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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记》问世以后的发展态势上看，由东汉班固撰修《汉书》，到南朝范晔《后汉书》的问世，这一阶段显然属于纪传体的改造时期。
当然，继范晔之后，历代史家在撰写纪传体史书的时候，也往往根据需要，以体例上不断改进的方式千方百计地反映相应内容，因而纪传体的改造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若论改造工程之巨大，影响之深远，使得以后纪传体史书基本定型的最杰出的代表性著作，则首推班固的《汉书》，其次便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这三部著作。因此，以宏观视野看，纪传体的改造阶段应该主要界定于东汉至南北朝这一时期。
犹如提及古代西方史学，就会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那样，只要提及古代东方史学，也会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中国人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饮誉学林的《史记》与《汉书》，对中国封建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司马迁、班固是汉代史苑上空升起的两颗耀眼的巨星。以《史记》的问世为标志，开辟了中国封建史学的新篇章；以《汉书》的继起为基本模式，纪传体文献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果说司马迁是纪传体的奠基人，那么，继司马迁之后，能够在纪传体中多有创建，大大推动纪传体文献向前发展的史学家，只有班固首当其选。班固和司马迁一样，都能够摆脱旧传统，创造新体裁。司马迁是继孔子、左丘明之后最伟大的史学家，而班固则是继司马迁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位卓越的史学大师。
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光武帝建武八年（32）生于一个世代显贵、诗书传家的家庭。其父班彪，字叔皮，博学多才，喜欢著述，尤其留心于史学。班固能走上治史的道路，并写出皇皇巨著《汉书》，其中显然也凝聚着乃父的辛劳。班固之父班彪具有深厚的史学造诣。汉明帝永平元年（58），27岁的班固正是在父亲遗著《史记后传》的启发下，开始撰写《汉书》。永平五年，他以“私修国史”的罪名被人告发入狱。后来在胞弟班超的辩护下，班固不仅无罪开释，而且因祸得福，被汉明帝委任为兰台令史，专司图籍，校定文书。“兰台”，既是当时皇家的藏书重地，又是人才荟萃的学术研究机构，这对他后来致力于《汉书》的创作工作大有裨益。汉和帝永平四年（92），班固以外戚窦宪事受到株连，死于狱中。他一生历经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世，享年61岁。《汉书》的撰修始于永平元年，到汉章帝建初七年（82），前后历时长达25年之久。至此，我国古代又一史学名著《汉书》除了“八表”及《天文志》未能终篇外，已基本完成。史书上说，班固“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始成《汉书》，“当世重其书，学者莫不讽颂焉”（《后汉书·班彪列传》）。
《汉书》上起汉高祖元年（前206），下至王莽地皇四年（23），记西汉王朝230年的历史。全书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120卷。从表面上看，确有这样一个相当明显的现象：即无论从体例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汉书》中找到《史记》的痕迹和影响。然而，只要认真地把《史记》同《汉书》两相对照研究一番，同样会毫不费力地发现另一个事实：《汉书》之因袭《史记》，仅仅是在必须因袭的地方才因袭，而在更多的地方，例如在规模和范畴上则可称之为独辟蹊径、异军突起，对司马迁纪传体基本体例和内容做出了突出而周密的改造工作。
《汉书》最大的贡献，可以归纳为如下两个方面。
《汉书》是纪传体断代史的开山之作。
为什么班固能够异军突起，创造出影响深远的新型体裁呢？毫无疑问，渊博的学识，惊人的史学造诣，乃是作者匠心独运、驰骋史坛的重要条件。换言之，没有异乎寻常的史家素质，要完成纪传体适应现实需要的改造工程，也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由于形势的需要。也就是说断代为书，与其说是作者天才的发明创举，莫如说是东汉统治者政治需求的产物。
班固所处的时代，适值东汉前期。当此之时，一方面绿林、赤眉等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早已经结束，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东汉政府在农民起义军力量的威慑下，采取了诸如释放奴婢、减轻赋税、徭役等一系列措施，社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而另一方面，许多尖锐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概括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极其鲜明地反映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阶级矛盾并未消除。东汉政府并未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大地主的土地兼并依然故我，因而农民因渴求土地而掀起的反抗斗争时有发生。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八年，“颍川盗贼寇没属县，河东守守兵亦叛，京师骚动”。广大少数民族遭受压迫和剥削更甚，因而他们的斗争也更加普遍。仅建武二十三年（47）便有“南郡蛮叛”，“武陵蛮叛，寇掠郡县”（同上）。建武三十一年，光武帝甚至也不得不承认，他“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后汉书·祭祀志》）。直至后来，这一情况也一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第二，统治者内部钩心斗角。东汉建立后，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汉明帝时，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连续不断。例如，永平十三年，楚王刘英谋反，结果，由此株连“及死徙者数千人”。十六年，淮阳王刘延谋反，“所连及诛死者甚众”（见《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在汉代统治者看来，要稳定社稷，防止或减缓上述矛盾的发展，不仅需要武力的镇压，更需要从思想上加强统治。79年，汉章帝学习前朝汉宣帝石渠阁故事，集合群儒于白虎观评定五经异同，其真正目的就在于使汉朝统治进一步神圣化。
