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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连战连捷，攻陷汉口、广州，迫使蒋介石将国民政府迁至腹地城市重庆。尽管土地遭到征服，中国人民却未曾屈服。直到1939年初，日军仍看不到最终胜利的希望。成千上万的兵员折损，数以百万计的日元花费，换来的却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震怒。
日美两国敏感的邦交关系始于美国舰队驶入江户湾的那天，舰队司令佩里准将带着米勒德·菲尔莫尔总统的亲笔国书，要求日本打开闭锁已久的国门。美方此举之动机有三：通商、向黄种异教徒传播福音、输出1776年《独立宣言》的精神。日本强忍怨愤，顺从美方要求，不料却发现在随后的数年里，美国从官方与民间两方面，在教育、科学、医疗及生产领域给予日本诸多实质性帮助，助力日本从封建时期过渡至现代社会。由是，两国关系得到改善。19世纪晚期，美国将势力范围拓展至太平洋，兼并夏威夷、关岛、威克岛与菲律宾群岛，此举使得日本心生不安。但到1900年，共同面对义和团运动又使得两国重新走到一起。
四年后的日俄战争对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一种巩固，美国对处于弱势的日本抱以极大的同情。纽约《商业周刊》称日本“捍卫权利，不求逐利”，漫画家则将日军士兵描绘成英勇的武士，与俄国巨熊对峙。时任库恩-勒布银行总裁的雅各布·希夫对俄国反犹主义的相关报道深感悲痛，认为日本此番努力“不仅是一国之事业，更关乎整个文明世界”。希夫并不是嘴上空谈，而是真正投入资源帮助日本作战。日本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但没有能力终结战争，只得求助于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罗斯福总统作为调停人，为日本争取到最为有利的条件，日俄两国于1905年在新罕布什尔州签下《朴次茅斯和约》。然而，此举竟为美日两国的友好关系画下句点，可谓是世界历史上异乎寻常的转折点之一。究其原因，乃是日方全未意识到国家已濒临破产，反因条约未规定赔款事宜而大为光火。日本各地爆发反美骚乱，东京实施全面戒严。罗斯福的努力使得日本免于陷入困境，甚至可能是免于灾难，日本政府却对此只字不提。
第二年，事态愈趋恶化，不过此次的责任却在美方。当时在美国，尤其是太平洋沿岸地区，存在着一种杞人忧天式的恐慌，担心亚洲会在日本的领导下得到复兴，进而吞没西方文明。《旧金山纪事报》明言：“紧迫的世界性议题摆在我们眼前，统治世界的究竟是优等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还是劣等的东方民族。”旧金山教育委员会对“黄祸”
的恐惧达到顶峰，命令全体美籍日裔孩童前往唐人街的学校就学。
日本政府反应激烈，称之为“侮辱性的歧视行为，引发不容忽视之公愤”。战争也被提上议程，罗斯福总统密令驻菲律宾军队的司令做好准备，以防日本袭击。
后来，危机过去，怨愤仍存。“一战”期间，尽管两国属于同一阵营，敌对情绪却达到高潮。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呼吁“世界各国之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也就是侵略者应将强占而来的领土与权利交还中国。对数十年来苦心经营帝国的日本而言，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立场无疑是直接的威胁；日本军方首脑认为，为争夺西太平洋及亚洲的霸权，日美两国迟早会有一战。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排亚法案》，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此举使得日本军方进一步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在骄傲又敏感的日本人看来，该法案似乎是一种蓄意挑衅，就连那些亲美派也无法保持冷静。“在日本看来，这就像是最最亲密的朋友平白无故地给了自己一个耳光，”日本一位著名学者写道，“一年又一年过去，法案既未废除，亦无修正，这只会让伤痛之感在我等心中日益加深。如此一种感情，必将在两国之间的私人或公众交流之间，以某种形式流露出来。”
随着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入侵华北，美国的谴责态度越发强硬起来，两国之间的鸿沟亦在不断加深。道义上的谴责只会坚定日本平民大众的一种信念：为什么美洲可以实行门罗主义，亚洲就只能践行门户开放原则？中国东北盗匪横行，日本加以占领，此举与美国武装干涉加勒比地区又有什么差别？此外，美国幅员辽阔，岂能理解日本自“一战”之后便面临的苦恼？为什么英国、荷兰占据印度、新加坡、东印度群岛等地属于“合情合理”，日本从而效之的行为便是犯罪？美国当年通过诡计、酒精与屠杀从印第安人手中夺来领土，与如今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又有什么资格义愤填膺？
日本的极端“爱国者”密谋暗杀亲欧美派的领导人，并炸毁美、英两国大使馆。他们多次举行大规模集会，谴责美、英援助中国，并呼吁政府接受希特勒的邀请，与德、意达成三方协议。西方人入住某些酒店时遭拒，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侮辱，有时甚至遭到殴打，而警察完全袖手旁观。
所有这些冲动的排外情绪，又因东西方之间的道德、宗教甚至思维模式的差异而愈演愈烈。西方人的思考逻辑清晰精确，通过原理、定义与证据得出一个个合理的结论；日本人则是天生的辩证主义者，相信矛盾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本能地践行着矛盾对立的观念，并设法对矛盾加以调和。正确与错误、精神与物质、神灵与凡人——一切对立的元素都能达成和谐统一，这也能够说明，一件事物为何可以同时具备善恶两种属性。
与西方人非黑即白的思维倾向不同，日本人对事物的区分界限更为模糊。这点表现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便是看重“策略”而非“原则”，而这在西方人看来实属不知廉耻。西方逻辑好比手提箱，棱角分明，容量固定；东方逻辑则像风吕敷——日本人用来包裹物品的布，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用时甚至可以折叠起来，放入口袋之中。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矛盾体：优雅与野蛮、诚实与狡诈、勇敢与怯懦、勤劳与懒惰，一切都可以并存于同一个体之中。日本人对此却并不感到异常，只是将它们视为统一体，反倒不明白西方人为何无法理解。对日本人而言，没有矛盾是头脑简单的体现，此类人不会受到尊敬。一个人的身上存在的矛盾越多，其性格便越为深邃；自我斗争越尖锐，其内涵便越为富足。
这一哲学理念主要来自佛教，其教义认为世间万物皆存在于一片深渊之中，深渊不存在时间，不存在空间，也无法对一切作出区分。
四大皆空。同时，由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对事物加以区分亦不可能。因果之轮来去运转，“我”也只不过是水月镜花，并非实体存在。至于变化运转之轨迹，无人知晓，也无人掌管，因为造物主、天父或是命运，统统都不存在。
日本对中国采取的军事侵略行动中，存在“因果之轮”的作用。面对那些狂热的少壮派军官所策划的侵略行为，部分军方、政界领导人没有作为，他们表现得怯懦，某些情况下是为保全自身，或者是优柔寡断。然而，各个阶层中的多数人，只是遵循着教义，相信“因果之轮”毫无目的、永恒地“盲转”着，而自己只要顺从无言地躺在上面，随波逐流便是。出于特有的灵活性，部分宗派认为，死后人人皆可成佛，或者称之为“世尊”。另一部分宗派则相信，个体不过是无，救赎只存在于自我否定之中，人不过是虚无之海上的一片浮沫，终将消逝于无生无死、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海水之中。就连佛陀本身，其存在意义也不超过那根指向月亮的手指。
上述一切都可以用“沙扬娜拉”（sayonara）一词来表达，“沙扬”意为“如此”，“娜拉”意为“既然”，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就这样吧”。日本人随时都在向万事万物告别，因为在他们看来，每时每刻都是一场幻梦，人生本身便是一段漫长的“沙扬娜拉”。王图霸业终成黄粱，英雄圣贤竟为土灰，日月星辰来而复往，唯一永恒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
从这种对于死亡的强烈认知之中，日本人学到面对灾难的坚韧态度，同时也深刻体悟到，任何时刻都可能是最后一刻。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一种冷静的决心，不让自己因任何情况而感到低沉失望或是欣喜若狂，只是接受必然而已。鲤鱼最为日本人钦佩，因为它不畏艰难，逆流而上，越过最陡峭的飞瀑；可一旦落入罟网，面对刀俎，便不再挣扎，只是平静地等待结局的降临。就这样吧，沙扬娜拉。
