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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东京人揪着的心没那么容易放松，这就跟1923年大地震过后一样。政变期间人们对年轻叛匪们极少同情。大众第一时间几乎一致谴责政变分子，同时批评席卷陆军系统的肆意妄为倾向。
“五一五”事件发生时，人们还曾一度确信军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采取直接的武力行动，是有可能粉碎腐败的政党政治，纠正社会错误倾向的。但是腐败和社会不公却一如既往，历经四天的野蛮动乱后，大众已经失去了对武力的盲目信任，几乎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恢复秩序。
虽然，上演颂扬复仇、血腥暴力、不惜流血牺牲的《忠臣藏》的歌舞伎剧院还是场场爆满，但是面对混乱局面，支持陆军中统制派的人却持续增加。该派的名称就代表了此时的需要——纪律，尽管它真正的主张是要控制中国。文职领导人同样希望恢复法律与秩序，他们开始行动起来打压皇道派，而这却无意间打开了大门，使他们自己的势力逐渐被军方削弱。
当外相广田弘毅组建新内阁时，表面上看，文官们似乎获取了新的权力。格鲁大使通报国务院，广田将“约束陆军在中国的危险倾向”，并在日记中写下他对新首相人选感到满意，“因为我相信广田是一位坚强且可靠的人物，虽然他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与陆军逢场作戏，但我认为他将尽可能明智地处理外交事务……”
广田一上台就带来了希望，他挑选公开亲美的外交家吉田茂当他的外相，但是，陆军的抗议非常激烈，他只好作罢。这只是一系列调和行为的肇始，在接受陆军提出的未来陆相人选必须由陆军“三长官”批准的要求时，新首相的妥协达到了顶点。这一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变化，实质上回到了老一套，即这个国家的政策尽归陆军主宰。如果军方不赞成某个内阁，陆相可以辞职，而“三长官”又拒绝同意任何其他人选，这就意味着内阁倒台。陆军可以拒绝提供陆相人选，直到选出他们中意的内阁。这意味着文官们自动放弃了最后一项对国家事务的控制权。
虽然陆军高层逐步扩大了政治操控力，但这并非他们的首要目的。他们首先要竭力防止另一次“二二六”事件的发生。他们认识到不管有多少条纪律，都约束不了那些追求“理想主义”的青年军官们满怀激情地献身于消除贫困和腐败。解决办法就是要铲除不公的根源，这只能通过纠正叛乱分子认为的自由经济的罪恶来实现。“满洲”的定居者已经在要求在本土实施他们的计划经济，因为它在“满洲”已带来显著的物质迅速发展。但是谁能推行这样全面的经济改革呢？资本家正忙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作为他们仆人的政治家不但不适合做这个工作，而且早已丧失了大众的信任。鉴于陆军不可能公开介入政治又不使自身受到腐蚀，那么唯一可行的路径是：“推进改革”又不过多介入。
为了预防公众的敌意，陆军高层把荒木、真崎和十几个同情皇道派的将领列入闲职名单，又把很多少壮军官调到无关紧要的岗位上。
叛乱期间启用的戒严令月复一月地持续执行，媒体遭到严控，异议者全部噤声。叛乱分子被快速秘密审判。十三个军官和包括北一辉在内的四个平民被处死刑。7月12日，他们被绑在柱子上，蒙上眼睛，脑门上画了靶心。曾协助刺杀渡边大将的高桥中尉在唱了一首歌后说：“真的，真的，我愿特权阶层能够反省自己的行为而更为慎重。”另一位愤怒的年轻军官高呼：“哦，日本人民，别信皇军！”还有一个大叫：“人们信任陆军！别让苏联人打败我们！”在枪响前几乎所有人都山呼“天皇陛下万岁”。
即使皇道派军官被清洗，东京还是有些人数不多但颇具影响的团体献身于他们的主要原则——结束扩张。他们的头头就是那个曾策划侵占“满洲”的石原莞尔。此时他在参谋本部任职，已被自己的“功绩”所带来的后果吓得胆战心惊。他曾经梦想着一个五族联合的“民主满洲”，人人和睦相处，成为抵抗苏联侵略的堡垒。但是这个目标却异化为陆军高层的野心，他们要把“满洲”作为侵略华北的基地。
叛乱分子被处决后不久，石原在东京的宝亭饭店秘密会见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十一名重要军官。这些人跟他一样担心向中国扩张的后果，于是凑在一起商讨对策。
石原一上来就问：既然最危险的敌人是一直以来的对手苏联，我们为什么要冒风险跟中国开战？他接着说，对重工业薄弱的日本来说，同时打两场战争无异于自杀。相反，国家应该集中全力扩大生产力，直到能与苏联相抗衡。为了在重工业方面获得自给自足的能力，日本应该实施一系列五年计划来开发“满洲”的资源。到1952年时，日本工业将发展到最高峰，那时才能对苏联全面开战并取得胜利。唯有这样方可拯救日本，而不是统制派的扩张政策，他们叫嚣着要向中国甚至东南亚推进，那势必将引起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如果这一切发生了，唯一能够得到好处的将是日本真正的敌人苏联。石原补充说，帝国最大的危险不在东京，因为这里的上层人物还是听得进道理和规劝的，最大的危险是在“满洲”。
