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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苏联对7月2日御前会议的结果并不清楚，而苏联间谍尾崎秀实却得到一则传闻称，日军决定南进，而非进攻西伯利亚。为确定传闻真伪，上线间谍佐尔格将尾崎派往“满洲”。在那里，尾崎发现，此前关东军曾密令3000名铁路劳工协助进攻红军，现今不知何故，毫无动静。10月4日，佐尔格通过无线电，将该情报连同最新的外交动态一并发往莫斯科：
根据从日本官方各渠道所获取的情报来看，倘若本月15日或16日，美国未就日本的谈判请求作出满意答复，日本内阁将选择总辞职，或进行大规模改组。无论属于何种情况……本月或来月，日美将爆发战争。日本当局唯一的希望是，格鲁大使能够在最后关头拿出新提案，以促使谈判重启。
至于苏联问题，日本高层一致认为，假如德国取胜，远东的相关利益自然将由日本接手，没有必要对苏作战。在日本看来，倘若事实证明德国无力在短时间内击溃苏联，并将苏联政府逐出莫斯科，那么日本便应静观其变，待来春再作打算。无论如何，北上问题的重要性，居于美国问题和南进问题之下。
这份情报异常准确，帮助苏联把大部分红军从“满洲”调往西线。然而，这是佐尔格发送的最后一份情报。一星期后，间谍网成员之一——身患肺病的三十八岁画家宫城与德遭到逮捕。宫城落网实属偶然：在某次大规模的反共行动中，一名被特高（“思想”警察）逮捕的女子招供称，她与宫城在美国相识，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宫城之所以参加共产党，是出于对美国“对亚裔种族实行非人道歧视”的愤懑。尽管掌握着“满洲”的石油储备调研报告等绝密材料，宫城一整天都不发一语，却在午休时采用一种日本人不常用的自杀方式，从三楼窗户纵身跃下。一名警探本能地跟着跳窗，两人双双落在树上，宫城摔断一条腿。之后，宫城便把他所知的佐尔格间谍网的情报全部招供出来。
根据宫城供认的情报，尾崎于三日后被捕。佐尔格原本与他们约定当晚碰头，见两人迟迟未到，便隐隐猜到真相。在那个借酒浇愁的晚上，佐尔格终于确信，自己在日本的使命已然终结。不久前，他还曾起草过一份致莫斯科的电报，要求转调至苏联或德国“开展新工作”。
事实是，那天晚上，佐尔格暂时没有被捕之虞。内相很担心抓捕佐尔格会导致事态闹大，暴露出尾崎乃是近卫“密友”的事实（其实两人只是相识，称不上密友，尾崎加入近卫公爵的著名智囊团“朝食会”也只是通过老同学牛场的介绍而已），进而导致近卫政府垮台。而就在次日，近卫辞职，这便不再有任何顾忌，批准逮捕佐尔格。
次日，也就是东条正式就任首相的那天，天色未晓，警察把佐尔格从睡梦中揪起，身穿睡衣，脚蹬拖鞋，被押至鸟居坂警察署。奥特大使向外务省提出抗议，并要求与佐尔格会面。两人会面时，佐尔格神色颇为尴尬。一番闲聊过后，大使问道，是否还有什么难言之隐。佐尔格沉默片刻，说道：“大使先生，我们后会无期了。请代我向尊夫人、孩子们问好。”
奥特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在蒙受朋友的欺骗。会面结束后，奥特心情仍然难以平复，对日方负责官员说道：“为保护德日两国利益，务请彻查此案，一定要追根究底。”
在10月23日的联络会议上，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郁郁寡欢：“说是在10月定下来，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进展。”海军每小时耗油量高达400吨。“形势紧急，无论是战是和，必须立刻作出决定。”
陆军从旁帮腔。“一拖就是一个月，”杉山说道，“不能再浪费四五天去研究情况。从速解决！”
首相东条的发言听上去酷似近卫的论调：“大本营敦促从速，敝人深表理解。然而，从政府的角度出发，还是应当审慎、负责地研究此事，毕竟海相、藏相、外相也都还是新面孔。首先有一事需要确定，对9月6日的决议，是要原样接受，还是换个角度去加以看待。大本营对此可有异议？”
杉山、永野表示并无异议。
面对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考验，东条正面接受，顺利克服。木户的直觉没有错：事实证明，当军方心怀愤懑时，东条确有能力应对。
此后十日，联络会议讨论的内容不外乎两点：一是与华盛顿的谈判问题；二是假如开战，胜算究竟有几成。与会者一致同意维持《三国公约》的立场，并兑现近卫对赫尔四项原则所作出的承诺。唯一的分歧在于从中国撤军这个问题：曾与近卫针锋相对的东条此时建议，“作为一种外交姿态”，可以提出约在二十五年内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但杉山反而沿袭了东条之前的立场，一再声明，坚决反对任何让步。外相东乡茂德的表态则超出东条预期，称“最好立即撤军”，又说只要把美方的提议接近原封不动地答应下来，“一切都会好转”。
东乡此言一出，会议室当场乱作一团，数名与会者甚至认为，东乡处于精神错乱状态。于是，有人提议休会，次日再议。东乡恰好需要时间去“整理思绪”，便表示赞同。
东条却坚持继续开会，并声称分秒必争，通宵达旦也必须作出决定。东条给出三种选择，要求与会者考虑：一、付出巨大艰辛，或者用木户的话来讲，“卧薪尝胆”——“睡在柴火上，舔舐苦胆”，也要避免战争；二、决定立即开战；三、继续谈判，同时做好在必要时开战的准备。最后，东条补充道，其个人看法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实现和平。
杉山与冢田发现东条态度转变巨大，既恼火又困惑，不明白堂堂一位陆军将军，怎么现在说起话来倒像文官，便离开了这场冗长的会议。东条回到办公室，与心腹顾问佐藤贤了商讨三种选择。此时已晋升少将的佐藤说道，立即宣战乃是下下之策；至于木户那条“卧薪尝胆”的路线，既不能使中国问题得到圆满收场，也无法解决日美之间的根本分歧；不过，假如海军正式承认没有信心开战，那也只得选择木户路线，“只要确实存在胜算，那我当然支持诉诸武力；但倘若一丝胜算都没有，还去发动战争，那就纯属胡闹了。”
东条没有多少异议。次日早上那场联络会议意义重大，东条担心杉山要在会上坚持立刻开战，便指示佐藤先去沟通。杉山的答复却略带讽刺：“回去转告陆相，除掉战争，没有第二种答案。”
会议定在上午9时开始，东条请杉山提前来一趟，希望亲自劝服他。7时30分，杉山带着心直口快的冢田，来到首相官邸。
“放弃外交，选择南进并开战的方案，陛下强烈反对。”东条说道，并对杉山是否能够改变圣意表示怀疑，“总长若有把握，大可自行晋谒，敝人全无异议。”
杉山答道，陆军参谋本部认为对美谈判已走入死胡同，只要美国依然固执己见，那就绝无成功之可能，也没有谈判下去的必要。唯一的解决方案只有战争！接着，杉山又痛斥身为军方将领的东条竟站在文职官员一边。东条默然不应。若论身份，东条先是首相，其次才是陆相。
11月1日，联络会议在明治宫殿会议室举行。这是自1937年开设联络会议以来的第66次会议，会上气氛极其紧张。国运悬而未决，首相再次与发言更有分量的军方发生争执。东条表示希望对三条路线展开讨论：先是第一条路线，“卧薪尝胆”，大家有何意见？
