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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人呼稻为讨。
——唐·李肇《唐国史补》
我们仍然以“端透定泥”为例。在多数汉语方言中，“端”“透”的声母不同，而且发音大体是较为接近的。“端”的声母是/t/，透的声母是/tʰ/。只有少数方言，如海南话有比较严重的出入。同样在能够区分n、l的大多数汉语方言中，“泥”的声母都是n或者和n接近的鼻音，其他组别的声母大体也遵循类似的规律。如在“帮滂并明”这一组中，大多数汉语方言“帮”“滂”“明”的声母读音都较为相近。
然而属于“全浊”的“定”的声母，则在各地方言中千奇百怪：在有些方言，譬如普通话、广州语、厦门话、长沙话中，和“端”相同，读/t/；在另一些方言，如梅州话、南昌话中，则和“透”相同，读/tʰ/；在声母相对保守的上海话、苏州话、温州话、双峰话等方言中，和“端”“透”都不一样，读/d/，也就是维持了中古时期的发音。
几乎所有的全浊声母在各地方言都会发生类似的紊乱。中古属于全浊的“并定群从床禅”等声母莫不如此，这样的局面得归咎于浊音清化。
浊音清化本身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尤其是/b/、/d/、/g/这样的浊塞音。塞音发音时发音器官在口腔内形成封闭的共鸣腔，由于浊塞音发音时，声带必须不断振动，而声带的振动需要气流催动，会导致肺部空气进入共鸣腔，但是封闭的共鸣腔容量有限，随着空气不断进入共鸣腔，共鸣腔内气压不断升高，当共鸣腔内气压升高至与声带下方气压相同时，气流停止，声带也就不能振动了。因此浊塞音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变化，其中清化就是非常典型的演变路线。
全世界许多语言都经历过清化，被吴稚晖盛赞的所谓“浊音字”多的德语，恰恰是清化的重灾区。德语历史上经历过至少两轮清化，其中第一轮清化规则的发现者中国人很熟悉——格林。
对于许多八零后和九零后来说，《格林童话》无疑是美好的童年回忆。《格林童话》的作者格林兄弟本是语言学家，其中哥哥雅各布·格林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格林定律，即英语、德语这样的日耳曼语言比起它们的其他亲属语言发生了明显而系统的浊音清化。譬如英语2说two，而拉丁语的2就是duo。随后相比英语，德语又发生了一轮清化，所以英语的day在德语中是Tag。
就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系的亲属语言来说，早期的汉藏语可能是清浊对立为主。以汉语的亲属语言——藏语为例，今天的藏文字母清塞音区分送气和不送气，但是前古典时代的藏语就很难找到送气和不送气对立的例子。在当时，送气和不送气的声母更像是一种变体，如果是单独的清辅音就送气，如果前面还有其他辅音则不送气，非常类似今天英语p、t、k和sp、st、sk的情况。反过来说，清辅音和浊辅音在古代的藏语中则是扎扎实实对立的。
单就汉语来说，至少自上古时代开始，送气和不送气就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对立，而这两类辅音又和浊音存在对立。因此，从上古时期开始，汉语的塞音就是清送气、清不送气和浊三系对立。这样，当浊音清化时，就有两个选择，并入清不送气音或清送气音。
历史上的浊音清化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语言中尤其常见，这些语言往往也有清送气和清不送气的对立，清化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如中国云南的西双版纳傣语，历史上也有过浊音，甚至在西双版纳傣文发明的时代，有一整套专门用来拼浊音的声母。然而在现代的傣语当中，古代的浊音也已经变成了不送气的清音。
西双版纳的“版”本是傣语中“千”的意思，西双版纳即“十二千田”，在古代的傣语中“千”的声母是个浊音的/b/，但是在现代的西双版纳傣语中则读不送气的/p/，而在泰语和老挝语当中，“千”（พัน）现在的声母也已经清化，不过变为了送气的/pʰ/。
古代藏文中的浊音，在现代的拉萨话中也已经清化，其规则相对复杂，大体上如果是光杆的浊音声母会送气，如果前面有其他辅音则会变不送气。藏族自称在藏文中本来是བོད་（bod），但是在拉萨话中变成了送气的/pʰøʔ/，“饭”在藏文中本写作འབྲས་（’bras），由于b前面仍然有另外一个辅音’，因此在拉萨话中读不送气的/tʂɛʔ/。
就汉语来说，从上古到中古，清浊对立都相当稳定，直到中古早期，所有有关汉语方言的记录几乎没有记载某地方言清浊发生混淆的问题。尽管在《切韵·序》中有“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这样的描述，但是作者陆法言并没有举例，难以推知这里的“轻浅”和“重浊”的实际含义，也很难从这样语焉不详的描述中看出太多。
