。
到了五十岁的时候，父亲自己已经不画画了，他会教我握笔的手势和绘画的技巧。对我而言，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我的快乐主要源于仔细的观察，我从来没有认真努力过，最终早早放弃。父亲的艺术贯穿了我的一生，但我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艺术造诣。
我们通过徒步旅行了解了奥尔登堡周边的环境：唐纳施威的沙丘上能找到火石；接着向“荒原”进军，再下一站是位于森林和泥沼中的浑特姆伦（Hundsmühlen），过了布洛（Bloh）之后，在去奥芬（Ofen）的路上有几个小池塘，可以捉到蝾螈；顺着浑特（Hunte）河向下走，就能到布兰肯堡了，有一次我们还破例坐上了父亲划的皮划艇。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坐火车也很容易到达。虽然我们很少乘车前往，但到过的地方毫无例外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宽阔的茨维希纳恩（Zwischenahn）湖，湖的周围有一片茂密的森林，古教堂旁边还有一片略微隆起的墓地；拉斯泰德（Rastede）镇无比优雅，镇中有大公园和城堡；古老的教堂塔楼由大块砖石砌成，上面布满了常青藤，这座塔楼证明了之前听到过的拉斯泰德修道院的故事是真实的。奥尔登城里还保留着胡德修道院的遗址，这座建筑着实令人惊叹，然而其内涵却很难领悟，我们怀着敬畏之心参观，但那时的我们并不了解这座建筑的历史（它是西妥教团修道院珍贵的纪念遗址），只是看到了它的美丽。学校组织的郊游也让我们长了一些见识，尽管我非常讨厌这类郊游，因为只有在我们解散之后，在我可以独自一人观察的时候，我才能看到实质的内容。但有一次郊游却令我难以忘怀：那时的我还是个八岁的小男孩，和班里的同学一起去了哈斯布胡赫（Hasbruch）森林——那是一片生长着古老橡树的森林。我们在猎人小屋和小河道里玩耍，这时，父母突然出现了，我在很远之外就看到了正在赶路的他们，这令我非常惊喜，我感觉自己仿佛得救了。
每年夏天，我们都会找一家温泉浴场进行四周的健康疗养。在我六岁的时候（1889年），我们去了哈尔茨的萨沙（Sachsa）。当时我弟弟恩诺（Enno）还是个躺在婴儿车里的小不点儿。从我们住的地方能看到一片光秃秃的陡坡，那里曾经是一座采石场。还记得父亲第一次带我迂回上山时，他曾对我说：“我没想到你能爬得这么好。”每天早晨，我们一家人都会坐在当地的一处泉水边。我们在山坡上的灌木丛中玩耍，寻找并收集那些我们眼中的“奇石”，随后我们总会回到母亲那里，泉水边上的母亲要么在干活儿，要么在读书，那种快乐着实令我们难忘。父亲最喜欢徒步旅行。他会把矿石、晶石和其他珍贵的矿物带回来。采矿的氛围，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事情，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谜。有一天，父亲带我去了瓦尔肯里德（Walkenried）的废墟郊游。我们坐在那里，面前是倒塌的建筑。父亲画着水彩画。他还递给了我纸和铅笔，让我尽力将看到的一切都画出来。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受到自己当时那种力所不能及的无助感。我什么都画不出，唯一能做的只有磨炼自己的耐心和隐忍之心。
后来，我们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开车去诺德尼。父亲会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等我们安顿好后，他便离开了。在母亲的关怀下，在她热情洋溢的击掌声中，我们在沙滩上尽情地玩耍。我们知道了退潮和涨潮的时间，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游戏：先用铁锹垒一座沙堡，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这座沙堡会变得越来越大，到了潮水来临之时，我们则会尽可能地保卫它，直到它下沉为止。