东条的支持者之一——身为文职官员的藏相贺屋在回答时提出两个问题：“假如我国并不开战，隐忍下去，却在三年后遭到美国舰队主动攻击，要怎么做？届时，海军是否存在获胜希望？”
“不清楚。”永野大将答道。
“那么，美国舰队主动来袭的可能性有多少？”贺屋继续问道。
“五五对开吧。”
贺屋穷追不舍：假设美军确实来袭，帝国海军能否取胜？
永野依旧不肯作出保证：“要么现在避战，三年后再打；要么立刻开打，做好未来三年长期战争的准备。”又补充道，最好在日本占据有利条件时立即开战。
贺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永野此前曾承认，假如战争持续三年，胜负很难预料。“此外，本人坚信美国主动来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结论只有一个，立即开战绝非上策。”
另一位文职官员——外相东乡表示完全赞同。
“岂不闻古语有云，‘无恃其不来。’
”永野说道，“未来之事，难以逆料。”三年之内，美国会在东南亚部署强大兵力。
“好，那我们什么时候开战才能赢？”
“立刻！”永野被贺屋的话刺激到，斩钉截铁地答道，“大好战机，此后绝无仅有！”
杉山表示，应于12月初开战，但谈判仍要继续，以使日军占据先机。贺屋则视之为卑鄙的手段：“皇国历史赫赫两千六百年，如今正逢巨大变局，国运悬而未决，竟要在外交上使用诈术，真是无耻！”
“万万不可！”东乡同样抗议。
海军军令部次长对两人的怒火视若无睹，说道：“我代表海军发表意见，政府可以谈判至11月20日（东京时间）。”
陆军不如海军那样有耐心，他们的期限是11月13日。
东乡怒道：“作为外相，我只接受有希望成功的谈判。军方提出的那些条件，包括截止日期，纯属对谈判的阻碍。眼下情况明白得很，各位得放弃发动战争的念头。”
东条却表现得镇定自若，对东乡、贺屋的意见表示赞同，一如当初支持陆军那般。渐渐地，陆军把怒火集中到东乡身上，甚至在休息时间尝试对其施压。他被告知，“若外相反对战争，我们只好把他换掉。”在会议桌上用过午餐后，东乡继续斥责陆军：“海军还定在11月20日呢，11月13日实在太荒唐了。”
“13日就是最后期限！”冢田表示，再拖下去将导致各作战部队产生混乱。
海相岛田繁太郎身为海军大将，对陆军那种僵化思维很不理解，问道，谈判为何不能持续到11月29日？
“您这提议纯属添乱。”冢田喊道，“少讲两句，不行吗？”接着转向东乡，问道：“您想要的限期是哪天？”
会议场面一度失控，东条宣布暂时休会。在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里，陆军商定：若有必要，谈判可以持续至11月30日。
休息时间结束，东条首相试图再拖延一点时间，问道：“何不把期限定在12月1日？”从心理上讲，日期定在下个月会让外交官更为从容。“只是让谈判多持续一日，有何不可呢？”
“绝无可能！”冢田说道，“陆军绝不同意超过11月30日。”
“冢田，”岛田问道，“到11月30日，具体是什么时刻？午夜可以吗？”事实上，这也把时间定在了东条想要的那一天——12月1日。
“行吧。”冢田作出让步，“就到30日午夜。”
期限初步拟定，接下来便轮到外相东乡来说服美方达成协议。东乡表示，自己已草拟出两份方案将递交给美国。甲案，某种程度上属于此前日方提议的委婉版本：陆军同意在1966年之前，从中国撤出全部驻军。倘若国务卿赫尔拒绝甲案，那么再把乙案作为最后的手段提出。乙案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在达成最终解决方案之前的一项暂行过渡办法，其目的是打消赫尔对于日本入侵印度支那的怀疑，并向美方保证，日本将放弃任何武力征服东南亚的计划。
在乙案中，日本承诺不再向南采取进攻性行动，且一旦中国恢复和平，或在太平洋地区实现全面和平，日军将全部撤出印度支那。与此同时，日本会立即将其在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转移至北部，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对日销售100万吨航空汽油。
杉山表示，乙案不可接受。“在法属印度支那驻军，有助于掌控中国，南方原材料之半数亦可收入囊中。此外，从战略角度讲，也能够保证我国在应对美国及解决中国问题上居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即便达成协议，也并不意味着美国一定会向我国提供原材料。陆军反对乙案。”见杉山态度如此强硬，东乡只得摊牌说：谈判时间如此紧张，要让华盛顿方面接受甲案，可能性着实微乎其微。挽救和平唯一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把谈判范围缩小至南方问题上。“希望各位不要强人所难。”
一部分与会者，包括书记官长星野、藏相贺屋，都认为外相言之有理，但陆军却坚持己见。“断不可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冢田高声重复着杉山的论点，“而且，一旦撤军，我军所有从南往北的原材料补给路线，都会暴露在美国的枪口之下。美国想什么时候切断它们，就什么时候切断。”乙案不过是将危机推迟半年，而半年之后——由于气候原因——机会便将一去不复返，日本再也无法通过武力解决问题。“因此，乙案不予考虑，只能提出甲案。”
在接下来的数个小时里，陆军一再否决从印度支那撤军的相关建议，甚至坚称：应对赫尔提出要求，解冻日本资产，并停止那些破坏中国问题和平解决的行径
。东乡听着那些荒诞不经的提议，深知这些条件绝不可能支持谈判，无奈之下吼道：“外交搞不下去，那不搞也行——至少别去主动挑起战火！”
“这就是为什么要按甲案行事！”冢田声音也不低。
“对，”永野说道，“就依甲案继续谈判。”
尽管遭到陆、海军联合反对，东乡依然拒绝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作出让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印度支那作为条件，谈判如何进行？众人吵得不可开交，担任会议秘书的武藤将军提议休息十分钟，以便东条在休息室与三名陆军将领交流。“外相已提出方案，假如因为陆军反对，最终导致谈判告吹，”武藤规劝道，“这责任陆军负得起吗？”东条也提醒道，天皇的旨意是“白纸还原”，圣意不可违。杉山最终妥协，但表示只有在甲案失败之后，才能提出乙案，同时还吐露他的忧虑：日本竟作出如此屈辱的让步，军中那批激进分子得知此事后，恐有哗变之虞。
“交给我处理便是。”东条说道。此时午夜已过，显然，争论也不能无休无止地持续下去。
除在休息室的几名陆军将领外，与会者在香烟与怒火的刺激下，感到头脑发昏，此时都在御花园醒神。永野拍了拍东乡的肩膀，问道：“您说，外务省能不能把事情包揽下来，让全部问题都通过外交解决？至于海军方面，大可不必担心，此事的处理方式，完全按您的想法来便是。”
东乡暗吃一惊，没想到数分钟前还站在对立面的永野，此时竟然成为意外的盟友，受此鼓舞，东乡重新进入会议室时，决心更为坚定。谁知争论一开始，永野又跳出来鼓吹战争。这是海军的惯常把戏，私下主和，公开主战。至于主战的原因，自然是维护颜面，以及保住那笔属于自己的军费拨款。“当然，打仗就有战败的可能。”永野说道，“但现在的情况是，不打，就得对美国摇尾乞怜；打，还存在取胜的希望。连打都不打，这与战败有什么区别？”