美国人当中，即便是那些见识广博之士，也对“因果之轮”或那些少壮派叛乱军官所发挥的力量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们认为，日本入侵占领中国的行动，其主谋乃是一批希特勒式的、妄图称霸世界的军方首脑。
在日本人心中，形而上学的直觉与兽性本能的冲动并存。由此，哲学被野蛮化，而野蛮又被哲学化。叛乱分子犯下暗杀等血腥罪行，是出自“理想主义”；军人渡海前往中国，是为“解救东方”，结果却使大量东方人在南京丧命于屠刀之下。
日式思维在超验与经验之间，在菊与刀之间，不存在缓冲区。他们有宗教信仰，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上帝，没有唯一神；他们真诚，却不懂罪的概念；他们具有同情心，却缺乏人性；他们存在家族，却没有社会；他们拥有僵化的宗族制度带来保障，但也剥夺了个性。简而言之，日本人是一个充满干劲的民族，经常受到对立力量的驱使，试图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东西方之间还存在不少细微差异，也会不必要地加剧两者关系的恶化。比如，一个西方人问：“此路不通往东京，对吗？”日本人会回答“是”，意思是，你说得对，此路不通往东京。有时日本人表示赞同，仅仅是为了让对方开心，或是避免尴尬；在面对问题时，他们宁可给出错误答案，也不愿承认自己无知，上述种种，也都有可能造成误解。
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日本人古怪得难以理解。他们使用工具的方式完全错误：蹲在铁砧旁打铁；用锯子或刨子时不是推，而是拉；建造房屋从屋顶开始。开锁时钥匙往左拧（方向错误）。日本人不管做什么，方向总是反着：话倒着讲，书倒着念，文章倒着写。
有椅子不坐，去坐地板；生鱼活虾还蠕动着，他们也往肚子里填。前一秒讲完催人泪下的个人遭遇，后一秒放声大笑；穿着崭新的西服掉进泥坑，爬起来时还面带笑容；有话不肯直说，偏偏口是心非；谈到主题之前，总要拐弯抹角；在家待客过分客气，出门乘车粗鲁推搡；甚至把一家主人杀掉后，还要跟仆人道歉，说不好意思把屋子弄得一团糟。
西方没有意识到的是，在现代化和西化的外皮之下，日本的内在仍然属于东方。从封建主义到帝国主义的转变过于迅速，使得日本领导人重术而轻道，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去发展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
苏联与日本之间的敌对行为仍在持续，其原因倒并不是文化隔阂，而是领土纠纷。1938年夏，两国军队为争夺中苏边境的一座荒山而大动干戈，苏联红军与空军协同作战，日军惨败，不到两周日方便同意停战。约十个月后，在距离北平相对较近的中蒙边境诺门坎附近，另一场军事冲突爆发，并在几个星期内演变为全面对抗，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战。日军又一次溃不成军，伤亡人数超过50000。这是一场难堪的战争预演，不仅刺激了日军内部对于武器与战术的改良，更促使日本越发倾向于与德、意建立同盟。因为在日本看来，苏联、英国、中国、美国随时都有可能联手对抗自己。 [1]
1939年8月23日，诺门坎争端尚未完全得到解决之时，斯大林与死敌希特勒签订一项条约，使得中日两国陷入混乱。于当年1月接替近卫公爵出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为《三国公约》（即《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一事，曾先后召开70余次内阁会议，此时见事态竟落得如此结局，狼狈与失落之余，宣布“鉴于近日欧洲发生复杂怪奇之新情势，特率内阁辞职”。
希特勒与斯大林都向全世界吹嘘苏德之间那份历史性的条约，当然，那项瓜分东欧的秘密协议不在宣传范围之内。九天之后，即9月1日，150万德军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波兰夹在两股巨大的力量之间，短短数周便被肢解，不过西线本身却平静如昔，甚至有新闻记者讽刺这是一场“假战”。
随着侵华战争进入1940年，陆军参谋本部秘密决定，若不能在年内取得全面胜利，便选择逐步撤军，仅在华北地区驻留部队，以防范共产主义抬头。然而，六个星期后的5月10日，希特勒在西线发动闪电战，又一次打乱日本的战略方针。四日后的黄昏时分，荷军总司令投降。次日上午7时30分，英国新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被来自巴黎的电话吵醒，法国总理保罗·雷诺惊呼道：“败了！我们战败了！”两星期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宣布投降，无视政府建议，拒绝前往英国避难，并说：“我决定留下来。同盟国的事业已告失败。”不到一个月，法国宣布投降，英国也陷入自身难保的境地。
在日本军方首脑看来，希特勒唾手而得的胜利无疑是一种鼓舞，他们在对华战争上的态度就此改变，甚至提出口号：“切勿错过良机！”随着法国败北，英国也在苦苦挣扎、图谋生存，此时正是日军进军东南亚、攫取石油等急需资源的大好时机。6月22日上午，陆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召开联席会议，会上，那些不久前主张从中国撤军的人士，反过来建议对新加坡发动突然袭击。尽管计划最终遭到保守派否决，但侥幸心理与机会主义像是飘浮在空气中的病毒，一天天蔓延扩散。数个月前还在为对华战争之失败而妥协的日本人，眼见希特勒在欧洲一飞冲天，不禁也打起东南亚资源的算盘。
7月底，近卫公爵听从众议，第二次受命组阁，其中两个要职迎来新面孔：一是外相人选松冈洋右，此人是个舌灿莲花的外交官，精明强干，有时异想天开；二是陆相人选东条英机中将，此人生性勤奋，头脑冷静，有“剃刀东条”之称。与近卫不同，东条的思想没有那么复杂，他曾承担一系列艰巨任务，包括出任关东军内的宪兵队司令，收获良好成效，从而在陆军中树立起很高的威望。东条治军清廉，律人律己从严，用人只看能力与经验。在“二二六”事件中，与那些态度摇摆的将领不同，东条迅速传令全军，称“满洲”进入紧急状态，从而避免叛乱形成星火燎原之势。在东条看来，等级秩序大于天，“下克上”是“绝对不可宽恕”、无法容忍的举动。正因如此，军方保守派，以及那些害怕再次发生流血叛乱事件的文官，都对东条青眼有加。毋庸置疑，近卫相中东条，主要原因亦在于此。
松冈出任外相之前，曾任“南满”铁路总裁，与任职于关东军的东条也有密切合作。此人性格与东条几乎完全相反，虽然同样头脑清醒，为人却更为浮夸，喜好冒险，相信直觉。与沉默寡言的东条不同，松冈口若悬河，有两个恰如其分的外号：“五万言先生”和“讲话机器”。不过，在谈到自己过于健谈时，松冈心平气和地加以否认：“喋喋不休的目的，要么是收回前言，要么是找寻借口。这两件事我从未做过，自然也绝不会喋喋不休。”英国驻日大使克雷吉则如此评价松冈：“嘴里讲出一百句话，却没有几句有价值的，此等人物我还从未见过。”同时，克雷吉也认为松冈头脑敏锐，性格固执，意志坚定。
松冈生得身材短小，皮肤黝黑。当初在国联大会争论“满洲”议题时，松冈匆匆退场，他那短平头、小胡子、大号玳瑁边眼镜与夸张的怒态曾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十三岁时，松冈跟随做船长的叔叔出海，却被抛在美国海岸，被迫自谋生计。被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户美国家庭收留后，松冈开始艰苦的谋生之路，先后做过劳工，在律师事务所打过杂，甚至为赚取学费做过临时仆从。自俄勒冈大学毕业后，松冈在美国工作三年，而后返回日本，凭聪明才智与精力充沛，一举成名。
如果说近卫公爵尚且愿意听取别人意见，那么松冈便是刚愎自用。有太多想法源源不断地涌入松冈那颗敏锐的头脑，而他只顾得上阐述，没有时间倾听。此外，松冈讲话时有故弄玄虚的倾向，听者往往感到困惑不解，甚至有人认为他精神失常。不过，在外务省的下属，比如斋藤良卫博士与加濑俊一看来，这只是松冈性格中的矛盾因素在行为中的表现。松冈享受头脑中的思维碰撞，时常讲出一些自己并不相信的话，或是提出一些自己反对的建议，通过证明这些所言所行的荒谬，去顺利推行自己的所思所想。此人眼光深远，却很少对自己的展望作出解释。即使解释，凭借那种正话反说的表达方式，也难怪会让听者陷入云里雾里。一部分人认为松冈乃是全日本第一流的人物，但即便是那些人，也认为他的外交举动是在走钢丝，从而捏着一把冷汗。松冈反复向同僚保证自己是亲美派，提起美国时却多番出言不逊；他不信任德国，却向希特勒献媚；他反对军国主义抬头，同时又大肆宣扬主战言论。
矛盾的把戏同样在家庭生活中上演。松冈厉声斥责七个孩子，又让他们骑在他背上嬉闹；教育子女专制独断，却从不吝惜慈爱与关心。松冈家曾有一名书生（一种既做秘书工作，也照料生活起居的仆人），名叫荻原极，此人十分害怕松冈的暴脾气，面对主人甚至不敢抬头直视。一次，松冈沐浴过后，在房间里大喊道：“喂！”荻原朝房内瞄去一眼，发现松冈不耐烦地指向腰间，便拿来一条束腰带，不料松冈大怒，却也不明说要的究竟是什么。荻原无奈，只好去问女佣，才明白主人这个特殊的手势，意思是需要兜裆布。在松冈“闭门谢客”的日子里，有时会有一些执意要求会面的客人，荻原进去通报时，便会遭到一顿怒吼：“根本不在家，怎么会客？”荻原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最终忍无可忍，选择辞掉这份痛苦的工作。然而，数年之后，荻原写信请求在“南满”铁路谋个差事，松冈偿其所愿。在那副凶悍、狂傲、急躁的外表之下，松冈拥有迥然不同的内心，而这一面并不时常为人所见。
