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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延安去！”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最为时髦与令人自豪的时代口号，它激励着广大爱国热血青年怀着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怀着对中国革命的向往，翻越千山万水，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敌人的道道封锁，满怀激情地从四面八方、天南海北汇聚到延安这片充满希望的信仰圣地。
当时的延安位于陕甘宁边区偏居西北黄土高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
据统计，这一阶段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有4万余人，他们多为知识分子，文化程度较高，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了70%，还有像陈学昭、何穆这样的留洋博士，还有不少青年出身富贵世家，原本过着优渥的生活。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魅力，让这些优秀青年“本应顺风顺水者偏向荆棘而行，本可锦底玉衾者不惜向死而生”呢？
“我要去延安！”那里有救亡图存的希望
“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扶老携幼四处逃亡。”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窑洞中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其中这首《黄水谣》，唱出了中华儿女面对山河沦陷的痛楚，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而中国大地上呈现两种生活情景。
一边是重庆大街上，百姓扶老携幼四处逃亡，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一片凄凉。但那些国民党的军官尽情作乐，许多官员“身居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吃喝盛行、花天酒地，“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
另一边是延安，敦厚朴实的农民们手中攥着黄豆，信任谁，就把豆子放在谁背后的碗里，豆子就是一张选票。没有文化的农民用这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民主权利，寻回了他们几乎忘却的自尊。而“领导人也轻松地在人民当中走来走去”，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处在四面包围之中，却创造出中国其他地方难以看到的“十个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假如现在是1938年，你又会选择哪个地方生活呢？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有朝气，有活力，有救亡图存的希望！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色照耀中国》中写道：“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
这是来到延安后，毛泽东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
毛泽东，这位大智大勇、心中只有人民的一代伟人，在延安住的窑洞是办公室兼卧室，一张木板床，一把旧椅子，煤油灯是罐头盒或玻璃瓶制作的，为了节约纸张，他常常是一张纸用铅笔写了再用蘸水笔写，最后再用毛笔写，鞋袜是用粗布做的，补了又补。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写下《论持久战》等大量光辉著作，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散发出更加璀璨的真理之光。
那时的延安，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大批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领导者，还有冼星海、寄明、于蓝等一大批创作了大量有精神力量作品的艺术家，以及无数充满革命热情的青年人。
当年在延安的印度友人爱德华大夫，看到川流不息奔赴延安的青年人曾赞叹：“奇迹，奇迹！这简直是奇迹！这里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可以说，当年从西安到延安蜿蜒起伏的700多里山路，就是一条爱国青年救国图存的信仰之路、理想之路。
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来到延安的青年，脱去西装、旗袍，换上土布军装，吃着小米饭和咸菜，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革命学校，愉快而紧张地学习革命理论，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为了培养青年工作干部，在党的领导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办了一所青年干部学校——安吴青训班。到1938年底，青训班连续办了10期，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上万名青年干部。然而，青训班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敌视，到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共高潮愈演愈烈，青训班不得不中断培训青年干部的计划，而不断发展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又迫切需要青年干部去开展工作。1940年初，中央决定以青训班学员为主体在延安创办泽东青年干部学校，5月撤回延安的300余名青训班学员并入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习，继续履行培养青年干部的使命。
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停刊的《中国青年》在这个时期复刊了，这个刊物是中央青委通过中华青联办事处在延安主办的，从1939年出刊，到1941年3月停刊，共出3卷27期。这个刊物是延安青年的良师益友，促进了延安青年运动实践和理论相结合。
说到延安的青年运动，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中指出，“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表现在哪里？“延安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劳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团结、学习、劳动”这六个字，就是毛泽东为延安青年运动总结的正确工作方向。
延安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发挥自身联系青年群众的优势，大力推进文化教育，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和拥军优抗，把“团结、学习、劳动”相融合，促进抗日青年群众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7年8月，延安青年在延安举行了“抗日动员”国防体育运动大会，600多名青年参加了这次把国防体育项目和国防政治知识融为一体的比赛。另外，还组织了“普及教育突击年”活动，推行“一日二字运动”，6万名青年参加识字活动。
此外，延安青年还通过举办歌咏、秧歌、游戏等娱乐活动和组织时事研究小组、开办流动图书馆的形式把进步文化带到根据地，同时组织青年剧团、文工队、宣传队到各地演出。比如《亡国恨》《打回老家去》等剧目，《救国军歌》《延安颂》《延水谣》《大刀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青年颂》《生产大合唱》是当时唱遍了延安的歌咏作品。在活跃根据地文化生活的同时，对根据地群众进行了抗战教育，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
延安青年虽然有不少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不懂劳作，但来到延安后，他们一边手执枪和笔，一边拿着锄头，同群众一起热火朝天地投入生产。他们开荒种地、植树造林、养畜积肥、抢种抢收、推广技术，还开展为部队运送物资、抢救伤员、运送弹药、侦察敌情和发动为抗战募捐钱、粮、衣物的“一大枚（钱）运动”“一升米运动”等支前活动。为了确保参军人员无后顾之忧，延安青年在西北青救会的带领下，还发起过“拥军礼拜六”“优抗日”等活动，想方设法为抗属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形成优良的拥军风气。这对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和促进军民情谊、激励前方作战起到很好的效果，做到在劳动中凝心聚力。
延安就是革命的大熔炉，青年们通过自身的作为，逐步得到边区群众的认可，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我们熟知的“五四青年节”，也是在这个时期确定的。1939年4月5日，中青委专门就如何纪念“五四”给各地发出指示，着手筹备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一个社会群体具有自己的节日，意味着政治地位的提高。
无数革命青年在党的关怀下，成长为成熟的革命干部，投身到抗日斗争的各条战线上去。他们加入了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顽强的斗争；有的到沦陷区或国民党统治区进行艰苦的地下工作。这一批批革命青年，经过在延安的学习与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成长为我们党在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新时代延安精神正青春
抗战时期，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圣地。延安13年，孕育了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精神！
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工作结束时指出，延安精神是一种“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革命精神”。而这样的延安精神就是吸引众多知识青年的魅力密码。今天，延安精神仍是我们自强不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永恒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发展能力与延安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是需要发扬和践行延安精神，因为延安精神既是人们迷茫困惑时眼前的一面旗帜，是黑暗前行中的一道光亮，也是安逸盛世的一记警世钟。它让我们在迷惘中不迷失方向，在黑暗中不堕入深渊，在安逸中不盲目自满，而这正是延安精神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延安精神正青春！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人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