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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面对着诸多重大难题，为此，许多人深感同情。然而，从近年来首相的作为来看，就连那些同情者，也不禁心生困惑：自由主义者领导的政府，为何会让军方得势？为何要对前任外相言听计从，致使他危及华盛顿谈判？克雷吉大使对近卫的许多颇有政治家风范的行为印象深刻，却也“时常为近卫的执政风格明显软弱，紧要关头未能利用其强有力的个人地位以限制极端分子而感到恼怒”。
陆军中的有识之士——内阁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认为，近卫在关键时刻摇摆不定并非出于软弱，而是因为陷入理性上的困惑：他身上的客观性使之很难当机立断，并采取相应行动。
不过有一点，铃木与克雷吉都不会反对：近卫是一位哈姆雷特式人物，或许软弱，但最终也会受到激励，采取果断行动。为一举解决中国问题，近卫决定与罗斯福总统举行私人会晤。
8月4日，首相召见陆相东条和海相及川，将该决定告知二人。“当然，假如那位总统不明事理，我也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中止谈判，立即回国。”日、美两国都需要作出让步，而近卫认为，只要两国首脑能够“虚怀若谷”地展开会谈，并不是无法达成协议。近卫保证，自己不会“急于求成，能够做到不卑不亢”。
东条和及川一并表示，要先与同僚商议，才能作出承诺。短短数小时后，及川便回来报告称，海军“完全支持，并期待会晤取得成功”。东条却发现陆军内部意见不一，便写信给首相称，陆军担心首脑会谈对目前基于《三国公约》的政策会是一种削弱，并在国内引起负面反响。不过，只要近卫承诺，一旦罗斯福拒绝理解日本之立场，便会领导日本对美作战，那么陆军也不反对会晤。在信件末尾，东条悲观地预测称，“会谈成功的概率最多只有两成”。
近卫本人倒不存在疑虑，在午餐时把此事告知松本重治——此人是同盟通讯社编辑局局长，与近卫私交甚笃。8月6日上午，近卫入宫，将会晤意图奏禀天皇。天皇回想起永野大将此前提及石油储备减少的情况，答道：“与罗斯福之会晤，宜尽速实现。”次日上午，近卫给美国国务卿赫尔发去电报，提议与罗斯福总统在檀香山会晤，以就协调两国分歧之措施展开讨论。
赫尔并不相信近卫的提议，认为这种“信誓旦旦的手法”与希特勒如出一辙，当初在慕尼黑会议上，张伯伦也吃过相同的亏。战争部长史汀生赞同赫尔的意见，并在日记中写道：“向总统发出邀请，不过是一种障眼法，意在阻止我国采取果断行动。”两日后，野村大使与赫尔会面，希望得到一个明确答复。赫尔的答复半是谴责非难半是道德评论，他说，眼下日本的和平派显然“已无力掌控局面”。日本报界“正不断受到教唆，散播论调称日本受到美国包围”，而就在那天，赫尔还曾告诉记者：“一个国家倘若安分守己、爱好和平，便绝不会被其他国家包围。”野村大感沮丧，最后问道，这是否算是对首脑会晤提议的答复。赫尔把刚才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一遍，总结道：“能否找到办法制定相应政策，进一步作出合适的计划，都取决于日本政府。”
在日本军方首脑看来，同意近卫与罗斯福会晤本已属于痛下决心，谁承想华盛顿方面的态度竟如此冷淡，这更加深了日方的怀疑：美国是真的希望和平，还是在玩弄手段争取时间？每日消耗12000吨宝贵石油又没有补给，无须多久，军队便会像搁浅在沙滩上的鲸鱼一样坐以待毙。
罗斯福并未亲自参与此事的讨论，因为此时他已离开华盛顿，乘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前往纽芬兰的阿真舍湾，与温斯顿·丘吉尔会谈。8月10日，星期日，罗斯福在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的甲板上进行礼拜，头顶便是战舰的巨炮，祷词出自《约书亚记》，倒是十分应景：“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礼拜结束后，罗斯福坐着轮椅，在丘吉尔的陪同下参观“威尔士亲王”号。在舱内，代理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正在阅读丘吉尔起草的两份声明，准备同时从华盛顿与伦敦发出，警告日本若继续侵略西南太平洋，两国将采取严厉的反制措施。
威尔斯离开“威尔士亲王”号时，丘吉尔说：“倘若日本进一步向南扩张，避免英、日两国爆发战争的可能便微乎其微。如果美国把那份明确制止日本南下的声明也发布出来，或许还能挽回一些希望。”
次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奥古斯塔”号上展开会谈。罗斯福“强烈认为应尽最大努力避免与日交战”，问题在于采取何种路线：是强硬路线，中间路线，还是温和路线？丘吉尔提议强硬路线，因为来自东京的提案不过是“花言巧语，意在攫取眼下日本所需的一切，而他们的承诺决不会在未来得到履行”。
罗斯福表示“条件无法接受”，但可以由自己去与日本谈判，争取到大约三十天时间，以供英国在新加坡地区巩固防御。一个月的时间弥足珍贵。“交给我吧，”罗斯福说道，“我打算最好能再哄他们三个月。”
丘吉尔满心以为罗斯福已听从自己的建议准备采取“强硬”路线，便给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发去电报：
……总统将在约一周内结束旅程，回到国内后，他会向日本大使递交一封照会。在该照会的末尾，将会添有一段由我起草的文字，“日本对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任何进一步侵占行为，都将迫使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采取反制措施，即便此类措施可能导致美国与日本爆发战争。”或许总统还会自行添加一段文字，大意是：鉴于苏联明显属于友好国家，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西北太平洋地区任何类似冲突同样保持关注。
罗斯福在路上或许确有如此打算，但刚一回国，便在赫尔的劝说下重新考虑，最终决定采取温和路线。赫尔本人其实也相信，阻止日本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武力。（不久前，赫尔在与威尔斯通话时说：“很简单，跟日本交涉，左耳进右耳出就行。但现在一定要装作很重视，能装多像就装多像，因为这样有助于使日本推迟采取进一步行动，而这正是我国的目的所在。”）8月17日，虽然是星期日，罗斯福仍然召见野村大使，并兴致勃勃地表示，假如日本停止扩张活动，并决心“在太平洋地区奉行一项和平计划”，那么美国将“准备重启7月中断的非官方预备性讨论，并尽力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以交换意见”。罗斯福对首脑秘密会晤的想法很感兴趣，甚至主动提议定在“10月中旬前后”，地点是阿拉斯加州州府朱诺。
野村即刻致电东京：宜速作答复，勿失良机。
次日，亦即8月18日下午，外相丰田贞次郎召见格鲁大使。（格鲁认为“此人通情达理，有人情味”。）丰田表示，自己想以一名海军军官而非外交官的身份坦率交谈。日本进驻印度支那，目的是为解决中国问题，而非受到来自德国的压力。随后发生的资金冻结事件，已在日美两国之间“长久以来的和平关系史上留下一个浓重的污点”，倘若最终连谈判也破裂，后世历史学家将无法理解何以如此。为此，最佳方案是两国领导人展开会晤，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在冷静、友好的氛围中”使问题得到解决。
国务院已在计划近卫与罗斯福会晤的相关事宜，但并未通知格鲁，因此格鲁听闻后对首脑会晤的想法感到新奇。两国领导人都出身名门，应该能够使问题得到体面解决。此外，格鲁本人也将在场，这或许会成为其职业生涯中的巅峰时刻。
外务省内闷热难当，丰田令人端上冰饮料和冷毛巾，建议格鲁与自己一样脱掉外衣。两人用毛巾擦脸时，格鲁说道：“将军在军旅生涯中，也曾立于战舰舰桥，一连数日数夜，对抗骤雨狂风。自您站在外务省的‘舰桥’上以来，所面临的更是风雨如磐，无休无止。鉴于形势，敝人愿与将军一道，尽力去平息那些怒浪惊涛。”
会面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格鲁大使回到使馆，立即给赫尔发去一封特别电报：