第三，此时统治者已经深深懂得，历史文献是治世的重要法宝。通过编纂历史文献，既可以反映当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意图，又可以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所以汉王朝对治史一事尤其重视。恰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班固欣然遵从汉明帝旨意，为所谓顺应天命、“上承尧运”的汉朝编撰了《汉书》。
要编写推尊本朝的史书，决不能一味效法司马迁《史记》。尽管在当时所有流行史书中，以《史记》的影响最大，但是完全模仿就意味着失败。之所以如此，具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再要编撰纪传体通史，决难超出《史记》的水平。通史规模巨大，内容庞杂。它不独需要横通，即揭示社会各个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兼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方面，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及；又需要纵通，即由远而近，融汇古今。时代久远，史事千头万绪，均需适当反映。其工程之艰，不亚于仰攀崇山峻岭。以司马迁的条件，既有惊人的史学天才，又有超出常人的丰富阅历，且身居史官之职，皇家典藏可以无所不窥，即便如此，为撰修《史记》犹需要殚精竭虑，奋斗终生。班固虽然亦有史官之便，但他生当东汉前期，此时国家藏书虽有恢复、发展，然而历经西汉末年战乱之灾，皇家旧时典藏损失严重。此外，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并无类似的特殊阅历。因此，欲以新编通史凌跨前人，实在是力所不逮。
其次，即使能够写出像《史记》那样的史书，也要受到当朝政治的严格限制。一则因为《史记》坚持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进步的历史观，不仅遭到最高统治者的诽谤，甚至连一些著名的学者们也陆续发出责难。扬雄就曾经批评《史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后汉书·扬雄传》）。班彪更是尖锐指责司马迁“大敝伤道”，声称贬低淮南、衡山，是所谓“条理不经”（《后汉书·班彪列传》）。二则因为通史不能突出当朝。东汉王朝正是鉴于司马迁将汉朝“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同上），才支持班固再编《汉书》的。所谓“编于百王之末”，就是在《史记》中，汉帝国被编排于夏商周秦以来的历朝之后。所谓“厕于秦、项之列”，就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刘邦反居于秦二世、项羽之下。如果按照这样的编纂方法再编东汉史，则开国的光武帝刘秀不单要同“新市”、“平林”等农民起义者并列，还要置身于“大逆不道”的新莽之后。这种不是推尊当代国威，而是“贬损”本朝形象的做法，自然是任何封建统治者都不会许可的。不言而喻，要相编写出具有“宣汉”之美的汉史来，就决不能重复司马迁走过的老路。
再次，要编写推尊本朝的汉史，也不能效法当代其他史家的做法。在东汉时期，除了《史记》外，反映汉朝历史的史籍还有许多。尤其是《史记》问世后的续补之作，简直多得惊人。据文献记载，西汉宣帝时，由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首先将《史记》公诸于众，“《史记》热”立时蔓延开来，当时有许多史家纷纷效法太史公手笔，续接迁书。从“好事者”褚少孙发其端，到萧奋、刘恂之辈，一大批学者的续补工作从未间断。东汉初期，就连班固的父亲班彪也加入了补续《史记》的行列里来了。然而，尽管上述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的历史，但是，如果用封建正统的观念来审视，却没有一部是理想的佳作。因为褚少孙等人的著述，或是言辞“鄙俗”，不足为训；或是褒美伪新，贻误后人。班固之父班彪才高博学，固然与褚少孙等人有所区别，但即使他写的《史记后传》也同样不符合封建正统思想的需要。这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和上述作品一样是“续作”，还因为所反映的内容很不全面。班固之所以执意要撰述《汉书》，其动机之一，恰恰就是因为父亲“所续前史未详”（《后汉书·班彪列传》）。
从以上各方面的情况看，要编纂反映本朝利益的史书，只有另辟蹊径，亦即在断代史上做文章才是最佳方案。
编写断代史确实有不少优点。一是便于著述。关于这一点，范文澜先生有一段话说得深刻：“中国自汉以下，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速罪戾。班氏史体，最合著述家之心理。盖记前朝之事，危难较少。讥谈政事，臧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正史考略》）二是便于读者。断代史专详一代，史事相对集中，史料搜集也容易全面，为后人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编写断代史的诸多优点，或许是班固当初始料不及的，但是对于宣扬汉史的三个有利条件，在他是有切身体会的。其一，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鼎力支持。汉明帝非常赞赏班固撰修汉史，当他得知班固宣扬汉代功德的初衷后，不仅宣布其无罪立即释放，还命他为“令史”，置身“兰台”，悉心著述。汉章帝时，撰写《汉书》的班固得到朝廷的更大信任，不仅让他参加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和白虎观会议一类的学术会议，而且加官晋级，“赏赐恩宠甚渥”（《后汉书·班彪列传》）。其二，涉及汉史的资料比较充分。仅以《史记》的“续补”之作为例，便有褚少孙、刘向、刘歆等几十家之多。这些著述虽说都是“续”《史记》的，但其内容却都是关于西汉的史料，这就为撰修《汉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三，两汉之际的学术成就也为《汉书》的编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司马迁当年曾在《史记》中论述过学术源流，到汉成帝、汉哀帝时，这一优良学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光大。著名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在对皇家图书进行系统校订和整理的基础上，对有史以来的各种文献作了认真的分门别类的说明，还写出了一部名垂千古的学术著作《七略》。所有这些成就，对于撰修《汉书》来说，都是具有重大影响的。试以班固《汉书》中的“十志”为例，可以说几乎到处都凝聚有前人的劳动成果。