在那里，关东军中有影响力的激进派正在准备对华北进行未经批准的突袭，其核心人物是土肥原贤二少将，他与石原颇为相似，都擅长诡计。他早就被西方媒体人士起了个绰号叫“‘满洲’的劳伦斯”。上一年，他曾只身一人前往华北，诱骗军阀以及华北五省的官员脱离中国，组建一个在日本皇军庇护下的自治政府。当时的首相冈田知道此事后，曾传话去制止蛮干的土肥原。但土肥原像石原一样不理睬东京，继续成功地策划建立了一个类似自治政府的机构。在“跟着太阳旗走”的口号下，投机的日本商人像洪水般涌入华北，激起了全中国的反日情绪。土肥原宣称他所建立起的傀儡政权，只不过是作为缓冲。但是几周后，他又以保护日本商人防备盗匪为名，往那里调去了5000名日军。
现在石原指责这次调兵是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开端，土肥原所谓的缓冲区是一枝“毒花”，应在引发日军与蒋介石领导的国军全面开战前把它铲除。
石原的结论是，让土肥原悬崖勒马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他们弄回办公室，建议他们的上司把日军调离华北的纠纷地点。这些纠纷地点之一就是位于北平（今北京）西南约15英里处的古老的卢沟桥。
自1900年由英、美、日等国派遣的军队血腥镇压仇外的义和团运动后，日本军队就一直驻扎在北京地区。次年，中国人被迫签署了所谓的《义和团事变议定书》（即《辛丑条约》），允许列强各国驻守北京附近的要塞据点，“以维持首都与海上通道间的畅通”。
义和团被镇压后，中国更加成为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对象，但是，资源不断被掠夺，终于激起人民的反抗。很久前，拿破仑就曾发出警告，说中国是一个沉睡着的巨人：“让他睡吧！他一旦醒来，就会动摇世界。”
在中国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攻击下，腐朽的清帝国于1911年崩塌，这个沉睡的巨人终于被唤醒。然而，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却立即被贪得无厌的地方军阀团团围困，尽管孙中山的国民党持续得到举国上下的普遍支持，但中国已经分崩离析。经过十多年令人绝望的流血冲突，孙中山终于向一个乐于施以援手的国家苏联求助。很快，广州涌现大批共产党人，他们对所有事情，从群众宣传到军事战术等都给出建议。国民党军队背后那个出谋划策的人物自称盖伦，其实是苏联将军布吕歇尔；而首席政治顾问是一个曾在芝加哥商学院任教的履历丰富的人物，他是克里姆林宫的顶级政治煽动家米哈伊尔·鲍罗廷。在他们的帮助下，民国的力量成长起来，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其军队打败了军阀势力，向北推进，夺取了上海和南京。然而，胜利却带来了更大的问题，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势力越来越大。1927年，已成为孙中山接班人的蒋介石得出结论，如果继续接受苏联的帮助必将导致赤色中国，于是他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从那天起到日本“二二六”事件止，三方混战席卷全中国。今天是国民党军队和军阀开战；明天是两者联合起来去攻打日益强大的红军；后天又是共产党、军阀与蒋介石对抗。
这样长期的动乱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持续高涨，给日本军方首脑敲响了警钟。他们在北边受到斯大林部署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轰炸机群的威胁，那里距东京还不到700英里，在西面又受到毛泽东领导下的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威胁。
对军国主义者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巩固夹在两种威胁之间的“满洲”，那里就是抵御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统制派人物进一步认为光有“满洲”是不够的，还应再占据华北。整个华北地区都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方在那里的巨大利益需要保护。说那里处于无政府状态多少有些道理，根据《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调查报告》，那里不但土匪横行，而且共产党本身也已成为“一股有组织、有效率的政治势力，在广阔的区域里行使独立的行政权”。另有迹象显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盟友。“如果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苏联式的共产主义，那么可以预料的是中国共产主义将与苏联共产主义携手行动的可能性。”
所以，无怪乎统制派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视为日本的主要危险。中国共产党人与美国和欧洲的共产党人不同，并非单纯的是某个政党的党员，而是国民政府的真实敌手，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活动范围。中国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苏区，连上海本地也成了共产主义宣传的策源地。
