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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西方人觉得，东条大将和其他日本领导人——实际上还包括日本民众——比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好不到哪去，他们不论遭到何等的惩罚和灾难都是罪有应得。
二十五年过去了，日本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已经从几乎濒临全面崩溃的困境中恢复过来，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重新得到尊重。但是人们依旧会有疑问：我们怎么能佩服和尊重这样一个在战争时期常如野蛮人一般的民族呢？
本书很大程度上是尝试从日本的角度来回答上述问题，以及那场改变亚洲局面的战争所涉及的其他问题。何以一个版图仅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小的国家竟敢对珍珠港发动自杀性的攻击，以至于使自己陷入绝境，要与一个比自己国力强大十倍的对手决一死战？今天看起来大致相同的两个国家之间，当时发生的那场战争真的是必不可少、无法避免的吗？是否正是那场战争的胜利使得美国从此永久性地卷入了亚洲事务呢？
即使有我的日籍夫人和她家人的帮助，我原本也没有打算写作这本书，但是发生了这样两件事：一是日本人对自己此前不久的历史所抱的态度有了重大的转变，二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重要历史文献。除了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防卫厅战史馆业已保存的大量材料外，最近又发现了一些被隐匿或丢失多年的宝贵材料，例如御前会议和联络会议的记录，原以为被焚毁的近卫文麿的部分日记，以及1940年至1944年2月21日间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杉山元元帅所写的长达千页的“笔记”。
更为重要的是，日本的一些前文武高官，包括天皇的首席顾问木户幸一侯爵、天皇最小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殿下、珍珠港和中途岛战役的实际指挥官草鹿龙之介将军，以及东条的头号心腹佐藤贤了将军等，都愿意敞开心扉详细地描述这段不幸的过去。几年前，我为写《不是耻辱》一书搜集资料时，只要一触及某些敏感话题，这些人就面露难色，但是现在他们的这种心情已完全消解了。此外他们相信，战后西方人有了在亚洲的经历后，对日本过去在中国所犯的罪行会有更多的认识。那些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人，从将军到士兵，也比较愿意谈及他们的罪行，说出过去难以启齿的内容：怯懦、谋杀、草菅人命、投降以及当逃兵。
为了确保准确，这些人连同其他每位与作者交谈过、其经历被写入本书的人，都阅读了书中与自己相关的段落，常常还为说明问题而添加了评论。书中的对话不是虚构的，都出自大量的谈话记录、档案材料、速记记录以及当事人的回忆。例如有关历次御前会议和联络会议上大量的辩论内容，就是根据下述资料写成的：杉山元的“笔记”、最近搜集到的官方档案资料、私人日记，以及同样出席御前会议的木户侯爵（木户侯爵在天皇每次参加会议后马上就能得到一份会议报告）、铃木贞一、星野直树和贺屋兴宣等人的谈话记录等。
我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同时在打两场性质不同的战争：一场是在欧洲，与另一个西方民族及其纳粹主义作战；另一场是在亚洲，不仅是在同一个追求现代霸权的侵略性民族作战，还要在意识形态上同整个东亚竞争。
1922年，远东问题专家泰勒·丹尼特就曾写道：”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个国家，对造成远东问题现今的种种遗祸都负有责任。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永远抛弃自以为是、无辜受害者的伪装，以忏悔来面对现实。”
如果我们早这么做了，1941年与日本的谈判就很可能带来和平而非战争，美国也不会多年来不得已地在亚洲充当道义上的警察。道义上的警察并不是一个好充当的角色，特别是当它自己在道义上正问题重重时。
本书内容是这些被裹入人类史上最大规模战争的人们的真实写照，他们头昏脑胀、自视清高、龌龊阴暗、灰心沮丧、充满矛盾。我已尽全力要用事实本身说话，如果非要做出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历史教训绝不简单，那是人类本性的反复呈现，而非历史在重复。事实上我们常常可以从过往教训中受益良多，而非相反。例如，我们自己在战后亚洲的暴行，无疑能给美国人一个看清上一代日本人行径的佐证。
约翰·托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