正因为纪传体断代史既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政治要求，又有撰修方面的有利条件，以及这一体裁自身的若干长处，所以《汉书》以断代形式问世后，很快得到社会广泛认同，学术地位直线上升。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在“二十六史”中，除了《史记》是真正的通史，《南史》与《北史》是稍具通史性质者外，其余各史基本上都属于断代史。以致在古代史坛上，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国史以纪传体为准，纪传体以断代为宗。纪传体断代史几乎成了“正史”的同义语。尤其自唐代以后，历朝设立史局，官修史书，几乎每一王朝都毫无例外地为前一王朝追写“正史”，代代相沿，以为永制。这样，在客观上起到了及时整理史料、保存史料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班固首创纪传体断代史，泽及后人，厥功甚伟。
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体开山，它发凡起例，参酌古今，运用本纪、世家、列传、表、书等五种体例记事，实可谓取精用宏，前无古人。但是，司马迁毕竟是首创纪传体，《史记》中仍不免于草创的痕迹。平心而论，《史记》体例中不尽完善之处并不罕见。为此，后代史家对纪传体的体例时有改革和补充。在纪传体例日臻成熟的改革、补充中，就中贡献最为显著的史家要数班固了。
《汉书》和《史记》既然都是纪传体，它们的体例自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只要稍加对比，两者之间的很大差异便清晰可见。《汉书》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照搬《史记》体例，班固在吸取前人辉煌成果的同时，作了许多必要的改革：有的进行了合并；有的作了补充；有些与现实不符，予以删除；有些重要部分因系《史记》原本所无，则予以增补立类。经过班固精心的组织和改进，《汉书》的纪传体例更显得布局严整，井然有序，使后人大有耳目一新之感。后世史家大都推尊《汉书》体裁，因而纷纷效法，以它作为史书的楷模。毫无疑问，班固的《汉书》对后来纪传体例的整齐划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体来说，《汉书》在体例上最主要的贡献，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1.规范本纪
“本纪”（《汉书》中称之为“纪”）在纪传体史书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和史表一样，皆以时间为序记述历史，实际上是全书的纲领。唐代史评家刘知几云，本纪“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史通·本纪》），就是指它具有提携一朝国政大事的意义。
然而，在设立“本纪”这个极为严肃的问题上，《汉书》和《史记》的做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尤其在两部史书均涉及到西汉历史的交叉部分，这一问题便反映得更加鲜明。
诚然，从整体上说，司马迁设立“本纪”也是遵循基本原则的，但有时也不尽然。《史记·吕太后本纪》就是其中一例。尽人皆知，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子刘盈即位，时年17岁，是为汉惠帝。惠帝即位后，政治上并不得意，最主要的原因是母后独揽朝政大权。特别是从吕太后残杀戚夫人及赵王如意之后，汉惠帝更加烦闷，终于忧郁成疾，此后不理朝政。然而，汉惠帝毕竟是当政数年的汉朝第二位皇帝，《史记》中也有明确记载。仅仅是在孝惠帝死后，始有“太后称制”（《史记·吕太后本纪》）之举。依照唐人颜师古的见解，“制”系古代天子之言，或曰“制书”，或曰“诏书”，皇后不能以“制”相称。吕太后所以称“制”，是因为孝惠帝死后，她“临朝行天子事，决断万机”之故（见《汉书·高后纪》颜注）。也就是说，吕后“称制”之前，汉朝的皇帝并非吕太后。依照本纪的义例，理应为刘盈立“本纪”。但是，司马迁并没有这样做。他在《史记》中，把有关汉高祖以后的汉惠帝当政数年的史实，事无巨细地统统丛纳于《吕太后本纪》之中。既然未为惠帝立“纪”，自然不宜用其年号，因为帝王年号是象征政权的一个标志。但是，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中却一再引用惠帝年号。例如在记吕太后加害赵王如意时，写成“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直到孝惠帝死，都一直采用惠帝纪年。显然，这与本纪含义发生抵触。
班固则不然。在他看来，惠帝刘盈是汉王朝事实上的第二个皇帝。刘盈在位期间，虽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举措，但也并非无事可书，他“内修亲亲，外礼宰相”（《汉书·惠帝纪》），当政七年，国事纷繁，当然应当给予立纪。正是由于这些缘故，班固打破《史记》陈规，专门为刘盈增设了《惠帝纪》，将汉高祖死后、吕太后“称制”之前的国政大事，皆置于《惠帝纪》中。在《惠帝纪》之后，班固考虑到历史的原因，虽然也为吕太后立了《高后纪》，但是，《汉书·高后纪》与《史记·吕太后本纪》在内容的安排上却有所不同。班固于《高后纪》中仅记太后临朝八年大事，其他如杀害戚夫人事，则另载于《汉书·外戚传》中。只要将《汉书》帝纪同《史记》本纪加以对照，还不难发现，尽管所记史事大体等同，但《汉书》体例显得更为严谨：它首列高帝，惠帝次之，下接吕后，不仅与史实完全相符，而且“纪”中又不载琐碎，专详大事，使人一览了然。《惠帝纪》的增加和《高后纪》的改革，既弥补了《史记·吕太后本纪》的不足，也为后世史家撰写帝纪树立了榜样。惟其如此，明代史家王维桢对此极其钦佩，他以为《汉书》帝纪，“较《史记》更严而整”（见《汉书评林》，凌稚隆辑校）。
2.完善表志
《汉书》中有“八表”和“十志”，从体例上看，相当于《史记》中的“十表”与“八书”。但是，如果我们将二者对比一下，就会看到班固的《汉书》显得更丰富，也更全面。
在纪传体中，“表”和“志”的地位决不可低估。史表具有一览了然的效果。清人万斯同就曾高度评价道：“表立，然后纪传之文可省。读史不读表，非深于史者也。”班固借鉴《史记》，创立了“八表”。在“八表”中，前六表（《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主要是谱列汉代王侯世系，与《史记》之“十表”相比，除断限各异外，内容基本雷同。《史记》所无，而系《汉书》独创的“表”有两个：《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其中，《百官公卿表》记秦、汉官制的沿革以及汉代公卿大臣的迁免。它实际上开启了正史中专门反映职官制度的先河，后世史家制作的《宰辅表》、《百官志》、《职官志》、《官氏志》等，追根溯源，无不发端于班氏的《百官公卿表》。这些“表”（或“志”）及时整理和反映了我国古代职官制度复杂的发展和沿革，为后人学习和研究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古今人表》上起远古的太昊伏羲氏，下止秦末的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及秦二世、赵高等人。《汉书》将这一时期内的各种知名人物，分为三等九品排列起来。自唐代刘知几以后，对班氏《古今人表》多有指摘。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意见：其一，以为班固评议失当，“强立差等”（郑樵《通志·总序》）；其二，以为《古今人表》名不副实，是有古而无今（汉代）。