此时毛泽东宣称只有他的红军在独自抗日，而蒋介石进行的只是“剿共”战争。毛泽东对西方记者说，在此，我以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庄严宣布，如果蒋介石的军队或任何其他军队停止对红军作战，那么，中华苏维埃政府将立即命令红军停止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如果蒋介石真的愿意抗日，那么，中华苏维埃政府将明确地在抗日战场上向他伸出友谊之手。
建立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没有打动蒋介石，但他最重要的一位野战军司令官张学良并不那么固执，所以毛泽东决定先做通他的工作。张学良被称为“少帅”，因为他父亲就是大帅张作霖，后者被刺杀导致东北被日本占领。少帅指挥的东北军已归国民党领导，被派去剿灭中国北方的共产党军队，但他对蒋介石的路线却持谨慎的保留态度。他开始认识到他正与之对战的人也是爱国者，也许双方应该联合起来一致抗日。
1936年秋，毛泽东派他最能干的谈判专家周恩来去找少帅达成停战协议。周恩来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说话和声细语，相貌秀雅。就像所有优秀的外交家那样，他总是带着无尽的耐心。他的一位姓韩的老校友说：“不管我有多生气，他总是微笑着在争议中重申他的立场，只是换了个说法，只要换的方式足够多，就会让你觉得他已经在讲述新观点了。”
周恩来在中国北方一个遥远的城市西安的一个天主教堂里会见了张学良。周恩来承认蒋介石理所当然应是抗日领袖，承诺红军将领都可由蒋介石来领导。作为交换，张学良必须向他保证，红军应与国军得到同等待遇。此外，国民党要释放关在监狱中的共产党人，在打败日本后，允许共产党合法活动。
他们签署了一份列出上述条件的文件，然后握手确认了这一协议。
张学良说，他们两人都还得等待蒋介石的指示。
“如果您依旧怀疑我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决心，”周恩来说，“我将欣然愿意作为人质与阁下一起留在西安。”
张学良回答说，这倒不必，他自己也与别人一样决心抗日——毕竟，他自己也有一笔私人恩怨要跟日本人清算。尽管如此，作为军人，他必须先说服他的上级蒋委员长接受他们刚才签订的停战协定中的条款。
但在张学良见到蒋介石之前，蒋的另一位野战军司令官杨虎城将军说服了少帅，只有劫持蒋委员长，才有可能让他和红军合作。就在此时，蒋介石已启程前往西安，要拿证据当面质问少帅他是否正在被左派影响，并要警告他，“除非马上采取行动，否则局面可能会引致叛乱”。
虽然张学良同意劫持蒋介石，但当蒋介石真到了西安，张学良的决心又动摇了。他继续犹豫不定，直到12月12日上午杨将军自己动手搞起事来。他控制了蒋委员长和该区域内所有忠于蒋的部队。蒋在逃跑时摔了一跤，受了重伤，但当他与少帅见面时反倒比少帅更镇定。蒋说：“为了你的利益和国民的利益，你唯一的出路是立即幡然悔悟，把我送回南京。你千万别上共产党的当。现在就悔悟，别为时过晚。”
深感不安的张学良两天后才打起精神来，向他的上司呈交了拟议的八点协定，这与他和周恩来签订的协定几乎相同。他向蒋委员长保证，只要签了这个协定，就立刻护送他回民国首都。
“只要我仍被扣押，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蒋介石说。他问谁敢来枪毙他，说完就去读《圣经》了。
愁眉不展的张学良转向共产党求助。周恩来到了后，先是赞扬张的勇气，接着又责怪他劫持蒋太过莽撞了，然后走进去会见那个被关着的人。他们彼此非常了解。在黄埔军校（类似西点军校）时期，周曾是蒋的下属，在蒋的批准下，他建立起了政治委员制度。蒋介石没有想到被挑选出来当政治委员的人大多是共产党员，等他意识到这点时已太迟了。
蒋介石后来曾出八万美元悬赏周恩来，可以理解现在他见到周时面如土色，十分恐慌。但周却非常亲切友善。他发誓，如果蒋介石愿意合作，共产党绝不会利用目前这一局势。共产党所要求的只是结束内战，联合抗日。
蒋介石一开始是抗拒的，但是越听越有兴趣，但仍然拒绝作出承诺。按照共产党方面的说法，周恩来一周之内就说服了蒋介石接受条件去领导抗日。不管怎样，蒋介石在圣诞节那天乘飞机返回南京。出人意料的是，少帅竟也跟着他去了，在那里两个人上演了一出典型的东方式的挽回面子大戏。这就活像是中国戏曲中的桥段。先是张卑躬屈膝地忏悔自己“乖戾无礼”，行为不检，不合法理：“自知羞愧，故亲送先生返京，以接受应得之惩处。只要对国家有利，决不逃避，罪该万死。”接着蒋介石说：“鉴于我才德不足，对部属管教不严，致有今日空前叛逆之举。”张被审判处以十年监禁，但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赦免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公开宣布，他已获释但“没有接受任何条件”，尽管西安方面传出了各种消息。毋庸置疑，这个说法是为了安抚南京方面那些比他更为激烈反对与共产党有任何交易的人，因为几周之后他就和毛泽东进行讨价还价了。谈判进行得顺利，所以到1937年初，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他们愿意放弃武装反抗国民政府的政策。这些条件被非正式地接受了，如同鲍罗廷在的“蜜月时期”那样，国共两党再一次联合起来了。
这给中国带来了十多年来第一次表面上的平静。周恩来在接受一次采访时宣告：“和平已经实现，现在我们之间不再打仗了。我们有机会实质性地参与抗日战争的准备工作。关于实现民主的问题，这个目标才刚刚开始实现……打个比方，我们必须将抗战准备工作与民主视作人力车的两个车轮。这就是说，先要做抗战准备，接下来是民主运动——后者可以推动前者前进。”