新内阁成立仅四天，便通过一项崭新国策，以应对日本所面临的“前所未有之严峻考验”，声称其基本目标在于实现世界和平，而达成目标的手段，则是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新国策要求整个民族动员起来，全国上下为国献身，实行计划经济，改革国会，并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
此外，日本还要与德、意签署三方协定，与苏联达成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至于美国方面，尽管对日本实施战略物资禁运，但只要它同意日方的“正当要求”，日本也会尝试去安抚美国。除此之外，趁欧洲陷入战火之际，日本准备进军印度支那甚至更远的地方，必要时可以通过武力夺占一个帝国。
该项国策的实际构想者其实是军方首脑，他们说服以近卫首相为首的内阁成员，使他们相信时值世界纷乱之际，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日本生存下来。此举意味着“切勿错过良机”成为正式国策，事变升级为战争，日本进一步走上侵略的道路。美式民主的一个基本元素，是文职领导人的权力大于军方领导人，而日本却恰恰相反。尽管《明治宪法》对内阁与军部的权力分属有所规定，但在实际运作中，对内政、外交知之甚少的军方首脑往往能够支配内阁文臣，因为军方首脑辞职会导致政府垮台。不过事实上，军方影响力之大，早已不需要以辞职相威胁。军事独裁已成为一种传统，极少受到质疑。结果是，日本的各项国策，竟是由一批一心尚武、思想狭隘的陆海军将领所制定，但他们却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些制定“切勿错过良机”国策的军国主义者并不是渴望与欧美开战，他们根本没有预见爆发新战争的可能性。随着法国战败，英国则在奋战求生，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与稻米，正是“宝藏散落满地，谁捡到就属于谁”。不到两个月，日本便迫使软弱无能的维希政府在河内签署协定，允许日军在印度支那北部建立空军基地，并将该地区作为进攻中国的跳板。
对于这一切，松冈以及部分头脑清醒的军方高层并不是未加抗议。他们预见到日本正走在与英、美爆发冲突的道路上。然而，抗议无济于事，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含泪辞职。
对于日军进驻印度支那一事，美国反应甚为强烈，因为美国向中国运输物资需要通过滇缅公路，如此公路将暴露在日军威胁之下。英国首相丘吉尔却不把印度支那北部的日军放在心上，并建议从新加坡撤出英印军的两个旅。“依我之见，所谓日本对马来亚的威胁并不严重，只是一时之情况，很快便会有变化，”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表示反对，立马致函首相称，“种种迹象表明，德日两国已在最近达成某种协议，因此，为新加坡的陆防作出些许巩固，方是明智之举。”
艾登的猜测无误。与德、意经过长期讨论之后，《三国公约》即将正式签订。海军担心协议会使得日本在某些情况下自动加入战争，此时仍然反对。但松冈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加以连珠炮般的理由，对海军的观点加以反驳。松冈宣称，“条约将迫使美国对日采取政策时更为谨慎”，进而避免日美之间爆发战争。再者，即便德国真的与美国发生战争，也并不意味着日本会必然受到义务约束，援助德国。
难以抵挡松冈的语言攻势，此外由于民间对缔结同盟的呼声很高，这些异议人士最终也被说服。近卫违心地表示同意，因为他很清楚，反对陆军的结局，就是再次被迫辞职。近卫对女婿表示：“我的想法是，把军队当成一匹马，骑着它远离战争。”天皇与海军一样，反对签订公约，并在加盖玉玺之前警告近卫称，此举或将最终导致日本与英、美开战。“今后是甘是苦，”天皇的口吻中带着不祥的气息，“卿须与朕同享同当。”1940年9月27日，公约在柏林正式签订。
在英、美两国看来，此事进一步证明，日本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事实上是一丘之貉。三个“土匪”国家联起手来，企图征服世界。美国立即进行报复，把各种废金属也添加到7月刚刚公布的禁运清单中，与各种战略物资、航空燃料并列。
对《三国公约》大感震惊的不仅仅是英美，苏联《真理报》也称此举“使得战争局势进一步恶化，战争范围进一步扩大”。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一再保证，公约所针对的仅仅是美国的战争贩子。“公约自然不包含任何针对美国的侵略性内容，唯一目的只是要那些竭力呼吁美国参战的群体醒悟过来，向他们表明，美国一旦参战，便会自动与世界三大强国为敌。”里宾特洛甫反过来建议苏联也加入公约，并给斯大林写下一封长信：
苏联、意大利、日本、德国是世界四大强国，其历史使命，乃是制定一项长远政策，使他们的利益范围扩大到全世界，最终引导他们的人民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松冈自信地认为，自己设想的计划有助于实现世界和平。他的部分密友对此迷惑不解：松冈本人既然亲美，为何却与德、意结盟？松冈解释道，与德、意结盟才是避免与美国爆发战争的最佳途径。“你先站稳脚跟，坚决反击，”松冈对长子说道，“美国人才会明白你是个男子汉，那样你们才能以平等的身份对话。”松冈认为，只有他自己才真正地了解美国，甚至曾表示：“真正存在的只有我认知中的美国、我认知中的美国人，其他美国、其他美国人，统统不存在。”
在与斋藤博士的谈话中，松冈表示：“我很清楚，人们会说这绝非易事。”但是，他与希特勒结盟“目的在于牵制陆军的侵略政策……并阻止美国的战争贩子介入欧洲战争。在此之后，我国便可以与美国握手言欢。如此一来，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得以保证，同时也能够在全世界形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大联合，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
此外，松冈还称，中国问题也可以通过《三国公约》得到解决。“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依靠互助共荣，而不能指望在外界力量的帮助下去威胁中国。为此，我国应当借助第三国从中斡旋。在我看来，最佳选择莫过于美国。但问题是，日本（具体说是陆军）肯作出何种让步？日本应该要同意完全从中国撤军。”
说话素来拐弯抹角的松冈最后得出结论称，欲实现此目标，最佳选择是支持里宾特洛甫的计划，与德、意及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携手，组成四国联盟。同时，他请缨亲赴苏联，实现该外交目标。经过长时间争论，军方首脑终于批准他的欧洲之行，但不许松冈给希特勒带上见面礼——日军进攻新加坡的承诺。
1941年3月12日，东京火车站挤满为松冈送行的人群。发车铃响起后，松冈快步冲到杉山大将面前，又重新提起新加坡一事，问陆军准备什么时候把它打下来。
“目前恕难奉告。”杉山冰冷地答道，内心暗想，松冈这人真是讨厌！
在穿越西伯利亚、前往柏林的漫长旅途中，松冈再次证明自己的确惹人讨厌。陆军为防止松冈轻率地对新加坡问题作出承诺，派遣永井八津次大佐与之随行。松冈私下对永井说道：“永井老弟啊，你看能不能在边境挑点事，我来让日苏两国签下中立条约。”
抵达柏林后，松冈首先与希特勒会面。即便是在与元首的谈话中，占据主导权的仍然是松冈。希特勒多数时间都沉默着，少有的几次开口，也大多是在谩骂英国，高叫着：“英国绝不可姑息！”
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及第三帝国其他高级官员都在竭力劝说松冈，称占领新加坡对日本利处颇多。里宾特洛甫称，此举“极有可能将美国排除在战争之外”，因为在那时，罗斯福不敢冒险把舰队开往日本海域。同时，希特勒也下保证称，日本一旦参战，德国必将鼎力相助，“即便不谈德美两国士兵素质的云泥之别，美国也绝不是德国的对手。”
然而，每当话题涉及新加坡，松冈总是避而不谈。日方使节团赠予赫尔曼·戈林一幅富士山画卷，戈林收下后半开玩笑地说道，只要“日本攻下新加坡”，他就去亲眼看看富士山实景。松冈的反应只是看向紧张的永井，点点头说：“这事儿您得问他。”
对与斯大林签署条约一事，松冈依然信心十足，唯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四大国同盟建议的发起者里宾特洛甫竟泼起冷水：“这类条约怎能在此时缔结？您可别忘了，苏联从不会白白与人好处。”永井认为这是一项警告，驻德大使大岛浩将军甚至私下向松井透露称，德苏两国极有可能在不久后开战。尽管如此，松冈的热情仍没有丝毫减退。
4月6日，日本使节团离开柏林。抵达苏联边境时，有消息传来称，德军入侵南斯拉夫。永井等顾问深感忧虑，因为就在前一天，苏联刚与南斯拉夫签署中立条约。松冈却依然劲头十足，对私人秘书加濑俊一说道：“与斯大林的协议，已是我囊中之物了！”
松冈所言不虚。抵达莫斯科一星期后，他在克里姆林宫签下中立条约。在盛大的庆祝宴会上，斯大林对事态的转变感到十分高兴，亲自给日本客人上菜，又是拥抱，又是亲吻，甚至还翩翩起舞。该条约证明所谓德国即将袭击苏联确属谣言。毕竟，假如希特勒真有进攻苏联的打算，又怎么会允许日本来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开场祝酒时，斯大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并断言，尽管意识形态不同，但谁都不应背弃外交盟约。