永野这番发言，冢田听着颇感恼火：听上去永野似乎主战，但话却讲得小心翼翼，左右逢源。为何他不像杉山那样有话直说呢？“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实现和平的方法恐怕并不存在。”冢田语气急迫，“但谁也不肯站出来讲，‘没什么好担心，就算日久天长地打下去，一切责任也由我承担。’然而，维持现状，不过是饮鸩止渴。因此结论只有一个，必须开战。本人相信，战争避无可避。如今正是大好时机。即便现在不打，那明年、后年也逃不过一战。帝国精神必将化作光芒，照耀我等前进。”日本南进，或将有助于德、意击败苏联，并迫使中国投降，而占领东南亚也是对美国国防资源的一次重大打击。“我国将筑起一道铜墙铁壁，将亚洲的敌人逐个击破，最终击溃美利坚，粉碎不列颠！”
出乎众人意料的是，杉山总长站出来，反对下属冢田迫切的主战言论。杉山表示，自己“极其勉为其难地”同意东乡的提议，亦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与会者惊得瞠目结舌，只有他的同僚除外，他们私下了解到杉山已有让步之心。人人心里都清楚，杉山作出这样大幅度妥协，必将在陆军各级之中引起极大不满。
作为交换条件，陆军希望文官团体立即停止其他抗议行为，正式通过有关截止日期的提案。然而，藏相贺屋拒绝仓促行事：“国运攸关的决定，我不同意在仓促之间作出。”贺屋建议再推迟一天，“仔细考虑一夜”。凌晨2时，精疲力竭的与会者鱼贯而出，离开会议室。
穿过寂静的城市，贺屋在回家途中暗自思索：假如自己坚持反战，会出现什么情况？东条会被迫解散内阁，而新内阁无疑将向军国主义者俯首帖耳。另一方面，华盛顿方面的谈判，达成圆满结果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综合来看，明智的做法或许是支持该提案。此外，一旦战争爆发，贺屋也确信不会有第二个人比自己更有能力抑制通货膨胀。结论的确符合逻辑，但贺屋实在无法接受与美国开战的可能，因此他没能下决心给东条打去电话，表示同意。
东乡独自踏上归途，心中同样纠结不已。诚然，通过他据理力争，政府最终会提出乙案，然而，乙案也未必能使美方满意。假如自己辞职呢？是否能够迫使陆军作出更多让步？短短睡过数小时，东乡便去拜访老友广田弘毅，征询意见。做过首相的广田认为，东乡应当留任，“尽力促使谈判成功”。毕竟，新任外相或许会支持主战派，东乡认为广田言之有理。
告别广田后，东乡接着前去拜访东条，寻求帮助。其原因是在前一日的联络会议上，东条的表现堪称通情达理。东乡提出，假如赫尔对甲案或乙案反应良好，希望东条前去“说服有关人士作出更多让步”。
东条没让东乡失望，表示：只要美方也选择折中，自己非常愿意作出进一步妥协，并将尽快告诉同僚。“我在祈祷神灵保佑，希望日美顺利达成协议。”东条认为，美方接受乙案的可能性有五成。此时，只有藏相贺屋仍不同意。整个上午，东条都在通过电话施压，催促贺屋速作决定。贺屋一方面不胜其扰，另一方面也认同那个符合逻辑的结论，便乘车前往首相官邸，于下午2时许告知东条，自己勉为其难地服从多数意见。
内部意见终于统一，接下来的重担便压在外相肩上：东乡需要在期限之内，去实现那虚无缥缈的和平。东乡认为，谈判若要取得成功，唯一希望是派人前往华盛顿，协助那位三番五次犯下外交错误的野村大使。数月前，野村也曾亲自提出，希望外务省派遣来栖三郎协助自己。来栖此人极富外交手腕，曾代表日本签署《三国公约》，同时又与美国联系密切。来栖的夫人艾丽斯·杰伊便是一名美国女子——虽然她的双亲都是英国人，但她出生在纽约市的华盛顿广场。
来栖有些犹豫，最终还是选择接受任务。此时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将来栖迅速送往华盛顿。倘若走漏风声，让那些主战派参谋、超国家主义者获知行程，来栖或将遭遇生命危险。泛美航空公司倒是有一架“飞剪”客机，将于四十八小时内从香港起飞，然而，安排来栖乘海军飞机前往香港便需要数日。最后，格鲁大使出面解决此事。身在华盛顿的国务院远东事务处处长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接到格鲁电话，随即说服泛美航空公司将航班推迟两日。
11月4日下午，来栖向东条辞行。东条说道：“美国橡胶与锡的储备日益减少，其国民反对战争。”并补充道，自己认为来栖此行成功概率只有三成。看来短短两天，东条又添了两成疑虑。“请尽最大努力，设法达成协议。”
深夜，来栖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在妻子床边坐下。“是要出远门吗？”妻子问道。“可能要去美国。”来栖答道。妻子给来栖披上毛毯，又端来一杯咖啡。考虑到遭遇暗杀的“种种可能”，她建议从东京前往横须贺的那段路途，由两人的儿子陪同。来栖之子二十二岁，以机械师的身份服役于陆军航空队。父子两人若同行，记者便会以为这只是父亲在送儿子出差。来栖表示赞同。临走时，来栖对妻子说道：“只怕今日一去，竟成永别啊。”
次日上午10时30分，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13名军政高层官员列队进入会议室，准备开始御前会议。当第十四人，亦即天皇出现时，会议按照惯例开始。东条称，政府与大本营已就9月6日的决议重新加以考虑。会议室内笼罩着焦虑的气氛。“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做好开战准备。军事行动开始的时间初步定为12月1日（这比实际时间11月30日午夜听起来感觉更好）；与此同时，也要尽最大努力尝试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外相东乡回顾外交前景并指出，“外交方面几乎不存在回旋余地”，成功希望“渺茫，我等深感遗憾”。
铃木将军重申日本资源的紧缺情况：“简而言之，与中国交战的同时，再与英、美、荷三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绝非易事。”不过，头几个月取胜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铃木认为，战争确属解决之策，总比“坐等敌人鲸吞蚕食”要好。
永野大将要求对作战计划保密，因为日本之国运完全取决于战争初期能否取得决定性胜利。杉山强调时机的重要性：“从作战计划的角度讲，敌对行动开始得越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美之间的军备差异便越为悬殊。”至于战争初期，杉山对胜利信心百倍。“不过，不可忽视的现实仍然是，我国面临的或将是一场持久战。”但即便是持久战，杉山也相信，日本能够“确立坚不可摧的战略态势”，从而挫败敌人。