平心论之，《古今人表》确实存在上述弊端。不过，若是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看，也不可一概而论。原因之一，历史人物划分九等，可视为后来“九品中正”及士族门阀制度的滥觞，对研究魏晋社会制度不无补益。原因之二，此表不以地位的尊卑定等级，而是以历史人物的品行分高下，将孔子列为“上圣”，孔门弟子列为上等者30余人，而将殷代的纣王、妲己以及秦末赵高等人列为“下人”。此表体现了西汉时期品评人物的基本标准，特别是反映了确立“独尊儒术”以后的社会风尚，对研究汉代儒家思想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如果说《汉书》中的“表”还仅仅是做了一些局部改革的话，那么，《汉书》里的“志”则是做了全面的调整和补充。“志”的主要功用旨在记述自然现象和典章制度，对后人研究古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史等，均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班固对“志”十分重视，《汉书》里的精华恰恰在于“十志”。当然，“十志”之中，有些“志”与《史记》中的“八书”是有直接渊源关系的。例如，其中有六个“志”是在“八书”的基础上，经过合并、改革而形成的。具体来说，就是将《史记》中的《礼书》、《乐书》合并成为《礼乐志》，用以记述礼乐；将《史记》中的《律书》、《历书》合并成为《律历志》，用以记历法；将《史记》中的《平准书》改为《食货志》，用以记述农业经济及商业活动；将《史记》中的《封禅书》改为《郊祀志》，用以记帝王祭祀活动；将《史记》中的《天官书》改为《天文志》，用以记天文星象；将《史记》中的《河渠书》改为《沟洫志》，用以记河流沿革和水利工程。此外，《史记》原本所无，而由《汉书》新创立者有“四志”：《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及《艺文志》。其中，《刑法志》记法律制度；《五行志》记自然灾害和阴阳五行；《地理志》记各地物产、行政区划和地理沿革；《艺文志》记国家重要图书及学术源流的发展。既然《史记》和《汉书》都同样重视记述典章制度，班固为什么非要把“书”改为“志”呢？这主要与书名有关。班固已经为自己的著作定名为《汉书》，若是典章制度这种体例仍像《史记》那样以“书”称之，则势必与著作本名相混淆，所以改之为“志”以示区别。这一点倒不是班固故意别出心裁。这样一来，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和补充，《汉书》中记述典章制度的范围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上自天文、星象，下至地理、物产、国典朝章，凡涉重要内容者，皆有专篇叙述。换言之，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在“十志”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反映。
由于司马迁的创始和班固的改进，后人所说的“书志体”开始在“正史”中确立起来。以后许多“正史”都设有“书志体”，并且它们的“书志”大都是以《汉书》中的“十志”为基础，或增或减或改变。随着社会的日益需要和文化的发展，“书志体”以后又逐渐从“正史”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重要学问。从唐人杜佑的《通典》、宋人郑樵的《通志·二十略》和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直到刘锦藻的《续清文献通考》，所谓“三通”、“九通”、“十通”者，专涉典章制度的著作相继出现。尽管它们类目不尽相同，记事中亦详略有差，但归根到底，无一不是由“书志体”发展而来。我国历代重要典章制度，正是依靠正史中的“书志体”，不失时机地记录和保存下来。由此可见，《汉书》的“十志”是具有继往开来之功的。
当然，这里也要说明一个问题。自从范晔《后汉书》缺表和陈寿《三国志》既缺表、又缺志以来，后世“正史”中或缺表、或缺志、或表志皆缺的现象屡屡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班固、司马迁所倡导的“表”、“志”可有可无。探究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表”、“志”资料难以搜集和整理，因而后世一些史家遂避难就易，一删了事。
3.统一列传
在任何纪传体史书中，列传所占篇幅，与各种体例相比，都是很大的。可以说，上自将相名臣，下至优伶商贾，列传涉及到了社会各阶层方方面面的历史人物。“列传”是《史记》的称谓，《汉书》简称曰“传”。
纵观《汉书》与《史记》，虽然二书皆以较大篇幅为各种历史人物立了传记，并且汉代部分的不少人物传记内容是类似的，然而，若将《史》、《汉》两书对比，便会发现它们之间仍有很大差异。这主要是经过班固的精心考虑，将司马迁首创的列传从体例上做了较大的改进。
具体来说，其成就主要反映于以下四个方面。
（1）“世家”归传
大概凡是读过《史记》和《汉书》的人都知道，《史记》是所谓“五体裁书”（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而《汉书》则是所谓“四体裁书”（纪、表、志、传）。之所以由“五”变成了“四”，主要是《汉书》将“世家”并入了“列传”。班固将专记侯国的“世家”撤销，乃是基于形势变化而使然。汉朝开国之初，从反面总结出秦朝灭亡与缺少“藩屏”相关，故设王侯二等封爵。后来由于社会逐渐稳定和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到武帝时，原来所谓“王侯”者几乎消灭殆尽。再者，王国的势力也无法与以往相比。先秦侯国，“兴师不请天子”，“政由五伯，诸侯恣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权势显赫；而汉朝侯国仅与一般富豪相类。既然今非昔比，时过境迁，先秦那种地方分权的侯国势力早已不复存在，“世家”一体则自然应当取消。诚然，《汉书》中也曾偶尔出现过一些“世家”的字眼，但那是另有所指。例如在《汉书·地理志》中说，汉兴，立都长安，“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汉书·贾邹枚路传》中说，路温舒文辞精当，“遂为世家”；《汉书·翟方进传》中也说过，陈咸、朱博等人，“皆京师世家”云云。这里的所谓“世家”，全是另辟新义：或指前朝名人由外地迁徙后，家于长陵；或指世世代代，“子孙皆至牧守大官”；或指他们因有才干而“少历牧守列卿，知名当世”（分别见于《汉书·地理志》、《汉书·贾邹枚路传》、《汉书·翟方进传》）。显然，这与《史记》中的“世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故而，破除“世家”体例，也就势在必然。
（2）依次编排
