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组：杨益生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您在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请您讲一讲他制定福州发展战略的情况。

杨益生： 好的。我的单位是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属于政府的参谋单位。1990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之所以认识他，主要是因为他当时主持制定了福州市的发展战略，即“3820”工程，对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等进行科学谋划。这是福州市为了全面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制定的《加快福建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而制定的。

为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福州市委、市政府召集了一个大型会议，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在会上有两次发言。习近平同志对我们的发言比较感兴趣，就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去，问3年、8年、2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具体该如何定。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就是3年大变样跟福州自己比；8年的话，我们应该与周边的省会城市比，比如与离得较近的广州、南昌、杭州比；20年的话，福州在经济总量、人均水平上，要与台湾相比，与“亚洲四小龙”比。习近平同志很认可这个建议。

习近平同志对“3820”工程指标的准确度要求很高。最后，实践也证明当年目标定得是相当具有科学性和远见性的。可以说，“3820”工程是福州这座城市20年发展的蓝图。直到今天，福州人民对“3820”工程仍然记忆犹新。不可否认，“3820”工程也是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很重要的一个开局、一个基础。

2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个地方城市领导，不急功近利，而是立足于这个城市长远、战略性的发展，从善如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提出这么一个大的发展框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习近平同志还提出要把福州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在当时，这种提法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没有人敢提，特别是研究城市建设的人。我也曾长期研究城市经济，私下与建设厅研究城市建设的同事谈起这一提法时，他们都说：“将福州这么一个小省会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太冒进、不可行。”但现在回头想，我认为：习近平同志当时提这个设想，不是说让福州“一口吃成胖子”，一步到位就从一个小省会建成国际大都市，而是将它作为一个长远的城市发展目标提出来。“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应该是福州今后的发展方向。尽管福州现在还没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但是离实现这一目标越来越近了。比如，福州举办了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还将承办世界遗产大会，这些都表明福州正一步一步走向这个目标。

另外，福州要想立足两岸的话，就必须要与台北作比较，虽然现在与台北相比还差一点，但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福州今后的影响力肯定要超过台北。因为，福州的背后是偌大的中国大陆，这就好比当初的厦门与高雄，当时高雄作为世界航运中心，是一个大港，而厦门比它要小得多，但现在两岸的航运中心已经开始从高雄转移到厦门了，厦门已然超过高雄了。20多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同样，福建与台湾的差距，经过20年，已经大大缩小了。我认为，厦门、福州乃至福建这些年的快速稳健发展，都得益于当年习近平同志非常有远见的战略发展规划。

采访组：请您讲讲1994年习近平同志支持“闽江第一漂”活动的情况。

杨益生： 1994年，我们福建有一批年轻的文化人，发起了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活动，叫作“闽江第一漂”。这个活动，一开始完全是民间组织的体育探险和漂流活动。当时有个很有名的长江第一漂，在一次活动中，有个人在漂到三峡的时候遇难了，这在全国都很震惊。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方觉得这个活动太民间化了不行，没有强有力的保障。所以，他们就找到我，认为我们单位是研究单位，又跟省政府有工作方面的联系，他们就想把我们单位拉进来。拉进来之后，因为我当时是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处长、主任助理，是这些参与者当中职位最高的，就让我当了这个活动组委会的主任。我开始对这一活动也不太懂，就这样被他们稀里糊涂“绑架”了。

我之前没有组织过这样的活动，这些活动跟我们的工作性质也不同，我心里没数，就请示了有关领导。一些领导同志觉得这个活动可以支持，甚至还有两个副省长为这个活动题了字。他们找到我时，就说：“你看，领导也很支持。”就这样，我心里还是很担心。但既然上了“套”，就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