插着大旗的石坝后方是一片干沙，在那片潮水通常到不了的地方有许多大城堡，但我们对那些城堡不屑一顾。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比一直扔沙子更无趣，没有什么比远离水源更令人绝望，也没有什么比来自“敌对阵营”的挑事行为更无聊的了，而那些孩子的“总部”正是在石坝后的大城堡中。我们的生活总是被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惬意地住在大房间里，吃着中午从旅馆里端来的美食，或者在玛丽·兰布雷特（Marie Lambrecht）的帮助下亲手准备的美味——玛丽是我们忠实的仆人。但除此之外，我们过得非常节俭。母亲会让我们看她的记账本，让我们一起了解费用支出。我们要放弃许多商店里的珍宝，比如华丽的、足有一人高的人造弓，以及许多具有东方气息的宝贝；至于那些豪华的大酒店，我们也只能站在外面过过眼瘾，却从没有踏进半步。我们忍受了这一切，我们也许并非没有欲望，但已经满足于自己所在的世界了。这一切强化了对我们存在已久的意识，即我们并不属于富人阶层。但是，我们可以参加温泉音乐会和对话屋的活动。在这座世纪之初建造的高贵的水疗中心里，我们享受着弥漫在房间里的精致氛围，这迎合了我们对于精神生活的渴望。从七年级起，我便在这里一次又一次地获得了阅读诗作及在随后进行反思的动力。相反，每天早上复习一小时功课的规矩却是让我最难以忍受的事，这种温习也很少能收到成效。随着岁月的流逝，诺德尼逐渐成为我们的自然之家。我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路、每一个角落，甚至连乳品厂也能找到。灯塔是我们唯一不怎么会去的地方。
在我十四岁（中学五年级）时，父亲送了我一辆自行车。那个时候，两轮自行车已经出现，其设计也与当今的自行车十分相似，但造价依然昂贵，还属于有钱人才能享受的物件。在奥尔登堡，只有极少数人拥有这种新型交通工具。一辆好的自行车售价在三百马克左右，我对此期待已久。在这之前，除了其他好玩儿的东西，我曾得到过一个钢制的车轮，要想让这个轮子保持滚动的状态，我就必须在旁边用棍子不停地拨动它，和轮子一起在大街上奔跑。这个我每天必玩的游戏象征着一种人工制造的前进力，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有希望得到自行车了，于是就把车轮收了起来，但父亲觉得自行车对我们来说还是太过昂贵，应当过些时日再买。这让我非常伤心。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又兴高采烈地玩起了车轮。我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给父母留下了某种印象，或是激发了他们的思考。没过几天，父亲便对我说：鉴于我如此勇敢地放弃，他重新考虑了一番，决定现在就送我一辆自行车——学会在放弃的同时避免让自己陷入沮丧，这一点非常重要，直接去满足心中的欲望是很危险的。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有机会得到这辆车，这令我欣喜若狂。在军营广场（Kasernenplatz）上，我只用了几分钟就学会了骑车。这个礼物在我眼中如同一件奇物，兼具技术上的实用性和美感。拆车、洗车、装车……这一切对我而言都是一种乐趣。
得到了这辆自行车之后，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觉得自己仿佛从一个自己之前都没察觉到的牢笼中挣脱了出来。我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到达任何地方。下午放学后，我们会朝着城市的方向骑行大约十五公里，来到唐纳施威城外的一个小客栈，那是我之前从未去过的地方。我们会探索这块“新大陆”。我会将闲下来的每一分钟都用来骑车。到了晚上，我们还可以骑着车环绕堤坝。骑行为我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欢乐。