在回敬斯大林时，松冈的发言逾越了一名日本外交官的身份。“条约已经签好，”松冈脱口而出，“我这个人从不说谎。如果我说谎，就把脑袋割下来送给您。但如果说谎的是您，那我一定会来取您的项上人头。”
“本人的项上人头，对我国十分重要，”斯大林冷淡地反驳道，“尊驾的脑袋，对贵国想来也同样如此。所以两颗头颅还是安稳地长在各自脖子上为好。”松冈为缓和气氛，开玩笑称永井与海军同僚“总是在讨论怎么把贵国打个落花流水”，反倒让尴尬的气氛进一步跌落至冰点。
斯大林正色道，日本固然强大，苏联也非1904年的沙俄可比。片刻之后，他又重新找回平日的幽默感，说道：“你是亚洲人，我也是。”
“对，都是亚洲人。这杯敬亚洲人！”
推杯换盏，祝酒频频，东行的列车不得不推迟一小时。在月台上，松冈一行发现微醺的斯大林与莫洛托夫从边门过来道别，大感惊讶。斯大林吻了吻永井，高声道：“英国之所以今天吃尽苦头，是因为他们对军人评价太低。”接着又面带喜色，张开双臂，像熊一样环抱住矮小的松冈，深情地拍了拍他，说道：“有了《苏日中立条约》，以后在欧洲就没什么好怕的了！”
高乃依笔下的角色曾说：“我拥抱敌人，只是为了使他窒息。”
松冈没有想到这点，反倒兴高采烈地答道：“在全世界也没什么好怕的！”接着，他就像一名征服者般登上火车。（使节团在车上时，斯大林已在拥抱另一位大使——希特勒的特使弗里德里希·沃纳·冯·德·舒伦堡伯爵，并说：“你我必须保持友谊，请为此尽一切努力。”）列车穿过西伯利亚时，松冈告诉加濑，离开莫斯科之前，自己曾与老友——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畅谈，达成一致意见，即恢复日美两国友好关系。“舞台搭好啦，”松冈说道，“下一步就是去华盛顿了。”
在地球另一端的华盛顿，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正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携手努力，弥补日美之间的分歧。野村其人性情温和，一目已失明，进入外交界之前曾是海军大将。两人会谈的促成者是两位热情的天主教神父：一人是玛利诺外方传教会
的总会长华理柱主教，另一人是其助手詹姆斯·M.德劳特神父。约半年前，两位神父带着库恩-勒布银行投资银行家刘易斯·L.施特劳斯的介绍信，前往东京拜访产业组合中央金库
理事井川忠雄。两人劝说称，日美之间的问题，可以在两国善意人士的帮助下和平解决，并向井川展示一份备忘录，其内容是对“远东门罗主义”的鼓吹，以及对反共立场的明确。井川读过备忘录，大受触动，认为凡是理智的日本人，都会颔首称是。井川曾以大藏省官员的身份留美数年，在纽约银行界人脉颇广，妻子也是美国人。井川猜想，此份提议背后有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因为德劳特神父称，这番行动已经过美国政府中“高层人员”的批准。于是，井川联系到近卫首相与松冈外相，满怀热情地向他们介绍起两位神父。首相建议井川先去与陆军省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岩畔豪雄大佐接洽，以试探军方的看法。岩畔乃是理想精神与狡诈手段的精妙结合体。欲将两位神父的计划付诸行动，岩畔实属最佳人选，因为此人素来坚信拯救日本之道正是与美国修好，而耍弄阴谋也已融入其生活方式之中。在嬉皮笑脸的面孔背后，岩畔拥有陆军中第一流的机敏头脑，同时他也是一位谍报专家，曾创立著名的中野学校，以向亚洲各国不断地输出间谍。这些间谍训练有素，且被灌输了岩畔本人的“理想主义”观点——亚洲各国应当自由地联合起来。日本打算印刷总面额为15亿美元的日币假钞，使之流入中国，以破坏中国经济
，该计划的提议者也是岩畔。此外，岩畔还曾说服关东军首脑，允许约5000名逃离希特勒魔爪的流浪犹太人来“满洲”避难，其理由在任何真正的日本人看来都合情合理：当年日俄战争时，犹太人建立的库恩-勒布银行曾为日军提供资金，这是日本欠犹太人的一笔债。
岩畔大佐安排两位美国神父与军务局长武藤章少将见面，武藤同样深受触动，表示赞同。1941年元旦前后，两位神父返回美国，邀请另一位声名显赫的天主教徒——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C.沃克加入到计划当中。在沃克的安排下，罗斯福总统接见华理柱，读过那份热情洋溢的长篇备忘录后，又转批给赫尔，附注写道：“……你怎么看？富·罗。”
“总体而言，我对该计划在当下的可行性表示怀疑。”赫尔提交一份由斯坦利·亨培克博士起草的意见书作为答复，此人是赫尔的远东事务高级顾问，素以同情中国、敌视日本而闻名。 [2] “以我之见，在当前阶段，日本政府及日本民众诚心接受这种安排的可能性极小，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
然而，罗斯福对该计划兴味盎然，指示邮政总局局长沃克把本职事务交由助手处理，而沃克本人则全力协助华理柱主教开展工作。沃克以代号“无名氏”的“总统特派员”身份，在纽约市伯克郡大酒店18楼设立了一处秘密总部。
1月下旬，华理柱主教致电井川：已与总统会晤，有望取得进展，静待事态发展。井川收到电报，正犹豫自己是否也该飞往华盛顿，协助两位神父和即将赴美的野村大使，去寻求两国共存的方案。野村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在美国交游颇广，与罗斯福总统也有私交。但不幸的是，在外交工作方面，野村既没有经验，也缺乏手腕。
井川前去咨询岩畔大佐。大佐不但鼓励他赴美，还设法搞来一本商务护照，两位愿为和平作出贡献的实业家负责提供资金。井川此行前去协助野村，但表面上是去与美国商人谈判。不料消息走漏，松冈（此时他刚要启程赴欧）指责陆军“干涉对美谈判”，“甚至为此提供资金”。陆相东条英机对此一无所知，便把岩畔叫来办公室问话。岩畔巧舌如簧，竟让东条直截了当地通知外务省称，陆军对井川此行的使命一无所知。
这当然是在玩火，不过岩畔认为，若能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冒些风险实属值得，况且，此人原本就爱玩火。令岩畔没有想到的是，他本人在该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到此并没有谢幕，反倒是刚刚登台：东条十分欣赏岩畔对局势的深刻把握，令他前往美国协助野村。
为做好万全准备，岩畔与主战派和主和派分别接洽。某天夜里，在银座的一次宴会上，血盟团团长井上日召劝岩畔从事间谍活动：“英、美正在封锁我国，一场大战绝对免不了。您此去美国，得弄清楚我们应该何时动手。”不过，井上此类黩武主义者属于少数，绝大多数人士仍然建议岩畔用体面的方式解决问题。
3月30日，岩畔带着玩弄阴谋的想法来到纽约，发现美国国内在是战是和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干涉主义者深信，只有帮助各民主国家击败侵略者，才能保障美国的未来，实现长治久安。不久前，干涉主义者在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承诺向轴心国的敌人提供“除直接参战外的”无限制援助，这意味着美国将会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支持该项措施和战争本身的是“不列颠包裹”
等组织，以及那些来自欧洲的少数族裔——他们的亲人还在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魔爪之下。反战派的构成则更为复杂，汇集着形形色色的面孔：以查尔斯·林德伯格为代表的“美国优先”右翼组织
；参议员博拉和德美同盟会；由美国共产党和各劳工政党主导的“美国和平动员”组织
；美国中西部那些同情英国和中国，却又不希望卷入战争的老派孤立主义者。
岩畔刚下飞机，便被带到圣巴特里爵主教座堂，与华理柱主教、德劳特神父会谈。“在《三国公约》的约束下，日本绝不能有任何出卖其他签署国的行为，”岩畔说道，“第十三位门徒犹大出卖耶稣基督，千百年来受到基督徒唾弃。日本人与基督徒同样讲求信义。因此，假如您的条件是退出《三国公约》，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谈下去了。”得到两位神父的理解后，岩畔前往华盛顿，在沃德曼公园酒店订下一间房。不久前，科德尔·赫尔也在该酒店租下一间套房。次日一早，岩畔找到野村大使报到，发现野村为人和蔼，且对两位神父及井川开辟的那条非官方渠道很有热情。然而，使馆内大多数外交官都对该方案持反对态度，甚至毫不掩饰对井川的蔑视态度。对那些外交官而言，新来的岩畔更令人难以捉摸。此人看上去“坦诚直率”，但使馆人员总怀疑其目的是替陆军掩饰侵略意图，因此对其特别提防。
4月2日，井川和岩畔这两名非官方外交人士在德劳特神父的协助下，着手起草《日美谅解草案》，历时三天完成。《谅解草案》内容广泛，措辞缓和，从《三国公约》到西南太平洋经济活动问题都有所涉及，其中最为重要的几点与中国有关：日本承诺从中国撤军，并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所有主张，前提是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蒋介石政府要与其敌对政权——中华民国前行政院长汪精卫领导的南京政府合并。 [3]
德劳特把一份副本交给邮政总局局长沃克过目，沃克称之为“日本‘意识形态’与国家政策方面的一场革命，也是美国政治家取得圆满成功的证明”，并将其呈交给罗斯福，建议总统“趁日本领导人尚未遭到暗杀”前，迅速签署。另一方面，日本大使馆内，大使野村、公使若杉要、一干陆海军驻外武官，以及外务省条约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措辞作出些许修改后，一致同意签署《谅解草案》。
