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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25日下午的日本东京，厚厚的大雪已覆盖全城，天空却仍乌云密布，呈现凶兆。这场五十四年不遇的大雪已经下了几天，似乎还要继续下下去。三天前的傍晚，雪就已经下到一英尺厚，造成交通拥堵，一片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变成临时旅社，为无法回家的观众提供住宿。
大雪覆盖下的东京掩不住其东西合璧的风采，显示正在摆脱封建色彩的日本已经成为亚洲最先进最西化的国家。离传统琉璃瓦屋顶的宫城几百米远的地方，耸立着一座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这里是天皇办公室及掌管宫廷事务的机关宫内省所在地。在围绕宫城的古旧石墙和护城河之外，都市景观展现的更是东西方风格遥相呼应。一边是帝国剧院、第一生命馆等成排的西式高楼，另一边几个街区外却还是鹅卵石小巷，挤满了一间间艺伎社、寿司馆、和服店，摇摇欲坠的房子里开着各式各样的小卖部，门外挂着随风晃动的暖帘和花花绿绿的灯笼，在阴沉的天气里依旧显得喜气洋洋。
宫城旁边的一座小山坡上，国会大厦正在修建，从冲绳岛开采来的大石块仿照埃及风格的样式堆砌起来。在这座威严的大厦后面，是一栋栋政府首脑的官邸。其中最大的一处是首相官邸，由两幢楼组成，办公楼区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早期风格的西式建筑，而生活楼区则还是日式风格的，有薄如纸的墙壁、推拉门和榻榻米。
外表平静的东京此时正酝酿着一场骚动，大雪覆盖的街头即将迎来剧烈的冲突。宫城外侧有一处兵营，驻守着陆军第一（玉）师团的部队。现在这里正被有关当局密切关注。因为陆军省的一名少佐向上级密报，这个兵营里的军人将要发动武装叛乱。他从一名年轻军官那里刺探到，一批激进分子计划当天暗杀天皇的几名高级幕僚。现在嫌疑分子已被监控，政界要人身边也加派了临时保镖。同时，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条加固，还安装了直通警视厅的报警器。宪兵队和警方还是信心满满的，觉得这一小撮情绪激愤的叛乱分子翻不起多大的浪，况且他们还对密报是否属实将信将疑，毕竟这一天眼瞅着就要过去了。
这种掉以轻心的态度实际上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反叛情绪在这支精锐的宫城卫队里已经强烈到无以复加。这支部队桀骜不驯，上峰已经下令近期就要把他们调到“满洲”
去，而他们作出的回应，则是一批人以演习为名跑到警视厅大门外集体当街撒尿。这次准备造反起事的不是几个人，而是1400多人，他们也不只是准备袭击几个政客，而是要同时攻打东京的六个重要目标，包括警视厅大楼及若干政要的宅邸。
就在兵变突袭的复杂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天渐渐黑下来了，大街小巷游荡着寻欢作乐的人们。银座已经挤满了人，这里是东京的百老汇及第五大道路口，对日本青年人来说，这里一直是外来世界的浪漫象征，在宛如仙境的霓虹灯影下，是精品店、咖啡屋、欧美电影、西式舞厅和餐馆。相距不远的赤坂区，则都是身着各式和服的男女的身影，传统的日式街区也有快乐的场景。身着绚丽和服、浓妆重抹的艺伎坐在黄包车上往来穿梭，好像穿越时空而来在柳荫街道上一闪而过。那昏暗之中晃动的柔和光影，则是巡街警察手拎着的红灯笼映出的乡愁之情。这一切宛如迷人版画里的画面复活了。
此前已经有六批军人一次次地举事，企图用暴力及刺杀的手段解决日本社会的不公，尽管他们都一一失败了，但是今夜的反叛者还是要拼死一搏。他们造反的动机并非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他们的信条是“下克上”，日本的传统让这种造反精神合理化了。这个词汇最初产生于15世纪，那时的日本各地叛乱频生，地方门阀不服从将军
，而将军又不服从天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制制度在欧洲开始瓦解，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潮流涌动，剧烈影响着日本的年轻一代，要求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各类政党陆续出现，1924年，成人普选法律正式实施。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政治成了一些人赌博投机的工具，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朝鲜丑闻等不断被揭发出来，如何惩戒贪污受贿成了国会中激烈争吵的主题。
伴随着西化而来的人口爆炸更加重了日本的混乱。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这日本的四大岛加起来，面积还没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却已经居住着8000万人，国民经济无法再承受每年增加100万人口的压力。农民由于农产品价格暴跌处于饥荒的边缘，他们组织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抗议。工人在一批批失业，流浪街头，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应运而生。
这些农民及工人的运动都遭到了国家主义者组织的抵抗，其最著名的领袖就是北一辉，他既是国家主义者，又主张激烈的革命，他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融为一体。他论证改革的著作《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既受到激进派的推崇，也受到天皇崇拜者的赞赏。北一辉的言论吸引了热切希望改革的人们，他写道：
日本正在效仿西方国家毁灭性的榜样，在皇权的庇护下那些拥有金融、政治、军事等权利的人们，都在维护自己的非正义权益……
没有完美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国的七亿兄弟绝不可能获得独立。
东西方的历史都不过是封建国家经过一个时期的内战而取得统一的历史，唯一可能的国际和平就是经过一段国际战争而取得的封建式和平，这样的和平基于一个可以统治世界各国的强大国家的出现而实现。
北一辉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他号召“清除天皇与国民之间的障碍”，这障碍就是内阁与国会；要建立专制独裁政体；重要的产业都应国有化；选举权应该只由每户人家的家长拥有；任何人都不得积攒超过100万日元（当时约合50万美元）的财富；女人应该退回到家里，“去发扬光大日本古老的花道和茶道”。
众多富有理想、易受煽动的青年人，本就对政治经济上的腐败和自身的贫困十分不满，北一辉的理论让他们如获至宝，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他们可以对抗邪恶的势力，他们能够把东方从西方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们能够让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的领袖。
在西方社会里，这样的年轻人可以通过参加工会或者投身政治来实现其理想。但是在日本，年轻人，特别是出身于小地主或小商人家庭的年轻人，最好的出路是进入陆军或者海军当军官。他们来到军队中，才深刻地了解到社会真实的贫穷状况，那些来自农村的底层士兵都家境贫寒，男丁出外当兵，家里就会陷于饥荒境地，而这些士兵收到家书时，都边读边落泪。这让这些年轻的军官们认识到，必须要有人对这样的社会问题负责，应该追究那些高级军官、政客以及朝廷大臣的责任。他们为此纷纷加入秘密组织，这其中有鼓动采取暴力行动进行暗杀的“天剑党”，也有积极主张对外扩张领土、对内实行改革的“樱花会”。