在掌握了安全的技巧之后，我们便会双手松把，在平坦的道路上骑车飞奔，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个袋子，袋子里装着一磅樱桃。我们吐向地面的樱桃核会在空中划出一条长长的抛物线。
但比这些更重要、更能打动我的是父亲的另一个决定：父亲自己也买了一辆自行车，并同我一起完成了一段长达数日的单车之旅。这是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旅行。虽然我六岁时便去过萨克萨，后来又去过诺德尼，但那些都不能算旅行。我们只是坐着火车，偶然间来到了另一个地方的。我们并没有探索那里的陌生环境，而是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把每一天都规划得井井有条，只为能强健身体，所以在这之前，我觉得自己仿佛还没有离开过奥尔登堡。我梦想着远方，比如每次来到奥尔登堡往南六公里左右的浑特姆伦，我就会开始幻想着自己假如一直往南走，要走多少个六公里才能到维希塔，才能到奥斯纳布吕克，才能到明斯特……广阔无垠的世界给我带来的向往，以及对于自己能否有机会前往那些地方，世界是否真的没有尽头的疑问，激发了我奔向远方的渴望。自行车让我有了尝试的机会。
1896年，父亲同我一起骑车去了汉堡，参加当地的园艺展，我们途经不来梅港、不来梅福德、斯塔德，随后骑回到卢内堡，之后经过卢内堡的荒原到达了索尔陶，最后从那里乘火车回家。这次旅行是我对广阔世界的第一次探索。我们将威斯尔河甩在身后，直到它消失在地平线的边缘——我此时看到了一条真正的地平线。我们在不来梅福德的一家简陋的小客栈里过夜，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未知的魅力：我是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和一些陌生的人在一起，在他们的家中感受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而不是在酒店或疗养院里。我们参观了斯塔德市，随后沿着施温格（Schwinge）河下游骑行，一直骑到易北河。这条宽广的河流竟然如此壮观！我告诉自己：眼前这条河可不是威斯尔河，原来世上真的有一条名为易北的河！我们继续探索着脚下的世界，大江大河一条接着一条。汉堡之旅真是令人兴奋：这么多人，这么多车，这么大的城市！我们参观了园艺展，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们在那里吃晚餐的方式：站在自动售货机旁，投进一枚十芬尼的硬币，一个夹心面包便掉了出来，父亲说：“现在让面包多掉下来几个，直到我们吃饱为止。”在卢内堡，我们拜访了一位伯父，他是父亲的亲哥哥。伯父把我们送到了出城的路口，旁边的路标上写着：距索尔陶五十公里。“五十公里啊，凯利好像还满不在乎的。”伯父惊奇地说。我觉得自己仿佛站在世界之巅，但其实我最多也只能骑这么远了。穿越吕讷堡希斯的旅程又是一番全新的体验。我们沿途观察了十九公里，却没有看到一栋房子，也没有一个人与我们相遇。在湛蓝的天空下，我们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未知的剧烈声响。环顾四周之后，父亲告诉我：“这是旋风的声音，风暴马上就要刮进路沟了。”于是我们赶紧把自行车平放到路沟旁，自己则趴在干涸的路沟当中。没过多久，旋风便伴随一股薄薄的、不透明的尘埃，沿着栈道的方向，从我们的眼前呼啸而过。我们穿越了赫尔曼·比隆
曾经居住过的地带，在亨利一世时期，比隆曾在这些地方战斗过——这是一段父亲曾经讲过的故事。最终我们来到了索尔陶，一路走来，我感觉自己仿佛在人类文明之外的陌生世界里完成了一次探索之旅。