习近平同志当时是福州市委书记。一位同事就对我说：“你赶快去找一下习书记，要争取他的支持。这个活动要是没有官方支持，一是没有经费，二是这么多参加者沿途漂下来，安全问题得不到保障。”后来，习近平同志详细了解这次活动的情况，就给我讲：“这个活动很好，一是可以向自然挑战，二是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把闽江流域这条‘母亲河’的人文、地理、历史都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文化考察活动，通过系统了解，以后还可以拍成电视，或写一本书，专门记载这方面事情。在目前来说，这项工作还是空白点，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他还说：“我们福建还是革命老区，通过这个活动，能够系统地将闽江流域的历史收集起来。”我心里想，习近平同志看问题比较深入，一下子把这个活动应当抓的主题点出来了。漂流活动不应当纯粹是为了好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活动，把沿途的历史文化记载下来。

除此之外，习近平同志还说了一个让我深感意外的事情。他说：“我们福建的闽江口就靠近马祖，你们研究一下这次漂流能不能漂到马祖去，以此来促进两岸的交流和统一。”听到他这么说，我很震动，他一下子就把历史影响和政治影响都点到了，看问题看得很深远。

他还说：“这个漂流既是文化活动，也是勇敢者的行为，我内心非常赞赏，只是因为工作原因，我不能去漂，不然我还很愿意跟你们去漂，漂到闽江口去。”他这么一讲，给我大大地鼓了劲。有了市委书记的支持，沿途的几个县长也都纷纷表示支持，甚至还在闽江大桥的桥头挂起了横幅。

当时，我们也思考过漂流活动能否漂到马祖去。经过综合考量，我们认为闽江口海浪太大，而橡皮艇太小，危险性比较大，再加上当时两岸没有什么沟通，怕万一出事，就没有漂过去。而这也就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遗憾。

总的来说，这个活动还是相当顺利的。活动结束以后，习近平同志又让秘书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把整个活动的情况向他汇报一下。由此可见，他对这个活动是非常关注的，用无声的行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由此我深刻认识到，习近平同志的内心具有一种坚韧、敢于奋斗的精神和气质。

让我更加感动的是，习近平同志虽处在领导的位置上，但他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他这种平易近人的风格，不仅把他与普通干部和群众的距离拉近了，而且一下子就把我们这种民间活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尽管这次活动最后未能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漂到马祖去，但完成了福建历史上的“闽江第一漂”。至今为止，“闽江第一漂”的石碑还矗立在那里。我记得，当时我还说：“我们会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到时还会请你审核、批准。”他说：“可以啊，你们好好去做吧。”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后，他在工作上都有哪些具体举措和施政亮点？

杨益生： 1995年，习近平同志就到省里工作，任省委副书记了。当时他主要分管农业、扶贫这些工作。就我了解，他对福建发展所作的贡献主要包含了这么几件事。

第一件事，狠抓水土保持工作。福建一些地区的水土流失很严重。他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把面上的治理同点上的突破结合起来，每年给长汀的财政拨款从原来的几十万元增加到了1000万元。1000万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因为福建省的财政状况也很紧张，但在他的坚持下，省政府连续8年每年给长汀拨款1000万元。他还对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先后作了几次批示。长汀地区，从过去的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一言难尽，到现在的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这与习近平同志当年坚持抓水土流失治理紧密相关。

我也曾去长汀做过几次调研，在向习近平同志汇报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他说：“不能为治理而治理，应该将长汀的技术治理、生态治理、社会治理，特别是与经济治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治理。”在他这种思路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补给农民钱和煤票，让他们去买煤、烧煤，这样他们就不去山上砍木头了。这是他分管农业时做的一件大事，而且成效非常好。这是他在生态治理上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第二件事，关于农业综合开发。上世纪90年代初，一提农业综合开发，就是行政命令式的大片挖山种庄稼，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他分管农业之后，就将农业综合开发上升到了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轨道上。