《史记》和《汉书》中都设立有大量的专传、合传和类传。所谓“专传”，例如《史记》中的《商君列传》、《淮阴侯列传》，《汉书》中的《贾谊传》、《司马迁传》；所谓“合传”，例如《史记》中的《廉颇蔺相如列传》、《樊（哙）郦（商）滕（夏侯婴）灌（婴）列传》，《汉书》中的《萧何曹参传》、《匡（衡）张（禹）孔（光）马（宫）传》；所谓“类传”，例如《史记》中《儒林列传》、《刺客列传》，《汉书》中的《酷吏传》、《外戚传》等等。与《汉书》相比，《史记》中的列传次序明显杂乱，专传、合传、类传缺乏统一编排，特别是在《史记》的后半部分尤为突出。例如从卷一百一十六的《西南夷列传》之后，依其次序是《司马相如列传》、《淮南衡山列传》、《循吏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等等，以上各传若以类别之名编排起来，应该是专传、合传、类传、合传、类传，其混杂编排，于此可见一斑。而《汉书》则并非如此。班固没有为孝元皇后立纪，也没有将其列入类传《外戚传》中，而是为其另立专传，附于《外戚传》后、《王莽传》前，这样做显然有其用心良苦：“王莽之兴”，皆由元后促成之故。《汉书》以《王莽传》居末，自有其深义。在班氏看来，“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王莽传赞》）。于是自《汉书·王莽传》为起始，开启了后世叛逆贰臣传的先河。这样一来，班固除了将事出有因的《元后传》及《王莽传》置于《汉书》之末外，其余各传条理分明，雁行有序：专传、合传在前，类传悉列其后。《史记》除了列传种类混杂编排外，其传主的时代顺序亦混杂不一。这是由于《史记》乃是通史，时代久远，由古及今。许多历史人物，如不为之合传，则专传必多；而强为合传，则势必造成同传而不同时。例如在《史记》中，楚国屈原与汉朝贾谊同传（《屈原贾生列传》），鲁国曹沫与燕国荆轲并编（《刺客列传》）。所以，刘知几批评《史记》是“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史通·二体》）。而班固《汉书》为断代之史，专记汉人汉事，自然没有时代相隔的问题。在《汉书》七十传中，除《匈奴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是记述汉代边疆及各民族的历史以外，其余各传所记，均系西汉历史人物。
（3）整齐传名
《史记》共有列传70篇。在这70篇中，除了少量的类传外，大多数是专传和合传。而《史记》的专传和合传标目杂出，多不齐一。设若以篇名类别区分，大约有八种之多：一是以姓相标，例如《樊郦滕灌列传》中的樊（哙）、郦（商）、滕（夏侯婴）、灌（婴）；二是以名相标，例如《袁盎晁错列传》中的袁盎和晁错，《张释之冯唐列传》中的张释之和冯唐等；三是以字相标，例如《伍子胥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伍子胥、屈原；四是以别号相标，例如分见于《万石张叔列传》、《黥布列传》、《扁鹊仓公列传》中的万石君、黥布、扁鹊、仓公；五是以“生”相标，例如《屈原贾生列传》、《郦生陆贾列传》中的贾生、郦生；六是以“子”相标，例如分别见于《老子韩非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孟子荀卿列传》中的老子、孙子和孟子；七是以爵位相标，例如分见于《穰侯列传》、《淮阴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中的穰侯、淮阴侯、魏其侯、武安侯；八是以官职相标，例如分见于《张丞相列传》、《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中的张丞相、李将军、卫将军。如此等等，可谓名目繁多。
《汉书》则针对《史记》之上述弊端，对专传、合传作了很大改革，其篇名除诸王传（如《文三王传》、《景十三王传》、《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等）以外，最基本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姓相标，例如《韩彭英卢吴传》中的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吴（芮），《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中的公孙（贺）、刘（屈氂）、田（车千秋）、王（）、杨（敞）、蔡（义）、陈（万年）、郑（弘）；二是以名相标，例如《陈胜项籍传》中的陈胜、项籍，《张耳陈余传》中的张耳、陈余，《卫青霍去病传》中的卫青、霍去病等。
（4）规范合传
《汉书》的合传很有特色，为后世史家修史树立了榜样。
首先，每一合传皆有特定立义。例如，魏豹、田儋、韩信，因其皆为“六国之人”，故立《魏豹田儋韩信传》；季布、栾布、田叔等人，因为“皆有侠烈之行”，又“皆初罪而后见赦者”，故立《季布栾布田叔传》；眭弘、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翼奉、李寻诸人，因其“皆通术数说灾异者”，故立《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王商、史丹、傅喜等人，因其“皆外戚之贤者，故不入外戚传”，而特立《王商史丹傅喜传》（杨树达《汉书窥管》，科学出版社1955年）。
其次，《汉书》合传，乃是“合中有附”。设若遇到人物事迹无几，而又须显示于史书者，班固便将其附于某一传主名下。例如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以及武帝时的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商陵侯赵周等人，虽然位至丞相，但因其无大功亦无显过，所以，仅寥寥数字附于丞相合传《张周赵任申屠传》中的申屠嘉之末。又如《卫青霍去病传》亦将同征诸将依附于卫、霍二人之后。《汉书》在合传中使用附传的举措，既可简笔省文，又不致漏载史实，可谓一举两得，深获史法之妙。
经过班固的改造和创新，纪传体以一种整齐谨严的面目出现于世。自《汉书》出，以纪、表、志、传为基本形式的纪传体终于形成。《汉书》整齐划一的体例是后世史书的楷模，从这一点上说，《汉书》体例的影响，远在《史记》之上。当然，《汉书》的体例是在借鉴《史记》体例的基础上而求整齐划一的。清代史评家章学诚说得好：“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文史通义·书教下》）
经过班固的艰苦劳动，《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革新，为后世规范出了纪传体断代史的纪、表、志、传一应俱全的大致模式。但是，这一模式也毕竟是刚刚创建，而且仅仅是根据汉代的特定形势建立的。要使这种模式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况，还需要后世史家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又从局部做了一些大胆的明显的改革，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关于陈寿和范晔的主要业绩，集中体现于如下三点。
此处所谓“求实改进”，是指建立具体体制时，仍需要实事求是，即根据所要反映的具体历史情况，突出特点，设立相应的体例。《三国志》和《后汉书》基本上都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一求实的原则。
1.陈寿《三国志》