雄谈阔论响彻会议室，却无法冲淡笼罩在众人头顶的绝望气氛。杉山本人也没有忘记呼吁“加强”外交。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就谈判提出问题，东条回答称，美方的答复实属“花言巧语”，“没有作出半点让步，只是单方面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东条表示，最为严重的分歧在于中国驻军问题。谈到那场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的战争时，东条的情绪十分激动。“代价是什么？四年艰辛，百亿军费，一百万将士，十多万伤亡，无数家庭饱受丧亲之痛。”假如此时撤军，中国必将奋起反抗，“届时，中国将重新接管‘满洲’、朝鲜和台湾！”
原询问美方会对甲、乙两案作何反应。东乡表示，甲案不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恐怕连乙案也无法解决问题”，毕竟谈判时间只剩下两个星期。“因此，敝人认为成功概率甚低。作为外相，敝人自当竭尽全力，但谈判成功之可能性，遗憾的是……大约只有一成。”
“不，有四成！”东条说道。看来一夜之间，东条的乐观心态又增加了一成。
原担心战争避无可避，便从种族主义的角度对众人提出警告：美、英、德都是白种人。“因此我担心，假如日美开战，美国可能与德国达成协议，反倒使得日本陷入孤立。我们不得不正视这种可能性，出于对黄种人的仇恨，美国上下很可能把当前对德国的仇恨心理转嫁至日本。同样，英国也会放下对德战争，把矛头掉向我国。”
东条也从另一个角度敲响警钟，指出与美国那样的敌人长期作战存在极大危险。“每当我想到美国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日益扩张，想到日华战争陷入僵局，以及其他种种问题，总感觉我国面临的烦恼没有尽头。我们衮衮诸公，自然可以高谈阔论‘卧薪尝胆’，但国民究竟能忍耐到何年何月呢？”尽管数分钟之前，东条还对和平表示乐观，但现在这番表态，含有肯定战争、赞同开战的意味。“倘若只是坐以待毙，那么不需两三年，日本便将沦落为三流国家。”此外，战争从道义上能够讲得通，因为英、美两国威胁到日本的生存。“此外，只要保证治理公正，占领区民众对我国的敌对情绪也许会有所缓和。美国起初必然会暴跳如雷，随后也会明白（我国为何发动战争）。总之，敝人会小心行事，避免此战成为一场种族战争。各位尚有异议否？若无异议，那么提案便不加修改，原样通过。”无人提出异议。与上一次御前会议不同，天皇全程未发一语。
格鲁十分了解日方领导人的挫败感，也清楚这种感觉或将导致何种后果。在11月5日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御前会议前数日，格鲁在日记中写道：“显然，日本正在筹备一项战争计划，以备在和平计划失败时执行，而那项战争计划，很有可能带来令人措手不及的危险变故。”怀着这种心情，格鲁再次给赫尔发去一封预言危机的电报，主张和平解决问题：
……倘若上述努力失败，本大使[格鲁]预计，日本或将选择回到过去之立场，甚至存在变本加厉之可能。其结果则是一场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冒险行动，事实上，他们举国上下会不惜切腹自尽，也誓要保障日本免受外国经济封锁，绝不屈服于他国之压力。那些了解日本民族性格和心理的观察家，感受到日复一日的变化，自然能意识到，这种出人意料的偶然事件之发生，并不仅仅是存在可能性，而且是很有可能……
这并不是鼓吹绥靖政策，也不是在原则上妥协。
……本大使之意图，仅在于提醒，日本有能力迅速发动自杀式战争，美国切勿低估此能力，从而卷入对日战争。诚然，一个理智的国家不会有此等举动，但我们不能用美国的逻辑标准去衡量日本……日本接下来很有可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某些危险行动，迫使美日两国陷入无可避免的武装冲突。
格鲁祈祷华盛顿方面理解自己的意图。“英美最大的问题是，”一名日本友人曾对格鲁说起，“总是把日本人看作成年人，把它当作成年人对待；实际上，日本人还是儿童，要像对待孩子那样与之交往。”
然而，与之前一样，格鲁那份电报未在国务院引起重视。斯坦利·亨培克认为大使思维守旧，尽管为人高尚，却容易上当受骗。大使受杜曼的影响太深，而杜曼在东方生活得太久，已无法客观地看待日本；他对日本的同情心使得他发自东京的每一封电报都带有浓重的亲日色彩。
“魔术”行动截获的情报印证了亨培克的判断：一个两面三刀的国家，明面谈判，暗地备战，岂能相信？另外，亨培克认定日本只是虚张声势，不敢真与美国作战，因此劝说赫尔，不必理会格鲁发来的最新警告。
于是情况演变为：和谈顾问坚决主张强硬态度，军方首脑反而敦促行事小心，着实令人啼笑皆非。马歇尔和斯塔克两位将军共同向罗斯福总统发起呼吁称，应当避免一着不慎而导致危机，毕竟，主要战略目标仍是击败德国。“纵使击败日本，只要德国尚存余力，那便称不上胜负已决。”两人警告总统，盟军的“心头大患”依然是德国，与日本爆发战争，将会削弱对德作战的力量。至少三到四个月内，不应对日发出最后通牒，以争取时间在菲律宾与新加坡巩固防守。
罗斯福此前也对史汀生提到过，希望“赢得更多时间”。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找到办法，便收到一份截获的情报，情报显示危机无可避免。这是一封东乡外相发给野村大使的长电，其中包括甲、乙两案以及秘密指示。情报经解码、翻译完毕后，很快便被送往国务卿处。指示一开头，便带有一种日方已放弃谈判的感觉：
既然日美邦交已来到悬崖边缘，国民对缓和关系的信心亦在持续减弱。
但日文原文中并不存在这种悲观情绪。东乡表述的内容是：
日美关系处于破裂边缘，我等正夜以继日，为调整两国邦交而竭尽全力。
第二段的英文译文更具误导性
：
帝国内外局势极度紧张，不容再作拖延。然而，为表示日本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维系和平之诚意，经多方慎重考虑，决定就继续谈判再进行一次赌博，同时也是我国之最后努力……
原文的语气更为负责：
国内外局势十分严峻，我国无法承受任何拖延。出于与美国保持和平关系之真诚意愿，帝国政府经过周密考虑，决定继续对美谈判。目前之谈判乃是我国之最后努力……
译文版本接着指出，除非上述提议被接受，否则便意味着两国关系破裂：
……事实上，我等是在拿国运赌博，孤注一掷。
而东乡的原文是：
……而帝国之安危取决于此。
接下来，赫尔读到的译文是：
……此举是我国展示友谊之极限所在，是最后一次存在成交可能的交易，希望与美国的所有争端，都能够通过上述提议和平解决。
东乡的原文则是：
……如今，本着完全友好的精神，我等作出最大程度之让步，俾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在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之际，真诚希望美国能够对此重新加以考虑，并以适当的精神处理危机，以维护日美关系。
在呈给赫尔的译本中，东乡关于甲案的具体指示部分同样存在谬误，可参考以下摘录：
赫尔读到的版本：
本案乃修订后之最后通牒。
（注：若美方当局就“[日军在中国驻留]最后期限”提出问题，请含糊回答，称该期限将持续25年。）
……鉴于美方强烈反对我国在范围未明确之地区驻扎军队，我方应试图转移占领区，更替相关官员，以打消其怀疑。……
