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家族与婴儿和施洗者圣约翰》
(多尼的通多)
约1504年
米开朗琪罗完成了今天悬挂于乌菲齐美术馆的《圣家族》后,将这幅圆形木版画交给该作品的出资人阿格诺洛·多尼(Agnolo Doni),附言要求支付70达克特金币。一向精打细算的富商多尼嫌价格过于高昂,“尽管他知道,它实际上更值钱”。他给了送信人40达克特金币,并告诉他这些就够了。米开朗琪罗被激怒了。他退了钱,说多尼要么付给他100达克特金币,要么归还作品。但多尼很喜欢这幅画,因此同意按原价支付70达克特金币。米开朗琪罗还远远不满意。据称他随后要求对方为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支付原价的两倍,即140达克特金币。
与米开朗琪罗同时代的传记作家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显然对这段故事十分津津乐道。这段趣闻不仅标志着米开朗琪罗职业生涯早期的一个重要时刻,放在更宏观的艺术赞助史中也具有重大意义。瓦萨里的讲述无疑添油加醋了,但这样的讲述生动地表现出艺术家和赞助人之间的对立,一个要求优厚的待遇,而另一个则迟迟意识不到讨价还价那一套再也行不通了。这段开场白打响了漫长斗争的第一枪,争取艺术认可度和独立性的拉锯战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支付的金钱购买的是艺术家的时间和创作材料,还是艺术家的天赋?
另一个有趣的故事是关于大卫像的,这件雕刻作品是应佛罗伦萨政府首脑皮耶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的要求所做。索德里尼看到几乎完成的作品时,自然是印象深刻,但同时也稍做了批评——在他看来,人物的鼻子有点太厚重了。为了令赞助人满意,米开朗琪罗抓起锤子爬上脚手架,同时悄悄地抓了一把大理石灰尘。他用凿子轻敲,没有做任何修改,却让手里的灰尘一点一点落下。“啊,好多了。”被蒙在鼓里的观众大声喝彩。
米开朗琪罗爬了下来,“为那些希望通过胡说八道显得学识渊博的评论家感到遗憾”。除了让我们一睹米开朗琪罗的机智,这个故事更说明审美的最高裁判应该是艺术家,而不是赞助人或公众。卡拉瓦乔或伦勃朗这样的艺术家有时不讲理,犯倔脾气。米开朗琪罗则不同,他所做的一切意在让艺术家享有终身的特权,并因此获得尊重。他不懈地努力,试图重新定义艺术家与赞助人之间的关系,彻底重塑艺术家这个职业。
这样的逸事已经成为米开朗琪罗生平和传奇故事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事实上,许多人对这位艺术家的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畅销小说《痛苦与狂喜》,同名电影也一样大获成功。斯通刻画了一个暴躁的、被人误解的经典天才形象,天才们不食人间烟火,与世俗隔绝,他们没有家庭、没有朋友,也没有再正常不过的人类情感。例如,人们经常听说米开朗琪罗的一切作品都是独自完成的,这当然不符合事实;再比如他被说成是同性恋者,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远不足以注解他那波澜壮阔且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释放的激情。米开朗琪罗艺术作品中的女性经常因为看起来像男性而受到批评。然而,倘若认为米开朗琪罗对女性美缺乏感受,就会遮蔽我们的双眼,令我们对他在西斯廷教堂穹顶上创作的众多柔美的女性,以及他在教皇儒略二世(Pope Julius Ⅱ)墓上雕刻的秀丽绝伦的利亚视而不见。而事实上,米开朗琪罗刻画男性裸体时自行演绎的程度远超刻画女性人物。只要去美第奇小圣堂,看看《日》中夸张的肌肉群,或者看看《胜利者》中那不可能做到的拉长和怪异的扭曲,就会发现人体——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是米开朗琪罗艺术表现力的主要载体。
我发现人们极容易将米开朗琪罗和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弄混——作品、生活片段,甚至个性特征。
鼻子断了的是哪位艺术家?用镜像法写作的又是哪个?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艺术巨匠如此高山仰止,以至于我们把他们的生平和个人特征混为一谈,并有意无意地为他们的传奇故事胡乱添枝加叶。广告业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他们的作品,销售葡萄酒、意大利面、T恤、牙膏、卫生纸和托斯卡纳度假,更是乱上添乱。此类滥用无孔不入,倒让我们觉得本书中的许多作品很眼熟。但无论我们自认为对米开朗琪罗了解得多么彻底,他的作品仍令我们欲罢不能、心潮澎湃、自惭形秽。