……日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与日俱增，而此战实属徒劳无益。大使（格鲁）凭借所拥有之一切权限……呼吁，对此次日方之提案，务必详加考量，切不可弃若敝屣。原因不仅仅是该提案在日本史无前例，更是由于提案表明日本之顽固并未达到无可挽回之程度，因为对其作出批准的乃是日本天皇及最高权力机构。近卫公爵与罗斯福总统之会晤，或将产生无法估量的益处。据此，大使冒昧进言：机不可失，正如最近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的海上会晤那样，最高级别政治首脑之行动，有可能克服表面上看来难以逾越的障碍，以实现太平洋地区之和平。
数星期前曾为《谅解草案》四处奔走的岩畔、井川二人认识到，他们这场抛开外务省的外交活动已宣告失败，便于7月31日离开华盛顿，两周后抵达日本。岩畔惊讶地发现，东京各界为好战情绪所笼罩，人们对英、美的仇恨与日俱增，他们普遍认为ABCD包围网正在扼杀日本。而美国的情况却非如此，尽管主流情绪确实反对轴心国，但表现方式依然不失和平。反战组织在白宫周围集会抗议，孤立主义者四处演说，反对罗斯福援助中、英两国。延长现役军人服役期限的法案尽管得到通过，却也只有一票优势。军营里，官兵把“俄亥俄州”（Ohio）一词的首字母戏解为“10月溜号”（Over the Hill In October）。
岩畔多番拜访军政高层、企业领袖，力陈己见，呼吁继续谈判：美国的潜力远超日本，一旦发生冲突，对日本而言必是灭顶之灾。然而，众参谋的全部兴趣都在南进上，海军军令部有一名参谋甚至表示：“日本身处ABCD封锁网之中，没有时间耽误下去，出路只有一条——战斗！”岩畔回想起数个月前，海军主张和平解决美国问题时态度还算得上坚决，如今他只能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木已成舟。”
尽管悲观，岩畔却不气馁，继续遍访各部门，费尽唇舌，却只如“拳头打在棉花上”。8月最后一周的一次联络会议上，岩畔将美日两国悬殊的军事潜力进行了一番对比：钢铁，20比1；石油，超过100比1；煤炭，10比1；飞机，5比1；海运能力，2比1；劳动力，5比1；综合潜力，10比1。强弱差距如此，纵有“大和魂”——日本精神，也绝无取胜之可能。与会众人一度为之动摇，东条甚至命令岩畔把发言内容总结为书面报告。
次日，岩畔来到陆相办公室讨论这份报告，却被东条三言两语打发：“昨天让你整理的那份报告，不用交了。”原来，陆军已决定将岩畔调往驻柬埔寨的某支部队。
岩畔准备登上南行第一程的火车时，对前来送行的友人说道：“承蒙各位相送，阵仗还不小。至于日后回来——当然，前提是能活着回来——恐怕就只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徘徊在东京火车站废墟里了。”
岩畔遭到流放的原因，或许是他那股传教士般的热情，但他的观点并非没有响应者，最终竟促使政策发生180度大反转。经过长时间争论，军方首脑最终同意避免与美开战，甚至愿意接受重大让步。岩畔出发的那天，8月28日，日方已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出两份电文。一份是近卫致罗斯福的信函，再次要求会晤；另一份则是一项正式提议：一旦中国问题得到解决，或在东亚建立起“公正的和平”后，日本便会从印度支那撤军。此外，日本还进一步承诺，只要苏联“信守《苏日中立条约》”，不“威胁日本或‘满洲’”，日本便不向邻国进军，也不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日方同意遵守赫尔的四项基本原则——此时，这些原则已出现在美方的官方文件中。
……在非官方会谈中，美国政府曾详细提出一系列原则与指导意见，作为构成太平洋地区计划之设想。日本政府愿意作出如下声明：日本政府认为，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友好方式下，上述原则及其实际运用，乃是实现真正和平的首要前提，不仅应适用于太平洋地区，更应推广至全世界……
该提议对日本数月以来所鼓吹的政策是一次否定，同时展现出作出更多让步的意愿，尽管十分有限。罗斯福对此的第一反应依然乐观，初步计划与近卫举行为期三日左右的会晤。然而，斯坦利·亨培克博士对日方诚意表示怀疑；同样地，赫尔从“魔术”行动截获的情报中获悉，日本正在东南亚集结兵力，他自然也不肯信任日方。如此一来，也就难怪一直“盼望与近卫会晤”的罗斯福轻易便改变主意，同意在“达成圆满协议之前”暂时搁置会晤。换言之，美方从最开始就不相信日方提供的价码，也不接受讨价还价，除非事先得到保证，即美方自己提出的条件整体上会得到满足。
东京方面，格鲁大使及使馆人员恨不得美方直接接受日方提出的价码，且相信近卫会同意“最终从印度支那和中国部分撤军，只在华北与内蒙古暂时保留数量有限的驻军，以保全面子”。因此，格鲁请求尽快批准近卫与罗斯福的会晤。数个月来，格鲁一直在警告华盛顿方面：日军“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行动”，同时日本也存在一种传统，“举国上下的绝望心理，可能演变为孤注一掷的决心”。
9月3日上午11时，联络会议在与宫殿相邻的宫内省召开
，笼罩会议的正是那种绝望的心理。因为直到此时，罗斯福尚未给出正式答复。与会众人满腹疑虑：主动提出妥协提议，莫非是一着坏棋？美国是不是在耍把戏，拖延时间？
“眼下我国日益疲弱，终将无以为继，”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发言称，“倘若此时作战，本人相信存在胜算，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机会恐怕也将烟消云散。”敌方的“王”是其强大的工业潜力，而日本没有办法“一着将军，置其于死地”，至关重要的一点便是在首战中拿下决定性胜利。“因此，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突然加速前进！”
听到这番发言，陆军颇有些不知所措。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提出一个新环节——规定截止日期。“外交目标必须尽力在10月10日之前实现，”杉山说道，“如若无法实现，那就只能坚决出击，总不能一直拖拉下去。”
这个建议十分危险，很有可能意味着战争。然而，与会众人之中最倾向于和平的近卫公爵与丰田外相，却并未提出反对意见。或许两人暗自认为，距离期限还有五个星期，足以使谈判顺利结束，而唯一争论的焦点仅仅在措辞方面。七个小时后，众人达成一致意见，政策确定如下：“为保护帝国之安全，维系帝国之生存，决定以10月上旬为暂定期限，在此之前做好战争准备，必要时对美、英、荷发动战争。”与此同时，政府也会真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以实现最低限度的目标；而在10月10日前，倘若连最低目标都未能实现，那么结局便是战争。
作战计划已经拟定完毕：陆、海军将同时对珍珠港、香港、马来亚及菲律宾发动袭击。
珍珠港在目标之内，陆军参谋本部也只是在数日之前获悉；陆军省内，知情者只有寥寥数人，而奇怪的是，东条却不在其中。
内阁原本认为，对截止日期的决定略显仓促，最好先多加考虑，再上达天听。然而，数小时后，随着罗斯福对和解提议的答复的到来，日方微弱的希望化为乌有。答复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针对的是近卫一再提出的会晤请求，罗斯福表示婉拒，除非双方能够先在“必要的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第二部分是口头声明，同样含糊不清，令日方大感沮丧。许多外交官似乎都喜欢使用这类巧妙的回击：通过婉转的表述避免承诺任何重要事项，同时回避关键性问题。答复表示，美方注意到日本愿意遵守赫尔的四项原则，对此“感到欣慰”，却又似乎是在提出疑问，贵国果真愿意如此？至于日本提出的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一事，美方未加任何评论。
鉴于美方给出的答复似乎是一种蓄意拒绝（纯属误解），且对陆军痛下决断之后作出的让步加以贬低（的确属实），内阁对这份有关截止日期的政策毫无争议地予以批准。9月5日，近卫入宫，准备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以赋予政策官方合法性。面圣之前，近卫先在内大臣办公室稍作停留。
“此等提议直接呈交陛下，未免也太唐突了！”木户侯爵惊呼道。在木户看来，其内容是彻头彻尾的战争准备。“陛下也需要考虑的时间。”近卫的辩解听起来软弱无力。
“这个截止日期，难道不能弄得含糊一点？”木户问道，“定在10月中旬，这是铤而走险哪。”
近卫推三阻四，显得极不自在。木户坚持道：“您总得想个法子！”近卫支支吾吾道，这是联络会议上定下的事情，如今自己也无能为力。