几个月后，1937年7月5日，国共两党签署正式协定，双方着手准备把日本赶出北平和华北其他地区。
在日本，军方对政府施加的影响不断增大已成为一个难题。在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广田首相明显地对将领们言听计从，引起国会中自由派议员对这些将领的公开抨击。一位愤怒的议员对陆相说他应该切腹谢罪。这赢得了一片欢呼和掌声，陆相愤而辞职。当然，随着陆相的辞职，广田内阁于1937年2月也跟着倒台了。
西园寺公爵毫不迟疑地立即向天皇推荐了另一位大将宇垣一成来接替广田。这一选择几乎激怒了陆军中的所有人，因为宇垣是稳健派，曾裁减过他们陆军四个师团。结果，“三长官”说，他们就是找不出来可以加入宇垣内阁的陆相人选。宇垣被迫向天皇上奏说他没有办法组建内阁，在向媒体发表的声明中他怨气冲天：“我看到的是，把持陆军权柄的那么几个人成了一个团伙（即统制派），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政府，鼓吹他们的所作所为好像是代表了广大陆军的意愿。陆军属于天皇，但是这些人近日的表现是否真的就代表了皇军的普遍意愿，这并不确定。要由陆军‘三长官’来选择陆相过于形式化，且缺少诚意……我相信日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条路是法西斯主义，一条路是议会政治。陆军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我也应当承担部分负责。事已至此，我对天皇陛下深表愧疚。此外，我长期热爱的陆军会成了这个样子，我深感遗憾……”
最后，一位名叫林铣十郎的大将被选为首相，他是同情统制派的，但是他在国会遭到激烈的反对，这使得他的政府仅仅维持了四个月，还落了一个“吃完就走内阁”的绰号。林铣十郎的下任是文官近卫文麿公爵，他来自曾统治过日本几个世纪的藤原家族。他是西园寺的弟子，但是长期以来不听这位最后的“元老”的劝告，不愿卷入政治。在“二二六”事件后的困难时期里，老公爵西园寺认为只有近卫才能领导新政府，并向天皇作了正式的推荐。可是近卫谢绝了，说自己身体欠佳，现在当个贵族院的议长就行了。这成了西园寺“最尴尬的时刻”。
但是考虑到当下危机的严重性，近卫最后还是听从了劝告，接受了这个此前一直都由老年人担任的职务。近卫四十六岁，让他来领导国家是广受认可的选择，人们不再相信政客，也害怕继续由军人统治。对大多数军人来说，他们也都信任近卫，因为他没有政治野心。财阀们想靠他带来稳定，知识界则希望他遏止法西斯主义的趋势。一般老百姓对他颇有好感，因为他年轻英俊而且还不大乐意出来当首相：凡是没有野心的人一定是个正派人。
在6月份就任首相时，近卫许诺：“在宪法框架内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和进步是我们的准则。国家需要全民改革，作为既非法西斯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政府，必须听到这样的呼声。伟大的（明治）维新带领我们取得了今天的光荣与成就，那么现在应由年轻人来担起责任，把我们国家推向一个新时代。”
这个“新时代”比他预期的来得快，但绝不是他设想的那个“新时代”。7月7日晚上，在卢沟桥这座古老石桥上，这个“新时代”来临了。驻扎在这个历史地标附近的一个日军中队在离中国大军营约一英里处进行夜间演习。在结束演习的号声吹响时，他们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但是几分钟后，这场小冲突就结束了。然而日军这边出了一个意外，一个士兵失踪了。中队长把情况报告给了大队长，大队长打电话向北平附近的联队指挥部报告。第二个中队被派往卢沟桥，一名参谋官跟着过去，开始同中方安排停火。当双方刚刚一致同意这是个不幸的误会时，又发生了第二轮冲突。
第一轮冲突可能是意外，第二轮冲突却值得怀疑，特别是在该地区，中日两国军队之间关系并不紧张，这也是基于华北地区中国军队总司令宋哲元将军和日军在华北的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将军之间的私交。
不管第二轮冲突因何而起，日军开始了攻击。直到第二天上午，谈判人员才一致同意双方和平撤退。日本人在撤退时却招来射击，他们立刻还击，战斗又打响。
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谈判破裂。消息传到东京后，陆军参谋总长发了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命令就地和平解决争端。当天晚些时候，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代表一致同意采取“不扩张”和“就地解决”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得到近卫首相和他的内阁的批准。然而在陆军参谋本部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扩张主义者强烈要求向中国增派军队，给蒋介石一个教训，否则，蒋可能以该事件为借口收回“满洲”，进而危及日本控制的朝鲜。他们承诺将采取迅捷的军事行动，快速与蒋达成协定，然后将全部日军调至华北，华北将纯粹被当作对付苏联的缓冲地带。