……迄今为止，我方答复一向含糊不清。
希望你用尽可能模棱两可而又婉转动听的言辞，旁敲侧击地传达出这样一种意思：无限期占领并不意味着永久占领。……
（4）作为原则问题，我等急于避免在日美双方所达成的正式建议草案中加入此内容。……
东乡实际的版本：
本案中包含的提议，实质上是我方之最后让步。
鉴于美方对无限期驻军之强烈反对，建议通过明确驻军地区及驻军期限，来打消其怀疑。……
（注）一旦美方问及所需期限之长短，应作答复称，目标大约为25年。
……当前阶段，命你严格围绕“必要期限”这一抽象表述展开谈判，尽力给美方留下如此一种印象：驻军既不会永久持续，也不会存在于任一特定的时段。
关于[赫尔]四项原则，应尽最大努力，避免将其纳入日美正式协议的条款之中……
对赫尔而言，单是那最后一段便称得上证据确凿：证明日本的欺骗性意图，也加深了他长久以来的怀疑。而事实上，这是一段荒谬的误译。译者把“四项原则”中的“四”错译作序号（4），使该段落成为三项指示——“（1）非歧视与贸易”“（2）《三国公约》之解释与适用”“（3）撤军”之后的总结条目。译文使得该摘录部分看上去像是电文的主要部分之一，加之把“关于四项原则”错译为“（4）作为原则问题”，甚至武断地插入“急于”一词，从而对赫尔产生误导。由此赫尔深信，就提议中的任何一项要点，日方都试图避免达成正式协议。
11月7日晚，野村带着甲案拜访赫尔。赫尔早已对其内容了如指掌——或者说，自认为了如指掌——只是草草扫过一遍，便确信其中没有包含真正的让步。赫尔的态度十分直接，野村见状，便要求与总统直接会面。眼见着宝贵的时间一天天流逝，大使心急如焚。在日本军方首脑的施压下，野村希望问题迅速得到解决；赫尔却拖延进程，因为美军高层要求争取时间。双方各怀鬼胎，背道而驰，导致谈判进展不断恶化。
三日后，野村终于得以面见总统，并指出日本作出“让步幅度甚大”，重申需要尽快采取行动。罗斯福必定没有忘记马歇尔和斯塔克关于争取时间的请求，答道：“各国作出决策，必须考虑到百年之后的未来，尤其是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一时代。”谈判仅仅持续六个月，双方都需要耐心；美国需要的不是一项临时协议。野村给东乡发报称，美方对甲案“并非完全不予接受”。这位一厢情愿的海军大将，似乎不想放弃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同样不肯放弃希望的还有华理柱主教。11月15日，主教结束另一次远东之行回国，给赫尔发去一份长篇备忘录，再次尝试维护日美两国和平。备忘录在呈给赫尔之前，先经亨培克之手；亨培克出于强烈的个人偏见，在其中添加大量冷嘲热讽的批注。
主教解释称，任何政策一经天皇批准，日本全体臣民便会视之为“国策最终敲定，君无戏言”。亨培克在旁用铅笔评论道：“假如某项政策一经天皇批准，便是‘君无戏言’，那三国同盟同样适用于此。”而在另外一段寻求两国谅解的长篇文字旁，亨培克批道：“幼稚。”
“有一点或许值得回顾，”华理柱评论道，“中日两国原本打算实际合作，谁知‘九一八事变’陡然发生，才将合作进程打断，并迫使两国彻底分道扬镳。”对此，亨培克用铅笔批注：“观此言论，好像‘九一八事变’的发起者是中国一方。”而当华理柱指出“今日之远东，绝无真正之和平”时，亨培克写道：“那么谁该为此负责？是日本（以及德国）。”
就在同一日，外交特使来栖三郎自西而东跨越美国本土，风尘仆仆地抵达华盛顿，并在两日后，随野村前往国务卿办公室拜会赫尔。特使身材矮小，戴眼镜，短髭打理得干净整齐，他曾代表日本签下《三国公约》。赫尔只向他瞥去一眼，便断定此人信不过。“此人无论外表还是态度，都无法赢得他人的信任与尊重。”赫尔在回忆录中写道，“从见第一面起我就觉得，此人一定满嘴谎言……在我眼中，此人唯一的可取之处是英语流利，因为他把自己的美籍女秘书娶进了门。”
赫尔认定来栖对日本政府的密谋知情，很可能企图“通过谈判安抚我国，以便日本在合适的时机发动突然袭击”。国务卿陪着野村、来栖二人步行数百码，来到白宫。罗斯福表现出和蔼可亲的姿态，说道：“正如布赖恩
所说，朋友之间永远存在商谈的余地。”
来栖答道，太平洋“恰似一桶火药”，两国必须找到避免战争的方法。罗斯福颔首，表示应当达成广泛谅解。
至于《三国公约》，来栖表示，美国“历来强烈主张遵守国际承诺，却要求日本作出背信弃义之举”，着实令人难以理解。日方领导人早已向美方保证，该条约并不会必然导致战争；战争需要另外单独的决定。此外，日美之间倘若达成谅解，“自然会使《三国公约》‘黯然失色’，美方对条约适用问题的忧虑，亦将随之消散”。这实质上是朝着废除公约迈出的第一步，赫尔却对来栖所言全然不予置信，认为那只是对公约作出的“某种似是而非的辩解”。
罗斯福保持友好态度，重申“两国之间不存在利益分歧，因此一切分歧亦无理由恶化”，甚至毛遂自荐，希望充当中日和解的“中间人”。
就在同一天，东条首相在帝国议会发表讲话，并进行全国广播。讲话内容主要围绕与华盛顿的谈判问题，指出成功与否取决于以下三点：中国问题当由日本解决，美国不得干涉；美国必须避免“对帝国构成直接军事威胁”，并取消经济封锁；美国必须努力“防止欧战扩大”至东亚。
通常来讲，讲话内容再精彩也不会引起太大反响，而这次演说却收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在美国驻日大使馆的外交包厢里，海军武官探身向前，与同伴耳语。《朝日新闻》的一名记者注意到美方外交人员的反应，写道：
……四名美国使馆人员突然凑作一团，交头接耳，随即又猛烈摇头。无人知道那反应代表什么意思。旁听席上的其他听众都紧紧盯着那四人。
海军武官当时的耳语是：“呵，还好不是宣战。”
随着时间一天天流逝，华盛顿对甲案始终没有确切答复，日方领导层逐渐丧失希望。由于美方在重大问题上的态度似乎日渐僵硬，东乡只得使出最后手段：电令野村展示乙案。11月20日，野村在赫尔面前宣读乙案，赫尔却将其视为日方之最后通牒，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将其条件描述为“荒谬绝伦，让一名美国外交官去接受，实属无法想象之事”。然而，当时的赫尔不动声色，“以免授日方以把柄，导致日本退出谈话”，只是表示会对方案“秉持谅解的心态加以研讨”。
事实上，乙案列出的五项条件之中，不合理的只有一条——停止对华援助。然而，赫尔因该条目大动肝火，竟将其视作整个方案的核心问题，进而作出既不合适、亦无必要的过激反应，怒道：“在美国民众看来，希特勒与日本是狼狈为奸；双方的目的是平分世界，希特勒一半，日本一半。”并补充道，民众的这种看法又因《三国公约》而进一步加深，接着便开始猛烈抨击公约。
野村无奈，只得求助来栖。一个多星期前，赫尔还曾承认，《三国公约》并不是主要问题。谁知刚过去的短短几天内，他又三度宣称：只要日本不肯放弃公约，和平谈判便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美方为什么再次把公约抬得如此之高呢？如此一来，好像日美关系又重新回到松冈在任的时候，没有任何改善。
赫尔的部下对乙案的反应也同样奇怪。最同情日本的约瑟夫·包兰亭担心，接受乙案将意味着“美国纵容日本之侵略，同意日本在未来肆无忌惮地开疆拓土……并出卖中国……”，同时也是“对美国国家安全之巨大威胁”。