没过多久，父亲又带我去了奥尔登堡南部的达默。我们看到了古墓和杜默尔湖。在湖的南面，站在一座小山上眺望平原，可以望见铁路，父亲说这条铁路通向科隆和巴黎，这些都是我未来有机会去的地方！但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达默的那些日子，我还记得曾经在一个周日，我人生第一次进入了一个纯正的天主教世界。清晨开始的钟声、小路上的十字架、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的表情……眼前的一切虽然让我大吃一惊，却完全没有令我反感。相反，这些元素还深深地吸引了我，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扩展了我对人的认知。我觉得自己仿佛跨越了半个世纪，回到了遥远的过去。但这却发生在当下，只不过是与我们的“当下”不同罢了。这是一种针对精神中的“理所当然之事”的突破，我感知到了自我之物中的自我特性。我的意识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转变。父亲有一本斯特拉克詹
写的书《迷信和传说》，这本书里的故事全都来自奥尔登堡公国。虽然我看一会儿书就会感到厌倦（那时的我还不喜欢读书），但我还是在书中发现了一些令我颇为着迷的内容，这些内容为我的内心开启了一片新的领域，直到今天，这片精神领域也依旧存在。
我们家属于弗里斯兰部族，这个部族生活在北海沿岸的潮汐湿地上，从荷兰一直延伸到丹麦。父亲很早就开始给我们讲述民族的历史，为我们展示民族居住地的景色和古迹。这一切并没有任何的计划，纯属偶然为之，却触动了我们的心性。他的描述不会掺杂太多的感情，听起来既客观又随性。
如同老话说的那样，我们有三个敌人：大海、诺曼人和德国人。
时至今日，堤坝已经可以抵御大海的“侵袭”。在祖父母居住的那片土地上，海啸曾经将居民和牲畜全都吞没，这些故事会令我们毛骨悚然。同样令人不寒而栗的还有关于翡翠湾起源的故事，据说到了退潮的时候，人们还能在湾底看到昔日教堂村落的遗迹，以及关于“高路”的故事，即布贾丁根堤坝以北的浅海，曾几何时，这片繁华的土地上还坐落着许多村庄。父亲和我们一起站在堤坝上，为我们讲解它的用途：浅坡靠外侧，陡坡靠内侧。堤坝简单、壮丽的外形，站在堤坝上眺望陆地和海洋的辽阔视野，以及堤坝保障生命安全的作用……这一切就如同一个个符号一样，在孩子的心中留下了自己的烙印。父亲还为我们讲解了堤坝结构是如何产生的，正是借助这样的结构，人们才能建成一座座堤坝，并对其加以维护……
在听到诺曼人一波波毁灭性的突袭时，我们虽然惊恐万分，但又不无敬佩他们勇敢的航海之旅。那些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漂泊的水手，虽然他们做的事情我们当时还做不到，但这些事情背后蕴含的精神却留在了我们的土地上。最终，这片土地的灵魂造就了我们的灵魂……
德国人现在已经不再是敌人，得益于在精神层面一天天经历的归属感，德意志共同体这个概念已经变得理所当然。我常听人说起，我们在维也纳还有一些远房亲戚，他们也属于雅斯贝尔斯家族。然而在我们心中还是暗藏着一些抗拒情绪，起初是抗拒一切不属于潮汐湿地的东西，后来开始抗拒普鲁士，最终抗拒整个世界历史。父亲的法律类书籍并不多，其中包括了伊赫林
的《罗马法的精神》和《为法律而斗争》。正如伊赫林的弗里斯兰灵魂中体现出的正义理念那样，这是一种法治和正义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难以把握，容易流于形式，它意味着人性的基本实质，我父亲在对事物的描述和评价中给予了我们这种实质，他认为这种实质建立在人类高于一切历史的最终根源上。
在我读中学四年级的时候，一位名叫罗维坎普（Rövekamp）的高年级学生曾给我补过课。当时，父亲安慰我说：“我的孩子，如果你已经尽了自己的责任，依旧留了级，那这也不算什么坏事，毕竟最终的结果不是你能决定的——但关键是要做到自己能做到的。”上了几节课后，这位高年级学生就告诉我，他不明白我为什么需要补习，我实际上什么都会，即便有什么没掌握的内容，我也能做到快速理解，补课完全没有必要。这对我而言是莫大的安慰，所以打那时起，每当想要看低自己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件事。即将步入大学、师从哈纳克（Harnack）先生学习的罗维坎普，曾给我讲过语言学专业的情况、学习语言学所需要的定力，以及他将要研究的主题：诺斯底主义
者赫墨革涅斯
（Hermogenes）。除此之外，他还向我描述了自己的世界观：如果灵魂没有从自身出发质疑，而是在对自己的本源毫无热情的情况下单纯地听取了一些东西，那么灵魂便展现出了一种极度缺乏批判性的、可以被直接归入教条主义的态度。我觉得他的世界观很有启发性，而且很容易让人作为正确的观念来接受，所以我对此一直记忆犹新。
