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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把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晒得满是尘土，一脚踩下去就漫到鞋帮子。偶尔下一场大雨，空气是凉爽不少，却让街上满是水洼，马车驶过就溅起好大一片水花。整个六七月间，父亲几乎天天都奔走在总理衙门的各个大臣间，希望就对舰队事件的处理达成共识。这些会谈，李泰国有时在场，有时不在场。他甚至说动了英国公使卜鲁斯和美国公使蒲安臣 先生来斡旋。给人的感觉，他已经从与李泰国共同拟议的角色摇身一变为舰队争执问题中李泰国与恭亲王中间转圆场的人。

斡旋一边在进行着，父亲还仍然是恭王府沙龙尊贵的客人，他去喝茶或谈天的次数不是太多，但每次去都受到王爷客气的招待。李泰国就不一样了，整个在京期间他只被王爷召见过一次。李泰国一根筋地坚持着不松口，谈判变得异常艰难。恭亲王的冷淡和总理衙门大臣们的敌意，让李泰国在北京待得索然无味。

李泰国急得嘴角烧出了泡，阿思本的舰队已经开到上海，要不要即刻北上，还在等待北京这边的谈判消息。到了六月下旬，事情似乎有了点进展，恭亲王批准了每月由海关支付军舰份额六万两银子。但李泰国仍不满足，他说，他要求每月九万两，如果少于这个数，他就要把军舰卖掉几艘，付清水手们的工资后解散这支部队。这威胁让文祥非常恼火。李泰国拒绝就此再讨价还价：“要么答应，要么拒绝，让恭亲王决定好了。”甩下这句话他就离开了。

为此父亲又赶到总署和大臣们通融。文祥说，他也希望这事能早点定下来，害得自己病了好久都不敢请假，怕被人说成是逃避责任。

“在每月六万两以上，亲王最多能给多少？”父亲问。

大臣们没有一个人接茬。

“能否张罗到七万五千两呢？”

恒祺想了想说：“努力一下，每年八十万两应该没有问题。”

李泰国听了汇报，觉得也只能这样了。他嚷嚷了一通，也平静了下来，他提出，每月的份额是否再增加一些，作为交换，在长江流域作战的戈登的常胜军中，外国军官都由他来发饷。父亲告诉他，下一轮会谈时可以向总理衙门提出。

谈判拖了那么久，双方都累了。现在看起来有望结束，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六月底的一个上午，父亲和李泰国来到总理衙门，双方都感觉到了轻松的气氛。在花厅等候的时候，父亲用从《笨拙》 画报里看来的几个故事跟大臣们逗乐，逗得崇纶和董恂哈哈大笑。崇纶因不久前老年得子被恭维为老风流，照例又被拿来说事。后来话题转到了董恂脑后拖着的那条油光可鉴的长辫子上。董恂讲的一个故事把大家乐得哈哈大笑：“先皇在世的时候，有一天问我，睡觉时是把辫子放在被单下面呢还是上面，说真的我从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一下子张口结舌答不上来。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睡觉前特地留意了这事，哪里知道，把辫子放在被单下面或上面都是不可能的，害得我啊，一整夜都没有睡踏实。”

恒祺匆匆赶到，他脸上的凝重气氛让大家都止住了笑。恒祺说，他刚从恭亲王那儿过来，亲王殿下现在怒气冲天，根本听不进话。“我告诉亲王，已经商定每年供给舰队的份额为八十万两，亲王一下子就火了，他指着我鼻子说，既然你们定下了，还来找我做什么？每月超出六万两的其他款项，你就自己找钱去吧！”

恒祺还说：“亲王说了，如果他们愿意支付戈登常胜军的军饷，那就让他们到上海和李鸿章去谈吧，各省的细枝末节都要我亲自去管，还要那些督抚们干什么！”

董恂说：“舰队都快开到家门口了，如果因为处理不好款项，我大清失去这么一支海上劲旅，那实在太可惜啦，还是赶紧想想办法吧。”

恒祺说，这事我比你还急呢。因为明天上午他还要去见亲王，有几个文件要准备，匆忙告辞了。

李泰国坐在那里，这个消息来得如此意外，他整个儿蔫了。这人素来十分骄傲，动不动倚势压人。他丝毫不相信对方，却要对方无条件地信任他，老是要这要那，住要住府邸，出门要轿子，老是发号施令不与人商量，老是指手画脚开条件，老是与人争吵，归根结底，是他自以为大清不能没有他。恭亲王的强硬态度给了他致命一击：事情并不是他一厢情愿以为的那样，他的算盘打错了。

恭亲王的态度也大出父亲的意料，如果说在这之前出于对上司的忠诚，他一直在支持李泰国，上司的粗暴作风他也含垢忍辱认了，现在事情陷入如此僵局，他觉得无论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个人利益的角度，都有必要采取独立的立场了。

“我该怎么办呢？”离开总署时父亲说了一句。

文祥答非所问：“如果跑得太快就会喘不过气来，到达目的地时也就无所作为了。夸父追日，终将渴死。”

沉吟良久，父亲也不知这话是说他，还是说李泰国。

第二天，父亲再去总理衙门，得到的消息是，恭亲王听了昨日谈话的报告后说了一句话：“很好，现在就去办，把体制问题解决好了，我再看看钱的问题怎么办。”文祥也表示，他会尽量想办法，每月凑足七万五千两。

这也就是说，恭亲王先前说的每月六万两份额不是板上钉钉的，从征收税款中扣除多少用于舰队费用，不是没有商量的。他好像从阴云密布的天空中觅到了一线阳光，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舰队争执上的障碍看来可以消除了。那么什么是恭亲王说的“体制”呢？父亲觉得那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词，照恭亲王的意思，莫不是国家尊严的意思？因为从此前他的激烈反应来看，他担心的也正是李泰国的计划会有损于大清朝的面子。

事实上，亲王已经在做出让步了，谈判就是进退的艺术，那就不能不给他们面子。所以，父亲向李泰国建议，不要再提更多的要求，以免把好不容易有了转机的事情弄糟，对于中方草拟中任命一位清军将领为“中方总统”、阿思本授予顶戴都抚衔为“帮办总统”，统统都答应下来。

李泰国说：“我提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要求，到最终都不得不一一放弃，真是人微言轻啊，我按照与公使先生卜鲁斯爵士商定的方法，一直强硬地对付他们，现在看来真是愚蠢透顶。我在他们的眼里肯定什么都不是了，对此还有什么好疑惑的吗？我刚来的时候，骑的是一匹异乎寻常的高头大马，现在，我骑的怕只是一头小驴子了！”

父亲开始还想着要正告上司，问题的关键是他一开始就采取了错误的立场，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中国人，和他们同舟共济，而是以一个英国官员的面目出现在他们面前，这使得他们对他有了疑心。但又怕说了免不了一场争论，便把这些话生生吞了回去，说：

“中国与欧洲大不相同，地方政府仅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帝国各省的官员，都由京中任命，京中可将他们任意撤换。但一旦任命下去了，中央政府就不便对他们处理一方事务进行过多的干预，除非总督或者巡抚提出报告，控告他的下属做了什么，或者监察御史对他们提出弹劾，中央政府才能采取行动。我们要求总署往各省口岸派驻税务监督，虽说是为了防止地方官员滥用税款，但实际上这样做的后果，会引起中央与地方的对立，甚至动摇帝国的根基，难怪恭亲王在这个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拒绝我们。” wLcV25PAiwAjTjp22HozOkRgogUeVv6d76d5oemIjt2Ul+etX3frPpOy4vnU+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