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草敏明先生《日本京都刺绣》序

钱文忠

终于到了为长草敏明先生《日本京都刺绣》的中文版写“序”的时候了，我的惶恐愧恧与日俱增。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长草敏明先生是在当代日本乃至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京都刺绣艺术家，是令人高山仰止的存在。面对这样的一位艺术家以及他的作品，我们的敬畏感油然而生。

其次，在长草敏明先生面前，我只是一个后生小子。按照中日通行的规矩，起码是旧时的规矩，后生岂敢为先生作“序”？古语有“佛头着粪”之讥，典出佛书，针对的却正是类似的斗胆失礼之举。因此，我必须说明，这篇文字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序”。请读者诸君将其看作“前言”，或“写在前面”。

我当然没有资格来介绍、评说长草敏明先生在刺绣领域的成就。但是中日都有“知其人”之说，那么，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和长草敏明先生相识、交往的几个片段，努力描摹一下长草敏明先生给我的印象，或许可以帮助读者诸君更好地欣赏先生的刺绣作品。而这，或许是我合适做的事情吧。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前，我经常去日本会友、访书、观展、游览。我有幸结识长草敏明先生，是拜上海山下机构创始人陈佳雯老师之赐。多年来，陈老师与山下机构致力于中日茶道、花道的交流，并且在日本茶圣千利休的安憩之地，成功举办了中国茶文化的展示。陈老师对日本的喜爱和了解，自然非普通旅游者所能比。

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先生的场景。我们一行沿着京都幽静古雅的小巷穿行，所经多见古木森森的神社寺院，这是一种真切的穿越。尽管这么说实在有些斗胆，甚或狂妄，然而我对京都确实没有陌生的感觉，反而有一种超越时空的亲切。由于专业的缘故，我曾经下过苦功阅读《唐两京城坊考》之类的著述。京都的街坊屋舍，触目可见的带“洛”字的店招，都仿佛将千年前的长安、洛阳唤醒到了眼前。

先生的工作室贵了庵是一个古气盎然的小院，木门木栅栏泛着久经岁月淘洗的微带白色的沉静淡褐色，透过栅栏，可以看见院内精心安排和修剪过的，但依然自由生长的嫩绿的植物和各色的花。四周寂静无声，京都午后的阳光洒下，时光也凝住了。

先生与夫人，还有他们的儿媳，按约等候我们。先生和夫人都身着居家和服，脸上洋溢着笑容，那一份优雅、恬淡、潇洒、舒适，瞬间打开了一幅唐时雅士的生活画卷。

初见一位异国的大艺术家，我自然是有些拘谨的。然而，长草敏明先生的一个话头，把我的拘谨消除殆尽。那天，我穿了一件三宅一生的外套。先生一眼就看了出来，笑吟吟地说：“啊，我也有一件。”

这个看似偶然的共同点，很快拉近了先生和我的距离。我略微惊讶地发现，榻榻米上的矮桌上散放着几本书和几页古籍的复印件，显然，这是长草先生平时阅读的。其中有日本著名的中国古文字学学者白川静的论著，凑巧的是，我正好读过。这让先生和我都感到欣喜。先生拿起桌上的复印件，原来是他近日看到的一首白居易的诗。这首诗，在白居易的作品中，是相当冷僻的。复印件里缺了两句，长草先生正在核检补全。还是凑巧，我恰恰记得这两句，这就让我在格外开心之余，更多了一份“有缘”的亲切。

请读者诸君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怎么能够不让身为中国人的我，心生感慨呢？这一份感慨里，又怎么能够不满含着敬意和愧意呢？

我一边通过翻译和长草先生交谈，一边喝着夫人为我们准备的日本茶。不经意间，一缕阳光撩开后院茂密的，似乎点缀着青苔的树木枝条，照进屋内，直射到我对面墙下的衣架。衣架上正挂着长草先生的作品。请读者诸君打开书，翻到“能乐服装：自由无畏，想象力的展露”：我绝对不会记错、认错，就是那一节中的前两件！阳光拂上衣服的那一刻，我头晕目眩，那是什么样的华彩啊，我根本无力描摹。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真正的震撼。恍然间直令我怀疑，我究竟是否还身处俗世人间？我是否已经身登琉璃宝殿？“瞠目结舌”“不敢赞一词”，我瞬间真切地感受到了。