下午4时30分，侍从通报称，天皇召首相入内。近卫进入时，天皇从文件中抬起头来，说道：“朕注意到，文件里先讲战争，后讲外交。御前会议明日举行，朕定要向俩总长细细询问此事。”
“禀陛下，条文的先后顺序，并不一定对应其重要性。”近卫尴尬地答道，并建议立即召见俩总长，详细阐释大本营的立场。6时，近卫与杉山、永野再次入宫面圣。
天皇发问，南进的相关战事能否按计划取胜。俩总长详述了马来亚、菲律宾的作战计划，天皇却依然忧心忡忡。“无法如期完成作战计划的可能性是否存在？计划定的是五个月，难道没有五个月内拿不下来的可能吗？”
“陆、海两军曾对全局进行过反复研讨，”杉山解释道，“因此臣认为，我军能够按计划完成作战行动。”
“依卿之见，我军是否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登陆作战？”
“轻而易举恐怕无法做到，不过陆、海两军历来训练有素，臣对成功登陆抱有信心。”
“之前在九州举行过登陆演习，遭到‘击沉’的舰船为数不少。假如实战中发生此类情况，卿打算如何处理？”
杉山惶恐地答道：“演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还未将敌机击落便过早地出动护航舰队。实战中，臣相信此类情况不会发生。”
“作战计划能否顺利实行，卿可有把握？”天皇执拗地问道，“卿出任陆相之时，曾预言蒋介石不堪一击，可直到如今这点也未实现。”
“中国内陆太过辽阔。”杉山苦恼不已。
“朕当然清楚，可南洋要比中国辽阔得多，”天皇不再掩饰激动的情绪，“说五个月内结束战争，究竟有何凭据？”
杉山尝试回答称，日本境况每况愈下，须趁帝国尚有恢复元气之能力，采取措施加强国力。
天皇认为杉山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问题，便打断道：“我军是否有绝对之把握取胜？”
“臣不能说‘绝对’二字，但胜算的确存在。即便日本争取到一年半载的和平，假如随后出现全国性危机，那也于事无补。臣认为，我国应该谋求的乃是长达二十年甚至五十年的和平。”
“好，朕算是明白了！”天皇高声喊道，话音很不自然。
杉山看出天皇仍有所顾虑，说道：“当然，臣等也认为战争乃是下策，应当尽最大努力推进谈判，只有濒临绝境之时，才选择付诸武力。”
永野在旁顺势帮腔：“依臣之见，如今之情况，恰似一名危笃病人正在等待手术。”必须迅速决定手术方案：做手术虽属极端措施，但有可能挽救患者生命；不做手术，就只能坐以待毙。必须当机立断。“大本营希望谈判成功。不过，一旦谈判失败，手术就势在必行。”随后，永野又连忙补充道：当然，“第一要务”还是外交。
“那是不是说，眼下大本营把外交置于优先地位？”见俩总长异口同声地承认，天皇的情绪才缓和下来。
次日，亦即9月6日，上午9时40分，御前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天皇召见木户，问道：日本是否能够战胜美国？华盛顿方面谈判进展如何？
木户建议天皇在会议开始时保持沉默，只让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去提问即可，提问内容经过木户整理，已经传达给原，而一旦讨论结束，天皇便应主动打破先例——不再是单纯“听政”，而是作为君主短暂地“执政”，“指示俩总长与政府合作，促使谈判取得成功”。唯有不拘传统，采取非常手段，才能废除那项“截止日期”政策，避免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
此次御前会议，铃木贞一中将作为资源专家也受邀出席。近卫见铃木与众人缓缓步入会议室，便将他拉到一边，拿出那份新政策文件。铃木匆匆瞥过一眼，便指出该文件不宜禀奏天听。近卫表示同意，但又说，以东条为首的军方首脑坚持要求迅速上奏。假如要推迟御前会议，即便只推迟二十四小时，内阁恐怕也得下台。“究竟是战是和，日后才能决定。文件的意思，不过是要在谈判的同时做好战争准备。所以我还是打算上奏。”
10时整，决定国运的会议正式召开。“承蒙陛下错爱，此次会议将由臣近卫担任主持。”首相致开场辞，接着对紧张的国际局势展开回顾。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发言时，与会者腰背挺直，双手置于膝上，凝神静听。永野表示，谈判必须尽一切努力推进，不过，一旦日本的最低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便只能通过“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哪怕美国“处于难以撼动的地位，工业强大，资源丰富”。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重申对谈判成功的期望。铃木中将则谈到国内资源的严峻状况：即使实施严格的战时管制，液体燃料储备也最多只能坚持十个月。“华盛顿谈判倘若成功，那当然很好；若不成功，日久天长拖延下去，那就难免大祸临头。”眼下摆在日本眼前的选择有三种：立即备战、继续谈判、坐以待毙。“第三种选择肯定不在考虑之内，因此我等只能在前两种选择中择一而行。”
讲求实际的原嘉道起身表示：采用常规外交方式的时机已经过去，近卫希望与罗斯福展开会晤并达成某种协议，其决心值得赞赏。原把那份新政策草案高高举起，问道：“草案似乎是在暗示，战争为先，外交在后。我是否可以将之解释为，我国将竭尽全力推进外交，只有在束手无策之际才会开战？”
“原议长此番解释，与本人起草文件的意图完全相符。”海相及川说道。
然而，军方越是解释，原越是疑惑。“草案给我的印象，我们仍是要将大方向转为战争，而非外交。重心究竟是否在外交方面？希望政府与大本营给出明确的看法。”
令人尴尬的沉默笼罩着会场。天皇注视着与会众臣，尖着嗓门问道：“为何沉默不语？”这在日本政治传统中，实属闻所未闻之举。
自“二二六”事件以来，天皇始终保持着垂拱而治的君主形象。此时众臣听到天皇发声质问，无不惊得呆若木鸡。良久，一名阁僚站起身来，那是海相及川。“臣等将着手备战，当然也要竭力推进谈判。”
又是一阵沉寂。众人在等待俩总长发言，却发现永野、杉山都毫无起身之意。
“大本营竟无言以对，朕甚感遗憾。”天皇再次开口，并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字条，吟诵起祖父明治天皇所作的一首和歌：
今世四海已为一，何见风波不止息？
受到天皇一番斥责，众臣如坐针毡，会议室内鸦雀无声。天皇继续说道：“朕素爱此歌，定下规矩，往往颂之。皇祖贵和之精神，常萦朕心，亦恒愿绍述之。众卿有何看法？”
最终，永野硬着头皮站起身来，俯首道：“臣谨代表大本营，对未能回应陛下质询表示深切歉意。只是……”永野奋力辩白，“臣之所思所想，与原议长方才所言完全一致。文件中也有两处提到此点。只是因为原议长表示理解，方才臣便认为，似无必要再次就意图加以强调。”
杉山起身道：“臣亦是如此，方才正欲起身回应原议长，而及川海相已替臣作出答复。”如此一来，俩总长便不必再作表态。杉山继续说道：“方才陛下对会议之沉默表示遗憾，臣等委实不胜惶遽。恕臣斗胆，窃惟圣意，乃是要求臣等尽一切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吾国之目标，同时忧虑大本营之政策将首要考量战争而非外交。”杉山向天皇保证，事实绝非如此。
一手尝试谈判、一手立即备战的决议事实上意味着，除非谈判能够在10月10日之前取得成功，否则便要开始敌对行动。尽管决议已加盖玉玺，但天皇龙颜不悦，使得军方内部也有所动摇。近卫意识到，天皇把重心放在外交上，这是他争取和平的最后机会。主要问题倒不在于东条一伙，而在于公众。媒体喉舌制造舆论，蛊惑公众，使他们认为英美正在蓄谋将日本打为三等民族。于是，愤怒的浪潮化作此起彼伏的集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格鲁大使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西部蛮荒之地”，尽管极不情愿，还是选择佩带手枪，以应对不祥的时局。
危险是真实的。在得悉近卫与罗斯福的会晤拟将举行后，两个秘密组织谋划对首相展开暗杀。其中一个组织决定采取黑帮式的莽撞手段，在东京袭击近卫；另一个组织则打算效仿皇姑屯事件，趁近卫出行时动手。当初炸死张大帅的办法是由一个名叫辻政信的中佐设计的，此人是极端沙文主义者，广受少壮派激进军官崇拜。辻认为最高首脑会晤终将带来耻辱性的和平，便决心加以阻挠。
辻挑选的凶手是一个曾两度入狱的民间人士，呼风唤雨的民族主义团体首领——儿玉誉士夫。此人第一次入狱的罪名是给天皇呈上右翼请愿书，呼吁救济失业者——此事的确属实；第二次入狱的罪名是往大藏相宅邸中投掷炸药包——此事倒是冤枉。儿玉与辻志同道合，愿意执行暗杀计划。近卫赴美参加会晤，必须前往横须贺海军基地搭船，而横须贺与东京之间公路情况不佳，唯一的选择便是乘火车前往。儿玉计划在火车经过东京城外的六乡桥时，引爆炸药。