包兰亭如此大谈侵略，其实并无太大意义。乙案内容充分涵盖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地区的问题，并提出要在中国实现和平。日本不可能在不违背自己的提议的情况下展开进一步侵略。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美国要求日本就停止军事扩张作出明确承诺，日本也很有可能答应。
因此，问题并不出在乙案内容本身，而是国务院拒绝相信日本会忠实履约。比如其中一项条目——日军从印度支那南部撤至北部，在日本陆军看来，这是经过激烈争论之后，勉强作出的重大让步。包兰亭却对此嗤之以鼻，他认为既然日本可以把驻军从南部撤至北部，自然也可以“在一两天内”调动军队轻松重返南部，此等提议实属“一纸空文”。
而另一方，罗斯福显然对乙案颇感兴趣，甚至用铅笔手书一份《暂行过渡办法》，交给赫尔：
1.美国恢复经济关系，供应些许石油及稻米，随后再予增加。
2.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满洲”边境或任何南方地区（包括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或暹罗）增兵。
3.日本同意，即使美国介入欧战，亦不履行《三国公约》义务。
4.美国作为日华议和的中介，但本身并不参加会谈。
有关太平洋地区诸协议，随后再议。
《暂行过渡办法》进一步证明，罗斯福与赫尔不同，他是一位“现实政治”
的践行者。此举是美国僵硬态度的首次真正缓和，也首次为和平解决问题带来现实可行的希望。赫尔信奉原则至上，对此无疑会感到不悦，但他毕竟恪尽职守，尽管他个人对来栖有所保留，对东乡并不信任，依然愿意进行谈判，并着手将《办法》纳入外交进程。
在与赫尔的交流过程中，来栖发现，美方依然把《三国公约》看得很重。次日，来栖前往国务院，提交一份信函草案，宣称：公约并不会带来任何义务，使签署国日本为第三国之侵略行为提供配合或协助。
……我国政府绝不会服从他国之意志，而使日本人民卷入战争。只有在正义无法得到伸张，而国家安全与国民生命又面临威胁时，日本政府才会将战争视为一种无可避免的最终手段。
本人希望，上述声明将有助于消除阁下一再提及的公众的怀疑态度。此外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一俟两国达成完全谅解，该信件可按阁下之意愿公之于世。
无论是对《三国公约》的间接否定还是公开上述信件的建议，都未能打消赫尔的怀疑。次日，亦即11月22日，星期六，赫尔的怀疑得到“证实”：美方再次截获东京发给野村的电报，电报指示谈判最终期限将延至11月29日（华盛顿时间）。
……该截止日期为最终确定日期，绝不容许再次更改。之后，情况将顺其自然。
当晚，野村与来栖拜访赫尔，敦促美方对乙案作出答复。两人面带微笑，彬彬有礼。赫尔只得“强逼自己”挤出和蔼的表情，因为“日本的卑鄙伎俩”早就通过“魔术”行动暴露无遗。“两人坐在那里，点头哈腰，野村有时发出咯咯笑声，来栖则更多地龇牙咧嘴。他们心里一定在反复盘算，倘若要求遭到拒绝，日本政府便会在数日之内发动新的侵略行动，而那迟早将导致美日交战，带来生灵涂炭的结局。”
“时局如此，日本竟不肯为和平做几件小事，实在遗憾。”赫尔说道。
野村同样局促不安，一再敦促尽快答复，并要求就日方提议逐条作答。
“日方没有理由对我方提出任何要求。”赫尔暴躁地答复，“太令我失望了。我也在尽一切努力，你们却只管强行要求答复。”赫尔不明白东京方面稍微等待数日又如何，不过最终还是承诺尽快答复。时间最快也是周一，因为美国先要与在远东地区有相关利益的几个友好政府协商。赫尔心中的答案，正是罗斯福匆匆写下的那份《暂行过渡办法》。
11月24日，星期一，赫尔邀请英、中、澳、荷四国代表来到办公室，展示罗斯福那份最新草案的副本。中国大使胡适博士提出质疑：为何允许日本在印度支那驻留5000军人？赫尔答道，在马歇尔将军看来，就算驻留25000人也不会构成威胁。“我国政府并不承认日本有权在印度支那驻留一兵一卒，”赫尔解释道，“不过，目前达成该项临时协议有其重大意义，主要原因是陆、海军最高层再三向本人强调，时间就是一切。日本可能发动突然袭击，两军必须准备周全，以作出有效应对。”
荷兰公使亚历山大·劳登博士态度鲜明：荷兰对《暂行过渡办法》表示支持。其余三人则表示，需要等待国内指示。赫尔颇感不耐烦，愠道：“那片地区的安危，相较于我国，与各位所代表的政府有着更直接的利害关系。然而诸国政府埋首其他事务，似乎对眼下讨论的问题一无所知，其冷淡的态度中不曾体现出合作意愿。事态竟朝此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本人着实心寒。”
次日，胡博士满怀歉意地向赫尔递交一份照会。那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一份电报，内称蒋介石对《暂行过渡办法》“反感颇烈”，认为美国“仍拟对敌姑息，牺牲我国”
。
赫尔怒道，美国否决《暂行过渡办法》自无不可，但如果那样，“一旦日本南进，可不要怪罪美国不向印度支那一带及日本海域派遣舰队”。
胡博士告辞时天色已暗，赫尔仍召集部下展开进一步讨论，他本人强烈主张：尽管明知接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也先把《暂行过渡办法》发给日方，此举至少能够强调“我方正尽一切努力避免战争，而日方拒绝此案，更能充分暴露其征服东方的狼子野心”。
那天深夜，丘吉尔给罗斯福发来一封电报：
……当然，事情由您来处理。就我国而言，自然也不希望爆发额外的战争。要担心的事情只有一件：蒋介石有没有茶饭不思？令我等感到不安的是中国。倘若中国覆败，我等之共同危险亦将大幅增加……
显然，蒋介石已与伦敦方面有过沟通，借丘吉尔之口委婉地表示对《暂行过渡办法》的拒绝，这也耗尽了赫尔最后一点耐心。从“魔术”行动截获的情报可以断定，乙案是日本的最终方案，谈判必将于月底结束。东条还有进一步让步的打算，但赫尔并不知情；即便知道，也不会相信。自仲夏以来，赫尔始终“坚信日本决心继续军事扩张之路”。
正是怀有这种心理，加之蒋介石的反对、丘吉尔有所保留的赞同，以及他本人谈判数月以来的疑虑与疲倦，才使得赫尔在此时此刻作出决定：将《暂行过渡办法》束之高阁。取而代之，美方会提出“一项在和平、互利、渐进基础上的合作计划”，他的助手立即着手把该提议拟成草案。
那天中午，“战时内阁”成员被召集到白宫开会。史汀生在日记中对会议有所描述：
……（罗斯福）提出，鉴于日本素以不宣而战而臭名昭著，我们或将于下周一（12月1日）遭到袭击。问题是……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诱使敌人打响第一枪，却又不致招来太大危险。此事并不简单。赫尔认为，此事应当建立在宽泛的主张之上，比如海洋自由原则，以及日本与希特勒结盟、并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侵略政策之事实。其他人则强调另一项事实：日本所可能采取的任何南进行动，都将对我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形成包围，并切断我国从马来西亚获取橡胶的重要供应线。我则向总统指出，早在今年夏天，总统便曾通知日本：如果日本跨越边境进入泰国，即意味着对我国安全之侵犯。那算是迈向最后通牒的第一步。因此，总统只需（对日本）指出：任何此类远征行动都将违背我国此前发出的警告。 [1]