中古以后，除了保留浊音的江浙方言和湖南部分方言外，其他方言都陆续发生了清化。有意思的是，汉语方言的清化有着很神奇的特点，那就是经常和声调有关。
以普通话为例。中古归属“定”母的平声字，如“庭”“谈”“昙”“图”等，其声母都变成了送气的/tʰ/，这也是普通话第二声最主要的来源；而如果碰上其他声调，如“地”“敌”“弟”“蝶”，则基本都变成了不送气的/t/。最有意思是“弹”，中古时代和现在一样都是多音字，但是中古时代这个字的两个读音只是纯粹的声调不同，一读平声、一读去声，到了普通话里，却由于浊音清化规律的关系，读音分别变成tán（/tʰan 35 /）和dàn（/tan 51 /）了。
这样的清化模式也是当前中国方言中的主流，华北、东北以及江淮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官话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清化模式。此外，华南地区的粤语，如广州话大体也遵照这样的模式。只是广州话在碰上中古上声的浊音字时，不少字会送气并读阳上调，与官话不同。如“抱”，广州话读/pʰou 13 /。湖南地区没有保留浊音的方言则多不管声调统统变成不送气清音，如长沙话“长”读/tsan 13 /，并不送气，所以“长沙”听起来有些像汉语拼音的“zánsō”。山西中部地区部分方言，如太原话以及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话和荣成话也走了如此路线，“爬”太原话说/pa 11 /，听起来像普通话的“把”；荣成话“爬”说/pa 35 /，听起来像普通话的“拔”，“盘”说/pan 35 /，倒差不多是普通话里不存在的bán。不过太原和荣成、文登因为近代受到华北方言以及普通话的强烈影响，许多平声的浊音字背离了本有的模式，也读成了送气音。福建方言的清化模式则神鬼莫测，表面上看并无什么特别的规律，大部分古代的浊音变成了不送气的清音，但是又有为数不少的字变成了送气清音，这和福建方言较为复杂的历史和更早的分化时间有很大关系。
不过要说起汉语方言比较古老、覆盖面也很广的一种清化，可能还当数一种从唐朝开始延续到今天的清化模式，即不分声调全部清化为送气清音。
唐宪宗年间有一位叫李肇的官员，他著有《唐国史补》，该书主要补记一些唐朝中前期的历史，也兼带提一些逸闻轶事。其中提道：“今荆襄人呼提为堤，晋绛人呼梭为莝，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皆讹谬所习，亦曰坊中语也。”
虽然这些语音现象被李肇毫不留情地批判为“讹谬所习”，贬之为“坊中语”，即俚俗之语，上不得大雅之堂，但是这样的坊中语却是语音发生变化的先声。可以看出，此时湖北和陕西的百姓口中浊音都发生了清化现象，在湖北浊音变成了不送气清音，在陕西变成了送气清音。
今天的湖北方言浊音清化规律和大多数官话相同，并不符合“呼提为堤”的特征，没有继承古代的湖北方言。但是关中地区的方言，“稻”至今都说“讨”，哪怕是受外界影响比较严重的大城市西安的方言亦然。
不消说，所谓“稻”读“讨”是典型的浊音清化成了送气清音。许多北方话中，都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本来的浊音仄声字清化后变成送气音，甚至普通话也不例外。如普通话的“特”字就是一个来自古代浊音的入声字。绝大多数的官话方言本来是浊音上声字的“筒”，也变成了送气清音，并且维持了上声读音，和“呼稻为讨”的情况如出一辙。江淮以南的官话“族”几乎都读送气清音，譬如昆明话读/tsʰu 42 /，成都话读/tɕʰio 21 /，南京话读/tsʰuʔ 5 /。在大多数官话中，这些字为数不多，然而在关中、晋南以及甘肃南部，长江江苏段北岸的泰州南通地区的语言，江西以及广东东部的客家话中，浊音不论声调则大规模变成了送气清音。
以一张网络流传的“陕西人买菜”图为例。这张图虽然颇有恶搞成分，但是读音却是地道的关中读音。其中“透肤”为“豆/tʰəu 44 /腐”，“赔菜”为“白/pʰei 24 /菜”，“积碳”为“鸡蛋/tʰã 44 /”，“红落浦”为“红萝卜/pʰu 31 /”，“透鸭子”为“豆/tʰəu 44 /芽子”。这些迥异于普通话和大多数北方官话的读音都是把古代的浊音变成了送气清音的缘故。
“陕西人买菜”图
当然，图中这样的“陕西话”目前只有在关中比较偏僻的地区才存在。由于近代以来华北地区官话和普通话对陕西关中方言的强烈影响，其古代浊音变送气的字越来越少，很多仄声字出现了类似普通话的不送气读法。尤其在西安这样的中心城市，大部分浊音字送不送气已经与普通话一致。但是在关中东部渭南地区，尤其是关中东北部临近山西的韩城、合阳、大荔等地，“陕西人买菜”图中的方言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假如买菜的关中人按照关中习惯把卖菜的店老板称“掌柜的”，“柜”还会读/kʰuei 44 /。