第三件事，派遣科技特派员和村官。他指出：“农业的发展不完全是经济问题，也是农民教育的问题、农村建设的问题。”当时他主张科技下乡，建立科技特派员以及村官制度，就不只是“为了农业而救农业”，更是为了解决大量空壳村的问题。当时，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薄弱，由此造成了农业农村落后。因此，福建很早就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个大的改革——科技下乡。首先就是把城里的科技工作人员下派到农村去，当科技特派员；其次就是组织上采取措施，派机关干部到农村担任第一书记。这样，就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农业农村落后的一些问题。

在习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农村工作时，我曾两次跟他一起去南平调研。我感觉，他在调研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善于抓典型，他觉得哪一个是问题，就深入去调研。他调研主要是了解真实情况，了解一些闪光点。调研中，他讲话也不多。有一次，他跟我讲：“老杨，开头我讲，你不要讲，但是我讲完以后，你要大胆发表意见。”他指导我当参谋，当参谋就要讲真话，要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看过我写的一些关于农业的调研报告，还是比较赞成的，因此在调研中就让我把自己的观点说一下。实际上对整个农业的看法，他有一个基本的调子。因此，他主持省政府工作的这几年，我感觉给他写政府工作报告，农业这一块是最好写的，很容易通过，因为他在农业方面做的成效相当显著，有很多东西可写。

在他任代省长、省长这一段时间，他提出并推动建设“两个福建”，在福建干部群众中留下了永远的记忆：一个是建设“数字福建”，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第二个就是建设“生态福建”，他一上任就提出“福建要打生态牌，福建森林覆盖率全国最高，保护福建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他专门围绕福建生态省建设作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并将这项工作批给我们去做。后来，我们在他作的这个批示基础上写了一份研究报告，他也作了批示。

第四件事，解决“餐桌污染”问题。当时叫“餐桌污染”问题，实际上就是食品安全问题。2001年2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他看到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为此，他亲自挂帅，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实行食品安全认证，建立食品安全考核评价体系，等等。这一系列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的“餐桌污染”整治工作，在福建省很快就做起来了。治理“餐桌污染”，连续多年被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

当时，食品安全问题在福建民生工作方面是一块短板，习近平同志就努力去弥补这块短板。我由此感到，他当省长，不是为提高自身政绩去做一些事，而是真真切切地关注民生，他都是从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入手，比如水土治理、建设生态省、建设“数字福建”，特别是治理“餐桌污染”，这些都不是短期能够见效的事情，都需要下大力气去做，坚持去做，但是这些又是老百姓非常关切的事情，所以他就不遗余力地去做。

他当省长这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第三部分都专门有一个关于政府自身建设的问题，每一次他都会强调，要建设一个服务型政府，建设一个为民的政府，建设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要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深切了解到，他施政的目标就是为人民服务，真正为民办实事。

第五件事，总结“晋江经验”。晋江，如果按照土地面积算的话，只有720平方公里，占福建全省面积12.4万平方公里很小的一部分，不到0.6%，但它的经济总量却占到福建全省经济总量的6%，基本上是城乡一体化均衡发展，相对来说，既做到了节约用地，又能使整个经济得到发展。习近平同志就是通过解剖晋江这只“麻雀”，看到了我们中国在当前的国情下如何实现既快又好发展的问题。因此，他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来要总结“晋江经验”，并交代我们单位去做好这件事。我们前前后后对晋江作了几次调研，写的很多调研报告，习近平同志都认真地看。后来，他多次亲自去晋江调研，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值得学习借鉴的“六个始终坚持”，并科学提炼出创新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

“晋江经验”首先是肯定了晋江。晋江不等不靠，通过发展民营经济，走上了新型城镇化道路。晋江发展县域经济的经验，当然是值得总结的，更是值得推广的。我想，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提出的关于中小城市发展的很多重要论述，都是与他总结的“晋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晋江经验”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同志治理县域经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路，也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提供了基础性思想资源。 fdSm0ulFSpmkags186y1uBXL0itVZaEcs+iWUO1HWuTwfwPIj6RgP1wX/F9L3P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