御前会议结束数小时后，近卫给正在做美容的情妇打电话，催促她做好准备，很快会有辆车来接她。几分钟后，情妇乘车来到伊藤文吉伯爵
府上。此人是“维新四杰”之一伊藤博文公爵之子，但他家中没有一名仆从。
接着，另外两辆车子也驶抵伊藤府。一辆里面坐着近卫首相及其私人秘书牛场友彦；另一辆里坐着格鲁大使与参赞尤金·H.杜曼，车身没有张贴使馆标志。两名外交官此前都未参加过这种性质的会谈。按照惯例，除国务活动场合外，首相与他国外交使节之间不会存在任何社交或官方接触。
近卫称情妇是“这家主人的女儿”，晚餐全由她一人准备，谈话便不必担心隔墙有耳。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近卫与格鲁“推心置腹”，翻译则由牛场与杜曼负责。近卫向格鲁保证，东条、及川两名将军也都希望和平解决问题。
那么赫尔的四项原则呢？格鲁问道。
近卫表示，四项原则总体上可以接受，“只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必须（与总统）进行会晤”。近卫承认，在对华战争和《三国公约》问题上，自己负有责任，美日两国“不尽如人意的关系”也应当归咎于自己，因此为消弭两国之间的分歧，个人安危不足挂齿。
近卫表示，只要与罗斯福面对面交流，必定能够达成协议，但前提是要在短时间内实现会晤，而用常规外交途径需要花费一年时间。当然，近卫不可能透露10月10日是截止日期，倒计时已不足五周。“倘若拖到一年之后，”近卫说道，“我不敢说还有什么措施能够解决两国分歧，但就目前而言，我成竹在胸。我可以保证，只要见到他（罗斯福），一定能够达成某种协议，我的提议之中，有一项他肯定无法拒绝。”在这番神秘兮兮的表态后，近卫转而看向杜曼（他出身传教士家庭，生于大阪，在日本生活了将近23个年头。），说道：“日本国情，您再清楚不过。我这边有几句话，您且听听，想来能够理解我方诚意，也方便您更好地说服格鲁先生，但是千万不要翻译出来。相信您也清楚，我们不能把天皇陛下卷入这类争论之中。不过，一旦与总统先生就和平达成协议，我便会禀报陛下，陛下将会立即下旨，命令陆军停止敌对行动。”
近卫所说的计划极其大胆，是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尝试。杜曼迫切地想要译给格鲁听，最终还是答应保守秘密。
近卫重申，东条和杉山皆同意他向美国提出的建议，前者甚至承诺派出一名大将陪同近卫出席最高首脑会晤。“我与总统先生会谈时，身后会站着四名将军，陆、海军各两人。”近卫承认，军方存在一小部分人反对和平谈判，但在陆、海军俩总长的全力支持下，一切反对意见都不足为虑。事成之后，纵使他遭到暗杀，那也是死得其所。“一己生死，没有那么值得挂念。”
近卫态度真挚，且表现出遵循赫尔的四项原则的强烈意愿，格鲁深受感动，表示将立刻返回使馆，发送一封外交生涯中“最重要的电报” [1] 。
东条对首脑会晤不作反对不假，却也没有全力支持。于是，近卫找到天皇的姑父东久迩宫亲王，希望亲王对陆相施压。次日一早，东久迩宫请东条前来，说道：“顷悉陛下对华盛顿谈判深为关切，对近卫与罗斯福会晤寄予厚望。”东条身为陆相，理应领会圣意，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处理此次会晤和日美关系问题。
“未向陛下作出详尽解释，皆属敝人考虑不周，实在汗颜。”东条尴尬地说道，“今后凡陆军禀奏诸事，敝人自当注意解释，不使陛下心存疑惑。就日美谈判及近卫与罗斯福会晤等事，圣心所向，敝人亦是心领神会。”东条表示，出于陆相之职责，自己必将竭力促成会晤，而就个人意见来看，会晤成功率不会超过三成。“话虽如此，敝人认为，只要还有一丝成功希望，谈判就必须进行下去。”东条情绪激动起来，发誓称，假如外交解决方案对日本之未来不利，自己便要“犯颜直谏”；假如天皇对逆耳忠言置若罔闻，自己便只能辞职，“若不如此，真是枉称赤胆忠心”。
东久迩宫听着这番慷慨陈词，未加打断，待东条讲完，回忆道：“当初我在法国，贝当和克里孟梭都曾对我说过，‘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眼中钉，美国通过世界大战把它拔掉。待下一次大战来临，美国便要拔除另一颗眼中钉，也就是东方的日本。日本不擅长外交，美国对此了如指掌，一定会一点一点地羞辱你们，直到你们耐不住性子，去挑起战火。一旦兵戎相见，日本必将失败，因为美国实在太过强大。所以，你们要学会逆来顺受，千万不要上当。’眼下时局，正如贝当、克里孟梭所料。我等必须忍辱负重，避免与美国爆发战争。您是军人，自然知道命令必须服从。如今，陛下与总理都希望促成谈判，您既位列阁僚，身居陆相，理当遵循政策方针，否则便应该主动辞职。”
日方起初表示，愿意遵守四项原则，并提出从印度支那撤兵，赫尔只是冷淡地表示接受，于是在次日，日本又追加发出两份提议。这些举动将日方垂死一搏的绝望心理体现得淋漓尽致，美方本应该注意到的。两份提议中，第一份是递交给格鲁的正式提议，承诺一旦实现和平，便绝不对日本以南任何地区采取军事行动，并从中国撤军。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取消资金冻结相关法令，并中止远东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军事行动。
第二份提议却不具备官方性质，野村大使没有通知东京方面，私自将它递交给赫尔。这份厚重的提议书正是岩畔大佐于数个月前在华盛顿时起草的方案。显然，在野村看来，还是旧方案更能引起赫尔的兴趣。赫尔一头雾水。两份提议的观点迥然不同，那么日本究竟持何种立场？
理清状况大约花费了一周时间，赫尔终于对官方提议作出答复，称它“未能体现此前谅解方案之精神，其范围亦有缩减”，并把厚达五六页的反对意见交给野村。
消息传到东京，军国主义者认为，这些举动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显示美方不愿早日达成协议，于是更加相信赫尔是在争取时间。他们转而在公私两方面对近卫进行严厉抨击。9月18日，事态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首相发起人身袭击。那时，近卫身在距东京市中心约45分钟车程的郊区荻洼的一所幽静的别墅中，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四个手持匕首和军刀的汉子跳上汽车踏板，好在车门紧紧锁住，歹徒尚未来得及打碎玻璃，便被便衣警卫制伏逮捕。
尽管出现暴力事件，但对近卫而言，更让他忧心的仍然是迫近的截止期限。和平解决问题的时间只有不足三个星期，而罗斯福仍不肯为会晤定下日期。暗杀未遂的事件发生四日后，外相丰田请格鲁来到办公室。格鲁对截止期限一无所知，却也觉察到事态紧迫。丰田说道，赫尔称日本最新那份提议缩减了谈判的范围，这点着实奇怪，事实上该是拓宽才对。他同时表示，日本愿意作出进一步让步，正在筹划一份对华和平条款：蒋介石、汪精卫俩政府合并；不割地；不赔款；经济合作；撤出全部日军，只在某些确有需求的地区保留部队。
鉴于形势危急，格鲁在将新提议发给赫尔的同时，又直接致函总统，提出私人呼吁（格鲁与罗斯福曾一起为哈佛大学的《克里姆森报》工作过，算得上是老朋友）：
总统先生钧鉴。久未修书问候，只缘装载我国外交邮袋之船舶稀少，书简往往延误，不及反映美日关系之瞬息万变，无法为决策提供帮助。不过，在发往国务院的电报中，我始终尝试对日益变化的时局进行准确描绘，希望能够时常供您参考。
从那些电报中，想必您已了解到，我与近卫公爵保持着密切联系。日本国内极端主义分子、亲轴心国分子抗议手段激烈，近卫不顾危险，致力于改善日美关系。诚然，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如此境地，近卫负有重大责任。而如今，近卫无疑意识到不祥之兆：日本不可能指望《三国公约》，若要避祸，唯有改变政策方向。且不论眼下那种种努力出自何种动机，我相信至少此时，近卫态度真诚，并将竭尽所能与我国达成合宜之谅解，同时又不致在日本引发公开叛乱。许多证据表明，日本过去在履约方面信用不佳，但与近年来的情况相比，我认为现任政府履行许下的承诺的可能性更高。如此机会很难再来。军方极端主义分子对国际事务与经济法则一无所知，而除近卫外，日本再没有任何一名政治家，能够控制住他们，推行这些极端分子所反对和憎恨的开明政策。就目前形势而言，若不能达成协议，其他任何行动都将大大增加战争的可能性——“下地狱易”
——我国最终能够赢下战争，这点自然没有疑问，但让资源贫瘠的日本沦为三流国家，究竟是否符合我国之利益，则需要打上一个问号。因此，我真诚地希望两国能够达成协议。甚至不必去深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不去深究，现任政府是否能够持续守信，是否有能力充分执行各条款……