在美国国务院内，多位远东事务专家对《谅解草案》仔细研判后，得出结论称：“其中大部分条款，都正中日本帝国主义狂热分子之下怀。”赫尔同意该看法，但同时也觉得，“尽管其中部分观点荒唐无稽，但有些观点其实可以接受，还有一部分可以在修改后达成一致。”4月14日，井川告知野村称，自己已与赫尔约定当晚于沃德曼公园酒店秘密会晤，野村要走一条后门走廊前往赫尔的套房，在8点钟准时敲门。野村半信半疑，以为是一场恶作剧，但还是按照要求前去，惊讶地发现开门的果真是赫尔。赫尔神情忧郁，若有所思，讲话总是慢条斯理，除非是在情绪激动之时——这一点，野村此时还没有机会领教。赫尔的家乡是田纳西州那片山区宿怨之地
，而其本人性格也爱记仇。
野村隐晦地表示，他对某份“谅解草案”了如指掌，尽管还没有将其发往东京，但相信日本政府对此“会持积极态度”。赫尔对草案中的部分要点提出异议，同时表示，只要上述问题得到解决，野村就可以把修改后的文件发往东京，以确定帝国政府是否会将其作为“谈判基础”。外交经验尚浅的野村把赫尔的话误解为美国将会接受修改后的草案。
野村可谓是大错特错。赫尔并不认为草案里的建议能够构成谈判的坚实基础，但他的表述却在不经意间对野村作出误导。导致此等误会的原因，或许是野村的英语水平尚不过关，也或许是他对和平解决方案的渴望太过强烈，没能仔细理解赫尔那含糊的措辞。不管怎样，此事更大程度上错在赫尔。尽管赫尔主观上没有意图，但他理应明白，自己的表述某种程度上对野村是一种鼓动。这是一次方式方法上的过失。
两日后，两人又在酒店套房内会晤。“我国政府关心的一个首要问题，”赫尔以缓慢、迂回的方式说道，“是得到日本政府事先的明确保证，日本政府有意愿与能力推进一项计划……关于解决问题，放弃现行的军事征服主义……并采取我国政府始终所宣布且践行的、应当作为国家间一切关系之基石的原则。”赫尔拿出一张纸，上面列有四项原则：
1.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2.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
3.支持均等原则，包括通商机会均等；
4.维持太平洋地区现状，以和平手段改变现状除外。
野村问赫尔是否“在相当程度上对《谅解草案》中所含的提议表示认可”，以确认自己早先的乐观看法是否牢靠。赫尔回答说，有些提议可以欣然接受，另一些则必须修改或是删除。“……不过，如果[贵国]政府真诚地就方针作出改变，”赫尔继续说道，“我[可以]认为，两国很有理由就一切重大问题和分歧找到彼此都十分满意的解决方案。”野村闻言，深感安心。尽管赫尔明确指出此次会晤“绝非意味着达到谈判阶段”，“只是纯粹、初步地，以非官方形式探索何种行动能够为日后的谈判铺平道路”，但野村依然保持乐观。
野村把赫尔的建议与异议转告给井川、岩畔二人，又把自己的意见大部分纳入修订后的《谅解草案》之中。文件经加密发往东京。野村强烈建议政府积极考虑，并补充道，赫尔对《谅解草案》“总体来讲并不反对”（这确属事实，赫尔曾多番表达该看法），且愿意将此作为谈判之基础（这违背事实，赫尔全无此等打算）。
这次犯下外交错误的是野村，程度与赫尔同样严重。赫尔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并没有附在发往东京的文件之内。假如近卫首相能够看到四项原则，他对《谅解草案》的热情必会降温。然而现实情况是，首相错误地认为事态进展良好，大受鼓舞，召开军政首脑出席的紧急会议。包括军方首脑在内，与会众人深感兴奋，认为原则上应立即接受美方提议——那份他们错误认知中的《谅解草案》。 [4]
外务次官提出异议，认为不应操之过急，待外相自莫斯科回国后再作打算。近卫认为松冈难打交道，不愿与他产生冲突，便选择默许。4月21日，近卫听说松冈终于抵达那座距日俄战争那片战场不远的城市——大连，便通过电话通知松冈立即回国，共同考虑华盛顿方面提出的一项重要提议。松冈满心以为那是自己在莫斯科时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会谈的成果，便得意扬扬地对秘书说，自己很快就要前往美国，去实现世界和平了。
次日下午，松冈的座机抵达立川空军基地，受到接机人群的热烈欢迎。深受痔疮折磨的近卫也在其中，座位上垫着一个充气皮圈。近卫提议与松冈共乘一辆汽车前往首相官邸，其他阁僚正在那里等候；至于与美国谈判的情况，他打算在车里便告知松冈。松冈却说，他想先去宫城护城河边的广场稍事停留，向天皇行礼。在近卫看来，在记者的照相机下深深鞠躬，实属惺惺作态之举；而在松冈进行这种仪式之时，他又不能只是站在一边，否则会被指责为大不敬。
既然无法说服松冈放弃行礼，心高气傲的近卫只好选择与松冈分乘两辆汽车离开机场。 [5] 在前往宫城的途中，外务次官道出实情：和平提议的促成者并不是松冈，而是两个外交门外汉。松冈感到颜面尽失，故意拖到很晚才去首相官邸出席《谅解草案》会议。会上，松冈不仅回避近卫，甚至连会议的主题也避而不谈，左一句“希特勒兄”，右一句“斯大林兄”，好像那两人是他的挚友。起初，松冈满腹怨气，后来越聊越起劲，精神焕发地提到自己告诉斯坦哈特，罗斯福“是个赌徒”，美国越是提供援助，中国问题越无法得到解决，战争越会持续下去。“我对斯坦哈特讲啊，美国总统爱好和平，就该与同样爱好和平的日本合作。应该让罗斯福去劝说蒋介石，与我国和解。”此外松冈还称，里宾特洛甫表示，德国与苏联签署条约只是“情势所迫”，一旦真正开战，斯大林在德国兵锋之下很难撑过三四个月。
当然，会议不可能一直回避正题。当终于谈到《谅解草案》时，松冈厉声喝道：“不管你们陆海军怎么说，我肯定不同意！别的先不提，我国与德、意签订的条约怎么办？再说美国，这是惯常把戏了，上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拿《石井-蓝辛协定》
来利用日本，仗一打完，就翻脸不认账。”松冈毫无预兆地宣布自己身心俱疲，需要“休养一个月”来仔细考虑，说罢便离开会场，打道回府。
众人的疑虑并未因松冈那番自吹自擂而消除，会议持续至深夜，武藤将军与东条都建议不再拖延，立即接受《谅解草案》。翌日，近卫首相召见松冈，恢复冷静的松冈只是表示：“请您先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忘掉那趟欧洲之行，然后再考虑眼下的情况。”
这一考虑便是一个星期。见松冈毫无动静，陆海军开始施加压力，要求免去他的职务。众人无法判断松冈持此态度究竟是何缘故：是因为谈判抛开外相，从而冒犯到他呢，还是仅仅因为对外行人议和不够信任，担心招致灾难，他才选择保持谨慎？
松冈本人给出的理由是：《谅解草案》不过是陆军的一项阴谋，岩畔大佐是在利用自己。陆海军怒不可遏，身在华盛顿的谈判人员也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什么环节。性情焦急的岩畔最是煎熬，在4月29日天长节那天，终于按捺不住，提议与松冈通电话。这自然是轻率的行为，但行事轻率正是岩畔的特点，众人为其热情所感染。最后决定，由岩畔、井川二人前往邮政总局局长在纽约市设立的秘密总部使用电话。晚上，两人来到伯克郡大酒店的1812号房间，举起葡萄酒遥祝天皇万岁。大佐不胜酒力，两杯下肚便头晕目眩。晚上8点（日本时间为次日上午10点），岩畔把电话拨到松冈位于千驮谷的住所。
“欧洲之行一切顺利，恭喜恭喜。”岩畔开口道，“那天我送您的那条鱼，您觉得怎么样？请尽快烹熟，否则会变质。野村等人都在等着您的答复。”
“我知道，知道，”松冈敷衍道，“告诉野村，让他别那么着急。”
松冈态度如此不逊，惹得岩畔心头火起，很想扇他一记耳光。“烦请打探其余众人看法。鱼若放得太久，必将变质。一旦变质，全部责任都会归在您身上，务必小心。”
“我知道。”松冈的态度依然粗鲁。岩畔一把扣下电话，嘴里不知嘟囔着什么，突然昏过去，吓得井川不知所措。
次日，两人又去拜访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胡佛热情接待两人，但表示眼下执政党不是共和党，谈判一事自己爱莫能助。“战争一旦爆发，文明将倒退500年，”胡佛表情阴沉，接着又补充道，“谈判必须在入夏之前完成，否则就会失败。”
东京方面，松冈仍在拖延对赫尔的答复，并将《谅解草案》告知希特勒，正在等待他的答复。
对那些催促立即采取行动的阁僚，松冈再三强调，在批准《谅解草案》之前，应当先要求美国签署一项不会影响日、英开战的中立条约。野村奉命就签署该中立条约一事前去试探赫尔，不出意料，赫尔断然拒绝。松冈恼羞成怒，于5月8日谒见天皇时表示，一旦美国参与欧战，日本便应支援轴心国盟友，并进攻新加坡。松冈预言在华盛顿的谈判将无疾而终；假如会谈取得成功，那就意味着日本必须牺牲德国与意大利，去安抚美国。“事若如此，臣恐不能继续效力于内阁。”
天皇把松冈的表态亲自转告近卫公爵，同时表达自己的“震惊与深深关切”。近卫秘密与陆相东条与海相及川古志郎会面，他们一致同意逼迫固执的外相采取行动。众人草拟出一份接受《谅解草案》主要条件的答复，指示松冈立即发出，不得延误。
5月12日，野村把文件带到赫尔的套房。赫尔读过，大失所望，因为它“在达成协议方面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基础，除非我方愿意牺牲一部分最为基本的原则，但这显然并不可能”。不过，无论如何，这总算是日方给出的一份正式提案。赫尔决定“以该提案为基础，设法说服日方于此处修改几笔，彼处删除几项，再增添些许内容，直到双方都能够接受，以友好的方式签署协议”。