此后，我自然还有幸多次见过长草敏明先生。每次去日本，京都是必须去的；每次去京都，先生都是必须拜访的。我曾经为先生收集过一些中国出版的刺绣图册，带去供先生参考。这是举手之劳的小事，长草先生竟然以精美绝伦的手绣丝绸提袋相报！要知道，长草先生是诸多世界大品牌敦请的合作艺术家，比如，长草先生就曾与让-路易·雪莱品牌合作，荣登卢浮宫这样的艺术殿堂！双手接过至今，这件提袋，我没有舍得用一次。

日本非常注重礼仪。长草先生从小生活在京都，自然是尤其讲究。还是举衣、食两个例子吧。

先说食。先生赏饭不止一次。但是，有一次令人格外感动。想来长草先生心细如发，留意到那次我在日本停留时间比较长，担心我思乡，特意安排在京都一家上海餐馆请我吃饭。这家餐馆的上海菜还是老式的，竟让我在东瀛异国回味起儿时的味道了。

再说衣。看了这本书，读者诸君就知道，长草先生是这方面的大专家。日本很多顶级重要的仪式，都是向先生定制礼服的。长草先生还很关心中国传统服饰在现当代的情况，承蒙垂询，我大致介绍过中国当下的汉服潮流，先生很感兴趣。有一天，我斗胆提议，能否请先生为我缝制一套传统样式的服装。这真是给长草先生添了不少麻烦。夫人画出设计初稿，和长草先生详细讨论，再由先生修改。两位前辈长者为我仔细量体，介绍各种面料，乃至刺绣所用的丝线。待我下次赴日时，两套极其精彩的，完全传统，却又绝对现代的衣服赫然呈现在眼前。说实在话，这个水平是远超出当下中国流行的绝大多数汉服的。特别令我欣喜和感动的是，在衣服后领处，用暗红色的丝线在玄色衣料上，长草先生亲手绣上了我家的堂号。定制时长草先生曾经问起过家徽，我敬谨奉答，在中国无此传统，只在旧时有些人家使用堂号。回来后，我曾经将堂号印章拍照传去，而先生就是如此的细致。

这两套衣服，就像上面提到过的手绣丝绸提袋一样，我至今一次也没有舍得穿用过。

长草先生是一位非常精彩、可敬可爱的长者，我这篇短短的文字，是断不能描摹其万一的。读者诸君读了长草先生在本书前言中的那段话，自然就能够有所感受。不过，我还要略微做些解释。

先生自己说“虽然我的作品很少有卖得出去的”云云，让我颇觉惊讶。日本的情况，我固然不了解。然而，在中国的反应却绝非如此。

我的好几位朋友在我这里看到了这本书的日文原版，都合掌赞叹。他们纷纷表示，希望能够购藏先生的作品。能乐服装或许不敢想，但先生手绣的那些庄严温暖的佛像、活泼有趣的小品，已经彻底俘获了他们的心。大家可以在本书“祈祷：回归刺绣原点的创作”中见到这些无比可爱的作品。其中两位朋友还为长草先生绣的《谦虚的心》《啊！》《休息日》直接争夺了起来。我只能在一旁笑，提醒他们：“长草先生的作品还没有在中国展出过，你们现在只能看看照片，还没有到争抢的时候啊！”也怪我多说了一句：“请注意，《休息日》里面，戴着老花镜，做着针线活，正在缝补装风的口袋的那位老人家，就是长草先生本人的形象哦！”于是，争抢不仅没有停止，还开始了新的一轮。

我由衷地祈祷，人类能够早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中日之间早日恢复正常通航，我就可以去京都看望先生了。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我就可以在中国上海恭候长草先生与夫人，还有贵了庵的惊世佳品了。

最后，但绝不是最少，或者最小，我要深深感谢本书的翻译者汤晓帆老师。她是我中学时代同桌好友束巍的夫人，在日本生活工作了几十年，曾经翻译过诸如夏目漱石《我是猫》这样的名著；我要感谢的还有出版此书的浙江文艺出版社，以及极其优秀的副总编柳明晔老师。

感谢各位的辛勤付出，让我们可以领略长草敏明先生的日本京都刺绣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