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在中国干支纪年中为甲申年。这一年的历史上充满了风云突变、波涛迭起的重大事件,阶级搏斗和民族征战都达到高潮,又搅和在一起,在中华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可歌可泣、惊心动魄的场面。拿纪年来说,在明朝是崇祯十七年,清朝是顺治元年,大顺政权是永昌元年。三种纪年代表着三个互相敌对的政权,从此开始了逐鹿中原的斗争。
甲申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且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顺政权;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当时,明朝残余势力盘踞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祯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明的历史是从北廷的覆灭开始的,至于立君继统则是拥明势力内部的事。换句话说,历来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为南明史的开端并不完全准确。
南明史事示意全图
综观甲申三月至四月中旬的全国形势,可以做以下的概括:大顺政权和大西军是农民起义中形成的新兴势力,他们同明帝国一样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区别是明朝残余势力控制的地区内继续维护着官绅地主的封建统治,而大顺军和大西军的领导人虽然已经有明显的蜕化倾向,但尚未达到质变的程度,他们实行的政策基本上仍然是打击官绅地主、保护农民利益。1644年春天和夏初,大顺军所向无敌,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欣喜若狂。连官绅地主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效忠朱明王朝,绝大多数都认为明朝气数已尽,转而寄希望于大顺政权。长期以来,人们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传统观念影响,以为官绅地主与大顺政权一直势不两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溜。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唯一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这就是甲申之春汉族军民官绅的心理状态。正因如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的),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如史料所载,“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 ;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 。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职的熊开元记,“癸未(1643)、甲申(1644)间,臣待罪圜扉,闻都人望贼如望岁,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洒而无从也” 。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 ,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 。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
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 。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 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 次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像项煜一样把李自成比为唐太宗,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 。
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 。当他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所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