哪怕是在西安城，口语中部分浊音仄声字，如着（火着咧）、倍、避、舵、造，仍然读送气音。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巧合，尽管关中并非稻子的主产区，西安城的市民更加不会种稻，但是“稻”仍然是西安话中读送气音的古全浊仄声字之一。也就是说，虽然今天的关中方言和唐朝关中话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关中人呼稻为讨”的特点在整个关中范围仍然较为顽固地保留至今。
这种浊音变送气的模式在中晚唐就已经颇具规模了。除了李肇简短的记录之外，藏文的记录也相当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
几乎整个唐朝时期，吐蕃帝国都是东亚不可小觑的一支军事力量。现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曾经一度被吐蕃占据，敦煌就是被占领的重要城市之一。吐蕃占领敦煌后，敦煌成为重要的抄经中心，大量汉人受雇抄写佛经。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汉人对占领者的语言——藏语逐渐熟悉起来，而有些吐蕃人也有学习汉语的兴趣。
汉语和藏语虽然同属于汉藏语系，但在文字上却大相径庭。汉字是一种土生土长的自源文字，表音并不是汉字设计的核心考量，藏文则是从南亚次大陆引进的拼音文字，表音相当精确。事实上，直到今天，书面藏文仍然保留了引入藏文后不久的藏语发音，藏文也堪称是整个汉藏语系中最早的精确系统表音的文字。
中晚唐河西地区汉族和藏族的文化交流，导致出现了用藏文字母充当拼音拼写汉语的做法。这样的做法有的出现在汉族人和藏族人学习对方语言的教科书中，有的则是汉人觉得藏文拼写的做法比写汉字更加简单便捷，因此在一些笔记或者涂鸦等非正式行文时乐得用藏文拼写。
无论用藏文拼写汉语到底是何目的，这些藏文标音的汉语都极其重要。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成规模地用一种拼音文字来直接拼出汉字的读音。由于藏文字母怎么读是相对确定的，用藏文字母来拼写就让我们可以直接得知当时汉语的读音。
地域原因使得河西地区的藏文注音表示的多为当时的西北方言。宋朝以后随着西北地区人口的流失和迁移，西北地区的方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重新出土的敦煌汉藏对音材料成为我们了解唐朝到五代时期的中古西北方言的重要证据。
由于藏文具备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浊音字母，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唐朝西北地区浊音的变化轨迹。在早期的汉藏对照佛经《金刚经》和《阿弥陀经》中，中古汉语的浊音用藏文的浊音字母来表示。
但是时代较晚的材料里面，却出现了新的动向。五代或者宋初出现的双文版《大乘中宗见解》中，“独”拼写为ཐོག་（thog），“鼻”拼写为ཕྱི་（phyi），“帛”拼写为ཕེག་（pheg），“造”拼写为ཚེའུ་（tshe’u），中古时代的浊音已经变成了送气清音。同时期的另一些敦煌文献则有浊音不论声调都与不送气清音混并的趋势，较接近所谓“荆襄人呼提为堤”，只是这种模式在西北地区并无明显的后续承继。
反之，浊音变送气清音的格局则顺利延续到了宋朝。西夏时期的汉语和西夏语词典同样体现了全浊清化为送气清音的格局。宋朝以后，伴随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下滑，西北地区的方言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原和华北地区方言的影响，西北地区方言全浊清化的轨迹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和华北地区趋同。但是在甘肃南部、关中、晋南的东西向条状区域，则仍然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这种中古晚期的西北特色语音。
而在遥远的南方，长江北岸的南通、泰州以及江西、粤东地区也与这样的清化模式遥相呼应。与北方的“呼稻为讨”区不同，这些位置更南的方言近古以来受到华北官话的影响更小，全浊仄声送气也就保留得更加完整。在这些地方，虽然韵母和关中话很难对得上，但“陕西人买菜”图里“豆”声母为/tʰ/，“白”声母为/pʰ/，“蛋”声母为/tʰ/，则仍然是司空见惯的真实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