如同此前给国务卿发去的建议，大使的这封私人信件同样收效甚微。（事实上，格鲁直到五个星期后才收到不冷不热的回复。）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大本营要求把10月15日定为最后期限，不可再作变更。会议结束后，近卫万念俱灰，拒绝享用大本营准备的午餐，而是把众阁僚请到首相官邸。在哪里，近卫开始对东条施压：大本营把10月15日定作最后期限，究竟是强制的要求，还是询问式的请求？
“这是一项明确不易的意见，称不上强制的要求。”东条回答道，此举不过是把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付诸实施，“事到如今，决议自不可能轻易更改。”
见对方如此坚决，近卫感到一筹莫展，便对木户侯爵说，既然陆军坚持最后期限，自己也只能辞去首相一职。木户像是教训孩子一般，对近卫严加叱责。根据牛场的记述，在近卫与木户的交往之中，彼此间有着一种独一无二的洒脱。在木户面前，近卫能够抛掉一切伪装，展露出性格中罕见的一面。木户告诫称，行事须“慎重”，毕竟为9月6日决议负责的仍是近卫，“双手一摊，逃之夭夭，这是不负责任。”
近卫默然无语。在沮丧情绪与痔疮恶化的双重折磨下，近卫告诉私人秘书，自己需要冷静下来考虑问题。9月27日，首相离开东京，前往附近的镰仓海岸休养地。
在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看来，9000英里外的那名首相乃是豺狼。赫尔不会忘记，日军侵占中国领土时，《三国公约》签订时，日本的时任首相都是近卫。尽管近卫表态愿意遵守四项原则，赫尔仍然怀疑他的真诚。出于此类原因，美方坚持先拟定细则，否则绝不支持任何首脑会晤。
受到赫尔诸多忧虑的影响，罗斯福对会晤也不再怀有原初的热情。9月28日，总统从海德公园向国务卿发出一份备忘录：
国务院在书面意见中指出：日本最初寻求会晤时，态度更为开明；相较之下，此时之立场实属狭隘。我对此完全同意。若对方不能转回最初之态度，可恳切邀请他们就原则问题重新展开协商，并重申本人对举行会晤之期望。
在东京，仍未放弃希望的格鲁大使确信，华盛顿官员没能洞察到近卫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次日，格鲁再次向赫尔发去一份报告，既是呼吁，也是警告：
……本大使过去亦曾多次阐明：日本之政策始终在温和与极端之间摇摆。在现有情况下，任何一个日本领导人或团体，都没有能力在避免丧身殒命的前提下，扭改日本之扩张计划；若欲阻止日本长期侵占中国及向南推进，必须设以不可逾越之障碍……
本大使强调，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理解日本之思维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根本差异。日本对任何特定情况所采取之反应是难以捉摸的，其行动也无法通过任何西方标准加以预估……
目前两国对话尚处在初步阶段，假如美国政府期待日本政府就原则与具体细则两方面作出令美方满意的承诺，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会晤只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无法取得任何成效。同时，近卫内阁及其中希望与美国达成和解的支持者亦将认为，协议不存在任何前景，美国政府不过是在拖延时间……最终，近卫政府将名誉扫地，日本将爆发反美情绪，甚至可能导致无所顾忌的极端行为……
最后，格鲁总结称，美国需要对近卫及其支持者改造日本的举措寄予“相当程度的信任”，否则“在太平洋地区避免最终决战的希望”终将破灭。
次日，格鲁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已“尽最大努力，向我国政府描绘日本局势之图景”，不过，另有一件事情颇为恼人：亨培克发来一系列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的建议，而这些建议正是格鲁本人早先的观点。
斯坦利·亨培克寻章摘句，还特地给我发来，其用意真是令人费解。能够想到的可能性只有一种：他想提醒众人，格鲁早先建议采取强硬措施，如今却鼓吹所谓“绥靖”政策。别的先不讲，单说“绥靖”一词，由于与慕尼黑和雨伞
产生联系，已不幸成为一个饱受误解与滥用的术语。如今我所主张的不是绥靖，而是“建设性的和解”。“建设性”一词十分重要，它意味着建造。若要建造一幢永久性的建筑物，就算是傻瓜，也不会选择一片不够稳固的地基……结果最终如何，我不清楚，也无人知晓。但总之，失败主义不在我的哲学之内。
从某种程度上讲，亨培克对格鲁的看法并没有错。或许格鲁太过轻信日本人，或许他不够理智，甚至不够敏锐。然而，格鲁确实具备三样财富：一位感情细腻的夫人，难能可贵地对日本怀有同情心；一位出生在日本的顾问（杜曼），同样难能可贵地对该国的缺陷与优点都了解颇深；最后，还有格鲁本人极强的荣誉心与责任感。而另一边，格鲁那位精明的同行——英国驻日大使克雷吉，也抱有同样的观点与信念。次日凌晨4时20分，克雷吉给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发去一封电报：
……认为日本或许动机不纯，这种观点敝人并不质疑。然而，日本现任政府如今走上一条崭新道路，难道仅仅因为上述理由，我们就不去鼓励它继续走下去吗？退一步讲，即便日本相信，同样的野心，其最佳的实现手段是技巧上的改变，并以该想法推行其政策（敝人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只要德国战败，日本那批扩张主义者也绝无可能在战后迅速实现目标。此外，使日本保持中立，亦将加速击败德国之进程。有鉴于此，敝人冒昧认为，对“我地平线”（该电报原文经过加密。提供给作者的副本中，部分词汇未经解密。“我地平线”或许是指“我方”）之事后分析，或将理所当然地受到战争限度之限制……
自从松冈离任，政局发生根本性变化，日本正准备稳步脱离轴心国。
目前，日美两国政府间正在进行的讨论乃是核心问题。主要分歧似乎在于，日本希望从速解决，同时又无法就大原则以外的事项达成协议；美国却像是在拖延时间，要求先对某些定义作出最为精确的界定，而后才能就签订有关协议、改善双边关系达成共识……自我抵日以来，解决远东问题之最佳时机莫过于此刻，而双方若僵持下去，恐将痛失良机。
敝人与美国大使一致认为，签署《三国公约》及与轴心国的联系正迅速将日本拖往深渊，近卫公爵目睹一切（自然，他没有逃避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也怀着“电话”（或许是指“最”）真挚的热诚，希望避免危险的发生……倘若会晤宣告流产或拖延过久，纵使有天皇作为后台，近卫及其政府是否“英国领事馆”（或许是指“能够”）存活下去，也是未定之数。
克雷吉承认，与日本达成任何协议，都可能使蒋介石疑神疑鬼或心灰意冷；而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英国并不完全一致。
……“或是修理”（或许是指“总而言之”），风险必须要去承担。敝人与美国大使坚决认为，权衡利弊，错失良机实属“漫漶难辨的”（或许是指“不可饶恕的”）愚行。谨慎自是好事，但过分谨小慎微只会导致裹足不前……
10月2日，赫尔终于就某些问题给出日方引颈而望的明确答复：美方表示“欢迎”首脑会晤，认为近卫接受四项原则“令人欣慰”；但提议本身无法接受，尤其是关于中国的条款——美方的要求是，所有日军必须立即撤出中国。由此，在双方“就主要问题达成一致”之前，会晤只得暂时搁置。
“我方丝毫没有拖延之意。”赫尔在把答复递给野村时补充道。赫尔为人正直，想来对此等诈术十分不齿；然而，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H.斯塔克两位将军曾再三嘱咐，一定要尽量争取时间，以便巩固太平洋地区的防御。讽刺的是，这类行动加速日本作出发动战争的决定，美军备战时间反倒由此减少。10月5日上午11时，陆军各师团长及各部门负责人聚集在陆相办公室开会，最终决定：“外交谈判解决问题已然无望。须当乞请陛下召开御前会议，作出开战决定。”
近卫从休养地归来，越发消沉，众阁僚亦是如此，只有木户尚未放弃和平的希望。“纵观国内外时局，若日本与美国爆发战争，胜负着实难料，”木户对近卫公爵说道，“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局势。政府应当明确，第一要务并不是立即对美宣战，而是先使日中战争的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应当直截了当地告知国民，今后十年乃至十五年将会是卧薪尝胆的日子。”
近卫认为，这种方案虽不合心意，却现实可行，于是决定付诸实践。10月12日上午，近卫把陆相、海相、外相及内阁计划委员会的铃木将军召集至位于荻洼的别墅。那天是个星期日，风和日丽，恰好也是近卫本人的五十寿辰。