首创国别史，可说是陈寿《三国志》的一大创举。东汉以后，西晋以前，是我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在以前的纪传体史书中，司马迁《史记》反映的是以“统一”政权为主线的中国通史，班固的《汉书》反映的对象更是“海内为一”的大汉帝国。如何以纪传体揭示并存政权的历史呢？这对陈寿来说，确是一个前人未曾做过的新课题。当然，在陈寿的时代，有关三国的历史书籍已有数种，例如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以及杨戏的《季汉辅臣赞》等。遗憾的是，这些史书都仅仅局限于一个地区，规模很小。陈寿撰《三国志》则不然，它所分别反映的是魏、蜀、吴三个大国的历史，并且将三国史事有机地合并为一书。以国别史形式同时反映几个国家情况，堪称是纪传体史书中的一个新成就，它确立了自己独立的风格和特点。
诚然，《三国志》还不能算是最早的国别史。中国最早的国别史首推先秦时期的《国语》。依照司马迁“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司马迁传》）的观点，《国语》系春秋时期左丘明所作。本书记述了由周穆王到鲁悼公大约五百年间有关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历史。但是，《国语》体制狭小，仅二十一卷。且所记各国篇卷悬殊，其中《晋语》九卷为最多，其余《周语》三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此外，在书法上，本书记言多而叙事少，即叙事亦往往通过对话来反映。且所记多疏阔，唐代柳宗元特写《非〈国语〉》以针砭是书。
与《国语》相比，陈寿的纪传体国别史可谓不同凡响。《三国志》是一部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合与分高度统一的史书。在这一部史书中，一方面，陈寿将魏、蜀、吴三国都当作彼此独立、互不统属的个体平等对待，不仅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分别反映三国历史，而且反映其历史的篇幅、卷数亦实事求是，大体均衡合理。全书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蜀书》十五卷，是为“合中有分”。另一方面，陈寿又在“分”的格局下，根据三国各自力量的大小，地位的轻重，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尽管形式上为三国各立一“书”，但在书法上“纪”曹魏而“传”蜀、吴。书中特别为魏主立纪，以曹魏纪年作为全书之纲，旨在为鼎立的三国勾勒出一条中国统一的历史走向。准此目的，陈寿还在《魏书》中为东汉末年独霸北方的董卓、袁绍立传记。在《吴书》中为东汉末年称雄东南的刘繇立传。在《蜀书》中为先前割据西南的刘焉、刘璋设传。由于上述这些人物列传的设置，就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三国分立的界限，从而突出了由分裂归于一统的主线。这样的布局和安排，固然是作者对历史的尊重，却也表现出陈寿总揽三国全局于胸中的史学才干。
2.范晔《后汉书》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后汉史本应在三国史之前，但是范晔的《后汉书》完成于陈寿《三国志》之后。在体例建设上，如果说陈书最突出的贡献是分国写史的话，那末，范书的成就则是新类目的增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后汉书》的帝王本纪和人物列传两大体例，都勇于突破传统，敢于发前人所未发，反映出最能体现时代风尚的新内容。
（1）升传为纪
在封建社会里，“外戚”是指帝王的母族或妻族。既然帝王在社会中至尊至上，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则其母族、妻族的地位自然亦非同一般。然而，依照通例，外戚尽管荣耀显赫，也没有资格置于帝纪之列。在以往的史书里，虽然出现过《史记》为吕太后立纪之类的事例，那是事出有因。一般来说，后妃外戚事迹主要反映于《外戚世家》中。班固撰《汉书》，一仍《史记》之旧，仅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将《外戚世家》改为《外戚传》，如此而已。
至范晔撰《后汉书》，因东汉皇后、外戚地位如日中天，索性增设《皇后纪》，删去《外戚传》，将有关外戚的事迹集中反映于《皇后纪》中。很显然，没有务实的精神和革新的勇气，要想落实这样一个切合当时“国情”的大胆举措，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2）增设类传
《后汉书》还特意增设了《党锢列传》、《宦者列传》、《文苑列传》、《独行列传》、《方术列传》、《逸民列传》和《列女传》等七个类传。这七个类传都是范晔根据东汉社会的特点增设，并且都是以前的《史记》、《汉书》、《三国志》中所从来没有过的。每一个类传都集中地反映了一组性质极其相近的历史人物，从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东汉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特色。
范书中的《党锢列传》，是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两个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类传。东汉中后期，宦官专权，引起朝野共愤。反对宦官的阵线非常广泛，除了下层劳动人民以外，还包括了外戚、公卿大臣、地方官员、太学生和郡国生徒等各个阶层。就中官僚士大夫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党锢列传序》），一时间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批判宦官的政治力量。这种品评当朝和当代人物的政治活动，时人谓之曰“清议”。“清议”对宦官擅权构成了一大威胁，所以宦官对“清议”极端仇视。延熹九年（166），矛盾终于激化。宦官们鼓动汉桓帝实行了残酷的镇压，逮捕了李膺等二百名“党人”。后来，“党人”们虽然赦归田里，但禁锢终生，不得出来做官，是为第一次党锢事件。建宁二年（169），宦官们又一次操纵朝廷，捕捉了虞放、李膺等百余名“党人”。尔后转相株连，被捕者多达一千余人，是为第二次党锢事件。然而，反对宦官的斗争并未就此止息。东汉两次党锢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的必然反映。范书设立《党锢列传》，旨在披露东汉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内部的倾轧斗争。
范书中的《宦者列传》，集中记述了宦官势力的兴起、发展的历史过程。东汉时期，宦官是统治阶级内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集团。特别是汉和帝以后，因为皇帝年幼者多，外戚干政专权之事每每发生。长大以后的皇帝欲谋亲政，往往依靠身边的宦官杀逐外戚。当前一皇帝死后，新即位的小皇帝自然听任母后及母后父兄为所欲为。而当这一小皇帝成人之后，又依靠宦官消灭专权的外戚。正是在这样循环往复的政治斗争中，宦官权势迅速膨胀起来，“王朝政事，一更其手，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后汉书·张穆传》）。宦官们往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侯。他们假借官府名义，残害百姓，掠人钱财，其敲诈黎庶，“与盗贼无异”。对于宦官为非作歹的行径和炙手可热的权势，百姓们简直恨之入骨，“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风顺旨”（《宦官列传》），就连当朝的皇帝也惧之三分。范晔正是通过《宦者列传》，暴露了东汉宦官的活动和兴起的内幕。
