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国史学百花园里姹紫嫣红，争奇斗艳。放眼于传统文献园地，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分外引人注目。这“三大史体”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规律：不仅都具有直追先秦的悠久历史，都具有以自身特点形成的系列丛书，而且都具有从某些方面由远而近地原原本本地反映中华数千年文明的特殊功能。当然，如果以全方位、系统反映中华文明作为唯一的考评标准，则遑论以上所谓“三大史体”，即使包括“三大史体”在内的所有类型的历史文献中，名列榜首者亦非纪传体莫属。从一定意义上说，纪传体文献尤其是“正史”丛书系列，既是炎黄子孙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一部民族演进史，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轨迹的一块活化石。

基于“正史”是纪传体文献中显而易见的典范，本书遂以“二十五史”作为系统研究的主线；基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完整性，本书便自然地将反映清代295年历史的《清史稿》也纳入研究范围；基于“二十六史”内涵之富与外延之广，故而本书不单涉及“正史”以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东观汉记》、《通志》等纪传体名著，同时也将“三大史体”中与纪传体关系极其密切的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一并纳入了本书视野。

毋庸置疑，在由《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六史”系列中，确实存在着良莠不齐的客观现象。然而，小疵终不足掩其大醇。“二十六史”规模惊人，上起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下止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数千年历史一以贯之。“二十六史”包罗万象，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社会人物、鸟兽虫鱼，洋洋洒洒而从无间断。不可否认，“二十六史”是全世界唯一能够连续反映一个民族五千年历史的特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正式的《清史》尚未问世前，将包括《清史稿》在内的“二十六史”视为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通史”，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

不言而喻，编撰“二十六史”是一项伟大工程，系统地学习、研究和利用“二十六史”，也同样是一个大工程。事实上，自从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和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相继问世后，诸如注疏、校勘、考证、评论、辑佚、增补等有关纪传体文献的一系列研究工作，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陆续拉开了序幕。由古代而近代，由近代而现代，由现代而当代，以上所说的各种研究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迄今为止，经过历代学者的辛勤耕耘，纪传体文献的研究工作业已取得了令人惊叹的辉煌成就。

然而以上所说的各种研究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这不仅并不意味着研究工作的终结，恰恰相反，接下来的路程还很长很远。1995年著名历史文献学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刘乃和先生，曾为敝人拙著《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作序。刘先生在序文中忆及往事，有一段论述堪称精当：“历代史家，对纪传体史书研究，做过不少努力，但多为对纪传体正史的研究，正史以外，则注意较少；在对正史的研究中，以致力于前四史者居多，对其他各史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而且往往多注意正史中的局部，或某一侧面的问题的探讨，或则就事论事，或仅涉及其中的一枝一节的个别问题。当然，应当说有些论述还是很深入、很有见地，对后世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把纪传体文献看成为一个整体，全面系统地加以剖析，进行深入研究，尚未见有专著。”

说到撰写《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的缘起，就不仅要追溯到先师王重民先生的教诲，还必须要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参与修订《新华字典》、编纂《新华词典》时的特殊环境（见“跋”文）。由于当时特定文化氛围的特定影响，使我与纪传体文献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自兹以降，纪传体概念简直如影随形般不离左右。或许正是由于这冥冥之中的缘分，更或许是由于当年不自量力的勇气，使我于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拙著《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从该书问世到今天，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在此期间，本人虽然从来未对拙著进行过任何形式的修订或再版，但相应的通盘思考和艰辛的劳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之所以一直悄无声息地从事着“地下工作”，一方面固然是对这项工作始终抱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敬畏之心，同时也想通过日积月累的不懈劳作，能够在以后重新撰写时，尽量达到提高质量、减少讹谬的初心。

《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是一部系统研究我国纪传体文献的专著。撰写这部著作，虽有原著为起点，又有后来长期教学、科研的积累与反思，但是任务毕竟异常艰巨。念兹在兹，当年拙著“自序”中发自肺腑的几句话，仍可用来反映敝人当今之心境：“以我之浅陋而欲问津这一工程，个人确曾一度汗颜。然而，每当想到有古代众多前辈的著述为基石，又有当代名家的研究作营养，身上便多了一分勇气；想到高山不拒抔土，大海不捐细流的道理，面前便犹春风送来清爽；特别是想到就正于方家的契机和抛砖引玉的古训，心里终于有了些释然。而所有以上这些因素，最终也就促成了这部拙著的问世。”

为了撰写这部“通论”，不单拜读了纪传体文献特别是许多正史原著，汲取了许多前人的研究成就，同时也参考了当代许多专家、学者的劳动成果。虽然如此，以个人水平所限，疏漏、乖舛之处在所难免。适值本书即将付梓之际，不仅要诚惶诚恐地对前人的劳动成果表示由衷敬意，对当代学者的研究成就表达由衷谢忱，同时也真诚欢迎学界前辈、同仁的不吝赐教和广大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著者谨识
二〇二〇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