到了1928年，这样的骚动达到了顶点。两个卓越的军方人物，把大家想象中的计划付诸实际行动。他们一个是石原莞尔中佐，一个是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才华横溢、头脑精明、长于策划但夸夸其谈；板垣沉着冷静、思维缜密且善于组织。这么两个人物搭帮结伙简直是绝配，只要是石原能够谋划好的事，板垣就一定能将其实施成功。他们两人当时都是关东军的参谋，这支部队自1905年起就被派往荒凉的“满洲”去保护日本在那里的利益，那儿的面积比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个州加起来还大。
这两个军官认为解决日本困境的出路只能在“满洲”，把这片人烟稀少的土地变成发达的地区，为日本过剩的人口找到移居的地方（在日本本土三分之二以上的农场占地都不到二又四分之一英亩），既解决国内的失业问题，还可以把这里开发为日本保持工业国发展所急需的原料资源及制造品的市场。但是石原和板垣认为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就必须完全控制“满洲”。当时“满洲”在中国军阀张作霖大帅的统治下，管制松散。日本不仅拥有在铁路沿线派驻军队的权利，还可以开发矿业、农业和商业。
几百年来，为了争夺中国北部这片广袤的土地，斗争一直持续不断。中国拥有“满洲”和朝鲜，俄国则占据了从白令海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沿海地带，使之成为其滨海边疆区。许多世纪以来日本处于闭关锁国状态，没有加入到争夺这一地区的斗争中。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斯·C.佩里把军舰开进江户（东京）湾，用炮舰打开了日本的国门，迫使中古状态的日本接受现代化。日本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变化，他们积极努力地学习模仿大规模生产技术，还在其中加入创新，例如，让纺织厂的女工们穿上溜冰鞋工作以提高效率。日本还建立起了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并模仿欧洲式的武力外交，向外派遣征伐性的远征军。此后不到几十年的时间，日本就控制了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894年为争夺朝鲜而与中国开战。日本轻而易举地打赢了战争，额外获取了台湾、“满洲”南部以及辽东半岛的两个重要军港——旅顺和大连。
日本突然闯进来把“中国西瓜”抢走了一块，这让原本觊觎这里的俄国、德国和法国产生了警觉，他们联起手来给日本施压，迫使日本退出辽东半岛。俄国接着独占了辽东半岛，但是不到十年的工夫就又丢掉了。1904年，日本感到民族尊严受到侵害，奋起对沙皇进行反击。尽管那时的沙俄帝国幅员辽阔，陆地面积为全球的六分之一，但是令全世界惊奇的是，小小的日本连战连赢，旅顺和大连又被日本人抢了去。
日本还获得了俄国在“南满”地区修建的所有铁路。要不是日本希望欧洲人觉得他们能够成为帝国主义大家庭中应被尊重的成员，日本当时本是可以一下子占领整个“满洲”的。此后日本在这片人烟稀少、盗匪猖獗的土地上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在铁路沿线建立起了管制和秩序，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朝鲜人等跑到这里来经商或定居。
这一状况让石原和板垣想到可以建立一个不受中国军阀控制的“满洲”。石原梦想把“满洲”建成一个自治区，成为日本人、中国人、朝鲜人和白俄人等共同生活的“天堂”，也使得这里成为对付苏俄的一个缓冲地带。
由关东军去搞定这一切，这是得到来自东京方面的同意的，但是不论是天皇还是陆军省都不愿正式批准这样一个貌似伪装的侵略方案。石原和板垣及其同党们并未因此而却步，他们决定自作主张采取行动。他们要来一次“下克上”。第一步就是把年迈的中国军阀张大帅干掉。1928年6月4日，一名关东军的参谋指挥工兵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受伤而死。石原和板垣不顾来自东京方面的一系列警告，继续操纵关东军行动，好像这支军队成了他们的私人武装。1931年夏天，他们准备好做出最后一击，秘密调遣军队准备从中国人那里武力夺取“满洲”。外相听到这一谣传后，马上劝陆相赶快从东京派一名军官去“满洲”弹压关东军。派去的是一名少将，他于1931年9月18日晚上抵达沈阳。与此同时，离城几英里外的“南满”铁路线上，刚有人埋下一包炸药。这里距离中国军队第七旅的兵营很近，爆炸将会成为一个借口，使得关东军可以派兵占领沈阳以“维持秩序”。
板垣大佐很容易就把派来的将军请到一家叫“菊文”的日本旅店去跟艺伎们共度良宵。当晚10点来钟，炸药爆炸，但是造成的破坏十分有限，因为几分钟后就有一列南行的火车安然驶过爆炸地点。一名日本领事馆的官员试图把正在发生的情况透露给中国人，但是被关东军的一名少佐用军刀威胁着闭了嘴。10时半，日军开始向中国军营射击，其他部队则开始围攻沈阳。在菊文旅店里喝醉酒的少将早已入睡，没有听到外面的阵阵枪声。不过，就算他听到了也没什么两样，他本人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计划，他是赞成的。
转天凌晨，沈阳已落入日本人手中。这不仅让全世界吃惊，更让东京自身狼狈。在内阁的要求下，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限制敌对冲突的蔓延。但是这伙个人主义分子根本不拿这一命令当回事，继续进军去占领“满洲”的其他地区。这事实上就是一次大规模的“下克上”。
在东京的樱花会为了配合“满洲”方面的行动，已经秘密策划好了在东京发动兵变。他们的目的是在日本国内进行激烈的改革，配合对外占领“满洲”，让日本因此成为一个崭新的国家。这次政变计划的代号叫“锦旗革命”，有120多名军官会带领他们的部下参与，煽动叛乱的北一辉的信徒们也一起行动，他们准备杀死多名政府及宫廷的高官，然后就去宫城前面集体剖腹自杀以向天皇谢罪。
但是由于参与政变谋划的派系太多，意见不统一，结果有人跑去告密。告密者到底是因为内讧还是为了拿赏钱，无人知晓。1931年10月17日，政变策划者都被逮捕。但是首要人员只是被关了二十天禁闭，他们的随从也就关十天，其他的人受到的只是一顿训斥而已。历来如此：计划或者已经实际采取暴力行动的人，只要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国家的荣誉，那就一律赦免。
当晚陆相致电关东军，提出了软弱的责备：
1.关东军今后不得再试图采取独立于皇军的行动或新的占领“满蒙”的计划；
2.整体局势正在向符合我军方意图的方向发展，所以你们应该可以完全放心。
可能是担心安抚得还不够，陆军次官又追加了一句话：
为解决目前的困境，我们需要精诚团结，共同努力……请信任我们的积极性，你们应小心行事……谨防莽撞之举，例如宣布关东军独立，等待对我们有利的时机的到来。
关东军的将领不但未被安抚，反而更加愤慨，他们否认关东军有谋求独立的企图，他们只是承认：“为了国家”，关东军的一些举动可能过于激进和武断了。
流产的“锦旗革命”政变达到了它的目的：此后的几年里在“满洲”的冒险得以成功地保留了下来。这让很多日本人相信，政界和商界都太腐败了，所以应该支持由军人主导的改革。这一事件还带来了另外一个苦果——改革势力向左右两翼分裂。由新闻记者组成的被称为“统制派”的一方认为，为了防备苏联可能的进攻，只拿下“满洲”是不够的，应该控制整个中国；而以北一辉信徒组成的另一派“皇道派”则认为，进一步的扩张是愚蠢的，只要让“满洲”实现工业化，它就足以成为一个抵抗共产主义的坚固堡垒。
比较理想化的年轻军官属于皇道派，资深军官和陆军省要员则支持统制派，而更加激进的国家主义者则立即转向暗杀行动。例如“血盟团”的每个成员都保证，要在1932年2月11日前后至少刺杀一名贪官污吏或者财商大佬，以庆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第五代孙——日本的第一位真人皇帝神武天皇登基二千五百九十二年。被列入暗杀名单的包括藏相井上准之助，他个性直率，经常反对陆军部门不断提出的追加拨款的要求。那个被指派去暗杀井上的人在偏僻的海滩上练习射击，然后比计划提前四天在大街上朝井上连开三枪。不到一个月，又一起类似的刺杀事件发生了，目标是三井财团的总裁团琢磨男爵，当他跨出车门时，一个年轻刺客从后面用手枪顶住他的后背，然后扣动扳机。
