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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到上海，又被原先的社交圈包围了，每天的活动排得满满当当。周二到鸿芳楼赴中式宴会，是道台大人宴请，不能不去；周三和周四，美国副领事金能亨和沃登都已约下，老朋友接风，也不可不去；周五是志愿军舞会，可能会有漂亮的军官太太出席，自然也不可错过。再加上忙着处理白齐文一案，他一直没有回家。虽说他和那个中国女人——我们的母亲——从未结婚，但毕竟在一起了那么多年，毕竟那里还有他的两个亲骨肉。他努力抑制着内心像荒草一样疯长的对女人的思念，把全部的时间都耗在了海关事务上。
他不再是五月份离开上海时的那个赫德了，现在，长江各口岸，包括上海和宁波的海关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每天有那么多的商船到港离港，还有那么多的涉外事件要处理，够他忙乎的了。
就在他到上海后不久，各国领事发来的要求发出逮捕美国人白齐文的授权书的信函就送到了他的案头。有关这个美国佬带着两百个欧洲流氓劫取了常胜军的一艘轮船“高桥号”投奔太平天国一事，他在北京时就听说了。公使们的信中说，有线人报称该人此刻就在上海，躲在阿思本舰队的一艘补给舰“巴勒拉特号”上。因事涉舰队，过于敏感，可不可以上船去抓白齐文，就等着他发授权书了。
“巴勒拉特号”上的货物全都卸载了下来，也没有找到白齐文的影子。美国领事馆也介入了，抓去了六名疑犯去审，据说其中有一个还是白齐文的仆人，也没有线索，审理结果是“一切控告都证据不足”。最后还是根据密报，在一个美国船长的妹妹家里抓到了白齐文。但不久白齐文就被开释，驱逐出境了事。
一番折腾下来，已是这一年的十月了。他寻思，北京那边舰队的事应该都解决了，中国方面接管了舰队，阿思本在李鸿章或者哪位大臣手下出任帮办总统，李泰国拿到了他该拿的钱，各方皆大欢喜。月初，鲍腊和阿思本的一个秘书乘坐“极北号”来到上海，却带来了一个让他目瞪口呆的消息：舰队的事情又起风波！
李、阿到了北京后，舰队指挥权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阿思本不愿接受“帮办总统”一职，恭亲王又拒不批准他们私下达成的协议。据称，僵持两天后，阿思本送交了一份书面通牒给恭亲王，宣称如果在四十八小时内得不到同意的回复，他将遣散舰队。听到这消息，父亲急得像困兽一样在办公室走来走去，他对鲍腊说：“这下怕是回天乏力了。”
“两个脑子进水的人碰在一起，什么样的事做不出来呢！”他叹息道，“唉，可惜大清国失去了这么好的一支舰队。”
据说，接到阿思本通牒后，总理衙门的回应是，军舰留下，洋兵遣散。但英国公使卜鲁斯出于对英人利益的维护拒绝了。美国公使蒲安臣插了一杠子，说那就什么都别留了吧，军舰退回英国尽快出售，也好把损失减低些。蒲安臣先生这么做自有他的打算，这段时间他的祖国正爆发南北内战，北军统帅谢尔曼将军正带着六万精锐与南方种植园主的武装展开决战。他已接到了南军有意这批军舰，欲来中国转买的消息，所以他力主这些搁浅了的军舰开回英国去。
一个星期日的晚上，内心烦躁的父亲去教堂。慕维廉神甫布道，讲“光荣的福音书”，他什么也没听进去。后来和众人一起唱“耶稣基督”和“光荣归于您”，他又嫌风琴弹得不够好，一点也没有以前那种古老而熟悉的调子。“一个大错，真是铸成了一个大错。”出了教堂，他还是满脑子的舰队，一个坐在马车上的法国医生向他欠欠身，他也忘了回礼。秋夜的风已有些寒气，他闻到了糖炒栗子的香气，这才发觉这条路不是回海关大楼的，而是通向他和那个中国女人的家。他迟疑了一分钟，然后坚定地走了下去。他此刻多么希望那个温暖、宽大的身体裹住他，燃烧他，让所有的烦恼都变成灰烬。
接下来的事情已经没有了悬念，李鸿章赶到天津，把在大沽口等待移交的军舰正式退货。李泰国气得脸都歪了，却又毫无办法。他不知道，对他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
十一月下旬，阿思本上校回国途中在上海短暂停留，父亲邀他共进晚餐。上校说，八艘火轮中的“北京号”“中国号”和“天津号”，还有“巴勒拉特号”补给舰，连同还剩下的三百三十八名官兵（在拖沓的谈判过程中好些都跑了），全部储备军火，都将送回英国出售，其他几艘，准备卖给印度和埃及，已在洽谈中。他把失去这么一支精良舰队的指挥权视作一生最大的失败，好几次泪水都溢出了眼眶。他愤怒地指责谈判中李泰国的沉默：“是他的缄默把一切都毁了！”总理衙门在他临走时慷慨地赠银一万两，他又对赫德先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感谢。他说了那么多感谢的话，舌头都大了还在翻来覆去地说。父亲看他醉得这副样子，让人搀扶了下去。晚上还有一个会见等着他，李泰国的秘书金登干提出要见他。
金登干带来的消息是，因李泰国需回英国处理船队解散事宜，总理衙门已正式宣布赫德先生接任总税务司。他的船走得快，可能正式文件要晚些才到。对总理衙门的这一决定，父亲并不吃惊。这一天的到来是迟早的事。他关切地询问金登干，以后有何打算？金登干说，他已正式辞职，不日将乘“中华号”经好望角回国。
“不打算在海关做了吗？”
“他总在发号施令，我受够了。他已经厌烦我了，因为他做某事的时候，我总要说三道四。”金登干发泄对上司的不满。
“我还是希望你回到伦敦办事处去，先帮助李泰国先生处理好舰队的善后事宜，尔后听我指令，”父亲像对待一个老朋友一样拍着他的肩膀，“中国需要我们，我需要你。”
十一月底，一个星期日，父亲正在吃早餐，接到了道台投来的名刺。道台转来了总理衙门的公函，信封上写着“致总税务司大人”。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巨大的欣喜并没有让父亲惊惶失措，他依旧不紧不慢地吃着早餐，吃毕，又按常例念《圣经》做早祷。做完了这一切，他才打开这封像中国套盒一样的公函。
第一件是公使卜鲁斯先生的信，他劝赫德先生接受总税务司一职，并保证，他将得到各国公使的支持。公使先生还摘引了有关此事他上报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中的一段话：我认为，能提供这样的机会，使赫德先生作为一个中国雇用的英国臣民，接近像恭亲王和文祥那样的居于高位者，并给他们留下良好的印象，是一桩重要的事件。他所受到的接待和待遇，几乎不可能不对外办的一般地位产生一种相当大的精神上的影响……
第二件是总税务司署一个朋友的长信，证明北京方面对他的深切信任。第三件是总理衙门的几个司官和章京写的祝贺信，那些四六骈句写得极端华丽。最后一件是总署的任命文件。
这一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终于登上了顶峰，非常高兴，但是前途艰险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