本书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天赋异禀同时又深谙人性的人物,以及他所创作的众多非凡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在电影《第三人》中,哈里·莱姆(奥森·威尔斯饰)宣称:“在博吉亚家族统治下的三十年中,意大利有战争、恐怖、谋杀、流血,但也产生了米开朗琪罗、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文艺复兴。德国人倒是与瑞士人情同兄弟,坐拥五百年的民主与和平,可他们发明过什么?布谷鸟钟罢了。”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源自法语,意为“重生”,这个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发生了巨变。正如莱姆所说,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但同时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发端。
现代社会的许多特性可追溯至约14世纪至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所经历的深刻变革:人口稠密的城市由居民建造和管理,并逐渐发展壮大;规范的制造业和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银行业的形成和金融行为的发生,其中包括信贷和资本、复式记账法和泛欧货币本位制度(佛罗伦萨人的佛罗林金币)的广泛使用;印刷机的发明和迅速下降的文盲率;地方语言和文学的兴起;礼仪和文雅举止的规范化;研究和调查开始建立在科学原理和客观搜集的证据基础上;探索新大陆,研发新技术;宗教开始关注眼前的、当下的世界;或许最重要的是,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和成就的兴趣开始复兴,并由此孕育出被称为“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和看待人生的新视角,即所谓“人文主义”。米开朗琪罗就诞生于这样一个现代世界的发祥期。
《大卫》
1501—1504年
《儒略二世墓的利亚像》
1505—1545年
往来信件
《半人马之战》
约1491—1492年
米开朗琪罗在有生之年声名鹊起,被称为“神圣的一员”(Il Divino)。五百年来,他的声名不曾稍减。他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在视觉创造的所有领域——雕塑、绘画、建筑中,米开朗琪罗的卓越水准至今难以逾越,同时他也是成就斐然的诗人和工程师。他与但丁(Dante)、莎士比亚(Shakespeare)、莫扎特(Mozart)和贝多芬(Beethoven)同为西方文明中的巨匠。他的事业不仅限于文艺复兴时期在佛罗伦萨的辉煌成就,还延伸至新世界的发现和天主教反宗教改革最初的几波运动。他的寿命近八十九岁,是大多数同时代人的两倍,见证过十三位教皇就职,这些大权在握的人物中,有九位曾委托过他。尽管他的艺术偶尔遭到批评(例如《最后的审判》被指责有不妥之处),但其地位和影响力却几乎没有争议。在他漫长多产的职业生涯中,米开朗琪罗创造出西方基督教的一系列重要人物形象。许多作品——包括《圣母怜子像》、《大卫》、《摩西》、西斯廷教堂穹顶——已经成为无处不在的文化符号。
我们对米开朗琪罗的了解程度超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任何其他艺术家;事实上,他是有史以来留下的记录最完整的艺术家之一。近1400封他书写或收到的信件得以保存至今,连同超过300页的个人和职业记录,还有他与直系亲属大量往来的信件(440封已公开的信件)。他留下了约300首诗歌的手稿,许多诗歌片段,约600幅素描,当然还有已完成或未完成的雕塑、绘画和建筑作品。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与他有关的文件:契约、商业记录和银行记录,几乎是完整的财务和财产清单,以及同时代人留下的不计其数的便条。如此丰富的信息,使我们可以用另一种目光观察他的生活,他与家人、朋友、赞助人和同行之间的关系。与艺术家作为孤独天才的浪漫观念相反,当代学者倾向于把米开朗琪罗的生平和作品放在一个广泛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进行研究。
尽管米开朗琪罗是文艺复兴时期记录最完整的艺术家,我们对他职业生涯的开始部分却知之甚少。他现存的第一封信是1496年从罗马寄出的,当时他已经二十一岁。总共只有六封来往信件可追溯到这位艺术家生命的前三十年。不仅如此,我们所掌握的信息还不断地遭到米开朗琪罗本人及其同时代人的歪曲和篡改。
艺术家兼作家乔治·瓦萨里和米开朗琪罗的学生兼助手阿斯卡尼奥·康迪维(Ascanio Condivi)所著的传记(分别于1550年和1553年首次出版)通常被认为是重要的一手资料。然而,这些作品都带有虚构性质,当时这位艺术家已年逾七十,并在国内外声誉正隆,因此这些回忆录式的作品不免带有自我标榜的色彩。这些传记作品多采用文学性的描述,并夹杂着趣闻逸事,意在赞美米开朗琪罗的天赋和前所未有的成就(瓦萨里著作),并夹带了不少作者本人的故事(康迪维著作)。因此,我们最终判断这些作品的标准,应该是其在虚构文学中的地位。