然而，事情无法如赫尔设想的那般进展顺利：双方会谈本就因语言不畅、立场顽固、态度僵硬、沟通混乱而受到严重阻碍，此时更因美方截获日本密电而进一步遭到干扰。日方自认为牢不可破的外交密码已被美国密码专家破译。在代号为“魔术”的行动中，美国成功截获并破译大量日本政府发往驻各国外交官的电报。因此，通常在会谈之前，野村的想法就已为赫尔所知。
不过，负责筛选电报的是一名海军军官，此人认为价值不高的信息便不会上报给赫尔。此外，电报翻译人员对佶屈聱牙的公文化外交日语并不精通，因此赫尔有时也会受到误导。
曾在田纳西州担任地方法官的赫尔，对日本人那挂在脸上的“冰冷”微笑向来反感，也讥讽或取笑日本人点头哈腰的姿态与说话时的“咝咝声”
。赫尔的首席顾问亨培克博士的观点是：日本人不可信，与日本达成任何妥协，都是对美国民主原则的背叛。加上赫尔本人的反感情绪，博士说服他并没有花费太多工夫。
亨培克与上司赫尔一样，道德观念很强。他在中国长大，生来便敌视日本，纯粹从道德立场去看待日本的扩张。根据其在国务院的同事J.皮尔庞特·莫法特的描述，亨培克把“日本当作太阳，把德、意当作围绕它旋转的卫星”。自1938年秋季以来，亨培克一直支持经济战，主张制订“外交层面上的‘战争计划’”。他生性固执而敏感，坚信日本是一股“侵略成性”的强大势力，在一群傲慢的军国主义者统治下穷兵黩武，又因世界各国的弱小而越发恣肆。亨培克始终认为，制止日本只能通过一系列的报复手段，如有必要，则最终诉诸经济制裁手段。即便经济制裁有可能引发战争，也必须实施下去；毕竟，屈从于军国主义者的要求，结局仍然免不了一战。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作为外交界第一流人物的亨培克固执己见
，甚至独断专行，对观点更为客观的下属不屑一顾，其中就有国务院首席日本问题专家——虚怀若谷的约瑟夫·W.包兰亭。
在这些难熬的日子里，赫尔与野村频频在沃德曼公园酒店会面，力图解决分歧，只是进展甚微。其中部分障碍来自东京，因为松冈不分公私场合都在发表挑衅言论。5月14日，松冈对格鲁大使讲，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真可谓“心平气和，宽宏大量”；美国攻击德国潜艇之举，无疑会导致日、美开战；美国应当“像个爷们儿，作出光明磊落、合乎情理”的选择，“公开对德宣战，而不是躲在中立的幌子后边，从事战争活动”。格鲁再怎么同情日本，也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便反唇相讥，逐一驳斥松冈的观点。松冈意识到自己说得太过火，便在会面结束后写下一封和解信：
……不瞒您讲，敝人当时的想法是：谈及美国的态度与行动，怎会令阁下如此不悦？送别阁下后，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词汇使用不当……敝人本欲表达的意思自然不是“不够光明磊落”，而是“不够谨慎稳妥”。
区区短笺，但愿澄清误会。若敝人言语间果有招致误解之处，万望海涵。
三天之后，松冈再次写信给格鲁。信件标有“私人信函”字样，篇幅冗长，文意散乱。松冈在信中表示，自己知道作为外相怎样行动才算“正确”，却时常忘记自己正是外相。此外，对许多外交官而言的所谓正确态度，松冈深表反感，因为这些态度“很难带来任何成效”。松冈坦言，自己是从一千年、两千年，甚至三千年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如果有人觉得他精神失常，那也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生来便是如此。
的确有人认为松冈精神失常，而且还不止一人。不久前的一次联络会议上，海相及川就曾发问：“外相怕是精神有问题吧？”无独有偶，罗斯福在读过经“魔术”行动破译的松冈发给野村的指示后，也认为发出指示之人“精神极度紊乱，无法冷静地进行逻辑思考”。
近卫公爵倒持另一种看法，他认为松冈那些挑衅性、煽动性，甚至有时出尔反尔的言论，乃是故意作态，意在威吓对手，松冈始终把矛头对准美国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不过，假如松冈内心渴望和平，所做的一切都是策略，那这些策略只会起到反作用。由于松冈口出恶语、屡番拖延，华盛顿的会谈几乎陷入僵局。松冈对此并非不知情，做派却依然如故，甚至向希特勒寻求意见。故意破坏会谈的原因，或许出自松冈那极度自负的信念：只有自己才了解真正的美国，只有自己才有能力解决争端。
在野村和岩畔推进和平的同时，松冈在另一边发表好战言论。赫尔自然得出结论：自己正被日本人愚弄。6月21日，国务卿赫尔终于对日方提议作出答复：日本必须放弃《三国公约》，也不得以协助国民政府反共为由，在华北部分地区驻留军队。
近卫及众阁僚大失所望。这份答复给出的条件甚至不如《谅解草案》。美方为何对“原始”提议作出变更？近卫摸不着头脑。此时他无从得知，赫尔从未将《谅解草案》视作谈判的基础。
在答复的同时，赫尔发表了一份口头声明，称近来某些日本官员——显然是指松冈——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构成了谈判道路上不可逾越之障碍。松冈怒不可遏，认为这是一种人身侮辱，并将华盛顿谈判彻底中断的原因归咎于此。
不过，到了次日，千种疑虑、百般困惑都变得无关紧要。6月22日，星期日，希特勒入侵苏联。尽管大岛大使在与希特勒及里宾特洛甫会谈后，提前十六天电告东京德、苏开战迫在眉睫，但日本还是大感震惊。
斯大林同样感到措手不及。尽管此前两个月里，德军飞机侵犯苏联领空高达180次（入侵纵深达400英里），苏联也事先得到来自华盛顿与伦敦的官方警告，甚至还收到过斯大林安插在东京的谍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的消息，但这些都没能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1939年春天，佐尔格曾准确预测德军将于9月1日进军波兰，这次则是把里宾特洛甫通知德国驻日大使欧根·奥特将军的电报影印本发回莫斯科——电报内容是德军将于6月下旬入侵苏联，甚至在开战前不久的6月14日，佐尔格也曾发回电报称：“战争将于6月22日打响。”交火刚开始的短短数个小时，德空军便炸毁66个苏联机场与1200架飞机。地面部队长驱直入，缴获2000门大炮、3000辆坦克和2000卡车弹药。 [6]
德军入侵苏联的消息传到东京，是在当地时间下午接近4时。数分钟后，松冈给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打去电话，请求谒见天皇。木户时年五十二岁，短小精悍，蓄着整齐干净的小胡子。与近卫一样，木户也是西园寺公爵的门生。西园寺乃是“元老”
中的最后一人（已于1940年去世，享年九十一岁），素来主张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注重逻辑推理，并再三强调日本之政策必须以联合英、美为基础。木户受西园寺浸润极深，因此也曾积极反对出兵中国，以及签订《三国公约》。其祖父木户孝允（Koin Kido）
乃是“维新四杰”
之一，但木户幸一取得的成就，所凭借的是其个人的勤奋与能力。作为内大臣，木户乃是备受天皇宠信的常设顾问（“敝人之于陛下，就如哈里·霍普金斯之于罗斯福总统”），就大小诸事提供建议，裕仁也对其建议渐渐依赖。近卫与木户大概是日本文官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位，两人交往密切，又在性格与外表上迥然相异。秉承实用主义的木户头脑冷静，性格务实，为人直率，处事果断，深受旁人敬重。虽贵为高官，木户也把生活中的一切细节规划得井井有条，并准确加以执行。木户对高尔夫怀有极大的热情，每到特定日子便前往球场打球；其挥杆动作堪称精准典范，同伴誉之为“钟摆木户”。
木户安排松冈于5时30分谒见天皇，自己则先行面圣，禀报天皇称，外相的观点或许与近卫不同。“恕臣斗胆，特向陛下建言，伏请陛下与外相确认，此事是否曾与首相有过磋商，并强调此事之高度重要性，以促使两人密切交流。同时应告知外相，陛下对总理的观点基本同意。”
一小时不到，松冈前来谒见天皇。从其话语中不难听出，外相与首相尚未就此事有过交流。松冈坚信德国能够迅速击败苏联
，并建议暂缓南进，立即进攻西伯利亚。这意味着要从两个方向进行扩张，天皇对此大感惊诧，指示松冈与近卫商量，接着便示意谒见结束。
松冈接受天皇指示后，的确曾与近卫接触，但结果依旧是我行我素，继续在私下场合及联络会议上鼓吹进攻苏联。联络会议通常在首相官邸举行，是一种非官方聚会，出席者有内阁四巨头——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以及军方高层人士，包括海军军令部总长及次长、陆军参谋总长及次长。其他阁僚及相关专家有时也会出席，提出建议，分享信息。会议室面积适中，首相坐在正中一把扶手椅上，其他人围坐在旁。三名秘书——内阁书记官长、陆军军务局长、海军军务局长则坐在门边。
会议气氛热烈，没有主持官员，礼仪方面也不甚拘束，因此时常发生争论。这种会议始于1937年底，目的是协调政府与军方的活动，后来有过一段时间的中断，至1940年底，因时局危急而得到恢复。
松冈面圣后的第三天，他的观点遭到军方明确反对，因为军方并不希望与苏、美同时开战。海相及川表示，同时与两个国家的海军为敌，着实难于登天。“为避免此等情况，请不要让海军一边进攻苏联，一边向南推进。海军还不打算招惹苏联。”
“此时若不有所行动，待到德国消灭苏联，我国可是很难分到一杯羹的。”松冈如此说道，接着又发表一些与外相身份不符的奇谈怪论。“目前只面临两种选择，流血或是外交，而流血更为有效。”次日，松冈甚至跳过是战是和的问题，直接问众人，南方与北方何者更为重要？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的回答是，同样重要。“陆军正在静观时局变化。”杉山没有透露：假如莫斯科在8月底之前沦陷，陆军便会进攻西伯利亚。