最坚决的反对意见来自此时已升为少将的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他力争了几个小时，但最终也只好承认，驻扎在华北的中国军队或许会屠杀那里的日本商人和定居者。这将在日本激起公愤，并带来他最怕发生的事情——无休无止的报复。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曾经说过“除非跨过我的尸体，否则就别想让士兵开进中国”的人，最后同意向中国派遣援军。这批援军由关东军抽调的两个旅团、朝鲜抽调的一个师团和本土抽调的三个师团组成。不久前还曾保证维护国际道义的近卫公爵在7月11日同意了日本向另一个国家大量派兵。据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说，“鉴于陆相保证，这只是为了制止局部冲突的一次军队调动”，近卫也无可奈何。
在卢沟桥，经过几小时的争辩后，谈判人员刚谈成了又一次停火。但正当双方撤离时，突然传来一阵机枪似的响声（后来被证明是放鞭炮），于是战斗再起。这一次，两位彼此友好的将领宋哲元和桥本群亲自出面，当天便签署了明确的局部协定。宋对此次事件表示歉意。桥本代表他那病危的司令官表示不会再向华北增兵。
蒋介石无视这项停火协定，命令宋哲元向事发地区集结更多的军队。宋却遵守他的承诺，履行了停火协定，开始撤军。看起来这场危机即将结束了，但不幸的是，当时通信联络极差，东京方面不知道问题正在得到解决，而于7月17日断然要求中国停止向华北派兵，并承认土肥原参与扶植的傀儡政府。这大大激怒了蒋介石，他在南京挑战式地宣告：“吾人如再失去寸土，如再丧失主权，吾等将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之罪……中国主权不容牺牲，即使不惜一战，战事一起，誓不回首。”
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将军对他的老朋友，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说，如果中国军队不尽快撤出华北，“局势可能无法控制。”何应钦并不反对与日本人进行有限的合作，但他也表示：“如爆发战争，日本和中华民国都将战败，唯有苏联与中共会得到好处。你若现在不信，等十年后再看。”他请喜多诚一把这一警告转告日本政府，并明确地说中国人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日本民众原本就很关注中国军队大量开赴华北的夸张报道，他们对蒋介石的宣言感到愤愤不平。《东京日日新闻》发表社论称，中国的答复使日本只能“铤而走险”，别无选择。
直到此时，桥本那份被耽误了很久的报告才送抵东京。报告说，卢沟桥地区战况平静，不必向华北增派援兵。调兵命令被取消了，连陆军省内的扩张主义者们也都放松下来，觉得危机总算过去。他们认为，蒋介石会同意宋哲元所签署的条款，中国又恢复和平了。
宋哲元继续下令拆去北平市内街道上的工事，放宽戒严令。南上的客运列车终于又能开抵这个古都。但蒋介石仍然没有和解的意愿，双方谈判代表所担心的事终于爆发：将近三周以来一直剑拔弩张的中日军队真的开始打起来了。7月25日晚上，在距北平约50英里的廊坊火车站，小冲突在一小时以内已发展为大规模战斗。日军随即向廊坊派去大批援军，黎明时，又有17架日机轰炸中国军营。几小时后，日军占领了廊坊。
宋哲元与桥本群之间的交情此时已毫无作用。后者的司令官已去世，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刚到达。他是一个标准的军人，认为自己被派来此地是为了“严惩蛮横的中国人”。他电告东京，他已尽了一切努力试图和平解决问题，所以请求批准可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陆军首脑同意该请求，并向上海和青岛各派一个师团。
由于军方保证能“在三个月内解决”中国的问题，近卫首相为避免内阁倒台只好再次同意。第二天，7月27日，他在国会宣布，政府必须要在东亚建立“新秩序”。在“爱国”的日本人看来，这种做法是恰当和公允的：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应该被保护，共产主义应该受遏制，现在是表现坚定而非软弱的时候。没人意识到这事实上就相当于对中国的全面宣战。陆军首脑深信到秋天之前他们就可以迫使蒋介石和谈。
得到东京的许可后，香月中将发布了一份公告宣称，他将要对“正以行动贬低日本帝国威严的中国军队发起惩罚性讨伐”。7月28日凌晨，这份公告用飞机散发了出去。接着日军轰炸了三个城市，地面部队开始攻击北平除城区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中国军队。
实际上，铤而走险的行动已经不可避免。在中国问题上的各式辞令已演变为无法保证获取可靠战略利益的军事行动。日本由此朝着同美国开战迈出了巨大的第一步。