对这些凶手的审判为日本大众提供了看热闹的机会和社会传播的话题。在日本的刺客史上就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凶手比被害人更能得到人们的同情。一个人被刺杀，这不就证明他太缺德了吗？替天行道而出手杀人，这能算残暴吗？虽然证据确凿，但是这两个刺客都没有被处死，只是被判了无期徒刑。明摆着的，过不了几年他们就都会被保释出来的。
距团琢磨被刺刚好两个月的5月15日是个星期天，东京靖国神社的侧门边停下了两辆出租车。车上下来了九名海军、陆军军官，他们向神社里的天照大神行礼，然后带上从神社和尚那里请来的护身符乘车而去。接着这两辆车直接开去了首相官邸，军官们冲破警卫的防护闯进首相的办公室。时任首相犬养毅是个七十五岁的小老头，留着把山羊胡子，他镇定地把这些不速之客请入一间日式房屋，军官们还礼貌地脱鞋入室席地而坐。这时一个走岔路来晚了的同伙手持短刀冲了进来，大喊：“还废什么话，快开枪呀！”军官们掏出枪来一通射击，这位反对侵略“满洲”，始终不承认“满洲”傀儡政府的勇敢老人被打死了。凶手们出来乘出租车又杀到警视厅，结果因为是星期天，除了几个执勤人员外，凶手们找不到下手的对象。他们又跑到日本银行门外扔了颗手榴弹，炸坏了几扇窗户。此后他们在街头散发了宣传单，接着就自首去了。
“五一五”政变虽然失败了，但是对凶手的审判却掀起了更大的波澜。审判一共分三次，一次对文职人员，一次对海军人员，一次对陆军人员。跟往常一样，相当多的群众同情凶手。当一个被告宣称，他和他的同志们是为了唤醒祖国而敲响警钟时，全场旁听的人们一齐鼓掌。人们对腐败深恶痛绝，对坦然面对死亡的犬养毅并没有多少同情。他的死就算是给政客们的一个警告吧。
而同情凶手的人们则群情激愤，他们如潮水般陆续向主审法官呈递上了十一万份血书，要求宽恕这些凶手。法官们还收到了泡在酒精里的九枚人的小手指，那是新潟县九个青年为请求代替凶手们受刑而寄来的信物。
刺杀犬养首相的凶手中只有一个人表示遗憾，但是他又说首相“就应该死在国家改革的祭坛上”。另外一个凶手则宣称：“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要对为我之死心怀悲痛的人们说：不必为我流泪，我是在改革的祭坛上献身的！”
审判结果早在料想之中，没有一个人被判死刑。被判刑的这40人几年后几乎都被释放了，因为他们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武士，是英雄。还有谁能为结束严重的经济衰退
而如此断然一击？还有谁能站出来领导工农运动？还有谁敢公开对贪官污吏、朝廷大臣、财商大佬进击？正因为私底下人们都怀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军国主义和极右势力得以持续发展。
被林林总总腐败行为煎熬着的青年军官们又等待了三年，只是出于忠于天皇的信念他们才没有投身于共产主义革命。终于，他们中的一员受到“上天启示”的驱使，决定亲手去采取行动。他的行动即使对依旧处于半封建状态的日本来说，也是足够血腥和怪异的。1935年8月的一个早晨，相泽三郎中佐来到明治伊势神宫前祈祷，然后从后门走进宫城庭院旁边的一座老旧的二层木结构楼房，这里是陆军参谋本部。相泽跟当时众多富有理想的激进军人一样，对陆军教育总监
真崎甚三郎大将
崇拜得五体投地，对他被撤职一事愤愤不平。
相泽在伊势神宫前向天照大神祈求的就是：“我感应到了要杀死永田的启示，如果我是正确的，就请大神保佑我成功；如果我是错误的，那就让我失败。”这个永田就是时任军务局长的永田铁山将军，众所周知他是真崎甚三郎大将的死对头。相泽不经通报就直接闯入永田的办公室，未等永田抬头，相泽出手就是一剑，一剑未中又刺一剑。被刺成轻伤的永田跌跌撞撞地向门外冲去，相泽又从背后刺中永田，瞬间硬生生将他刺穿钉在门上。接着相泽对永田的脖子再猛砍两下，然后跑去一个军官朋友那里说，他已经对永田执行了上天的裁决，然后竟然溜到街上去买帽子，因为刚才行刺永田时他把帽子落下了，结果被宪兵逮个正着。相泽本以为被宪兵盘问两句后他就能走人，没承想自己却一下子成了明星，在一场动摇军队基础的审判中，他成了凝聚所有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以实现改革的青年爱国者的核心人物。
在这次审判中，五个法官战战兢兢地面对相泽，而相泽却被允许以证人的身份对官僚、政客和财阀（如三井或三菱那类家族式财团）的腐败行径发出指控。相泽采取了认罪辩护，他承认了谋杀，但是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在尽天皇麾下一个光荣的军人应尽的职责。“国家已经陷于如此令人担忧的境况，农民们苦难深重，官员们贪污腐败，对外交往软弱无能，我们的军事统帅权竟然被海军限制协议侵犯！”
相泽疾呼改革，他以夸张的口吻侃侃而谈：“所以我终于明白了，是那些高官蒙蔽了皇上，那些财阀、官僚正在蚕食着政府和军队为自己谋取私利。”正是这些原因逼他出手，逼他“下克上”！
相泽的辩护律师也发出威胁性的警告：“如果法庭不能领悟指引相泽采取行动的这种精神，那么就会有第二个，乃至第三个相泽站出来。”
这一预言最终被付诸行动，那是在1936年2月25日冰雪覆盖下的东京，日本现代史上最野心勃勃的一伙政变首领准备此时起事。他们明晨的首要目标就是首相冈田启介。冈田是位退役的海军大将。2月25日晚，他正在首相官邸举行宴会，庆祝执政党（民政党）五天前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他成为政治家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接到了他无法推却的请求。去年秋天，天皇授命由他组阁，前任首相斋藤实子爵（也是一位退役的海军大将）因为牵扯进了大藏省一些官员的丑闻事件里而被迫辞职。
当冈田的宾客们举杯相庆选举胜利的时候，冈田自己则在盘算着退休的事情，选举大胜虽然被人们视为是冈田用政策重创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他却已对钩心斗角备感厌倦。选举虽说是获胜了，但他认为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依旧强大。
另外两个被列为刺杀目标的人物此时正在距首相官邸不远的美国大使馆里，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为款待前首相正在此举行有36人参加的晚宴。前首相虽然下了台，却又被任命为内大臣。另一位在此出席晚宴的目标人物也是位退役海军大将，即现在担任天皇侍从长的铃木贯太郎。
格鲁人高马大，浓眉重须，鬓发灰白。他出生于他曾祖父的老家所在地波士顿后湾。他与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格鲁顿中学和哈佛大学的同学。虽为贵族，但他却具有民主的天性，早年在欧洲时就是位杰出的外交家。他出使日本十分合适，他谙熟日本事物，喜欢日语和日本的一切。他的夫人也曾在日本生活过，会说日语，是佩里准将
的后人。
那晚，格鲁殷勤地招待着他的宾客，还特别安排放映了一部由珍妮特·麦克唐纳和纳尔逊·埃迪主演的电影《调皮的玛丽埃塔》。他选中这部电影的原因是“片中饱含维克多·赫伯特动人的音乐、优美的画面、浪漫的故事，典雅脱俗……”。晚宴后，格鲁陪斋藤来到客厅，让他在舒适的扶椅上坐下。格鲁知道斋藤此前没有看过有声电影，如果他看不下去也可以打个瞌睡。但是斋藤子爵没睡，兴致勃勃地看了下去。斋藤原来参加任何宴会都是到10时就会起身告辞，可当晚他不但在电影中场休息时跟着吃了点心，还一直看到影片结束。其他宾客大都被影片的浪漫情节打动，电影结束后灯光开亮时，日本女宾们的眼圈“都明显是红红的”。
斋藤夫妇起身告辞时已是午夜11时半了。格鲁夫妇送他们到门口，斋藤这样开心也让他心满意足。斋藤的汽车出发时，大雪下起来了。