不循常理的开端
米开朗琪罗于1475年3月6日出生在卡普雷塞小镇,小镇位于佛罗伦萨以东约90公里处,俯瞰着郁郁葱葱的卡森蒂诺山谷。米开朗琪罗的父亲卢多维科·博那罗蒂(Ludovico Buonarroti)是佛罗伦萨的一名低等官员,出任当地执政官。六个月任期结束后,卢多维科带着家人返回佛罗伦萨的塞蒂尼亚诺村,他们在那里拥有一座大农庄。塞蒂尼亚诺坐落在可以俯瞰城市的山丘之上,许多在附近繁华的大城市找到工作的、技艺精湛的工匠和雕塑家就住在这里。但丁说他们“仍然带着山的气息”,而在当地,他们被称为“有石头的气味的人”(che sente del macigno)。米开朗琪罗曾开玩笑说,他吮吸的是石匠家女儿(同时她嫁的也是个石匠)的乳汁,由此学会了雕刻大理石像。米开朗琪罗就是在这一带遍布采石场的山丘上长大并接触到石雕艺术的。
米开朗琪罗十分依恋父亲和三个弟弟,尽管他们之间也有过小小的不快,并经常争吵(母亲在他六岁时去世,一位兄长成为多明我派的僧侣)。在意大利和整个欧洲文化中,家庭对个人有决定性作用:个人地位是建立在家庭地位基础上的。米开朗琪罗是文艺复兴时期少数几位出身于贵族家庭的艺术家,其他人还包括布鲁内莱斯基(Brunelleschi)、多纳泰罗(Donatello)和莱昂·巴蒂斯蒂·阿尔贝蒂(Leon Battisti Alberti)。他坚信他的家族是中世纪卡诺萨伯爵的后裔,康迪维在米开朗琪罗传记的开篇中浓墨重彩地强调:“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这位杰出的雕塑家兼画家将自己的血统追溯到显赫的、来自雷吉奥的领地的卡诺萨伯爵的家族成员,他们有着高尚的品格、古老的传承,与皇室有血缘关系。”因为坚定地相信自己有古老的家族渊源和贵族的血统,米开朗琪罗终身野心勃勃,试图改善其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他频繁告诫兄弟子侄,要求他们的行为举止符合家族高尚的社会地位,再加上他的服装穿着和举手投足的气质,显而易见,米开朗琪罗因祖先而非常自豪。
既然自称出身名门,米开朗琪罗在十三岁之前自然被送到文法学校读书。我们无从得知他何时开始成为艺术家,但他的父亲理所当然地反对这种职业选择。
绘画和雕塑在当时是低人一等的职业;米开朗琪罗要养家糊口,就必须谋求一个利润更丰厚的职业。卢多维科看到这少年抗拒拉丁语虚拟语气,却十分钟爱雕刻石头,便送他进城,希望大都市的多元文化氛围能够鞭策儿子,让他接受符合门第的教育,培养修养。亏得父亲的人脉和督促,米开朗琪罗在多梅尼科·基兰达约(Domenico Ghirlandaio,约1449—1494)——佛罗伦萨当时最热门的画家——手下得过且过地做了几天的学徒。
米开朗琪罗后来否认从基兰达约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他的早期素描作品和最初的几幅画作(《圣家族》和西斯廷教堂穹顶)中有大量证据证明他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艺术创作的风格。
在基兰达约大师的指导下,米开朗琪罗学会了湿壁画的复杂技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时期掌握的素描技术和构思方法日后成了其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然而,传统学徒制期满之前,米开朗琪罗早已在当时最大的赞助人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佘Medici)的庞大团队中站稳了脚跟,这还是得归功于米开朗琪罗的父亲,他号称自己是显赫的美第奇家族的远亲。
这位十五岁的少年在美第奇宫度过了一生中最快活的两年(约1490—1492)。他在那里得以研究当时最出色的艺术及古典艺术,并与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结交,包括马尔西里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安格洛·波利西亚诺(Angelo Poliziano)、克里斯托弗罗·兰蒂诺(Cristoforo Landino)和乔凡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他在人文主义初期便深受其影响,这对艺术家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
《楼梯旁的圣母》
约1491—1492年
《圣佩特罗尼乌斯》
1494—1495年
《酒神巴库斯》
约1496—1497年
《圣母怜子像》
1497—1499年
尽管他从未掌握拉丁语——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通用语,但米开朗琪罗在洛伦佐的宅邸中结识了不少睿智的学者,见识了不少精彩对话,并从中获益良多。现代文化中充斥着印刷文字和图像,使我们不免轻视谈话和口授的传统:朗读书籍,背诵长篇诗歌,不厌其烦地为经文释义,在街头和庭院中举行戏剧表演,使人们很容易接触到文学作品。此外,米开朗琪罗还与两位未来的赞助人——乔瓦尼和朱利奥·德·美第奇(Giulio de' Medici)(后来分别成为教皇利奥十世和教皇克雷芒七世)同窗。利奥后来谈到米开朗琪罗时十分亲切而怜爱,并称他为“他的兄弟”,因为两人是一起长大的。因为类似的原因,将米开朗琪罗称为克雷芒的“兄弟”并不是朝臣闲聊时顺口一说,而是默认他与美第奇家族关系不一般。从早年开始,米开朗琪罗就与富裕显赫的家族有着深厚的关系。