“三个月打垮中国人，他们就会来求和。”杉山陆相曾这样预言。随着日军打下一个又一个城市，日本全国都弥漫着狂热的情绪。然而，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在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连德国也在批评日本（因为德国担心他们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中国向国际联盟发出申诉，正当全世界都在期待国联的报告时，从世界另一端传来了勇敢的抨击。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强有力的演说，谴责一切侵略者，他将日本人与纳粹和法西斯分子相提并论 [1] ，说：“当某种传染病开始流行时，大家都同意而且参与隔离患者的行动中，这也是为了全体共同体成员的健康着想。”他解释道，不管是否宣战，只要是战争，都是传染病。“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从而把卷入战争的危险性降到最低，但是，在一个信心和安全已然瓦解的混乱世界中，我们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障。”罗斯福的意思是明确无误的，第二天，在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后，并非国际联盟成员的美国也马上表示支持。
在美国国内，罗斯福的行为得到了极大的赞许，但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却不喜欢“隔离”这一说法，“旨在创造并加强国际合作的社会共识而一直持续进行的宣传推广活动”，可能因为这一说法“倒退至少半年时间”。约瑟夫·格鲁大使也觉得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美国在中国没有什么利益值得去冒与日本开战的危险，而且给一个信奉武力至上的国家来一次“道德雷劈”也是无效的，这样做只会恶化两国关系，破坏他本人一直在经营的友好关系。在得知使馆里其他的同事也感到震惊和不满的两天后，格鲁要求他们不要在使馆外面发表意见。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我感受到我苦心营造的城堡在耳边轰然倒塌。我们大家都在官邸里踟蹰，个个垂头丧气，郁郁寡欢。下午，我同艾丽斯和埃尔茜去电影院看了《怒海余生》……然后，我就一头扎进小说《飘》里面——那里面正有我所感受到的东西。
日本的反应当然是迅速和激烈的。“日本是处在扩张中，但试问有哪个国家在它的扩张时期没有造成邻国的恼怒？去问问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吧，当初年轻的美国在崛起时是何等令人恼怒吧！”松冈洋右如此反驳，他是一个有着犀利口才的外交官，赢得了许多追随者。他认为日本的扩张就像早年的美国一样，如同孩子要自然长大。“只有一件事能阻止孩子的长大——死亡。”他宣称日本正在为两个目标奋斗：一、不让亚洲像非洲一样完全受制于白人的统治；二、使中国的共产主义得不到发展。“在它的眼中没有宝藏——只有牺牲再牺牲。只有它对此有最深刻的理解。它赖此以生存，它的邻国也同样如此。当下日本最大的难题就是，它是否能够扛过去？”
几星期以后的11月16日，时任外相的广田弘毅正式指控美国在筹划一个反日阵线。他告诉格鲁，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并不能停止中国的战争，只会鼓励中国人延长敌对状态。广田说，直到此时，日本还觉得美国是唯一一个不偏不倚的国家，有助于促成和平，正如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日俄战争时所做的那样。
三天后，日本占领了苏州，打通了南京和上海之间的通道。12月12日，南京陷落的前夕，日本海军航空兵炸沉了在长江里的、明显可以看到挂着美国国旗的炮舰“班乃岛”号，使得日本与英美的关系几近破裂。此前一周，由桥本欣五郎大佐（樱花会创始人）指挥的炮兵联队轰击了英国炮舰“瓢虫”号并俘获该舰。
这些事件重新唤起了罗斯福总统“隔离”侵略者的决心。他召见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罗纳德·林赛爵士，建议两国联合对日本进行海上封锁，切断日本的原材料来源。林赛抗议说，这样的“隔离”政策会引发战争。他在给伦敦的电报中说，他“在惊愕中提出的意见没给总统留下什么印象”。第二天，12月17日，罗斯福向内阁概述了他的“隔离”计划。在收到海军调查法庭从上海发来的一份报告后，他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该报告称，日军对“班乃岛”号的攻击是肆无忌惮、残忍无情的。更为重要的是，海军情报部门截获并破译了一份发给日本联合舰队的密电，表明这次攻击是由日本航空母舰“加贺”号上的一名军官精心策划的。
在东京，近卫政府和英美一样为“班乃岛”号和“瓢虫”号事件感到困扰。外相广田给格鲁大使发了照会，表示遗憾，并提出赔偿“班乃岛”号沉没的全部损失。广田卑下地道歉说：“我处于艰难的处境。事件的发生让人很意外。”日本海军军令部为了表示他们不赞同轰炸“班乃岛”号，下令解除了应对此事负责的“加贺”号舰长的职务。“我们此举是为了建议陆军仿效我们，解除桥本的职务。”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将说。山本曾在美国待过很长时间，了解美国的潜力，所以他不想与美国舰队开战。
圣诞节那天，华盛顿官方接受了日本的道歉（格鲁认为，这一道歉在平安夜送达是“高明的”安排），这一事件从表面上看算是了结了。英国也宽容地接受了日方就袭击英国“瓢虫”号军舰的道歉，尽管日本军方没有听从山本的建议解除桥本的职务。桥本依旧被准许带兵进军南京。
到了12月日军侵入南京城时，所有抵抗都已停止。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在离开日本时曾宣称：“本人去前线不是要同敌人打仗，而是怀着给自己兄弟带去安慰的心情出发。”他给日军下令“要展现日本的荣誉和光辉，增进中国人民的信赖”，“尽可能地保护和恩惠中国的官民”。