2月26日凌晨4点，香田清真大尉和其他叛乱首领叫醒了他们的部下。士兵们并不知道叛乱阴谋，还以为又是举行夜间演习。只有几个人得到通知这次是要去杀人。
“我要你随我一同去赴死！”栗原中尉对上等兵仓友音吉说。
仓友大吃一惊，但毫无惧色地回应：“好的长官，我可以去赴死。”他必须绝对服从长官命令，丝毫不得违抗。后来仓友回忆：“那时我才知道要出大事了。”
鹅毛大雪中几个叛乱军官联想起了“四十七浪人”的典故。17世纪时，有个豪族因为受到幕府将军的高家
吉良的羞辱而自杀。被辱豪族手下的一名武士小石发誓要为主公报仇雪恨。在此后的七年时间里，他按照武士的牺牲传统装成酒鬼，却在秘密策划复仇一事。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清晨，四十七个浪人（浪人是失去主公的流浪武士，类似美国的游侠牛仔）突袭了宫城附近的吉良家。他们杀掉了吉良，砍了他的头供奉在安放他们主公骨灰的神社里。然后遵循正宗的武士道风范，四十七个流浪武士全部切腹自尽。这个真实故事体现的是理想化的武士道行为，成为日本电影和歌舞剧中最为人喜闻乐见的主题。
叛乱部队各小队分别奔向各自目标的所在地：香田率领的小队要攻打的是陆相的官邸，想要胁迫高级将领支持他们；另一小队要去占领警视厅；其他四支小队的任务分别是刺杀首相、大藏相、内大臣和天皇侍从长。刺杀内大臣斋藤实的凶手在得手后，要再跑到陆军教育总监在郊外的寓所，杀掉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此时，还有两队人也奔赴市郊，分别去刺杀前内大臣、天皇的顾问牧野伸显伯爵和天皇最亲近的谋臣、国家最有荣耀的资深政治家西园寺公望公爵，八十七岁的公爵是最后一位明治维新“元老”。
栗原中尉和一名宪兵军官闯到首相官邸的正门，执勤的警察在门内问他们来干什么，宪兵只是回答：“快开门！”门警没觉得会出啥事，毕竟来的一个是同事，另一个是陆军军官。当他们走近大门时，栗原中尉一手把门警揪住，一手用手枪顶着他，命令道：“开门！”
栗原及其他军官带头闯入，其带来的士兵蜂拥而上。他们缴了正在大门旁警卫室里睡觉的警察的武器。栗原推开众人进入漆黑一片的官邸内，他先打开大厅里的电灯，看清自己所处的方位，然后立马又把灯关上。顷刻间走廊里枪声大作，外边的叛军等的就是这个信号，他们开始用重机枪扫射，打得大厅里的吊灯破碎坠落地上。
凌晨快5点的时候，首相冈田启介的一位年轻秘书迫水久常被住宅外传来的沉闷震动声吵醒了，他的住所就在首相官邸后门对面。他想：“他们还是来了！”他早就预估有人会要袭击他上级，他立即从床上跳了下来。他与首相的关系相当亲密，因为他的妻子是冈田的女儿，而冈田的夫人又是他的姑姑。
迫水轻轻推开窗户，透过纷飞的雪花看过去，只见守卫对面官邸后门的警察正慌作一团，他马上给警视厅打去电话。
“我们刚听到总理
官邸那边的警铃响了，”一个人答道，“一个排已经赶过去了，增援部队也刚出发。”这让迫水放下心来，他又回到楼上。这时街上一阵军靴踏地咔咔作响的声音，他再向窗外望去，盼着来的是警察增援部队或者是专门保护首相的陆军卫队。但是随着枪声响起，他看到一个警察应声倒地，其他警察退开，刺刀闪烁中杀将过来的是一队军人。又是一阵枪声，似乎有步枪和机枪，这次这位秘书终于搞明白了，这是陆军正在攻打首相官邸。他急忙穿好衣服，想去营救首相。当他冲到街上时，听到官邸里那个日式建筑内枪声连连。大门外的军人们挥着步枪冲过来把迫水赶回家中，他们没脱湿漉漉的皮靴就跟了进来。沮丧的迫水只能在屋里兜来转去，寻思着陆军特别卫队和警察增援部队到底出了啥事。原来警察增援部队已经被赶跑了，而陆军特别卫队就是叛军。
迫水再次打电话到警视厅。“我们是起义部队。”这次电话那头这样回答。500多名叛军正在占领警视厅大楼。迫水挂断电话，又打给附近的宪兵部队麹町分队。那边一个怯懦的声音回答：“局面失控，我们能咋办呢？”
距首相官邸几个街口，迫水的堂弟正指挥着170名士兵冲进陆相川岛义之的官邸，香田就在这批人里。他把川岛叫出来，向他宣读了一系列要求：政治和社会改革；逮捕统制派首领；把皇道派军官安排在关键岗位（叛乱者反对向中国扩张）；委派荒木贞夫
大将出任关东军司令，以达到“抵制赤俄的目的”。香田还坚决要求下达戒严令，要陆相立即前往宫城，向天皇面奏叛军的请求。
就在他们争辩的同一时刻，安藤辉三大尉率领着150名士兵冲进了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官邸。铃木跟斋藤一样，几个小时前还在舒适地观看电影《调皮的玛丽埃塔》呢。女仆叫醒了这位年迈的海军大将。他急忙跑到储藏室拿刀，但没找着。听到走廊传来了脚步声，他走进旁边的房间，死在密室里是耻辱的。他瞬间就被差不多20把刺刀逼住，一位士兵上前一步，礼貌地问道：“您是铃木阁下吗？”
铃木说他就是，并举手让大家安静：“你们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告诉我是什么。”没有人回答。铃木又问了一遍，还是沉默。当他第三次问时，一个拿手枪的人（侍从长看他似乎是个伍长）不耐烦地说：“没时间了，我们要开枪了。”
铃木猜想，他们可能是奉上头的命令行事却不知道原因。“那就没辙了，上来开枪吧！”铃木坦然地说道并昂首挺胸，好像是在面对行刑队。他身后墙上挂着的正是他父母的画像。三把手枪同时开火，一枪未打中，一枪打中下腹，另一枪穿心而过。他倒下时仍然清醒，他的头部和肩膀又被子弹打入。
“补枪！”有人反复在喊。铃木感到一把手枪抵着他的喉咙，接着，他听见他夫人在叫：“别打了！”此时，安藤大尉走了进来，拿枪的那人问：“要补枪吗？”
两年前，安藤大尉曾找过铃木提出改革纲领，铃木大将直截了当地驳斥了他的观点，因此安藤一直是蛮钦佩他的。此刻让他说“补枪”那可是“太残酷了”，于是他命令部下向铃木阁下致敬。大家就跪到躺在地上的海军大将旁，举枪致敬。
“起立！出发！”安藤大尉命令他的部下，然后转向铃木夫人问道：“您是夫人吗？”她点了点头。“我曾听说过您。对发生的这些事我感到特别遗憾。”他说他们对大将本人并无恶意，“但是我们和阁下大人对如何在日本实行改革意见不同。所以我们只能这样做”。
怀着负罪感和确信铃木已死的想法，安藤大尉离去了（铃木家有个女仆还听他自言自语地说要去自杀）。但是铃木竟然奇迹般地活下来了，而且在日本帝国最后的日子里发挥了主导作用。
一名中尉率领部下前往藏相高桥是清的大宅子。他们打破内楼大门，一部分士兵抓起来五六个门警和仆人，其他士兵则穿过大屋踹开每间房的房门，寻找他们的刺杀对象。
藏相高桥此时正独自待在一间有10张榻榻米大的卧室内。他是个大人物，他是跑街学徒出身，后来信了基督教，最后当上日本银行总裁和贵族院成员。少壮军官们憎恨他，是因为他坚持削减上一年度的巨额军费预算。
中尉终于挥着手枪冲进了藏相的房间，一脚把高桥的被子踢掉，大叫：“天诛！”（来自上天的惩罚）。高桥毫无惧色地抬起头来冲着他大喊：“傻瓜！”中尉迟疑片刻后开枪，把手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在这老人身上。另一名叛乱军官大叫着蹿过来，抡起军刀劈下去，力道大到把高桥的右臂连着穿的厚棉袄一起砍了下来。接着他又把刀戳进藏相的肚子里，恶狠狠地左右搅动。
这时睡在隔壁西式卧房里的高桥夫人撞了进来，一眼就看到她那已被开膛破肚的丈夫，悲愤地大哭起来。中尉用肩膀挤开聚在走廊上被吓傻了的一群仆人时，他还在说：“请原谅我打扰你们了。”
快5点时，首相冈田被警铃声惊醒，很快，他的妹夫松尾传藏（一位退伍大佐）带着两个警察推门进来。
“他们还是来了。”冈田说。接着他又补充道，这是谁都没办法的事了。
“现在没空说这个了！”六十一岁的松尾喊道。他是个精力旺盛、独断专行的人物，不管冈田乐不乐意，他都执意要给这个大舅子当个不拿薪水的编外大管家。他拽起还在犹豫不决的冈田，只裹着一件薄睡衣就跑了出去，穿过走廊那里有一个秘密通道。这时他们听到砸门声，一个警察把冈田和松尾推进一间当储藏室用的洗浴间，然后把门关上。不一会儿走廊里就响起喊声、枪声和厮打声，然后就没有动静了。
“待这别动！”性急的松尾嘱咐了一句就走了出去。冈田首相也想跟着出去，但是在黑暗中撞到了储物架上，把几个清酒瓶子碰倒在地上，他吓得浑身僵硬。外面还是没有动静，冈田又往外走，却又绊到了那几个清酒瓶子，发出一阵乱响。
“现在别出来！”走廊里一个警察轻声说，冈田赶忙又退回洗浴间里。这时，他听到有人在喊：“院子里有人！”他透过窗户看出去，只见他的妹夫贴着墙根儿站着，有五六个士兵从屋里看着他。
“开枪打他！”指挥官喊道，但这些士兵却都在犹豫，“你们这帮家伙很快就要被派去‘满洲’了！现在连一两个人都不敢杀，以后能干什么？”