从米开朗琪罗现存早期作品中的浅浮雕(《楼梯的圣母》)和稍高的浮雕(《半人马之战》)中可以看出,艺术家分别模仿了多纳泰罗(Donatello)和古典时期的艺术风格。自1492年洛伦佐·德·美第奇去世后,米开朗琪罗积极争取斯特罗齐(Strozzi)家族的赞助,可能为他们创作过真人大小的大理石雕塑《赫拉克勒斯》(现已丢失)。失去了经常性的艺术实践机会和稳定的赞助,米开朗琪罗的前景和经济保障显然是堪忧的。1494年美第奇家族被驱逐出佛罗伦萨,米开朗琪罗选择随家人迁往博洛尼亚,从1494年到1495年,他在当地贵族乔瓦尼·弗朗切斯科·阿尔多夫兰迪(Giovanni Francesco Aldovrandi)的家中住了将近一年。阿尔多夫兰迪激起了米开朗琪罗对意大利方言文学的兴趣,尤其是但丁和彼特拉克(Petrarch)的作品,他还安排这位二十岁的艺术家雕刻圣佩特罗尼乌斯(St. Petronius)和圣普罗克洛(St. Proclus)的小塑像,同时为圣多明我大教堂当时尚未完工的圣多明我墓创造一座天使烛台。晚年,米开朗琪罗对心怀嫉妒的博洛尼亚艺术家们颇多抱怨,但这些人也必须想方设法维持作坊、支付租金、购买材料、争夺订件。米开朗琪罗不愿以传统方式从事艺术创作的职业,赞助人给了他一个订件委托,为他提供大理石和镇上一座有声望的居民房产作为工作场所。尽管条件优厚,但毕竟机会有限,因此,到了1495年末,米开朗琪罗返回了佛罗伦萨。
此时的佛罗伦萨正处于狂热的多明我传教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的控制下,他企图在佛罗伦萨实施真正的神权统治。萨沃纳罗拉向大批人群布道,谴责佛罗伦萨人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这股宗教改革的狂潮让市民们放弃了奢侈的生活,甚至将书籍和艺术品当作虚荣的象征,投入火堆。米开朗琪罗急需赞助人,向美第奇家族的青年子弟洛伦佐·迪·皮尔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Lorenzo di Pierfrancesco de' Medici)大献殷勤。米开朗琪罗为他雕刻了两座大理石雕像:《施洗者圣约翰》和《沉睡的丘比特》(均已丢失)。洛伦佐将米开朗琪罗推荐给了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红衣主教拉斐尔·里亚里奥(Raffaele Riario)——罗马教廷中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于是,这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拿着介绍信,在1496年的夏天第一次来到罗马。
米开朗琪罗想必受到了罗马古代纪念碑的启发,从中获得了灵感,这使他跃跃欲试。他立即着手创作一些极其大胆的作品,第一件就是《酒神巴库斯》。这件洋溢着古风气息的人物雕塑本是应红衣主教里亚里奥的要求所作,可主教却莫名其妙地拒绝接受。最终,这座雕塑被罗马银行家雅各布·加利(Jacopo Galli)收藏,他鼓励、支持米开朗琪罗,甚至向他保证可以获得为法国红衣主教让·德·比勒·德·拉格劳拉斯(Jean de Bilhères de Lagraulas)创作《圣母怜子像》的合约。米开朗琪罗在1497年至1499年创作了这件作品。这幅由两个人物组成的作品用一整块巨型卡拉拉大理石雕刻而成,是艺术创作和技术实践方面堪称至高至美的顶尖杰作。这是米开朗琪罗唯一签名的作品,直到今天依然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最动人的宗教美术作品之一。
还是在这个时期,据称米开朗琪罗创作了丘比特和圣约翰的大理石雕像,在很多方面(但不知是否可信)与幸存至今的作品十分相似。1501年,又是靠着雅各布·加利牵线搭桥,米开朗琪罗得到了红衣主教弗朗切斯科·皮科洛米尼(Francesco Piccolomini)的委托,为锡耶纳的皮科洛米尼祭坛制作了十五个小雕像,但是被雕塑家安德烈·布雷尼奥(Andrea Bregno)遗失了一部分。尽管皮科洛米尼是极其重要的赞助人(他在1503年成为教皇庇护三世,在位仅26天),但事实证明,这项订件委托非常不符合米开朗琪罗的性情。他不愿像熟练工人一样为其他人的作品收拾残局,因此仅仅雕刻了四个小雕像后就拒绝完成剩下的作品,甚至一度闹上了法庭。后来米开朗琪罗得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机会,创作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便悍然搁置了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