范书中的《文苑列传》，是《后汉书》专记文学之士的一个类传。在古代文化领域，历来有一种重“德”轻“文”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史学中的直接反映是，《史记》、《汉书》在为儒学经师们设立专传之外，又以类传《儒林传》进行综合性反映，而对于擅长诗赋文章的文学家则不然。尽管这些史书为司马相如、枚乘、扬雄等个别著名文人设有专传，却始终未能设立堪称与《儒林传》并驾齐驱的文学家类传。范晔则力排旧俗，在《后汉书》中不仅为张衡、蔡邕等著名的文学家分别设立了专传，还特别增设一个《文苑列传》，用以集中反映东汉时期的杜笃、傅毅、赵壹、祢衡、边韶等22人的文学造诣。范氏于正史中增立《文苑列传》可谓匠心独运，对古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独行列传》记载了谯玄、李业、刘茂等20余人不同流俗的特殊行迹。东汉时期，封建统治者标榜名节，当时入仕的主要途径——察举、征辟，都把“名誉”视为极其重要的条件。地主阶级中的一般知识分子为了猎取乡评世誉，以便步入仕途，往往“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甚至不惜挖空心思，制造出耸人听闻的“奇特之行”（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诸如河内人向栩等就是凭借他们令人难以捉摸的奇特行为，沽名钓誉，踏入仕途的。
范书中的《逸民列传》，乃是专门反映地主阶级中那些自命清高、隐居不仕的知识分子。“逸民”之中，既有戴良避王莽、韩康躲桓帝那样的不阿权贵者，又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的“纯盗虚声”之辈。然而由于这些人能够“钓采华名”，善于蒙蔽世人，最终居然登上了“三公之位”。而最高统治者则始终以“自古名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为借口，对“逸民”们备加优待，企图以“举逸民”的方式达到其“天下归心”的政治目的（见《逸民列传》）。自古以来，那种名为隐逸，实则隐居待仕的所谓“逸民”，历朝都有，不乏其人，但是却很少有像汉代这样人数众多，并且是蔚成风气的。为了记载东汉王朝这一历史现象，《后汉书》中特立专篇《逸民列传》，记载了从野王二老、向长、蓬萌，到汉阴老父、陈留老父等20位“逸民”的行藏。
范书中的《方术列传》，是集中反映古代医药、占卜和神仙怪异的类传。这个类传，从篇首的任文公到篇末的王和平，总共记方术之士20余人。此传人数众多，良莠参半。其中值得称道者如郭玉、华佗，他们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即使面对那些“贫贱厮养”之人，亦“必尽其心力”。又如许杨治水，“百姓得其便”；廖扶同情下层，不愿为官，在灾荒之年，他收殓埋葬那些“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再如折像明达事理，“散金帛资产”以逃祸；樊英不畏权贵，当面斥责顺帝所谓“生”、“杀”、“贵”、“贱”之威等等。文中不可取者，有如王乔、费长房、左慈、蓟子训之流，多属荒诞不经，无中生有之谈。因为兼有后者的不足，所以刘知几曾对《方术列传》表示遗憾：“言唯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史通·书事》）
范书中的《列女传》，堪称是相当有特色的一个类传。古代中国，除了帝王的后妃以外，广大妇女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史记》中如此，《汉书》、《三国志》中亦如此。范晔不同意这一传统观念和社会风尚。他认为巾帼不让须眉，女中豪杰的“明白之节”与高士的所谓“清淳之风”一样，都是极其可贵的，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然而，千百年来，无数位女中魁首并不为时人所重，“世典咸漏焉”。为了力纠此弊，范晔特创立了《列女传》。凡是属于“才行高秀者”，皆可为之立传，“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列女传》）。这里所说的“不必专在一操”，是说不必强调封建统治者为妇女们规定的“操守”。《列女传》中的蔡文姬可以说是相当典型的一例。蔡氏一生坎坷，她先嫁卫中道，继而嫁给匈奴左贤王，以后再为董祀之妻。若以封建传统观念论，蔡文姬因非“从一而终”者，自当受到谴责。但是，鉴于她“博学有才华”，范晔还是特意为其立传。对于《后汉书》这种做法，并非所有史家皆表赞同，唐代刘知几就是其中的一个反对者。他在《史通·人物》一篇中，以封建道德为准绳，力诋范晔将“蔡琰见书”。后世不少史家亦附和刘氏之议。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人将“列女传”改变为“烈女传”，试图专门反映封建的“三从四德”，专代为夫守节者立传。这种腐朽的史观与范晔的卓识远见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诚然，《列女传》中也宣扬了一些封建的内容，例如在史学家班昭（曹世叔妻）的传记里，就不无繁琐地罗列了束缚妇女的《女诫》七篇。但是，《列女传》更主要的是树立了许多正面的妇女形象。例如桓少君（鲍宣妻）不爱财货，甘心清苦。出嫁时，舍弃了全部丰厚妆奁，“更着短布裳”，与丈夫鲍宣“共挽鹿车归乡里”。及到夫家之后，她“拜姑礼毕”，即“提瓮出汲”，得到乡里人的尊重和称赞。又如赵媛姜，她嫁给盛道为妻。建安五年，民不聊生，媛姜的丈夫聚众起义。未过多久，起义失败，夫妇双双被捕入狱。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无生望。君可速潜逃，建立门户，妾自留狱，代君塞咎。”（以上见《列女传》）说罢，为盛道解脱桎梏，掩护他越狱出逃。
如果说芸芸众生和大千世界的无所不有，决定了修史须有选择性的话，那末，史书的特定篇幅则决定了即使入选，其内容也必须有详有略，详略适宜。其实，详并不难，难在详而不芜；略亦不难，难在略而不漏。在“二十六史”中，能够做到详略得体、剪裁适则，并对后世史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史书，《三国志》、《后汉书》当之无愧。
1.《三国志》详略
《三国志》的详略得体，主要表现于详主略次，寓全于略。在详略问题上，以前的《史记》和《汉书》大体上说，也是做得较好的。但是，因同事所牵而彼此重复记载的现象，在《史记》和《汉书》中是不乏其例的。例如，在《史记》之《高祖本纪》中，本来已历述了高祖八男，而在《吕太后本纪》中又历述如前。在《郦生陆贾列传》中，本来于郦食其传内业已记述了郦氏晋见汉高祖事，然则《朱建传》中又重复叙述。又如，在《汉书》之《高祖纪》中，已经记述了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沛公、章邯等人为王事，而于《陈胜项籍传》中又重叙如前。此等记述不惟徒增篇幅，更于重复记述中容易出现前后歧互现象。