近卫的别墅建于荻洼边缘一片宽敞的土地上，房屋是日式建筑，舒适宜人，毫无浮华之气。赶在会议开始前，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先来一步，带来海军军务局长冈敬纯写给近卫的一张字条：“海军不希望日美谈判中止，希望实现一切可能以避免战争；不过，以上意见我们不便在会上公开表达。”
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东条也获悉了字条内容。抵达荻洼后，东条决心仔细盘问海相及川。海军是在“推卸责任”，这属于懦夫行为。众人围绕桌子坐定，准备开始会议，东条语带愠怒，对及川的态度堪称无礼，甚至脱口而出道：“在华盛顿继续谈判纯属徒劳！”眼见东条立场强硬，海军只好行那字条上所讲的不便行之事：直言不讳。“我国处在十字路口上，不是战，便是和，”及川说道，“倘若决定继续进行外交，那就要放弃备战，一心一意展开谈判。谈判几个月，又突然改变方针策略，这绝对行不通……海军愿唯总理马首是瞻。”
近卫表示，无论是战是和，都必须立刻作出抉择。“两种选择都存在风险，问题是何者风险更大？如果说一定要在此时此地作出决定，那我支持谈判。”
东条看向丰田大将，语带讥讽地问道：“敢问外相先生，对谈判可有信心？就您此前的高论来看，恐怕很难说服陆军参谋本部。若您果有信心，敝人倒愿请教。”
“权衡利弊之下，”近卫代替外相答道，“我的选择还是谈判。”
“那只是您一厢情愿罢了，”东条厉声道，“凭这些没法说服陆军参谋本部。”及川从旁赞成和谈，使得东条越发焦躁。东条要求近卫不要仓促作出决定，并说：“我想听听外相的意见。”
“这取决于条件是否许可，”丰田说道，“在我看来，眼下最为棘手的问题在于“中国派遣军”。倘若陆军对美方要求寸步不让，那么继续谈判的确毫无意义。而假如陆军足够清醒，愿意作出些许妥协，那谈判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
“驻军关乎陆军生死存亡！”东条吼道，“在这一点上绝无妥协可能！”他继续说，日本已在原则上同意从中国全面撤军，这本身便是一次巨大让步。美国现在的意思，显然是要日本立即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这自然无法接受。100万日本人陷在中国战场的泥沼之中，在中国恢复秩序之前，日本无法撤出全部军队。只有在某些地区驻留日军，才能保证整个大陆的治安得以维持，经济得以发展。战争目标尚未达到，先行全面撤军，“与帝国陆军之荣耀极不相称”，陆军参谋本部全员“及海外派遣军”也对该观点表示赞同。
“如今应当放弃虚名，追求实利，陆相难道不如此认为？”近卫说道，形式上向美国妥协，又有何不可？具体来说，可以原则上同意全面撤军，同时又与中国当局协商，保留部分军队驻扎在治安不稳的地区。
东条表示，近卫的方案根本不在考虑之内。只要作出保证，就必须恪守承诺。一旦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中国便会表现出蔑视，而被人蔑视乃是最为可怕之事。同时，全面撤军将会导致陆军颜面扫地，届时，胜利果实便会像银行挤兑那样瓦解冰泮，不仅华北，连朝鲜也保不住。
东条力排众议，坚持己见。“陆军无意改变那日（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倘若在大本营定下的截止期限之前，谈判存在成功希望，那便应该继续谈判。只是海相先生方才所言‘唯总理马首是瞻’云云，敝人绝不同意。战争的决定应由政府与大本营共同作出。就现阶段而言，敝人认为不存在任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可能。”
“但战争能否获胜，我没有把握，”近卫反驳道，“我的意见是，除外交谈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够克服艰难时局。至于战争，谁有把握取胜，就交给谁负责吧。”近卫把目光落在东条身上，“若您坚持战争，恕我无法对此负责。”
“外交失败就开战，这难道不是既定事项？”东条勃然大怒，“御前会议您又不是没有出席。您说不能对战争负责，实在难以理解。”
“那只是一场‘内内’（nai-nai）的决议。”近卫说道，意思是“只在内部作出的”决定，换言之，也是一项秘密决定，如果得到天皇首肯，还可以重新考虑。东条却按字面意思将它理解为“不具备官方效力”的决议，如此便是对天皇的侮辱。见东条情绪激动，近卫只好进一步作出解释：“既然我对谈判更有信心，为什么要对战争负责？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只有在谈判不存在任何前景时，才将战争视为最终决定，而如今，成功的机会依然存在。”
“假设真的放弃战争准备，”对“二二六”事件心有余悸的铃木说道，“该怎样控制陆军？”
“那种情况下，”东条说道，“控制陆军并非难事。”
争论持续至下午，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谈判以10月15日为期限，只要大本营同意，仍存在继续延长的余地。但有一点绝不能作出任何让步，必须在中国驻留军队，抗击共产主义。
且不论妥协与否，会议确实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经过一整日唇枪舌剑的辩论后的东条，在返回东京市区的路上，突然意识到9月6日的决议确实作得过于仓促，因为海军似乎缺乏信心。在如此情况下进行战争，恐将犯下弥天大错。回到陆军省，东条立即传新任军务课长佐藤贤了大佐前来，告知他海军似有动摇一事。
“阁下，”佐藤说道，“我来为您与海相、俩总长安排一次私人会面。在待合（一种有艺伎作陪的餐饮场所）酒席上，什么话不能谈呢？您就这么讲，‘战争打起来，海军有没有把握？跟美国打仗，唱主角的还得是海军，假如你们真没把握，那这仗就打不得。当然，我也绝不会把事情推在海军没把握这点上。责任都由我一人来扛，就说是我这个陆相不愿意打。’”
东条脸色涨得通红，唾沫横飞地说道：“海相、俩总长是何等人物。你的意思是，那三位在御前会议上缄口不言的事情，会在酒席上吐露？”东条斥之为阴谋诡计，不屑为之。
荻洼会议没能得出结果，却传出一种流言：内阁可能倒台，政府或将宣战。近卫开始对妥协感到后悔。在中国问题上，若不作出进一步让步，便绝无可能与美国实现和解。近卫思索着在期限到来之前还能做些什么，最终决定与东条私下谈谈。10月14日一早，近卫给东条打去电话，约好在10点钟召开的内阁会议之前见面。
“除在中国保留驻军的立场外，您的其他观点我都赞同。”近卫说，并建议立即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做做样子”。
见近卫朝三暮四，东条气得怒目圆睁。“我国让出一步，美国便会咄咄逼人，前进一步。您的解决方案，完全称不上方案。战火即便一时压下，也必将在数年内复燃。总理阁下，对您个人我十分尊敬，但您的观点过于悲观。对我国的弱点，您了如指掌……但美国也并非没有弱点。”
“见仁见智吧。”近卫提醒道，1904年2月4日，明治天皇召见伊藤公爵，咨询日本能否战胜俄国。伊藤答道，日军有能力在朝鲜边境抵挡俄军一年，与此同时可以请美国出面调停。明治天皇闻言，大感宽慰，于是才批准对俄宣战。然而此时纵观国际局势，不存在出面调停的第三方，因此必须谨慎行事——更何况在物质层面，美国握有巨大优势。
东条听到“谨慎”一词，更是气得身体僵直。“也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拿出勇气，去做些非同寻常之事。比如两眼一闭，从清水寺
的平台上纵身跃下！”
近卫答道，这作为一夫之勇自无不可，“身居要职之人，不应以此种方式考虑问题。”
东条鄙夷地看着近卫，说道：“种种分歧，皆是出于总理阁下与敝人性格不同。”心中暗自想道，此人实在过于软弱，在动荡时代里无法承担首相大任，甚至反复无常，食言而肥。
进入会议室，东条决定自己也背弃承诺，并采取强硬立场逼迫近卫辞职。会议开始时，东条装作情绪激动的样子，一边轻轻用手指弹着手里的文件，一边说道：“陆军将继续备战。我不认为备战一定会干扰谈判，总之绝不能再拖延下去，一天也不行！”说着，东条转头看向丰田外相，询问他与美国谈判能否成功。
“争论的焦点，”丰田再次强调，“在于撤军。美方对我方答复并不满意。假如要我们在该问题上再次作出答复，就必须显示坦率的态度……对我国的态度，美方的怀疑与日俱增。只有拿出事实，才能使对方满意。我国一手备战，一手和谈，在美方看来乃是难以理解之事。”
“撤军问题，没有半点让步的余地！”东条吼道，假装火冒三丈——也有可能是真的在发火，“撤军意味着日本败在美国手里，这将是帝国外交史上一大污点！外交不是一味让步，有时也可以是进逼。在此时作出让步，结局便是丢掉‘满洲’，丢掉朝鲜。”东条不过是老调重弹，但这次讲得感情充沛，颇具感染力。而后，东条把矛头对准海军，尤其是及川，因为海军没有就能否击败美国公开表态。近卫及阁僚呆坐无言，瞠目结舌地听着东条这通“炸弹式的演说”。