士兵们不情愿地把枪伸出窗户朝院子里开火。
“天皇万岁！”松尾大叫一声后就倒在台阶上，血如泉涌。他痛苦地挺起胸来，像是在接受检阅，却仍忍不住呻吟起来。
栗原中尉和仓友推开一排吓呆了的士兵走过来，他们告诉栗原这个人就是冈田首相。中尉犹豫了一下就转向仓友，命令道：“补枪！”
仓友不大情愿，他只拿着一把手枪。栗原不耐烦地说：“就用它打！”
仓友违心地举起枪朝松尾射击，一枪打中胸膛，另一枪打中眉心。松尾大佐扑倒在地，鲜血染红了雪地。
栗原先前在首相卧室中拿到一张冈田的照片，他跪在尸体前拿着照片同松尾的脸比对后，毫不迟疑地说：“就是冈田。”士兵们高呼“万岁”，然后把尸体抬进首相的卧室，放在一张薄垫子上。
为了搞清楚情况，冈田从洗浴间悄悄地来到走廊上，一个警察昏迷倒地，左臂已被砍断；不远处，另一个警察被捅死在椅子上，整个身子折成了V字形。冈田向他们低头志哀后，走进自己的卧室。他看见松尾的尸体被放在垫子上，不禁扑上去痛哭流涕。良久，他站起身来穿上和服，当他正在系外衣的带子时，听见有脚步声，便来到走廊里。
“谁？”一个士兵喊起来。冈田急忙闪身躲进一个黑暗角落里。
“我刚看到一个怪物，”那个士兵对几个同伴说，“是个老头儿。但是像鬼影一样消失了。”
尸横遍地，但是冈田却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此前他一直认为自己死定了。他第一次开始考虑未来。叛军占领宫城了吗？“重臣”
们都被刺杀了吗？他确定自己有责任活下去，一旦叛乱被镇压，就要整肃陆军的军纪。但四处都是叛军，他该躲到哪儿去呢？答案来了，他在走廊里突然撞见两个女仆，她们急忙把他带进她们的房间，推进壁柜里，再用一堆脏衣服把他盖起来。
此时，被派去郊外执行任务的突袭小队赶到了目的地。高桥太郎中尉和他手下30名士兵闯进了真崎大将的继任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在郊区的寓所。渡边夫人和一个女仆试图拦阻高桥，高桥推开她们冲进卧室。渡边将军和他的小女儿躺在蒲垫上，高桥用手枪向渡边射击，又抽出刀来砍在他头上。
另一小队叛乱分子在山上的度假区里四处搜寻牧野伸显伯爵。牧野是内大臣斋藤的前任，现在还是天皇的心腹顾问之一。由于找不到他，叛军便放火烧了旅馆，企图把他逼出来。这位老人已被他二十岁的孙女和子带着从旅馆后门跑了。老人和孙女艰难地在陡峭的山坡上往上爬，士兵们跟着追了上来乱枪齐发。和子不惧弹雨横飞，张开和服的两个大袖子挡在她爷爷身前。一个叛军可能是被这个小姑娘的英勇行为感动了，大叫：“打中啦！”然后劝说他的同伙离去。
被指派去刺杀西园寺公望的第三小队却始终没离开东京市区。最后关头时，这个小队的指挥官拒绝出动，他不忍对最后一个“元老”施加任何暴行。
在位于兴津的寓所里，年迈的公爵刚被一个噩梦吓醒，梦中他被好多砍下的头颅和堆积起来的血尸包围。当听到首都发生叛乱的消息后，当地警方立刻派出大批警察把西园寺护送到附近的一幢小别墅去。接着他们收到一份电报，说有一辆大汽车上坐满了穿卡其制服的青年人，正在向兴津开来。于是，公爵像木乃伊一样被包裹起来，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以欺骗刺客。谁承想这些青年人原来不过是专利药品的推销员。
在陆相的官邸里，香田大尉发现陆军上层的态度持续摇摆不定。将军们一直既不愿意参加起义，又不愿意与叛军对抗。只有才华横溢、脾气暴躁的职业军官片仓衷少佐是少数几个显得有决断力的人之一，叛乱激怒了他。他倒也不是有多反对叛乱者的目标，而是反对混乱和不听指挥。他坚信，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和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军队才能存在下去。
片仓在陆相川岛的官邸的院子里质问一群叛乱分子何以滥用皇军的权力。他喊道，只有天皇一人才有权调动军队，他要求去见陆相川岛大将。
他对围着他的那群人说：“昭和维新
是我们大家都在思考的事情，我和你们一样期待改革。但我们都应该继续尊敬天皇陛下，服从最高统帅部，军队不能被私人利用。”
一个叛军指挥官从楼内走出来说：“我们不能让你进去见陆相。”
“是陆相本人对你这样说的吗？”
“不是。这是香田大尉的命令。陆相准备马上就进宫，少安勿躁，局势很快就会明朗。”
片仓猜想，叛军正在用武力逼迫陆相协助他们建立一个军政府。片仓走向大门，看到真崎大将叉开两腿凶神恶煞般地站在那里，像守护佛寺的金刚一样。片仓一阵冲动，想扑上去宰了他，真崎肯定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他可能还想当首相呢！片仓控制住了自己，他首先得更多地了解发生了什么情况。此时陆军次官从楼里走出来，片仓向他行礼并请求能跟他讲几句话。正当他被别人推开的时候，陆相自己也走了出来，边走边佩好他的军刀。
片仓少佐的头被什么东西猛击一下，然后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他急忙用左手捂住脑袋大叫：“你们不能开枪！”一个面色苍白的大尉（叛军的另一个指挥官矶部浅一）手提出鞘的军刀迎了上来。
“我们有话好好说！收起你的刀！”片仓大喊。矶部刚把刀插回刀鞘，就又变了主意重新拔了出来。
“你一定是香田大尉了，”片仓继续说道，“除非有圣谕，否则你无权调动军队。”他隐约听到有人在嘟囔，可能是真崎，“我们不能再这样流血了。”
他摇摇晃晃，被几个军官扶进陆相的汽车里。当汽车驶过大门时，他模模糊糊地看到那里有几个宪兵，他大叫：“让宪兵上车！”宪兵上了车后，有人建议送他去陆军医院或陆军军医学校，他再次挣扎着说：“不要……我要去城里的私人医院。”他可不想在病床上被人干掉。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远东首席记者威廉·亨利·钱伯林最初是从一家日本通讯社那里得知叛乱的消息的。在市内，他接收到了一大波相互矛盾的谣言。外务省虽尚未被叛军占领，大门仍是敞开的，但却没人告诉外国记者正在发生什么事。东京市区的主要十字路口都有军队站岗，可是钱伯林不知道他们是属于哪一边的。眼下还有政府存在吗？
全市的上班族对发生了什么都一无所知，以为还是平平常常的一天，直到警察要他们乘坐的公共汽车绕开宫城和政府大楼走时，才知道出事了。此时暴力行动已经结束，叛军占领了东京市中心约一平方英里的区域，国会大楼和首相官邸都在其中，山王饭店成了他们的临时指挥部。他们花钱征用了贵族俱乐部餐厅的桌布，制成了横幅标语，上边用墨水写着“尊王归政义军”，挂在首相官邸外面。
听到造反的消息后，宪兵队司令官岩佐六郎将军马上起床，拖着因中风而半身不遂的身体乘车赶往叛军占据的地方。卫兵把他拦了下来。“这还是皇军吗？”他边问边哭，备感耻辱。
叛军这会儿正在给所有的报社和通讯社散发他们的“宣言”。警察把这些宣传单几乎全部没收了，但记者钱伯林却想办法搞到了一张。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这份宣言就是东方人之不可思议的又一证据，但是对研究过日本史的钱伯林来说，它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神国日本之国体，体现于天皇陛下万世一系之统率，其目的系使国家天赋之美传遍八纮一宇，使普天之下人类尽情享受其生活。
顷来，私心私欲不顾民生与繁荣之徒簇出，无视天皇尊严。国民生灵涂炭，痛苦呻吟，国家内忧外患，日益激化。
元老、重臣、军阀、财阀、官僚、政党均为破坏国体之元凶。
我等之责任乃清除君侧之奸臣，粉碎重臣集团。此系天皇陛下臣民之义务。
祈皇祖皇神保佑我辈成功，拯救祖先国土。
美国大使馆临近叛乱区域，格鲁大使向国务院发出电报，首次报告了叛乱的消息：
今晨，军队占领了部分政府机关及市区。据悉，若干要员被刺杀。现仍无法确认任何情况。记者被禁止向国外发电报或打电话。此电文主要在于检测我加密电报是否畅通。密电室收到后请立即回复。