“一切都得看情况，”头脑敏捷、脾气急躁的陆军参谋次长冢田攻说道，“陆军不可能兼顾两路。”
东条却认为松冈的意见中有几点相当不错，便在会议结束后，与佐藤贤了大佐继续辩论。“往北，我们什么都捞不到，”佐藤说道，“往南，至少可以拿下石油等资源。”与石原、岩畔一样，佐藤也是聪明但性格冲动之人，经常担任陆军官方发言人。某次发言时，一名阁僚频频出言打断他，佐藤便朝他大吼道：“闭嘴！”从此便在公众心中落下一个负面印象。
东条也拿这个“闭嘴”大佐的怪脾气没有办法，不过对其意见却是一向倚重。听过佐藤的分析，东条提出疑虑：“假如我们对苏宣战，美国会不会支持苏联，对我们宣战？”
“并不是没有可能。美、苏两国虽在制度方面存在分歧，但一旦面临战争，一切都不好说。”
次日会议上，东条没有给予松冈任何支持。不过，松冈并不气馁，并辩称，大岛大使发回的报告表明，德国对苏战争很快便会结束，英国也将在年内投降。“如果在德国击败苏联之后，再着手讨论苏联问题，我国在外交上只会颗粒无收。反之，我国毫不犹豫地进攻苏联，美国也不会参战。”松冈表示，自己有信心通过外交手段拖住美国三四个月。“按照大本营的建议，一味观望下去，只会受到美、英、苏三国合围。必须先北进，再南进。”松冈像强迫症患者一般滔滔不绝地讲着，直到发现自己的话毫无作用才算作罢。末了，他又说道：“我希望各位作出进攻苏联的决定。”希望把问题强行敲定。
“不行。”杉山代表军方发言。
松冈最有力的盟友在柏林，然而希特勒本人并未直接要求日本进攻苏联，而是在三天之后，通过里宾特洛甫发电报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形式正式提出该要求。6月30日上午，奥特将军把德方请求转达给松冈。在当日下午的联络会议上，松冈以此作为主要论点，宣称德国正式要求日本参战，狂热鼓吹进攻苏联。一名与会者将其表现比作“喷火”。“本人预测一向准确，”松冈夸口道，“现在的预测是，如果战争从南面开始，英、美两国必将参战！”松冈推迟南进的主张极富说服力，以至于及川转身问杉山：“推迟六个月，如何？”
松冈口若悬河，眼见局面即将扭转，一名海军官员俯下身去，对陆军参谋次长冢田耳语道，或许确实应该考虑推迟南进。冢田却毫不动摇，几句豪言壮语，便劝得及川和杉山又重新坚定立场。此时，会上鲜少发言的近卫公爵开口称，自己同意大本营的意见。近卫的发言算得上一锤定音，漫长的争论终于结束。最终决定南进。
最后一个步骤是取得天皇的正式批准，也就是在宫城内召开御前会议。按照传统，会议只是一种形式，天皇一言不发，正襟危坐，听取臣下对于政策的解释，最后盖下玉玺以示批准。御前会议的出席成员与联络会议一致，再加上一两位专家，以及枢密院议长。议长某种意义上是代表天皇出席，在天皇不便开口时代他发问。
此次批准南进战略的御前会议于7月2日召开。会议厅摆着两张长桌，铺着锦缎，与会者端坐于两侧。天皇入场时，众人纷纷肃立。天皇与他的三个兄弟一样，皮肤光滑如瓷，色泽独特，虽然身着戎装，却看不出英武之气。天皇走上讲台，在金色屏风前面南落座——按照宫廷礼节，尊者坐北朝南——看上去超然物外，仿佛凌驾于世俗之上。
与会者在天皇下首坐下，与天皇面向呈直角，双手放在膝上，面面相觑。会议开始，除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之外，众人发言都已经过排练。近卫公爵首先起身，向天皇鞠躬，宣读名为《伴随形势推移之帝国国策要纲》的文件，也就是南进计划。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是计划第一步，通过对维希政府施压，很有希望无须流血便达成目的；假如交涉失败，那就只有动用武力，冒着与美、英开战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杉山起身鞠躬，表示自己同意南进。“当然，倘若德苏战局发展对帝国有利，臣以为，也应当通过武力去解决该问题，从而确保北部边境的安全。”
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同样认为，南进有其必要，风险可以承担。永野落座后，原嘉道开始发问。在一场如此正式的会议上，他提出的有些问题比预期的更加令人尴尬。议长问道，通过外交手段拿下印度支那的现实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外交手段想必无法奏效。”松冈依然反对南进，因此要与会上的主流意见对抗。
原身材矮小，气质温和，面对众多威严的陆、海军将领却毫无惧色，强调称，军事行动“绝非儿戏”，一边尝试与法国签署条约，另一边又向印度支那派兵，这种外交难道符合皇道？“本人认为，日本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从而背上侵略者的骂名，绝非明智之举。”
“有些行为确实会让世人视日本为背信弃义之徒，我会确保国家避免此类行为。”松冈保证道。
原还怀有其他疑虑，并提出问题：为何不选择北进？其论点与松冈的部分看法不谋而合。希特勒进攻苏联，乃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苏联在全球散播共产主义，我国与之迟早会有一战……民间就对苏作战的呼声也十分高涨。”原本应该是走趟程序的会议，演变为一场争论。“本人希望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进攻苏联，想来不会引起美国报复。”而出兵印度支那，原担心反倒会导致英、美与日交战。
这正是松冈前一天提出的观点。“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松冈附和道。
杉山内心承认原的问题“一针见血”，但在会上只是若无其事地指出，占领印度支那“对粉碎英、美之阴谋实属必要。此外，德国军事形势一片大好，日本出兵法属印度支那，想必不会激怒美国亲自参战”。但同时，杉山也提醒道，不宜过早认定苏联必败，应当先等待“五六十天”，以确保德国胜券在握。杉山的发言为会议定下结论，松冈继续辩论的希望终告破灭。经过表决，近卫宣读的政策文件被一致通过。日本选择南进。
整个会议过程中，天皇始终面无表情，不发一语。按照传统，天皇的出席只是为会议作出的决定提供合法依据与约束力。文件被送到内阁官房，工作人员用公文纸誊抄一份，首相、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共同签署后，呈禀御前，最后交由宫内省加盖玉玺。经过如此一套程序，文件便成为国策，日本也朝着发动全面战争的道路又迈出一步。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赫尔提出的反建议。不难想象，对赫尔那份“某日本官员公开发表煽动言论”的口头声明，松冈依然满腔怒火。如此一种无伤大雅的指责，在松冈看来却是人身侮辱，同时也是对日本不可原谅的冒犯。7月12日的联络会议上，松冈以偏执狂般的态度怒气冲冲地表示：“这十天，我一直在想，美国是在把日本当成保护国或是附属国！只要我还坐在外相位子上，就决不可能接受。别的一切都可以考虑，只有那份口头声明，必须断然拒绝。声明把日本视作弱国，视作附属国，那是典型的美式思维，恃强凌弱。部分国人反对我，我甚至听说总理与我也不是一条心。”松冈又把怒火发泄在国内政敌身上，好像他们与赫尔同样可恨。“那也难怪美国会认为日本走投无路，所以给我国发来如此一份声明。本人在此提议，立即拒绝该声明，停止与美国继续谈判！”松冈称罗斯福是在“蛊惑人心”，指责其所作所为是在试图将美国引入战争。至于松冈本人，他自幼渴望日、美两国和平相处。“我认为，和平相处的希望已不复存在。”最后，松冈自相矛盾地总结道，“但还是要尝试到最后。”
最后这句总结倒是符合军方心意的话。东条重申，尽管希望渺茫，对美谈判也应继续。“是否能够通过《三国公约》阻止美国正式参战？那份口头声明，确实是对我国国体的侮辱，外相认为必须拒绝，没有问题。不过，倘若我们怀着真心诚意去与美国沟通，告诉他们日本人的理解中何为正确，会怎么样呢？有没有可能打动美方？”
及川也同意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部分情报显示，美国没有条件在太平洋地区挑起战争。“既然我国也不希望在太平洋上作战，那么是不是还存在谈判的余地？”
“余地？”松冈语带讥讽，反唇相讥，“你不去承诺放弃对南边使用武力，人家凭什么听你讲话？至于其他条件，还有什么能满足对方？”松冈毫无妥协之意，“对方给我们发来那种声明，意思很明白，就是觉得日本是只软柿子。”
近卫公爵看出来，松冈是把私人情感带入了外交活动，于是决定绕过外相。不过，松冈的影响力毕竟很大，首相也只能悄悄与其他核心阁僚商议，最终起草了一份对赫尔的和解答复，交给松冈。松冈自称卧病在床，花费数日时间才把文件读完，甚至读过之后仍在刻意拖延。首先应该拒绝那份口头声明，然后等待数日，再把答复发出。
首相对拒绝口头声明没有意见，但坚持要把答复也一并发给赫尔，以免耽误时间。上述指示由近卫发给松冈的副手斋藤，斋藤嘴上应承下来，却选择抗命不从——这又是一次“下克上”，因为斋藤此举纯属独断，未与任何人商议。如同松冈所希望的那样，斋藤先只把拒绝口头声明的文件发往华盛顿，答复则推迟数日，赫尔最先看到它，还是来自情报部门截获的一封发往德国的电报。
对看重等级秩序的东条而言，这种行为无可宽恕，便对近卫提议撤掉外相。近卫不想与松冈撕破脸皮，毕竟在与希特勒、斯大林会面后，松冈在公众心目中属于英雄人物。近卫决定使用一点手段：内阁全体辞职，然后重新组阁，起用其他人选出任外相。7月16日6时30分，近卫召开内阁特别会议，在会上提出该建议，无人反对；松冈依然卧病在床。