东条的演说收到预期中的成效。会后不过数小时，铃木以近卫中间人的身份，来到东条办公室，代近卫传话说：既然陆相选择公开表达如此激烈的意见，那近卫他也不能继续留任首相。
东条拒绝收回前言，并表示近卫只有愿意合作，才能继续留任。然而，近卫打算辞职的消息，在陆军内部也引起不小冲击。武藤将军对铃木坦诚道，尽管总理胆小如鼠，但要维持全国上下团结一心，还非得依靠此人不可。“总理辞职，那仗也打不了啦。”武藤在房间内踱步，半开玩笑地说道：“要不在‘满洲’搞一次大型演习，让官兵把不满发泄一下，如何？”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武藤拜访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请他来做中间人：“某种程度上，总理无法作出决断的原因，似乎在于海军犹疑不决。”假如海军确实不希望开战，那陆军也不得不从头再作打算。“要压制陆军那几位核心人物，单单说‘唯总理马首是瞻’还不足够，需要公开声明‘海军不希望开战’才行。您看是否能安排一下，让海军按此意思公开表态？”
海军拒绝发表正式声明。“海军所能做的，”军务局长冈敬纯对富田说，“最多是请总理按自己的判断处理此事。”
那天从早到晚，铃木、富田、冈和武藤都在各部门之间穿梭。像这样的紧要关头，利用中间人进行斡旋属于常见做法，因为电话存在被窃听的风险。此外，有些事情或许当面难以启齿，通过中间人要方便一些；如果事情谈不妥，回绝中间人也不至于伤了和气。
夜里，铃木回到陆军省，把僵局归咎于海军，接着问东条，对新任首相人选有何看法。“除东久迩宫亲王外，不作第二人想。”东条答道，“眼下局面连近卫都控制不住，也只有请皇室成员出马了。”若新政府的目的是和平，那既能实现和平，又不致引发陆军叛乱的人选只有寥寥数位，天皇的姑父正是其中之一。东久迩宫可以召集俩总长，告诉他们自己决定反对开战。在惯例与宪法的约束下，天皇本人不能做的事情，皇室亲王却可以做到，且军方无法违背其意志。如此，便能够在避免内乱的前提下实现和平。送别铃木时，东条认为他自己应该避开近卫，否则可能会控制不住脾气。
铃木离开陆军省，径直赶往近卫的郊区别墅，转达东条相中东久迩宫一事。近卫颔首道：“我对东久迩宫了解颇深，亲王德高望重，素来反战。明日我便入宫面圣，禀报此事。”
次日，亦即10月15日，正是和平谈判的截止日期。铃木的忙碌程度更甚往日。一早，铃木把推荐东久迩宫出任新首相一事告知木户侯爵，木户的反应颇为冷淡：亲王“天资聪颖”不假，但政治经验与训练不足。更重要的是，一旦战争爆发，不应让皇室成员承担任何责任。
中午，铃木见到近卫。近卫表示，天皇对人选的看法与木户不同，支持东久迩宫出任新首相，并请铃木去刺探一下亲王本人作何反应。
“陆军之中，也不是所有人都主张战争。”铃木对东久迩宫说道，“我本人也相信，亲王有能力控制局面。”接着又补充道，东条的个人看法是，只有东久迩宫能够直接接触天皇，摸清圣意究竟如何，那时无论决定是战是和，都不会致使陆军失去控制。
“兹事体大，”东久迩宫说道，“我需要一些时间，仔细考虑。下定决心之前，我想先与陆相和海相谈谈。”
当晚，近卫给木户打电话征询意见，看是否应该亲自出面，与东久迩宫私下接触。木户表示为时尚早，“但只要政府承担责任，我不反对”。尽管木户的支持态度冷淡，近卫还是选择密会东久迩宫，说道：陆军若不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谈判不具备任何成功可能；要解决该问题，团结陆海两军，非亲王领导的新内阁不能做到。
“事情太过突然，一时之间难以作出决断。”亲王说道，“我本人不支持皇室成员出任总理。不过，倘若由您重新组阁，尝试与陆军达成一致意见，事若不谐，再把我当作最后底牌打出来，那样的话，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亲王更希望由近卫连任首相，并建议在新内阁中挑选一名更能接受和平的新陆相以取代东条。同时，亲王也承诺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促成该目标的实现。近卫此行原本是劝说亲王出马，离开时却决心由自己连任首相一职。
近卫的头号对手东条很不耐烦，决心立即采取行动，谈判截止期限已到，却不见政府作出任何反应。尽管心中存在诸多疑虑，东条还是决定在天皇面前挑明此事，强行解决。次日下午，东条找上内大臣木户，说道：“是时候根据9月6日的决议采取行动了。”并要求木户安排面圣事宜。
木户称，那次决议太过仓促，考虑不够充分，“必须三思”。这一答复合情合理，东条却故意搪塞，只说“是啊，我知道”，接着抛出另一个问题：“由皇室成员出马，组成新内阁，您看如何？”
木户表示，不能让东久迩宫组阁。“皇室成员只能在和平时期进入内阁。”
这不是东条想要的答复，却言之有理，东条顿了顿，打算反驳，却又无话可说，只得再次回到9月6日决议的话题，坚持要求执行。
“假如真去执行那项决议，日本将会怎样？”
“您又怎么看呢？”
“要我来讲，”木户答道，“日本会沦为三流甚至四流国家。”
对话结束后，东条郁郁寡欢，木户却欢欣鼓舞。他觉察到东条内心同样存在疑虑，只要近卫在寻求和平时“态度略为强硬”，并不是无法对付东条。巧合的是，正在此时，近卫打来电话，突兀地表示：“我准备辞职。”
这正是木户的担心所在。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内大臣肩上的担子更因时局而加重了。这重担正是挑选新首相来统领日本史上最为关键的一届内阁。自1940年西园寺公爵亡故以来，木户作为内大臣，便承担起那最后一位“元老”的主要职责。毕竟，权力真空总得有人填补，且木户为人低调，从不推卸责任，这种和光同尘的性格，使得旁人无法对其地位发起挑战。
新内阁将带领国家，走上战争或和平的岔路口，而木户的职责，正是确保和平。帮助木户确定新首相人选的正是提出辞职的近卫。黄昏时分，近卫来找木户。数个星期以来饱受焦虑折磨，使得近卫尽显疲态。
“9月6日的决议纯属毒瘤，应该将其推倒重来。”木户说道，“人选必须熟悉事态进展，率领众人从头考虑。”新首相不能是局外人，必须能够服众，又在此前数个月参与过相关争论。如此一来，目标人选只剩下两人：及川与东条。考虑到目前的危机正是东条一手造成，而及川又曾对战争结果表示担忧，似乎及川才是合适的人选。然而，陆军中的主干力量——少壮派军官或许不会接受及川，甚至有可能公开反对，进而发动叛乱。
及川为人谦和，颇有学者风度，确实能在国际场合留下不错的印象。“不过，假如真指定及川，”木户对近卫说道，“陆军就没人肯出来担任陆相。”如此一来，东条便是唯一的人选。假如最终决定是实现和平，东条有能力压制住陆军中的激进分子。此人个性鲜明，行事作风直接。此外，从出任陆相以来的表现来看，东条对天皇的一切旨意都会绝对遵从。
近卫当即表示赞同，这个反应很能体现出其性格。这或许是因为，近卫对东条的反感的过激反应。两人关系已僵到需要互相回避，近卫却列举出数条论据来支持东条组阁（或许可以称之为自圆其说）：东条不仅有能力控制陆军，近来态度也“十分谦虚”，甚至表现出乐于接受继续对美谈判。“前几天，东条告诉我，鉴于海军态度尚不明朗，应该把问题彻底搞清楚，纵观全局，重新考虑。由此看来，东条不至于一上任就推动战争。假如再得到陛下劝诫，想来行事会更为谨慎。”
木户保证，天皇必将命令东条重新考虑9月6日的决议。若非实用主义者，绝无可能作出此种安排：组成一个新内阁，首先看重的是它能够控制住局势，然后再通过天皇降旨，强制其考虑和平。
近卫离开宫城时，还一直在琢磨这个计划，而当与女婿一同乘车回府时，便产生深刻的怀疑，甚至说出大逆不道之言论——将时局之危机归咎于天皇。天皇不久前曾评论道：“陆军尽是一群蠢货！”既然天皇如此看待陆军，为何不坦率、坚定地表明观点？通常情况下，天皇确实理应保持沉默，然而此时，是战是和，国运悬于一线，天皇应当毫不犹疑，指明道路才是。
近卫与天皇，虽说在日本受人敬仰赞赏，但他们也都有可能给国家招致灾祸。两人都看重国民福祉。然而，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两人才能跳脱出性格的囚笼，果断行事。这是裕仁与近卫的不幸，也是日本的悲剧。不久前，JOAK电台曾播出一首新歌曲，而那天，即10月16日，其歌词刊登在日本头号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与广告报》
上：
警报警报真堪笑，空袭空袭若等闲！
准备已万全，邻组肩并肩，保家卫国决心坚。
敌机不过虫与豸，我军必胜利，我军勇无前。
空袭何所惧？失败为何物？
敌机来皇土，统统下地狱。
