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街上回来,我们兄妹几个的行李被扔上了一辆马车。傍晚父亲就要带着我们前往巴黎,在那里短暂停留后去伦敦。
父亲的两只大箱已经直接托运到伦敦,他只提着一只轻便小箱和一只手提旅行包。使团的人在旅馆门口送我们,父亲跟斌老爷道过别,又把鲍腊和德善叫到一边交代,要他们安排好使团在法国期间的行程,不得与斌老爷发生争执,待这边的访问一结束就到伦敦与他会合。
在等待出发的这段时间里,同文馆的学生们一直陪着我们。张德彝轻轻地哼着一支英文童谣:“顿攸奴欧,顿攸奴欧。好都搜,好都搜。佛娄密,佛娄密。娄得搜,娄得搜。”
安娜不知道他在哼什么,问他这是什么歌,张德彝说这是他在同文馆的英文教习唱过的,歌的大概意思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怎样种?怎样种?跟我来,跟我来;一起种,一起种。安娜笑了,说这歌这么好听,她也要学。她跟着张德彝轻轻地哼唱起来。
看着这些日子里已经变得熟悉的一张张脸,想到马上就要离开他们,我们都说不出的难过。
五月四日夜晚,我们渡过英吉利海峡。次日天刚蒙蒙亮,我们从多佛上岸。码头上,一个与父亲差不多年龄的男人已经等候我们多时。晨光熹微中,他脸色疲惫,看上去像是一夜未睡。父亲让我们叫他金登干叔叔。
“都联系妥当了?”这是父亲见面问他的第一句话。
“哦,是的,都妥当了,戴维森太太很愿意接受他们,她的丈夫是与我们有业务往来的一家商号的司账,人也很可靠。”他有些巴结地回答。
“重要的是把住口风,不要有半点泄漏。”
“这个您放心,我已再三关照,您不是他们的父亲,只是监护人。”
他走到前面去叫车。我们这才发现,他的脚瘸得厉害,他就像一头跛了脚的驴子。
车子抵达伦敦时,这个城市已经苏醒过来。薄薄的阳光驱散浓雾,小石块铺就的街面湿漉漉的,就像雨天的镜子闪着幽暗的光。残留的雾气被赶入了小巷,在门窗和树木间涌动着,迎面走来的人都影影绰绰的。我们就像走在一个醒不来的梦里。这个被我们称作父亲的男人,他是要把我们带往哪里?他会不会把我们像小猫小狗一样扔进大雾里,然后一走了之?小巷的一侧,一盏尚未熄灭的路灯在雾气中闪着昏黄的光,街巷一眼望不到头,恐惧一点点把我们淹没了。
转过一个街角,金登干叔叔停下了,他敲响了门。一会儿,门咿呀一声开了,一个肥胖的老妇人探出头来。
“戴维森太太,”金登干相互介绍对方,“这位是罗伯特·赫德先生。”
父亲用一个挑剔的商人打量货物的眼光打量着眼前这位老妇人。她一头白发,长着一张和气的团团脸。她褐色的披肩和肥大的裙子都有些年头了,但还是很整洁。对这冒犯的眼神,她没有表示出多少在意,只是扫了他一眼,就把我们三个搂进了她宽大的怀里。她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混合着牛奶、鸡屎、面包和牛油的气味,这气味一下子把我淹没了,几乎让我流下了眼泪。她摸摸我的脸,又伸手把赫伯特扣歪了的上衣纽扣系正。她把安娜的手放在掌心一下一下揉搓。啊呀,这么冷!她夸张地喊道。她就像一只顾此失彼的老母鸡,都不知道侍弄哪一个好了。
“赫德先生是这三个孩子的监护人,在他们成年之前,他会行使好监护人的职责,按期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金登干说,“我本人在伦敦期间,也会定期来看望这三个孩子。”
“可怜的孩子,他们在我这里要住多久?”
“直到他们成年,”父亲说,“我希望在您的照料下,他们像正常的英国孩子一样成长。至于他们以后应该上什么学校,受什么样的教育,毕业后给他们找什么样的工作,我会把我的意见通过金登干先生告诉您。”
“行啦,行啦,您两位如果没什么事我就不陪啦。天啊,他们的头发怎么啦?这么臭,有一个星期没洗澡了吧,我要找个理发匠给他们好好理理,我还要准备一大盆水,洗干净他们肮脏的小手和脸蛋。”戴维斯太太咕哝着,径自忙活去了。我们这三个脏兮兮的孩子,把她的生活全给打乱了,但看得出来,她喜欢这种乱。她喜欢我们。
两个男人的身影很快被白雾吞没了。安娜紧跟着跑上去,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喊出来。她的脏脸上划出了两道泪痕,就好像窗玻璃上的两道水渍。她比我们更早地知道,我们,被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