作为日本外交史上最富争议的人物，松冈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就此落下帷幕。此事究其原因，是一名下属出于忠诚心，代替松冈选择抗命，但松冈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次日，天皇要求近卫重新组阁。由于人事变动极少，组阁花费的时间尚不到二十四小时。新任外相是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此人与美国相处一向融洽，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电告日本驻维希法国大使称，无论维希政府决断为何，日军都将于7月24日进军印度支那。期限前一天，维希政府同意日军和平进入印度支那南部。大使春风得意，给东京发回电报称：
法国接受我国之要求之所以如此痛快，是因为我国所展现之决心坚定，意志果断。简而言之，法国别无选择，只能屈服。
该电报同样遭到“魔术”行动破译，赫尔读后怒不可遏，好像日本拿下印度支那用的是武力一样。赫尔力劝罗斯福对日本实施新的禁运以示报复，尽管不久之前，海军作战计划处曾发出警告，新的禁运措施“或将导致日本提前进攻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并使美国提早卷入太平洋战争”。
长期以来，伊克斯等人便劝说罗斯福对一切侵略者采取强硬措施，这一次，总统选择听从此类意见。
7月26日晚，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接着，英国、荷兰也纷纷效仿，其结果是，所有日美贸易都停止了。失去美国这一主要石油进口国，日本自然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纽约时报》刊文称，该措施“是一次打击，其严厉程度仅次于开战”。而在日本领导人看来，美国的所作所为要比旁人想象的更为过分：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基地，是通过与维希政府的谈判而获得的，维希政府即便没有得到美国官方正式认可，至少也是得到外交承认的合法政权，换言之，日本在国际法方面并不理亏。如此说来，资产冻结可以被认为是ABCD四大国（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日本的最后一步棋，不仅是对日本之亚洲主导地位的否定，更使其生存本身也受到挑战。
消息传来，日本军部顿时为沮丧、狂躁与愤恨的气氛所笼罩，这些情绪倒是在预料之中，出乎意料的是高层竟为此陷入混乱。五天后，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谒见天皇。此人性格稳重、明白事理，却也未能从这个本该预见到的结局之中清醒过来。永野首先称自己希望避免战争，此事可以通过废弃《三国公约》实现，海军始终认为公约是妨碍日、美两国和平相处的绊脚石。接着他又提醒道，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使用两年，而一旦战争打响，最多只够用一年半，最后总结道：“鉴于形势，我国最好先下手为强，那样能够取胜。”
永野此番发言着实惊人，在短短一段话里表达出五重意思；和平是最佳出路、外交事故之责任与海军无关、预测石油荒、建议发起殊死进攻、判断能够获胜。
天皇打断永野的发言，抛出一个问题：“能够取得辉煌大胜吗，就像对马海战那样？”
“臣惶恐，难孚陛下厚望。”
“那么，”天皇神情严肃，“便是背水一战了。”
[1] 这并不是日本单方面的杞人忧天。诺门坎事件发生前不久，斯大林曾致函蒋介石称：“我国与欧洲国家的谈判，并不见得一定不顺利。假如顺利，就有可能推动远东地区也建立起一个爱好和平的阵营。在该问题上，时间也是一大助力。
“日本对华作战已有两年，最近不再游刃有余，反倒有些自乱阵脚，病急乱投医，时而反对英国，时而反对苏联与外蒙古。这是日本外强中干的一种迹象，或将促使各国联合起来反日。苏联的反击已使得日本自食其果，英美两国则在伺机而动。无疑，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一定会以牙还牙，百倍奉还。”
[2] 亨培克的观点符合当时一般美国人的看法；也正是因为如此，赛珍珠（Pearl Buck）的小说《大地》（Good Earth）才在美国成为畅销书。30年来，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始终高度理想化：中国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童，在英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下渴望着保护。孤苦无依的中国应当受到保护，而能够理解其美德的国家只有美国。
“那时美国对中国的印象过于主观，”乔治·F.凯南写道，“容不下一丝现实，那么多历史教训，那么多心理因素，人们都选择视而不见。比如近数十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司空见惯的残酷流血事件；比如中国民众本身巨大的心理和政治能量；比如中国人骨子里的仇外心理；比如义和团之乱的教训；比如中国各派在把外部援助转化为国内政治优势方面所展现出的惊人的掠夺能力——一切的一切，美国都视而不见。”
所谓“中国游说团”（China Lobby）的政治团体在美国的活动，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在美国的影响力。游说团创始人宋子文来自中国最为显赫的宋氏家族，其三个姐妹分别嫁给孙中山、孔子的后裔孔祥熙，以及蒋介石。宋子文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亨利·摩根索、哈里·霍普金斯、罗伊·霍华德、亨利·卢斯、约瑟夫·艾尔索普、托马斯·科克兰等诸多美国名流来往密切。在上述友人及波兰人路德维克·赖赫曼的帮助下，宋子文于1940年创立游说团，并发现自己可以直接与罗斯福总统接触，而不必经过赫尔。
[3] 数个月前，即1940年的11月30日，日本已与汪伪政府签订条约。汪出身文人家庭，曾赴东京学习政治学，后来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曾为孙写下临终遗愿。在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前，他曾两度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汪、蒋二人素为政治对手，关系一向紧张。在1938年的一次私人宴会上，汪提议两人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很是不快。数日后，经过一番思量，汪选择搭乘飞机，出逃河内。1940年3月30日，在民心不属、资金匮乏的情况下，汪精卫在南京建立起伪政府。
日方自以为承认了汪伪政府，便能够给对华战争提供合法依据，最终却证明，日本与汪精卫都没能从中获得好处：日本失去一切与蒋介石和谈的机会；南京政府受到日本操控，而汪本人最终也沦为中国的头号卖国贼。
[4] 陆军参谋本部此前便已收到驻华盛顿武官发来的乐观报告：日美外交关系出现改善可能，务请第一时间给予指示。
陆相东条最为信任的顾问之一——佐藤贤了大佐对美方的让步程度感到震惊，认为过于“顺利，令人难以置信”，并将自己的怀疑禀报给东条。然而，东条希望尽一切可能体面地结束对华战争，因而选择与其他阁僚采取同样的态度。
[5] 后来近卫屡次表示懊悔：“那天真应该与松冈同乘才是！”近卫的秘书牛场认为，促使近卫放弃与松冈同乘一辆车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痔疮。假如真是如此，那么应该讲，相对而言微不足道的病痛改变了历史走向，近卫并不是第一人，滑铁卢战场上，拿破仑也饱受痔疮之苦。
“当然，就算同乘，近卫或许也无法说服松冈，”牛场进一步评论道，“但是，放弃与松冈同乘的既定计划，很有可能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实在令人扼腕兴叹。近卫没让其他阁僚去接机，硬要亲自前去，就是因为他一直希望亲口对松冈解释。此事充分反映出近卫的性格：不够锲而不舍，容易半途泄气。”
[6] 《苏联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U.S.S.R.）称：“国家战备情况如此不堪，是由于斯大林在评估总体战略形势、预计战争爆发时间方面出现严重错误。……希特勒希望通过突然袭击，一鼓作气消灭红军；而斯大林的误判及其他彻头彻尾的错误，对希特勒计划之推进乃是一种助长。”
然而，1969年初，苏共权威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报》（Kommunist）刊文称，斯大林是一位“杰出军事领袖”,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对斯大林添油加醋式的攻击纯属污蔑。“有关斯大林军事指挥无能、指导‘全球’战争、不容其他观点等言论，以及国外篡改历史之辈所杜撰之种种类似说法，皆属不负责任的凭空捏造，毫无根据。”数日后，苏联红军官方刊物《红星报》（Krasnaya Zvezda）发表长文抨击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及法国等国的“修正主义者”，文中也对上述斯大林再评价的观点作出附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