次日一早，尤金·杜曼正在起床穿衣，便接到近卫的秘书牛场来电，称希望登门拜访。杜曼吃早餐时，牛场上门，情绪显得“激动而紧张”，称自己彻夜未眠，替近卫物色新首相人选。近卫给格鲁大使捎来一封信，表示自己的辞职“实属憾事，令大使失望”。信件由牛场起草，但在动笔之前，近卫已对选择东条的原因作出充分解释：只有东条才能撤销开战决定，“交给海军去做，会引发太多不满”。
……然而，敝人确信，新一届内阁同样将竭尽全力，把持续至今的两国对话继续下去，直至圆满成功。因此，敝人真诚地盼望，阁下与贵国政府不会因内阁更替，或因新内阁之表象不佳，或出于对新内阁之印象，而过度失望或气馁。敝人谨在此保证，敝人将竭力协助新内阁，实现那份当初勉力为之却惜哉未竟的崇高使命……
下午1时过后，七名“重臣”，亦即七名前首相，聚集在宫殿西侧的候见室召开会议，协助推选新首相。木户也在场，决定推荐东条；近卫由于是即将卸任的首相，没有出席。
有人提议选择一名皇族亲王，木户反对，因为一旦爆发战争，“皇室或将受到国民狂风暴雨般的谴责”。木户提名东条，称他“对时局之发展了如指掌”，有能力“促成陆、海军之间通力合作”，且理解重新审视9月6日的决议的必要性。
出身海军的冈田启介大将表示反对。此人担任首相时，正值“二二六”事件，奇迹般地从叛军手中逃过一劫。冈田称，以东条为代表的陆军集团，所作所为无不体现出他们刚愎自用、冥顽不灵。“恕我僭越引用内大臣的话：‘过去，陆军惯常从我们身后放冷枪，希望以后不要换成大炮。’”
木户对自己说过的话当然赞同，承认陆军的态度值得关注；不过，除东条外，还有什么人具备足够的地位、威望与能力，去压制少壮派军官与右派？海军里面可有此等人物？
“以我之见，海军绝不应在此时介入。”冈田说道，并推荐其友人宇垣将军。此人乃是自由派人士，曾在20年代支持裁减武装部队。
多名“重臣”对东条上任意见颇大，直到3时30分，以枢密院议长身份出席会议的原嘉道表示，只要东条肯遵循圣意，也就是重新考虑9月6日的决议，那么让他出任首相亦无不可。接着，广田弘毅（他曾在“二二六”事件后以文职身份出任首相，后屈服于陆军压力而辞职）问道：东条是否兼任陆相？
“兼任。”木户答道。
“那就没问题。”那意味着东条有能力控制住陆军之中的激进分子。
诸“重臣”纷纷表示赞同，而原的总结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内大臣提出的人选，自然算不得十全十美，只是除他之外再无合适的选择，那便不妨一试。”
木户如愿以偿。
东条此时正在收拾行装。原来，东条明白近卫内阁倒台多半缘于自己，担心受到天皇叱责，进而遭到调任。3时30分，侍从长打来电话，传达入宫面圣的指示。东条连忙抓起一些文件塞进公文包，打算用来支持自己的立场。
谁知天皇不但没有斥责他，反而说道：“特此命卿组阁。务必恪守宪法。朕闻当今局势严峻，望卿谨记，动荡时局，更需陆、海军密切合作。朕随后亦将召见海相，下达同样指示。”这番话令东条不知所措。
东条请求稍加考虑，便退下进入休息室。很快，及川也走进休息室，天皇对他的训示自然是要与陆军“密切合作”。木户走上前来，替天皇挑明一些只能暗示、不便明说的事情：“陛下刚刚或对两位提起过陆、海军合作一事。有关国体
之决定，陛下希望两位对国内外局势展开更为全面深刻的研究，不必顾及9月6日的决议。特将此事作为陛下旨意，传达给两位。”
天皇亲自撤销御前会议决议，这在日本历史上绝无仅有。东条奉命“白纸还原”，也就是说，要另起炉灶，从头与美国和谈。
东条一时间难以理解，好半天才对木户说，谨受陛下大任。在靖国神社里，东条俯首默祷。东条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从此以后，自己必须学会作为一名文职官员，而非军方将领，去考虑问题。这种巨大转变短时间内很难适应，但东条强迫自己去审视眼前的问题：他必须立即组建起一个内阁，全凭能力与经验挑选阁僚，去处理全日本方方面面的诸多事务；这必须是一个全国性内阁，而非军事内阁；而作为阁僚之首，他的第一要务便是绝对遵循天皇的旨意。东条发誓按照新的座右铭生活：“一切判断，皆以陛下为镜鉴。”每一个决定都将交给天皇。天皇的旨意即是镜子，倘若明亮，东条便一往无前；只要存在一丝阴影，东条便三思后行。此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准则呢？天皇生来就不属于任何阶级，他反映国民利益。
东条从神社回来，发现陆军省内沸反盈天。大厅里，两名情绪激动的将军把东条拦下，分别提出一份阁僚名单。东条嘴里念叨着陆军“过度干涉”，转过身去，大踏步走入办公室。东条要求召见文职官员星野直树，此人刚从“满洲”回国不久，乃是东条的亲信。星野最终被找到时是在歌舞伎剧院，他来到陆军省，发现东条席地而坐，各类文件在四周堆成小山。“你来做我的书记官长。”东条说道。
两人商议阁僚人选。“别把陆军选进来。”东条说道，同时又建议让备受陆军爱戴的石黑英彦出任文相。星野认为，石黑或将受到部分人士反对，成为隐患，便提出让现任文相连任，毕竟那人是大学教授。
“有道理。”东条说着，把石黑从名单中划掉，“藏相呢？青木、贺屋，谁合适？”
“这两人都经验老到。”星野说道。由于前者身在南京，而后者恰在东京，东条便在贺屋兴宣的名字下面打上记号。“外相让东乡做，如何？”
星野表示，当初从苏联手中收购“北满”铁路时，自己与东乡曾有合作，对此人了解颇深。“他性格坚韧，我觉得很不错。”东条又打上一个记号。
于是，星野给那些适宜人选打电话，要求他们迅速作出决定。有七人立即接受，包括贺屋与东乡在内的另外四人则心存疑虑，坚持要先与东条面谈。贺屋很快便来到东条办公室，问道：“现如今流言四起，称日美即将开战。听说陆军主张战争，您本人的态度呢？”
“若有可能，我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我并非好战之徒。”
“您无意发动战争，这当然很好，但大本营并不受政府辖制。”贺屋提出质疑，并提醒东条中国的问题。
“陆军违反内阁意愿发动战争，此等事在我这里绝不容许。”东条说道。
东条坦诚相待，贺屋颇受触动，便在作出决定之前，于深夜给近卫打去电话。近卫劝贺屋接受，努力实现和平。
贺屋登门后不久，东乡茂德
也前来拜访东条。东乡出身武士家族，但与那位声名显赫的海军大将
并无亲缘关系。他身材敦实，虑事周全，说话时总是故意拖着九州口音，东京人听着很是刺耳。在格鲁看来，此人性格冷酷，“极度缄默”。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官，东乡了解欧洲事务，甚至把一名德国女子娶进家门，在家族内引起轩然大波。不过，与大多数外交官不同的是，东乡习惯直言不讳地表达意思，有些人视之为粗鄙。东乡要求新政府能够保证让他真诚地展开谈判。近卫对美谈判为何没能成功？
东条坦率回应：近卫之所以下台，是因为陆军坚持要在中国保留驻军。有关中国驻军等问题，陆军必须“作出真正意义上的让步”，以便“在合理的基础上”达成解决方案。东条补充道，他不反对重新审议任何问题，但东乡必须当场给出答复，以便整理出名单，次日清晨奏呈天皇。
东乡选择接受。
次日，为与首相一职相称，五十七岁的东条晋升为陆军大将。授职仪式结束后，东条乘火车来到全日本最为神圣的神社——伊势神宫，按照惯例祭拜天照大神。
在公开场合，众人对东条当选表示热烈欢迎。《读卖新闻》称：该抉择将鼓舞日本“共克时艰，并给予反轴心国同盟一次沉重打击”。而私下里，部分人士，比如东久迩宫，却深感忧虑。亲王不清楚木户何以推荐东条，此人如此“好战”，天皇又何以亲加认可？
至于美国方面，舆论也存在分歧。《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奥托·托利舒斯在与大使馆参赞杜曼讨论过此事后评论道：“近卫内阁倒台，是由于一批极端分子发布好战论调。不过，此时便断定新政府必将同样受到那批极端分子把持，为时尚早。东条本人便是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保证……从某些角度讲，这次政府更迭或许有助于促进谈判……现在美国清楚，自己是在与日本陆军直接交流。”
然而，谈判中最具发言权的还是科德尔·赫尔。赫尔将新任首相描述为“日本军官的典型代表，心胸狭窄，顽固不化，思想褊狭”，甚至“相当愚蠢”。如果说赫尔对近卫期望不多，那么对东条便是“更少”。
[1] 电报中存在一处严重误解，若不是格鲁对近卫的言辞加以修饰，便是杜曼的翻译没能准确传达首相的意思。格鲁在电报中称，日方“毫无疑问、全心全意地同意国务卿阐述的四原则……”，而近卫在回忆录中追忆往事，提到那段话的日文原文是“原則的には結構であるが……”，意即“原则上可以同意”。近日，在一次采访中，牛场证实近卫的记忆无误，并表示在那次会谈过程中，他曾多次纠正杜曼译文中出现的谬误。罗伯特·布托将近卫那句话译为“作为原则，堪称绝妙”。辞书中，日文“結構”（kekko）确实有“绝妙”（splendid）的义项，但在此处语境中，它的意思是“不加强调的同意”，亦即“可以同意”。
格鲁对此作出的错误理解，后来被亨培克等人捏作把柄，用以抨击近卫满口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