次日，亦即11月26日，身在白宫的罗斯福正准备用早餐，却被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打断。总统还没来得及尝上一口烟熏鲱鱼，赫尔又打来电话，报告中国对《暂行过渡办法》的抗议。“我会处理妥当。”罗斯福说罢，扣下电话继续用餐，却发现早餐已然凉透，便把它推到一边。这一小插曲在摩根索后来的记述中有所提及：“总统在用完早餐之前，或许不应该受到任何人打扰，包括我在内。”
此时，赫尔已在电话中告知史汀生，自己“差不多已下定决心，不把……那项提案[《暂行过渡办法》]……提交给日本，而是使它自行作废。只是单纯告诉日方，总统没有提出任何方案”。
史汀生扣下电话，突然想起另一件事：日军一支新派遣军从上海出发，远征印度支那。前一天夜里，史汀生就此事向白宫提交过一份文件，不知罗斯福是否已经过目，便打去电话确认。电话那头的反应，被史汀生在日记中描述为“勃然大怒，甚至可以说暴跳如雷”。罗斯福回答说那份文件他并未看到，它“将局势彻底扭改，证明日本全无信用可言，明面上谈判，暗地里又向印度支那派遣军队”。
很快，赫尔亲自前往白宫，并表示，既然中国反对《暂行过渡办法》，那不妨就此将其搁置，新拟一项“实现全面和平的基本方案”，提交给日本。
愤怒的罗斯福依然未从日本派遣军队一事中平复过来，便同意了赫尔的处理方式。当天下午，赫尔请野村、来栖来到国务院，于下午5时递交两份文件，内心“几乎不抱希望地期冀着，在这最后时刻，东京的那一颗颗穷兵黩武的头脑还能够接纳一点点常识”。
来栖与野村满怀期待地打开第一份文件，那是一份口头声明，宣称美国“极其真挚地”期望为太平洋的和平作出努力，但同时认为日方提出的乙案“似不可能在遵循法律、秩序与正义之前提下，在太平洋地区实现最终目标，亦即确保和平”。作为乙案的替代品，赫尔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也就是第二份文件中的内容。该文件注明“绝密，暂定，非决定案”，并提出十项条款。来栖通篇读下来，感到大失所望。文件坚决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陆、海、空及警察部队”；在中国，除蒋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此外，也在实质上要求废除《三国公约》。
该案严苛程度远超6月21日那份美方提议，乃是赫尔单独草拟，未与马歇尔、斯塔克协商。而此时，两位将军恰好也正在起草另一份备忘录，准备提交给总统，请求争取更多时间增援菲律宾。尽管来栖已作出书面保证，称《三国公约》并不存在重大意义，但赫尔在此案中依旧重新搬出《三国公约》问题，并提出一项新建议，呼吁“在大英帝国、中国、日本、荷兰、苏联、泰国与美国之间，签订一份多边互不侵犯条约”。来栖明白，新建议只会使盘根错节的局势更加复杂，并导致进一步的拖延。野村惊得瞠目结舌。来栖问道：这是否应当被视作美方对乙案之答复？
赫尔给出肯定回答，并指出，日本接受该案将在经济上获利：资产解冻，在互享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上签订贸易协定，稳定美元与日元之间的汇率，减少贸易壁垒，并给予其他可观的经济优惠政策。
来栖预见到，东京方面会将该案视为侮辱与贿赂，便对这些条件提出异议，说道：在他看来，日本政府绝不可能同意立即、无条件地从中国与印度支那撤出全部军队。假如美国的想法是让日本“向蒋介石脱帽致歉”，那不会存在任何达成协议的希望。来栖请求，在把该提案发回东京之前，先与赫尔再作一番更为细致的非正式讨论。
“我方能做到的只有这么多。”赫尔说道，民心所向，群情汹涌，倘若让石油自由流入日本，他自己“或将性命难保”。
来栖半带讥讽地打趣道，有时越是“信念坚定的政治家”越无法得到公众同情。远见卓识属于智者，而智者有时会成为烈士。人生短短数十年，唯有尽职尽责罢了。心灰意冷之余，来栖说道，赫尔这番提议基本意味着谈判走向终结，并问美方是否考虑过暂行过渡方案。
听到“暂行过渡”一词，赫尔感到很不自在，草草回答称：我方已作过探讨。
“是因为其他大国有意见吗？”来栖问道。
这一问十分接近真相，赫尔有点尴尬，答道：“我已尽最大努力探讨过了。”
11月27日上午，驻华盛顿使馆的武官向大本营发去电报，这是东京方面收到的第一份有关赫尔答复的消息。电报开篇指出，美方已对乙案作出书面答复，“谈判没有一丝希望”。众参谋挤在电报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接下来的内容解码，那其中包含赫尔答复的主要观点。
此时，军政高层正在宫城召开联络会议。电报送至宫城时，恰好是休息时间，众人正在用午餐。东条把电报内容高声朗读出来，现场鸦雀无声，只有一人开口道：“最后通牒来了！”东乡起初便明白谈判成功希望渺茫，却也没想到竟是此等结果，“颓然”之余，口齿不清地喃喃自语起来，旁人全未听懂。几名陆军将领则是幸灾乐祸，“表情似乎是在说，‘我们陆军有先见之明吧？’”东乡原本便感觉赫尔的照会像是一块“大石压在胸口”，此时看到陆军反应，情绪更是跌落至谷底。
岛田认为，赫尔的答复“斩钉截铁”，甚至未承认日本已作出重大让步这一事实，实属一道“晴天霹雳”。
而在像贺屋这样的主和派人士看来，此类要求同样荒诞不经。赫尔显然清楚，日本对此的唯一选择只有拒绝。妥协近在咫尺，赫尔反而去追求无休无止的讨论，这显然是拖延时间的伎俩，意味着美国准备开战，而敌人正是日本！日本主动提出立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赫尔仍不满足，希望从印度支那与中国立即撤出全部军队，这是在痴人说梦。
会议室内众人最为恼火的一点是，赫尔明确要求日本从“中国全境”撤军。得到“满洲”付出的代价巨大，失去“满洲”意味着经济上的灾难。美国如此富裕，有什么权力提出这种要求？一个民族但凡还有一丝尊严，又怎么可能会屈从？
赫尔的答复确实是急躁与愤怒的产物，但日方最为愤慨的那段文字，却并非赫尔本意，这堪称一场悲剧。赫尔所指的“中国”并不包括“满洲”，他也无意要求日本从那里撤军。早在4月份，赫尔便向野村保证，在达成基本协议之前，没有必要就是否承认“满洲”展开讨论。因此，在赫尔心中，这并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然而，对日方而言，赫尔的照会只能按照字面去理解。毕竟，自从《谅解草案》提出以来，美方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都变得强硬起来。
就这一点而言，美方的答复本应更加明确才是；那样，至少日方不会反应如此激烈。当然，把“满洲”问题排除在外也并不意味着日方便会对赫尔的提议全盘接受，但东乡或许能够得到机会，说服军方继续谈判，而那很有可能将迫使军方推迟原本定下的最后期限——11月30日。