然而，日军进城后就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据目击者称，男女老幼“像兔子一样被猎杀，还能动的任何人都会被打死”。甚至连与日本友好的德国人也在一篇官方报告中谴责日军是“兽性的机器”。
松井大将趾高气扬地入城后，才了解到出现了“违反军纪和道德败坏的行为”。他下令要严格遵守他此前的命令，“确保不再犯下丝毫有损荣誉的罪行。”他宣布：“现在太阳旗飘扬在南京上空，皇道照耀着扬子江南岸，复兴的黎明将要来临。此时此刻我衷心希望四万万中国人能再好好想一想。”松井回到上海一周后，又听到传言说“不法行为仍在持续发生”。他写信给在南京的日军司令官：“必须严惩一切有不法行为者。”
但是日军的暴行又持续了一个月。大约三分之一的城市被焚毁；两万多符合服兵役年龄的男青年被押至城外，被刺刀或机枪全部杀光；许多妇女、少女被奸污、杀戮后肢解；无数年纪大些的市民被抢劫和枪杀。一个月后，至少有三十万中国人被屠杀。
在一个被日本人视为其文化精神主要来源的国家（他们的罗马和希腊），日军为什么会施加如此惨无人道的野蛮暴行？一个国家的士兵进入外国的领土后失去控制，犯下他们在本国绝不敢犯的暴行，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这很难解释日军暴行的规模和强度。这可能是在那些更加激进的军官煽动下干出来的，他们认为必须教训中国人。
在日本国内，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近卫首相知道的比德国人还少。但是他明白，尽管征服了大片地区，日本非但没有胜利在望，反而陷入了重重危机。近卫是个独特的人——出身于贵族，却心向社会主义。他外在显得柔和、羞涩且懦弱，而在那些最了解他的人看来，他几乎是个品味高雅、兴趣广泛的人，看问题客观，能以同情的态度倾听各种不同政见的人发表意见。事实上，他倾听时表现出的同情态度使每个人都以为近卫赞同自己的意见。为了作出某项决定，他常常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先去了解问题的方方面面。不过，决定一旦作出，就几乎再也无法令其改变。他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回忆道：“他完全是不可动摇的。”近卫崇拜的人物寥寥无几，其中之一是英国的鲍尔弗勋爵，这位勋爵曾被认为不具备担任首相的资质，但上任后却高效并富有决断。毫无疑问，近卫是想当“日本的鲍尔弗”。
近卫公爵是近卫笃麿公爵的长子，也是家族二百五十年来第一个由正房妻室所生的继承人。他的曾祖父曾为此写了不少诗抒发喜悦之情。他出生八天后，母亲就死于产褥热，但是直到成年后，他还一直以为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他母亲的妹妹）是他的亲生母亲。“在我得知她不是我生母后，”他后来说，“我开始相信人生就是由谎言编织的。”
他年轻时得过肺结核，有两年，他除了看着天花板胡思乱想外无所事事。从那时起他就同情失败者。他不喜欢金钱、百万富翁和政客，写了许多激进的文章。成熟后，他依旧持有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哪怕当了首相，他还是反对特权阶级。他给外人的印象像是个民主派，对所有人都以礼相待。“乞丐也是客。”他曾这么对牛场说。但他的灵魂深处却保留着贵族思想。牛场近期回忆说：“这些贵族思想比你能想象到的还要多得多。”
有关他的所有事情似乎都是矛盾的，但又能说得通。情感上他不喜欢美国人，却把大儿子文隆送到美国的劳伦斯维尔和普林斯顿上学。他喜欢日本和服，穿起来非常挑剔讲究，但穿起西装来也有模有样。他与夫人是自由恋爱结婚的，但对他的情人（一名艺伎）也情意绵绵。他有两次犯了传统的家规：第一次，他废止了让第二、第三或第四个“老婆”在正房里居住的规定（“只有一个情妇是可以原谅的，你不同意吗？”）；第二次，他不再写家族日志（“如果事实对我不利，我怎么能把它记录下来呢？”）。
他只有一次严肃地叱责过五个孩子中的一个，他写了封严厉的信给在普林斯顿上学的文隆，责备他酗酒和荒废学业。文隆回信说，他这只不过是在仿效美国的生活方式，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近卫十三岁那年，父亲去世。父亲对他宠爱有加，以至于近卫小时候腰上总是拴着绳子以防跌倒。近卫对所有孩子都很喜爱，包括他情妇生的最小的女儿。他能跟孩子们一起吃饭、唱歌，玩耍打闹，更像一位美国父亲而非日本父亲。
作为上等社会产物的近卫公爵，一只脚还停留在过去，一只脚已踏入未来，他的个人魅力和光彩都不外露，需独具慧眼之人才能察觉。他对国家有责任感，他怀疑一切以至于不再相信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他似乎无法捉摸，连家人也难以看穿他。牛场可能是跟他最亲近的人，但他所看到的近卫除了是一个宠孩子的父亲、爱妻妾的丈夫、有魅力的文艺爱好者、体谅人的上司，还是一个怪诞冷漠的人。他温文尔雅、严于律己，又老于世故到了“有时难以猜透其真实想法”的地步。
有一次，牛场问他，日本的历史人物中他最崇敬谁。“没有。”近卫回答。“连乃木大将或东乡元帅（日俄战争中的英雄人物）都不是吗？”“当然不是！”