德国大使馆也在叛军火力覆盖区内。《法兰克福报》兼职记者、德国大使馆武官的秘书，也正在赶写有关叛乱的初步报告，正本报给德国外交部，副本则报给苏联红军第四局情报部。此人就是理查德·佐尔格博士，他出生在俄国、长在德国，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爱卖弄才华，足智多谋。他设法取得了德国大使欧根·奥特将军的充分信任（奥特将军无意间将一些具有毁灭性的机密文件泄露给佐尔格，佐尔格将它们传递到了莫斯科），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发展成了亲密的私人关系。佐尔格沉迷于女色，他在东京与第二任夫人一起生活，同时给在苏联的第一任夫人写情书，此外还有其他多桩风流韵事。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开怀畅饮，酒劲儿发作起来把他的德国老乡们吓得要命，隔三差五他就得来这么一出。他原先是波希米亚分支的共产党员（他的叔祖父曾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后来又加入了纳粹党，用以掩护他作为苏联红军远东间谍网负责人的身份。他花了两年时间在日本建起了一个间谍组织，这次叛乱是对他第一次真正的考验。
他后来是这样评述这次政变的：“具有非常典型的日本特征，因此其发生的动因特别值得研究。对其动因进行具有洞察力的研究，特别是研究它所展示出的社会张力和内在危机，这对于了解日本的内部结构来说，比只关注日本军力的记录或秘密文件，具有更大的价值。”报告发往莫斯科后，佐尔格命令他的情报网尽可能搜集所有与此次政变相关的详细情报。此外他又诱导德国大使、陆军和海军武官分别进行独立的调查，他则可以分享他们各自的发现。
陆相到宫城后，向天皇禀奏了叛乱的情况。通常来讲，如果天皇要发话，都是用模棱两可的形式。但是那天，悲痛使得他说得直截了当：“不论出于何种精神，此事皆为极度之憾事，吾判定此举必有损于我国体之荣耀。”他接着对自己的这位首席军事副手坦言，他觉得陆军这是在“用一团乱丝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这意思就是，体面地训诫一下陆军就得了。
天皇的角色对外国人来讲，就算不是完全无法理解，也是很难弄清楚的。他的权力和责任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君主都不同。他的祖父明治天皇是个具有坚强意志和信念的人，他提出“富国强兵”和“文明启蒙”的口号，带领日本从半封建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在明治天皇治下，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明治的继承人大正天皇却是个古怪的人，有一次，他在国会上把要演讲的讲稿卷成筒当望远镜玩。他的古怪和易怒被人们夸大，以至于他的继位人在1921年就被任命为皇储。大正天皇在五年之后的圣诞节那天去世，由他二十五岁的儿子继位。
从童年开始，裕仁就在西园寺公爵的培训下去担当天皇的角色。西园寺本人则深受法国大革命和英国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位最后的“元老”反复告诫这位年轻人，日本需要一位慈父而非暴君，他要为所有国家大事承担负责，但不能随着自己的意愿主动地发号施令。他应该是客观的和无私的。
从理论上讲，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国策都需由他批准。但是依照传统，只要是内阁和军方领导同意的政策，他就得毫无保留地批准。他超然于政治和党派纷争之上，他代表的是整个国家。
尽管有这些约束，他还是可以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因为只有他具有独一无二的警告权或恩准权又置身其外。更重要的是，每个日本人都誓死效忠他。这种道德上的力量如此巨大，致使他不敢轻易动用，即使用也只能以一种模糊的方式。那些向君王请示的人，只能猜测他的心意，因为他几乎总是含糊其词、面无表情。
如果他像他祖父那样做个积极进取的天皇，他也许能够巩固他的权力，因为依照明治宪法，他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但是裕仁是个学究型人物，他宁愿当科学家而不是君主。他最开心的日子是每周一和周六，因为这两天他可以躲进他朴素的实验室里去研究海洋生物学。他从未想过要当暴君。他当皇太子时去欧洲旅行，带回来了对威士忌酒、西方音乐和高尔夫球的品味，以及始终不移的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推崇。当触及原则问题时，他也能反抗来自传统和宫廷的压力。在良子皇后连生四个女儿后，他拒绝为了生育男性继承人而纳妃——几年后，良子接连生了两个儿子。
他看上去不像个皇帝，常穿着磨破了边的肥大裤子，歪系着领带，在宫城里闲逛，戴着像船舷窗玻璃那么厚的眼镜梦游似的盯着某个地方看。他不修边幅，有时还会把外套上的纽扣扣错。他不喜欢买新衣服就干脆推说“买不起”。他甚至节俭到克制自己去买需要的书，铅笔要用到像烟头那样短。他毫无虚荣心，是个自然而不受拘束的人，言行举止像个小村长。这个矮小溜肩膀的男人并不自傲，他追求的是如何让国民生活得更好。
他的臣民们将他奉为神祇。孩子们都受到过警告，如果他们直视天皇的脸，他们就会瞎眼。如果有人在公开演讲中提到“天皇”一词，全体听众就会立刻坐正聆听。如果哪个记者冒失地问及天皇的私事，那么就会得到冷冰冰的回答：不能对神问这样的问题。
但是在日本，“神”的含义与西方不同。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神，就像父母老师都是小神一样。对天皇的感情不仅是敬畏，还有爱戴与尽责，无论其地位高下，每个臣民都觉得与天皇有着家庭纽带关系，天皇是所有人的父亲。明治天皇病入膏肓时，举国上下都为他祈祷，祝他康复，许多人通宵达旦地守在宫城前的广场上。他的死让举国上下像一家人那样悲哀。日本过去就是一个大家族，一个从不断交战的多部族演化而来的现代化了的宗族。
每个孩子都要接受皇道教育：日本的道德基础是对天皇和父母尽责。没有天皇，就没有祖国；没有父母，就没有家。就像父母爱子教子一样，天皇爱护并教导着他的臣民。
鉴于现实中天皇处于这样一种暧昧的地位，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发展出了近乎独裁的权力，实际上两个总长只需对自己负责。天皇对陆军的质疑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1928年，当他得知石原—坂垣团伙谋杀了张作霖大帅时，他勃然大怒，竟忘记了他曾受过的严格培训，严厉地训斥了首相。西园寺公爵也很生气，天皇对军方的质疑背后是受了他的影响，但他更关注的是天皇本人。他以老师而非臣子的语气责怪裕仁的表现像个暴君。老人的话震动了天皇，除了三次例外，天皇一直都恪守这位最后的“元老”提出的基本准则：“统而不治。”
征得叛军许可后，冈田首相的秘书迫水久常回到首相官邸，发现他的岳父竟安全地藏在壁柜里，他小声说：“我就回来，您打起精神来。”然后，他回到自己家里考虑营救计划。快10点时，宫内省一名官员打来电话，礼貌地对首相的去世表示哀悼。他说：“天皇陛下希望派一名皇家信使来慰问家属，是到官邸还是到私邸？”
迫水生怕被偷听，把电话挂掉，他觉得必须亲自去觐见天皇奏明真相。他换上晨礼服，里面穿了一件防弹背心。他拿了把雨伞当武器，穿过大街走进首相官邸，一番争论后，他得到叛军的许可，穿过了警戒线。他坐上一辆出租汽车，来到宫城前的平川门，艰难地踏着厚雪走向宫内省那座钢筋水泥大楼。
内大臣汤浅仓平刚开始表示哀悼，迫水就打断他的话，告诉他首相还活着。汤浅大吃一惊，手里的东西都吓得掉在地上，他说必须把这一喜讯告诉天皇陛下，说完就走了。他一定是在宫城复杂的房屋之间跑着来回的，没过几分钟，就回来郑重地告诉迫水：“我报告冈田总理依然健在时，陛下非常高兴。他说‘好极了’，吩咐我尽快把冈田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迫水建议向第一师团的指挥官求援，让他派部队来营救冈田。汤浅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太冒险，因为指挥官必须获得其上级的批准。“你搞不清楚他们是哪拨的。”
此话有理，所以迫水决定从更独立的渠道去获取帮助。他走进一间满是高级将校的房间。他们愁眉苦脸的，好像都要受到谴责似的。很多人对冈田之死表示惋惜，但也有几个人公然指出，这样的事情必定要发生，因为首相拒绝听取陆军的建议。