在我看来，力量的源泉是求知欲，或者说是求知欲的根基——真理。我的父亲渴望这种力量的源泉，并且会出手相助。大公爵图书馆的馆长曾经觉得我这个中学二年级的学生借阅了很多危险的书（比如斯宾诺莎的书），对此，父亲的答复是：凡是我儿子想读的书，您尽可以借给他读。
父亲教导我要有批判性，于是我开始对欺骗和自欺欺人的行为变得敏感。
对于外国军官的厌恶情绪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曾经有一次，别人问起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当时还是个小孩的我直接回答道：“不，我根本就不想认识他，他是军官的儿子。”随后父亲教导了我，他说：“孩子，你不要有什么偏见，军官也同样可以做一个正直的人。”
1900年的一天，在我的中学生活即将结束的时候，父亲认真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交谈。他对我说：“卡尔，我们是时候考虑一下你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了。你应当知道我的资产和收入是多少，这样你就可以大概了解我能为你提供多大的支持，以及我的极限在哪里。”随后他便为我翻开了账本，那里面清晰明了地记录着父亲的财政状况。对那时的我而言，账本上的数字显然是一笔巨款。如果我没记错，父亲当时有大约十七万马克的财产，以及两万多马克的收入款项。父亲说：“你必须想到我随时都可能死去，虽然我也希望自己还能再工作十年，此外，你还要考虑到母亲和你的两个姐妹。但我觉得，你可以假设自己在自谋生路之前，还可以没有负担地学习和工作十年。我注意到你对艺术和历史很感兴趣。如果你真的有志于此，那你完全可以去学习这些专业。博物馆里肯定有一些能让你用上自己专业知识的岗位。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你必须考虑这个职业是否真的让你满意，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没有必要仅仅为了谋生去赚很多钱。”父亲的观察是正确的，他愿意倾听儿子心中的声音，这一点也同样很了不起。只是我在他的情怀中生活得太久了，所以在那一刻，我只是含糊地回答道：“不，爸爸，我不想学艺术史。我想活在现实中，所以我觉得我最好去学法律，以后当个律师，我的确对艺术很感兴趣，但仅此而已。”
在我通过了人文中学的毕业考试之后，家里本打算拿出鱼子酱和葡萄酒来庆祝一番，但我内心抵触这种庆祝，虽然我也不是很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提出了一个自己能说出口的理由：对于成绩的赞赏实在无法令我满足，我渴望人们能够看到并欣赏我的本性，即便考试失败，我的本性也不会被蒙蔽。父亲郑重其事地强调：“这二者并不矛盾，我们在世间取得的成就应当为我们带来快乐，我们值得为此庆贺一番，这种庆祝并不会让我们高估自己的成就。”的确，对于快乐的不屑一顾，背后总会隐藏着某些不自然的元素。
我的父亲必然不能为我们保持他从未宣称过的形象，即一个全能的、一尘不染的权威人物。这是另一种改变我人生的认知。
在一次事件中，父亲明确地告诉了我他的能力极限在哪儿，他从何时开始便帮不了我了，而我在那一瞬间也意识到了这些，这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一课。我看到了父亲的真诚，也明白了一个人不可能做到一切，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我。那是发生在中学时期的一件事：我曾经有几位优秀的老师，比如阿曼（Amann）和里希特（Richter），每每想到他们，我的心中都充满感激，但我身边也有一个眼里容不下我的校长。有一天，我和体育老师发生了冲突。我有医生开的诊断书，证明我不能做某些练习，也不应该脱掉外套。体育老师觉得这是寻事生非，要求我服从。我很不听话，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第二天，灾难便开始了。校长想要把事闹大，他威胁我：“要么你去找体育老师道歉，要么我们就把你开除了。”（我那时已经读到了中学二年级）
