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十月,后金贵族军队大举内犯,从北直隶遵化、蓟州地区破边墙而入,攻陷遵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兵锋直抵北京城下。明遵化巡抚王元雅自杀,入援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阵亡。崇祯帝朱由检惶遽失措,轻信宦官一面之词,中了皇太极设下的反间计,把蓟辽督师袁崇焕逮捕下狱(次年处死)。辽东总兵祖大寿吓得心惊胆战,拉起队伍跑回山海关。为了挽救危局,朝廷下令各地督抚火急勤王。山西总兵张鸿功遵照兵部的檄调,带领晋兵五千入援,山西巡抚耿如杞也自告奋勇,领着抚标营和太原营三千多名官兵赶赴畿辅勤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和陕西巡抚刘广生、甘肃巡抚梅之焕、延绥巡抚张梦鲸,也应诏抽调各镇精兵一万七千多人,由沿边五大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麒、王承恩、杨嘉谟率领,入卫京师。此外,奉檄入援的,还有河南巡抚范景文、江西巡抚魏照乘、郧阳抚治梁应泽等人统率的官军 。
山西总兵张鸿功的军队到达畿辅地区以后,兵部传令驻守通州,第二天调守昌平,第三天又调守良乡。按照规定,军队到达汛地的当天不准开粮。山西兵三天调了三个地方,三天没有领到口粮。士兵们极为愤慨,就自己在驻地附近抢掠粮食。朝廷又以耿如杞、张鸿功未能约束军队,下令逮捕。这五千名精锐士卒,眼见巡抚和总兵下狱问罪,就一哄而散,逃回山西。事情闹大以后,明廷不仅不自究处置失宜,反而把耿如杞、张鸿功处死。
陕西三边军队在勤王途中也一再发生哗变。
延绥镇兵由于总兵吴自勉克扣行粮,勒索不愿入卫的军士缴纳贿银和盗卖军马,引起士兵们的强烈不满,许多人开小差不辞而别。延绥巡抚张梦鲸因此忧愤而死。
甘肃巡抚梅之焕和甘镇总兵杨嘉谟统领的军队,在崇祯三年正月走到安定县时也发生哗变。据参加者的口述,这次兵变的原因是,入卫行程远达六千里路,没有发给安家粮食;统兵官员迫于朝廷严旨,一个劲儿地赶着士兵们快走。士兵们负载的盔甲、铳炮又重,困苦不堪,“几日人马俱倒”。他们愤愤不平地说,“左右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于是在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格杀出面阻拦的参将孙怀忠、把总周道昌、连登魁,夺取了营中饷银,“介马西驰”,自行返回驻地。到达兰州时,巡抚梅之焕布置的内奸,把兵变的领袖人物王进才等杀害。经过整顿以后,一部分军队继续东行勤王,一部分坚决不愿意去的被遣还原戍地。
边兵的奉调勤王和哗变,对于刚刚兴起的陕西农民起义的发展有主要影响。抽调入卫的兵丁都是当地驻军的精锐,他们开拔勤王,自然大大削弱了地方当局用来镇压起义农民的力量。这正是促使三边总督杨鹤采取招抚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杨嗣昌在崇祯四年,替他的父亲杨鹤辩解的奏疏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臣父未任以前,业已蔓延猖獗。然沿边四抚五镇未有他故,犹可弹压撑持。不幸臣父受事,延、甘、陕抚连换八人,勤王五帅并发,精锐尽付东行。缓急无一可恃,而贼党始横。庆阳之围,杜文焕、贺虎臣方溃保安,谁与剿贼?臣父提卒三百,抚定神一魁数万众而散遣之,非得已也。
勤王兵的哗变,不仅打乱了明廷的军事部署,牵扯了地方官员的精力,而且参加兵变的士卒往往不敢归伍,其中不少人漂泊无着,连群结伙地投入农民起义。这样,就使相当一批原来用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转化成了反抗明王朝的力量。他们受过军事训练,有作战经验,对于提高农民军的战斗力是有重大意义的。崇祯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在陕西的扩展和大批农民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同陕、晋勤王兵的几次哗变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