大家传看了叛军的宣言，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是似乎谁也做不了主。陆相川岛显得完全不知所措，他肯定是靠不住了。迫水沮丧地环顾四周，这些人都是陆军高层，但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和没有主见的投机分子。他感到这里没有一个人值得信赖到可以分享秘密。所以，他从人群里挤出来，走进另一间屋子，那里内阁正在举行会议，场面一样混乱不堪。大臣们忧心忡忡、咬牙切齿，却又都束手无策，直到资深阁僚、内务大臣后藤文夫到场。他们迁怒于迫水，一拥而上询问首相的情况：“他是怎么死的？”“尸体在哪里呢？”“是谁杀了他？”迫水支支吾吾地应付着，同时发现了一个他可以信赖的人——海相。海相是冈田的老朋友，又是同辈的海军将领。为了防备被人偷听，迫水小心地斟酌词语对海相说：“大臣阁下，我们要去领取一位海军老前辈的遗体，阁下能否派支海军陆战队到总理官邸保护我们？”
海相没有听出话里的玄机，他说：“不行。如果这引发海军与陆军冲突，怎么办？”
迫水压低嗓子说：“我准备告诉您一件重要的事。现在，如果您不接受我的建议，那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迫水透露了首相还活着的秘密，需要海军去营救。
“我什么也没听到。”海相感到左右为难，说完就溜走了。
似乎谁也指望不上了，迫水开始胡思乱想一些不切实际的计划。他想到普法战争期间，法国总统甘贝塔戏剧性地从巴黎乘气球逃跑的办法，但他又想到东京只有广告气球。能不能把松尾的尸体和冈田塞进一口棺材里运出官邸呢？还是不成，那需要一口特大号的棺材。时间已过正午，分秒必争，他绝望地挨间屋子转来转去，毫无办法。
下午3时，在叛军控制的那一平方英里地区以外的街区都是一派貌似正常的景象。男孩子们在雪地上骑着自行车送杂货，靠近事发区域的小铺老板穿着围裙从店里出来，向守卫着路障的年轻士兵打听情况。似乎没人知道更多的情况。
陆军首脑们依旧犹豫不决。尽管他们全都被叛军煽动性行为所排斥，但很多人原则上还是认同叛军的目标，因此无法作出任何决定。他们甚至在是否向香田大尉及其同党发出呼吁一事上都不能达成一致，直到这份呼吁书最后被改成轻描淡写、含糊不清的模样。它被冠以“训诫”之名，其实都不敢称对方为“叛军”：
1.举事之目的天皇已知晓；
2.尔等行事之动机可谓真诚谋求彰显国体；
3.对现时国体形式之展现，我等之敬畏无以复加；
4.各军事参议官一致认同致力实现上述目标；
5.余事均依天皇旨意定夺。
这份呼吁书于下午3时发布。同时发布的还有一份可笑的紧急防卫命令，它把东京中心区划归第一师团管辖，而该师团早已叛变。这不过是权宜之计，让他们守备他们已占领的地方，他们可能会以为自己还是效忠政府的军队。
无论是安抚性的“训诫”还是紧急命令，都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香田团伙相信陆军的大部分高级将领是站在他们一边的。香田的回复是：“如果我们最初的请求得到准许，我们将服从你们的命令。否则我们不会撤出已占领的区域。”
当晚，从甲府和佐仓开来的援军到达，在叛军路障对面布防。在美国大使馆的楼顶上，可以看到叛军挂在首相官邸和山王旅馆的横幅标语在飘动。格鲁夫人紧张到坚持要去另一间房就寝，尽管大使向她保证，不到万不得已，叛军是不会找美国人麻烦的。
离大使馆几个路口远的地方，一辆汽车开到宪兵总部，三个装束整齐的军人跳下车来，他们是香田和另外两个叛军头目。他们是来继续谈判的，当他们穿过走廊时，两个自以为聪明的门卫举手敬礼。
“混蛋！”一名士官探身窗外喊道，“还给叛军敬礼！他们不是皇军！”
来的三个人听真崎大将和荒木大将讲了三十分钟，内容无非是劝说他们结束叛乱，但又一次，安抚只能让他们更加坚定。
在令人意料地迟到六个小时后，后藤终于来到宫内省接受任命，成为“临时代理内阁总理大臣”。几分钟后，他听闻陆相提出要发布戒严令。后藤和其他文官阁僚担心此举可能会演变成军事独裁，所以争辩说，严格来讲这只是陆军叛乱，与公众无关，应由陆军内部自行解决。
川岛反驳说，此事必有外部势力煽动，因此需采取非常措施以确保国家安全。这一反驳虽然软弱无力，倒也影响了那些举棋不定的阁僚。在深夜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大家同意立即颁布戒严令。
就在此时，一个宪兵曹长得知了冈田的下落：他的一个部下奉命进入首相官邸，把死伤的警察抬出来，偶然打开壁柜，竟看见冈田首相像尊佛像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里面。这则惊人消息被报告给分队长，分队长决定不再向上报告。如果搞错了他会被嘲笑；如果是真的，有些同情叛军的宪兵会通知叛军，冈田就会遭到杀害。但对曹长小坂计介来说，这可是失职。于是，他主动带着两个志愿者于当天深夜偷偷穿过叛军的警戒线，于2月27日凌晨大胆进入首相官邸。小坂直接走进女仆的房间打开壁柜，向冈田保证他很快就会得到营救。然后他穿过大街，向住在迫水隔壁的首相另一位秘书福田耕寻求帮助。
秘书和曹长两个人边抿着红茶，边小心谨慎地互相试探，最后小坂透露冈田还活着。此时福田才承认自己和迫水也知道冈田还活着，希望把冈田混进前来官邸吊唁的人群中偷偷带走。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机智的曹长和他的两个部下从卧房里偷偷拿出来一套西装给冈田穿上，再征用一辆汽车开到院子里。此时正好有两辆黑色小轿车停下来，十来个吊唁宾客排队进入官邸。福田把他们引进首相卧室，曹长的一个部下正守在那里，确保这些人别太靠近尸体，以免看出死者不是首相。
当宾客焚香祭奠的时候，福田和小坂把戴着口罩遮住半张脸还浑身打战的冈田带到后面，有一伙叛军站在门口，小坂威严地喊道：“紧急病人！他看不了尸体！”
叛军们让到一旁，三人来到了院里。但是院子里却没有汽车在等着，叛军头目好奇地走过来想看个究竟。突然，征用的汽车开来了，福田打开车门把已筋疲力尽的冈田塞进1935年款的福特轿车，自己也跟着钻了进去。小坂心怦怦直跳，看着这辆汽车缓缓开出大门走远。他泪流满面，恍惚地站在那里。
冈田就这样逃脱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骗局被人揭穿前把松尾的尸体运走。这就是迫水的事了，但他觉得在冈田进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地前，最好什么也别做。迫水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独守在尸体旁。终于，电话铃响了，他妻子通知说她父亲已安全抵达一座佛寺。现在迫水可以干活了，他先打电话给宫内省，告诉他们冈田已脱险，然后又打电话到冈田私邸，让那边尽快把棺材送到官邸来。可那边回复说，现成的棺材不适合首相大人，要花几小时特制一个。
拖延开始让迫水焦躁不安：他可能会被发现而被处死。当他越来越害怕的时候，忽然想起来他父亲的童年时代男孩们常玩的一个叫作“站在最后一根稻草上”的游戏。一个男孩先把某样东西放在坟头上，另一个男孩去把它捡回来，第三个男孩再插根稻草在坟头上，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有人害怕为止。男孩们相信，只有当他们的睾丸萎缩时，真正的恐惧才会来临，所以当他们走向坟头时，都会把它掏出来拽大。果不其然，迫水发现他的睾丸快缩没了，他设法把它拽大，然后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恐惧消失了。过去的人很聪明啊。
天黑时，棺材终于送来了，迫水把抬棺人支开，用毯子把松尾的尸体完全包裹起来放进棺内。当送葬队伍慢慢离开官邸时，叛军首领举手敬礼，还说了一句告别的客套话。灵车静静地驶出大门，经过一段颠簸路段后，安全抵达首相私邸。一群人已经聚在那里等候着，一块墓碑连同一幅用黑纱围边的冈田的大照片被放在棺材上。
迫水严令不得开棺，然后赶去宫内省，内阁成员又聚在那里。这次，迫水才告诉他们冈田依然健在，而他们从震惊中缓过来后，都建议冈田首相去觐见天皇，越快越好。让迫水料想不到的是，代理首相后藤却表示反对。他认为冈田要对这场叛乱负责，应该立即辞职。后藤拒绝听任何辩解，显然他觉得自己应该当首相。无奈之下，迫水只好打电话向其他要人求助。