陈寿《三国志》则力戒这类重复，采用详主略从，寓全于略的写法。具体来说，即此处有略，则彼处必详。此处固略，略而无漏；彼处虽详，详而得体。譬如“董卓之乱”在《魏纪·武帝纪》中不可不记，因为这是汉末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然又不可详记，因为一则彼时曹操尚未辅政，二则对曹操生平来说并非主要之事。而在《董卓传》内则不然，本传历述董卓出身、起家、掌握朝廷大权及飞扬跋扈诸事，可谓不厌其详。要在此系传主，详得其所。又如，三国时期，战争此伏彼起。在记述战争方面，“详主略从”的写法表现为“详胜略败”。即以胜者为主，详细记述；以败者为从，简略反映。对魏、蜀、吴三国战事，无论谁胜谁败，大抵皆如此，著名的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就都是这样反映的。208年的赤壁战争中，孙、刘联军大败曹操。在胜方的军事主将的传记《周瑜传》中，详细记载了战争的激烈场面，《诸葛亮传》中则侧重记述了孔明动员孙权作战的详情。而在败方主帅曹操的传记《武帝纪》中，则记载极简，战争经过几乎是一笔带过。在222年的吴、蜀夷陵大战中，胜方为吴，负方为蜀。于是，在胜方主帅《陆逊传》中，交战盛况，备言其细；而在败方主帅《先主传》中，所记则极其简略。可见，陈寿的详略本有侧重，详乃以其为主，略而并非不载。
2.《后汉书》详略
《后汉书》也坚持一事不两载，力避重见迭出之弊。
归结起来，范晔方法有三：一是类似《三国志》“详主略从”的所谓“主从法”。例如，在《侯览传》中记述宦官侯览凶残暴虐，人民极其愤恨。督邮张俭向朝廷揭发其罪行，并“请诛之”。侯览闻讯后，急忙截获张氏的奏章，使皇帝不得见。张俭怒极，破除侯氏冢宅，“藉没资财，具言罪状”等等，详细至极。而在《张俭传》中，则仅有张氏“劾览及其母罪恶”，“由是结仇”数语。再如在《刘虞传》中，记述汉灵帝大司马刘虞率领十万大军攻打公孙瓒，备言战争经过及刘氏兵败之原委。而在《公孙瓒传》中，则仅言“是岁，瓒破擒刘虞，尽有幽州之地”。二是互见法。即甲乙共涉一事，凡已详其事于甲者，则于乙处注明“事已见甲”，或书以“语已见甲”等字样。例如，在《何进传》中，记述中军校尉袁绍力劝大将军何进，速诛宦官张让等人，何进犹豫不决，未几，反被张让杀害。袁绍素为何进亲幸，闻讯大怒，“遂闭北宫门，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然后得免。〔死〕者二千余人”云云。而在《袁绍传》中，则仅有袁绍劝何进谋诛宦官，其“语已见何进传”数字。又如在《李杜列传》中，记述外戚梁冀谋杀质帝以后，朝臣设立天子。太尉李固及杜乔等人劝立清河王刘蒜，而梁冀则以一己之私，决定拥立与梁家有裙带关系的刘志。李固、杜乔二人“坚守本议”，梁氏大怒，诬陷李固有复立刘蒜之罪，予以处死。而在《梁冀传》中，仅有梁冀“枉害”李、杜二人，“语在《李固传》”等数字。三是“单载法”。即某事涉及甲与乙，设若该事于甲至关重要，则对甲可以详述；若对乙无足轻重，则可于乙处弃而不书。譬如《孔融传》，督邮张俭受迫害出走，孔褒之弟孔融收留了他。官府闻讯，欲正孔家之罪。孔氏兄弟及老母一家数人皆挺身而出，“一门争死”。这一事件对孔氏兄弟而言，乃是大事，故在《孔融传》中备言其详。而在《张俭传》中则绝不提及此事。原因是，对受人爱戴而长期亡命在外的张俭来说，此等事情不胜枚举，因此不能一一书写。
由于陈寿、范晔等人的努力，使纪传体断代史的编纂水平在班固《汉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提高。他们改造纪传体制的求实原则和详略适宜的编纂方法，都为后人树立了可资效法的典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改造纪传体制方面，陈、范二人也像司马迁和班固那样，都做到了难能可贵的据实创新。既注意继承前人成果，又能够依据内容的不同，大胆改进而不落窠臼。他们这种有因有革的可贵精神，对以后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仅以国别体为例，后来反映并存政权的史书，或多或少地都曾受惠于陈寿《三国志》。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编纂其代表作《资治通鉴》时，就曾对唐人李延寿所编《南史》与《北史》大发感慨：“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即唐高峻节录历代史书的一部通史）读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也”（《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一九二）。司马光如此推许李延寿，要在李氏参考了陈书体例，而后总揽南朝之宋、齐、梁、陈及北朝之魏、齐、周、隋八代史事，分别融汇为《南史》与《北史》。所不同者，陈氏记述三国史事于一书之内，而李氏则将并存诸国分叙于“二史”之内。其实，考诸正史，不独《南史》、《北史》，后世凡写并存诸国史者，大都参考《三国志》体例。即如《晋书》在记述两晋的同时，并书北方诸国于“三十载记”；《旧五代史》在记述北方政权梁、唐、晋、汉、周的同时，又反映南方九国及北方的刘汉政权于《世袭列传》、《僭伪列传》之中等等，此类形式虽略有不同，然不同中却分明也刻有《三国志》框架的遗痕。
当然，陈、范二书的美中不足也非常明显。恰恰在上述两大优点中，同时也埋伏着以下两个比较突出的严重问题。
第一，写法上的缺陷。陈、范二书都比较注意叙事的精炼，但因为过于讲究文辞，一味精简，遂又往往产生史实不清，乃至脱漏遗缺之弊。试以范晔《后汉书》为例。在吴武陵太守谢承的《后汉书》中，所记江左人事颇为翔实，而范书于江南事则语焉不详。清人王谟曾经批评范晔仅记“南州高氏父子及陈重、雷义、程曾、唐檀数传，其何汤仅附见《桓荣传》。章怀太子注引谢书，载汤事亦綦详。外有羊茂、孔恂、严丰、宋度、湛重、邓通、项颂、刘陵、黄向、张冀十人，爵里事迹，班班可考，乃其姓名，俱不挂范书”（王谟《谢承后汉书钞·自序》见《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清人赵翼甚至罗列出八条史实，以说明“《后汉书》间有疏漏处”（《二十二史札记》卷四）。至于陈寿的《三国志》，其疏漏之弊与范书相比更甚。正如裴松之云：“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上三国志注》表）裴氏所议，堪称精当。他的“裴注”之所以与《三国志》具有同等史料价值而广为人知，恰在于可以弥补陈书之“失在于略”。
第二，体例上的缺陷。陈、范二书均有此同一问题。陈寿《三国志》仅有纪、传而无表、志。由于无表，繁杂史事便不能通过表格形式清晰勾勒出来；因为无志，典章制度就没有专篇记述。缺少书、志的原因，或许如今人张舜徽先生所说：“盖缘于前无所承耳。”（《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但陈书首开缺表、缺志的先河，对后世纪传体史书体例不全，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无独有偶，范氏之《后汉书》亦有类似处。它仅有本纪、列传，而无表、志。现行范氏《后汉书》本中所谓“八志”，乃是后人补作。固然，本书之无表、志，并非作者初衷，原系范氏突然以“谋逆”之诛所致，但客观上范书紧步陈书后尘，也实在为以后史家许多缺表、缺志的现象提供了先例。这些或许是陈、范二人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