他对天皇感情深厚，两人非常亲密。在天皇陛下面前，别人都是蹭着椅子边欠身而坐，近卫却可以舒服地半躺半坐。他这样做并非对天皇不敬，而是觉得自己与裕仁亲密无间。当有人要去觐见天皇时，他会说：“啊！请代我问候天皇。”他并不是在开玩笑，纯粹出于自然。他觉得他同样也是出身于高贵的家族。
一个月又一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依旧渺茫。近卫公爵绝望之下转向另一条出路——和谈。他本想请英国出面斡旋，但陆军却劝他请德国做调停人，因为德国同交战双方都关系良好。希特勒曾向蒋介石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日本则在一年前与德国签订了约束力不太强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日本提出的条件理由充分，当非常亲华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转呈这些条件时，蒋介石好像有意接受。
但是祸害日本稳定的两大毒瘤又发作了，那就是“下克上”与机会主义。首先，有消息说日军在中国又打了一次大胜仗，陆相杉山因此抬高了和谈的价码；其次，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意外地违背了近卫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明确指令，在北平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虽然陆军参谋本部在石原莞尔的敦促下仍然主张与蒋介石谈判，但陶德曼的努力徒劳无功。中国大使在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谈后，中方坚持认为日本的条件涉及面太广。而日方认为这是中国在有意回避，本来就死板的日本谈判代表也就失去了耐心。近卫推断蒋介石其实并不想真心谈判，决定走捷径，跟那些“认同日本理念”的中国人沟通。1938年1月16日，他宣布：“帝国政府将停止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而将依靠一个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新政权，以取得合作。”
这个声明受到知识分子和一些国会自由派议员的严厉斥责。石原也警告近卫，这个政策势必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这些批评迫使首相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他开始意识到，他的草率行为可能使得日本采取丧失了灵活性、决一死战的政策。发动全面战争，这是他排在最后的选项。在自我怀疑的困扰下，他想过是否应该辞职。但朝廷官员劝说他留下来继续干，否则中国人会把握十足地认为他是因为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而辞职的，这样将会更难找到期许的解决方案。
最后，近卫终于看明白了，陆军在中国问题上也没有确定的政策，只是随波逐流。但是，他无法得到关于最高统帅部方面的可靠情报，只好眼睁睁看着中国形势逐步恶化下去。
以国防为名的陆军建议制定一项全国总动员法案，其目的在于剥夺国会对战争措施残存的最后一点控制权，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引向高效的战时经济。陆军发言人头头是道，颇有说服力地辩称，日本是个人口过多的小国，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周围又受到苏联、中国、美国和英国一系列敌人的包围，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全国总动员。国会于1938年3月通过了这项法案，事实上这是国会为自己屈服于陆军投了赞成票。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雷吉评论道：“自由输给了日本陆军，永久地消失了。”
这些人还从过往的历史中借用了两个口号，以使国民对征战东亚做好心理准备。这两个口号一个是“国体”，另一个是“皇道”，但很讽刺的是，“皇道”却又跟新近被镇压的叛乱相关。“皇道”本来的意义被曲解为要经由日本控制东亚来构建世界的秩序与和平。
无论是“国体”还是“皇道”，二者都强调天皇与国民间的父子关系以及天皇的神圣性，而这些正在唤起千百万狂热之徒要以“圣战”的方式使亚洲免于殖民主义化和共产主义化。
[1] 当罗斯福尚在格鲁顿中学读书时，他就确信日本有长期的扩张计划。他母亲称罗斯福熟读马汉将军的《海权论》，到了“几乎可以背诵全书”的地步。后来，在与马汉将军的通信中，他也了解到，马汉将军同样觉得日本会成为太平洋上的主要威胁，并深感忧虑。
1920年，在哈佛，一名日本留学生自信地告诉罗斯福，日本自1889年起就制订了长达百年的扩张计划。其中包括吞并中国东北，在华北建立受保护国，夺取美英两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夏威夷群岛，位于墨西哥和秘鲁的基地）等。后来，罗斯福告诉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日本的这项“阴谋”，并指出其中的很多部分已经被验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