没人帮他，大家的共识是，如果叛军知道冈田躲在宫里，就可能会向宫城开火，那可“太恐怖了”。绝望的迫水打电话给福田，叫他不要把冈田送到宫城来，他则赶回冈田私邸，看看丧礼是否照常进行，而骗局尚未被揭穿——否则叛军就会开始搜捕了。
松尾夫人沉默地坐在棺材旁，几个小时过去了，她一句都没有问起自己的丈夫。同情之心使得迫水无法再隐瞒实情了，他把冈田的亲人叫到一起，包括他四个孩子中的三个，以及松尾四个孩子中的三个，迫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告诉他们，松尾大佐如何为了让首相脱险而牺牲了自己。
“我很高兴我的丈夫能够作出奉献。”这位寡妇轻声说道。她是一个武士的女儿。
现在，此次叛乱已被称为“二二六”事件。在天皇本人施压下，军方首脑的态度也开始强硬起来。被军方的拖延激怒的天皇，自张大帅被刺以来第一次不顾他的身份直言：“如果陆军不能镇压叛乱，那我将亲自站出来阻止他们。”
这迫使陆军于2月28日凌晨5时06分以天皇的名义发布敕令，命令叛军“迅速撤离”所占区域，回到各自的驻地去。危险区域的居民将被疏散，如果次日上午8点叛军仍未撤出，将会对他们开火。
这一敕令使叛军分化为两派：一派要服从天皇；另一派坚信这并非出自天皇本意，而是天皇在统制派的压力下发出的。
这一天，迫水遇到了其他更令他失望的事。代理首相后藤一直反对冈田去面见天皇，而警方也无论如何都拒绝护送首相进宫，说是“责任过于重大”。迫水害怕冈田因自责而切腹自杀，就不理会后藤和警方，自行把冈田首相带到了宫内省。
晚上近7时，那位老人被护送到天宫城殿的耳房。当他们经过走廊时，官员都被面色阴沉的冈田吓得目瞪口呆，以为看见了鬼。有几个人被吓得跑走了，其余的则缩成一团。
一见到天皇，冈田立即卑屈地为这场叛乱请罪，就好像这是他的过错一样，然后提出辞职。“你活一天，就继续履行一天你的职责。”天皇回答，还接着说他很欣慰。
冈田敬畏得说不出话，禁不住泪流满面，最后还是克制住自己说：“从此臣会竭尽所能。”这次天皇没有回话。
当晚，冈田就在宫内省留宿，迫水则返回首相官邸，那里仍然挤满了吊唁的人。一群愤怒的海军军官把他挤在中间，其中一人喊道：“作为武士，你竟敢就这样弃守城堡？即使首相死了，你也必须留下来守护他的遗体，誓死保卫官邸。你怎么能如此不负责任地跑去宫内省！谁知道你干什么去了！”
迫水对丧事的安排令他们大为不满，说是明天要把尸体运到海军军官俱乐部去举行应有的仪式。迫水请求他们耐心点，但没等他说完，有位海军军官立即喊道：“你父亲是个好军人。我当年替你操办婚事就是因为你是他的儿子，我以为你也是个靠得住的人。但是今天这事证明你就是个货，一个连丧事都办不好的软蛋！冈田若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悲哀，竟把女儿嫁给你这么个家伙。你父亲也会痛心疾首。你自个儿振作起来吧！”
即使天皇敕令已发，但除少数人之外，大部分叛军都拒绝撤离。从周边城市调往东京的陆军越来越多，联合舰队也驶入东京湾，登陆部队在海军省和其他海军机构外围布防。年轻的官兵们恨不得立马动手，为被陆军刺杀或重创的三位海军老将斋藤、铃木和冈田报仇。一名年轻军官在冲动驱使下已让他的军舰主炮口对准了国会大楼，他想轰塌那座大楼，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2月29日（那年是闰年）早上6点，陆军宣布：“我们确定将开始镇压在帝都麹町一带制造骚乱的叛军。”这是官方第一次使用了“叛军”一词。当日乌云密布，大雪将临，除了还有士兵外，东京几乎是个死城。学校停课，电车和火车停运。打不了电话，也发不了电报，东京已被隔绝。市区公共交通中断，陆军已集结兵力准备进攻。尽管有些坦克进入了攻击位置，但还是有些坦克向叛军的路障贴近，坦克外面挂着劝降标语，号召叛军“遵从敕令”，立即撤走。满载炸弹的轰炸机在上空盘旋，还有飞机撒下致普通官兵们的传单：
1.速回本部，为时未晚。
2.抗拒为叛，将予枪决。
3.尔等父母兄弟正因汝为国贼而哭泣。
一只广告气球在航空大楼上升起，下悬长条大字标语：“敕令已出。勿抗军旗。”各要害地点都架起了高音喇叭，日本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和田信贤哽咽着朗读致叛军士兵的呼吁书：“你们真诚忠实地服从你们的长官，相信他们的命令是正当的。但是现在天皇命令你们回归本部。如果继续顽抗，你们就是违抗敕令的国贼。你们以为自己在行正路，但现在你们知道自己错了，便不可继续违背陛下，致使自己堕落为万世国贼。为时未晚，罪尚可恕。你们的父兄及全国人民都真诚地祈求你们回头。立刻撤离现在的阵地，返回原部。”
叛军士兵开始疑惑地面面相觑，可谁都在等别人先动。上午10点左右，坚实的大坝崩溃了，30名普通官兵携带着步枪和机枪撤离阵地。中午前后，几乎所有普通士兵都回到了原先所属的部队，只剩下留在首相官邸和山王旅馆的几个小分队。下午2点，飘动在首相官邸外的横幅标语落下。一小时后，陆军省通过电台宣布，未发一枪一弹，叛军既已投降。
叛军首领仍在陆军省和山王旅馆，皇军没有采取行动去抓捕他们，而是给他们一个表现出武士道精神的机会。荒木大将钦佩他们的精神，也同情他们的动机，但要求他们切腹自尽，毕竟他们做出了令人无法容忍的鲁莽之事以致伤了天皇的心。青年军官们考虑过集体自杀，但最后还是决定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那时他们就可以像相泽那样，唤醒国民关注正被腐败侵蚀的日本。
但是有个军官拒绝投降。野中四郎大尉独自离开，写了一份临终声明，为他所在的部队三十年来从未出征、其他部队却能浴血荣光而感到遗憾。“这些年来，国内卖国贼的罪行竟然要用我们在‘满洲’和上海的战友们的鲜血来赔偿。我接下来若屈居帝都，苟且偷生，将何以告慰这些英灵？我是疯癫还是愚笨？我给自己选的路只有一条。”他在声明上签字后便走上了这条路：切腹自尽。
那天下午4点半，疲惫的迫水把吊唁者召集到冈田家里，宣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声明，披露了松尾死亡和冈田脱险的细节。听众一时惊得鸦雀无声，终于有人高呼“万岁”，其他人也跟着喊起来。消息立刻在邻里间传开。
“二二六”事件结束。如此血腥的一场暴动最终以仅死亡七人的代价和平终结，叛军投降了。妇女们展现出了超常的勇气，将军们却是首鼠两端。以外国人视角来看，此次兵变不过是一场超国家主义者制造的大屠杀，只有少数人意识到它的意义。但苏联人却了解，因为佐尔格准确地预判这一事件将导致日本向中国的扩张。 [1]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好像往池塘里撇出了一片石头，涟漪一直波及了太平洋彼岸。
[1] 佐尔格博士在给莫斯科的详尽报告中，分析了引发此次叛乱的深层次的社会动荡。佐尔格还把德国大使馆武官获取的情报中的精彩部分拍照送到莫斯科，其中有两名叛军首领在前一年写的一本秘密小册子，题为《整肃陆军意见书》。苏联红军第四局对这名新间谍很是满意，并要求他提供进一步的情报：此事是否会影响日本的外交政策？会使日本反苏更多还是更少？
在一位与高层交往密切的记者和一位原为艺术家的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佐尔格解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他观察到“二二六”事件将导致社会改革或是长期的对外扩张，扩张必将指向中国。对此他谨慎客观，因为他清楚，与柏林和华盛顿不同，“莫斯科十分了解中国和日本，没那么容易受糊弄”。
时至今日，仍有些消息灵通的日本人认为，此次事件是日本共产党特务煽动的。他们宣称，真崎大将在叛乱发生前曾秘密会晤左翼领袖。他们指出，不只是青年军官们，连北一辉和其他民粹主义者都无意间成了日本共产党的工具。日本共产党的计划是通过那些同时宣扬社会主义和皇道的“理想主义”者，以行动促使日本共产主义化。日本共产党深知天皇崇拜的威力，他们打算利用帝制，而非废除它。佐尔格某种程度上也认可这一说法，他后来跟一位朋友说，日本共产党与这次叛乱可能有关系，他们试图建立一个天皇治下的“共产主义”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