这意味着我必须离开父母，到另一个城市（耶弗尔市或韦希塔市）去上人文中学，而这对我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我想待在父母的身边，但怎么才能留下呢？校长的态度十分坚决。父亲告诉我：“你必须自己做决定。假如校长真的开除了你，那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会一直把事情捅到主管部门那里去，从而让你能留下来，但我觉得主管部门永远也不会废除校长下达的命令。所以你必须自己决定要不要去冒险。”
父亲借助自己的榜样作用以及在决定性时刻做出的判断，用自己的理性、可靠、忠诚的精神教育了我。
在人文中学，我和校长发生了冲突。我拒绝盲目地服从在我看来不合理的命令。父亲让我从小就习惯于在他那里获得问题的答案，不必去做任何我看不到意义的事情，哪怕已经感受到了自己对于那些自带说服力的必然之事的敬畏。在父亲的教导下，我主张校纪与军纪有别，军纪不应当错误地照搬到学校中。
父亲做不到每时每刻都完全符合理想的标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我一直在潜意识中仰望着毫无瑕疵的父亲，所以在他那可靠的优越性带来的日复一日的平静下，他的错误才会如此明显。正因如此，我在五年级时所经历的那件事才会令我终生难忘：父亲也像我们那些农村亲戚一样，不想遵从他们所厌恶的伊比利亚东部农民精神，他们反对当时不时提高的粮食税，将其视为送给大农户的礼物，出于自由贸易的基本思想，他们想要像摒弃工业税一样摒弃粮食税。而当时的我，或许在某些地方听到过一些可以继续执行这种关税的理由，经过一番准备，我满怀热情地向父亲陈述了这些理由。那是一种渴望讨论的热情，父亲的教育唤醒了我们探寻真相的意愿，让我甘愿毫无保留地探究最终的原则和真理。父亲当然不喜欢我这种争论性的态度，他回答道：“孩子，你不能要求我和你讨论这件事。”这种语气在我听来就是一种要求权威的语气，在此之前，除了在那些被我鄙视的老师那里，我还从未见识过这种语气。父亲的教育使我们对这种说话的态度十分敏感。我的内心很受打击，我渴望充满激情的讨论，渴望正方与反方观点之间那种你来我回的交锋，除同父亲外，我不可能同其他任何人讨论这件事，因为我在他们那里只能收获固定的观点，要么处于一个极端，要么处于另一个极端，这些观点都是不容讨论的，这也符合当时资产阶级世界约定俗成的礼节原则：除非是与志同道合的人，否则人们不会谈论政治和宗教。
后来到了七年级，我还经历了父亲不愿与我讨论哲学问题的事情，这绝对算不上什么错误，但却将我痛苦地推向了孤独的边界。那段时间，我读了斯宾诺莎的书，还有包尔生
的《哲学导论》。斯宾诺莎的文字让我感动。我一直以为，自然界的整体一定是有生命的，而这个万物合一的整体可以被称为神。还记得有一次，在同父亲一起散步的时候，我起初一直都胆怯地将想说的话憋在心里，最后，我鼓起勇气斗胆向父亲讲述了我的世界观，并询问了他的看法。他用一种我不习惯的、充满温柔和爱意的语气回答道：“孩子，我从来没有关注过哲学，我不懂哲学，但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是难以证明的思想，这些思想很容易让人走火入魔。”后一句话在我看来倒是醍醐灌顶，但是前一句话意味着，我现在还不可能和我最爱戴、最尊敬的人谈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内容。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是在罗恩大街的哪个位置说的这句话。后来，到了大学第二学期，在雷根斯堡附近的马车上，我又开始同他讲哲学，这次的话题是康德对于时间和空间的主观性的学说。父亲和蔼地倾听着我的发言，但随后摇摇头说，他不能顺着这个思路继续想下去，他唯一的观点就是：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