如此一来，两个强国最终走上冲突之路。那么，应当受到指责的，究竟是美国还是日本？就责任而言，几乎全该由日本担负：是日本入侵中国，建立伪满洲国对中国人民犯下暴行，而后选择南进，最终走上对美战争的道路。同时，这一侵略过程有其背景：连续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人口爆炸式增长后，为继续保持一流强国地位，日本必须对外寻找新原料、开拓新市场，而西方世界视日本为经济对手，试图将其打压淘汰。这些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便是日本走上侵略之路。此外，也包括天皇独特且暧昧不清的地位，以及“下克上”在某些事件中起到的破坏性作用。
美国同样存在偏执的恐惧——“黄祸”。然而，奇怪的是，恐惧“黄祸”的美国并不害怕与日本兵戎相见，反而沉溺在编造各种贬低日本人的笑话之中。一则曾在华盛顿流传的故事称，英国给日本建造的军舰头重脚轻，一旦交火便会立时倾覆。日本的空中力量也未能幸免，美国人嘲讽日军飞行员都是一群笨手笨脚的小四眼儿，并不将他们视作可畏的对手，而是当作取笑的对象。或许，正是这种优越感在潜意识里诱导着部分美国领导人——包括罗斯福在内，采取高压措施，将日本逼至忍耐的极限。
两个国家，一个资源丰富、幅员辽阔，坐拥大洋天险；另一个资源匮乏、人口拥挤，时常要提防着来自苏联的进攻。要前者去理解后者的处境，着实是难上加难。然而，对仇恨与怀疑气氛的助长，美国本身亦有责任：排斥日裔移民，本质上是赤裸裸的肤色偏见、种族歧视，“大和子民”素来心高气傲，自然会感到恼怒。美国还应意识到并承认自己在四项原则方面采取的道义立场实属伪善。
显然，盟国英国在印度或缅甸并未遵守那些原则；就连美国自己，在处理中美洲问题时，也是秉持“大舰巨炮外交”支撑下的门罗主义。美国标榜正义，是因为那正义能够为我所用；高高在上的道义，所图的也不过只是私利。
最后，美国还犯下一项严重的外交错误：中国命运如何，与美国的切身利益本无密切关系；美方却在谈判最后关头，将中国作为外交政策之基石。1941年夏天之前，美国在远东只有两个有限的目标：一是离间日本与希特勒，二是阻止日本南进。完成这两个目标本非难事，谁知美国却对《三国公约》无谓纠结，并执意要令中国摆脱困境。这谈何容易。为着如此一个虚无缥缈的目标，美国外交官正促使战争早日到来。可笑的是，美国自己的军方反而希望避免战争，而这场战争，美国并没有条件主动发起。
美国的头号大敌是希特勒。美国无法为解救中国而倾尽全力去对抗日本，也从未有过这种打算。然而，美国政府非但没有坦率地把这点告知蒋介石，反倒在蒋的催促下，推行一项导致远东战争的政策——这实质上等于抛弃了中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外交官把日本与纳粹德国等而视之，使得国家陷入两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战争：一场在欧洲，其对手是法西斯主义；另一场则在东方，关系到渴望摆脱白人奴役的亚洲人。
就谈判双方而言，罗斯福尽管具有诸多缺点，却也不失高瞻远瞩、具有人道精神；而天皇也是重视名誉之人。然而，两人身上都戴有枷锁：束缚前者的是以民主为名的庞大国家机器，束缚后者的则是教育经历、旧风习俗，以及对其统治的种种规制。至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则是身陷旧时代的君臣体系，其行为之主要驱动力乃是“忠君爱国”。
他们追求权力，为的是更有效地“忠君爱国”。近卫公爵的软弱表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首相地位本就不够稳固，至第二次近卫内阁倒台时，公爵天性中优柔寡断的因素已朝着刚毅果决转变，一直持续至其退出政治舞台。就连爱慕虚荣、行为乖张的松冈——他是一名有才干的外交家，在把日本捆绑在《三国公约》上时，真心认为自己是在“为世界和平尽力”。他破坏华盛顿的谈判，是为了维持自己的面子，而非对美国的恶意。
赫尔在对日谈判中，采取非黑即白的极端态度，犯下外交官最为致命的错误之一——不给对手挽回颜面的机会，将其逼入死胡同，迫使其选择战争作为唯一出路。然而赫尔，包括史汀生，都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
关键在于那个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动荡，以及种种意识形态的兴起，才是日美两国走向战争深渊的真正原因，最终导致11月26日悲剧的发生。美国当然不会单纯为中国而投身战火，促使美国冒险的，乃是对日本与希特勒、墨索里尼联手征服世界的恐惧。最终的悲剧是：日本恰恰是因为害怕受到英美民族之孤立，才选择与希特勒沆瀣一气，达成有名无实的联盟。
一场本无必要的战争即将爆发。导致这一切的是三方面因素：日本方面的机会主义、“下克上”、非理性、颜面、骄傲，以及恐惧；美国方面的种族偏见、信任不足、对东方的无知、僵硬刻板、标榜正义、颜面、民族自豪感，以及恐惧；还有，彼此之间的误解、语言障碍，以及翻译谬误。
亨德尔曾疑问“外邦为什么争闹”
，或许一切争闹，本质上都是出自上述原因。无论如何，美国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将致使其在未来数十年内付出惨痛代价。假如赫尔的选择是发出那份针对乙案的妥协办法，那么日本（根据仍然在世的当时的内阁成员的说法）或许会与美国达成某种协议，至少也会在主和派的压力下再争论数个星期。那样一来，严寒天气将迫使谈判期限延至1942年春，届时苏德战局明朗化，日本自将作出极限让步，以避免与一个败局已定的盟国携手，加入一场绝无胜算的战争。即便未能达成协议，美国也足以争取到宝贵时间，派出更多轰炸机与增援部队巩固菲律宾的防御；珍珠港惨剧也将不复存在。导致12月7日那场灾难的那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机缘巧合，重新上演的可能性同样微乎其微。
[1] 后来，这段记录常被查尔斯·比尔德等修正派历史学家引用，以支持他们的论点：罗斯福总统故意诱使日本攻击美国领土。假如只粗看这段存在争议的日记内容与史汀生此后的一些言论，那批反罗斯福的人士的观点似乎没有问题。然而，在对总统及其顾问11月下旬的讨论记录加以研究后，可以明显看出，美方料想到新加坡、泰国或东南亚某处可能遭到日军袭击。但显然，他们没能预计到日军首先将打击美国领土，比如菲律宾群岛或关岛，至于夏威夷首当其冲，更是超出预料。因此，当罗斯福说“我们或将遭到袭击”时，“我们”一词指的是ABCD四国。而所谓“并不简单”指的是：当日本在新加坡或泰国打响“第一枪”时，如何使之看起来也是针对美国的“第一枪”，这点并不简单，而这也恰恰是因为罗斯福没能想到美国会直接遭袭。实现这种“谋划”存在两种方法：一是对日本发出外交警告；二是向国会提出咨文，只要日本实施南进，即便并未直接威胁美国领土之安全，政府亦将认定这是对美国切身利益，亦即对美利坚合众国本身之攻击。
在直接证据并不存在的情况下，上述假设也只能是一种假设。然而，与那些逢罗斯福必反之人士作出的主观臆断相比，上述假设更加符合逻辑，也更为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