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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是我国佛教的一个宗派，以菩提达摩为始祖，故又称达摩宗，它以禅定作为佛教全部修习。禅宗作为中国固有文化与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用现代的说法，禅宗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
禅是梵文“禅那”的略称，原出自《奥义书》，为印度教术语。意为“思维修”、“静虑”、“定慧均”，也有译为“弃恶”或“功德丛林”的，就是在生活中静静过滤碎片，修正错误的思维，抛弃恶念。禅为“六支瑜伽”的第三支、“八支瑜伽”的第七支，是修习瑜伽的高级阶段。后为佛教所吸收，为“三无漏学”与“六度”之一，是佛教禅宗的一种修持方法，其中有祖师禅与佛祖禅的区别。
禅是佛教很重要而且最基本的修行方法。但是禅宗所说的禅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修行方法，而是指感悟到本性的一种状态。其意义就是在定中产生无上的智慧，以无上的智慧来印证、证明一切事物的真如实相的智慧。正如潘国静禅师说：“禅来自于生活，是长期对生活积累时的感悟。”
禅学是佛教的一种思想，其大意是放弃用已有的知识、逻辑来解决问题。认为真正最为容易且最为有效的方法是直接用源自我们内心的感悟来解决问题，寻回并进入自性。其理论认为这种方法不受任何知识、任何逻辑、任何常理所束缚，是真正源于自我的，所以也是最适合解决自我的问题的。简单而言，禅就是一种最为简单而且是最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禅宗，是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又称宗门，它始于初祖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
汉传佛教宗派大多来自于印度，但唯独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是由中国独立发展的三个本土佛教宗派。其中又以禅宗最具特色。
我国在禅学方面有一支突起的异军，那就是所说的“教外别传”的禅宗。这个禅宗所传习的不是古来传习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感修感悟的祖师禅。
菩提达摩东渡以前，中国已有佛教禅学在流行。主要是东汉后期安世高和支娄迦识的译经的流传，以安世高、支娄迦识、佛陀跋陀罗（觉贤）为代表。当时禅学为“以教修心禅”，有安般、念佛、五门、实相四种如来禅法，但修习的人还很少，其渐悟、顿悟之说为后世禅宗的建立和发展从教理上奠定了基础。这就是禅宗萌芽阶段。
北魏时期菩提达摩东渡，几经波折来到了嵩山，他将禅法下传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时分成北宗神秀、南宗慧能，时称“南能北秀”。北宗主张“佛尘看净”的渐修，数传渐渐衰微；南宗传承很广，最后成为禅宗正统，以《楞伽经》、《金刚经》、《大乘起信论》为主要教义根据，代表作有《六祖坛经》。
禅宗的流播地区主要为江南一带，集中于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一带。禅宗在我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影响甚广，至今仍延绵不绝，对我国哲学思想及艺术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铃木大拙至美国弘法，禅宗在欧美大受欢迎，并且其影响力扩散至世界各地。
在禅宗进入我国的早期阶段，初祖菩提达摩游历到嵩山少林寺，在那里独自修习禅定。寺中的道育、慧可二个沙门对菩提达摩非常礼见，并侍奉菩提达摩四、五年。
菩提达摩感觉他们的心意很诚，就开始向他们传授禅宗的真谛佛法。又把四卷《楞伽经》传授给慧可，说，我认为这本经书最合适中国人的根器修行，你如果依照这里面修行，就可以脱离尘世。并立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16字，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等大力弘扬，终于一花五叶，盛开秘苑，成为我国佛教最大的宗门，后人便尊菩提达摩为中国禅宗的初祖，所以禅宗又称达摩宗。
而在禅宗一门中是以心心契合的证明来表示佛法的传承，称之为“千圣不传的禅”。
所以对文字记载，有着字斟句酌的辩证，在传承佛法的过程中，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禅宗授法的由来，就是凭借迦叶心领佛祖的正觉为禅宗的起源，自称得佛心印，即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为主旨，亦称佛心宗。
“拈花微笑”也作“拈花一笑”，佛教语。其传说出自《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该经记载：“尔时大梵天王即引若干眷属来奉献世尊于金婆罗华，各各顶礼佛足，退坐一面。世尊即拈奉献金色婆罗华，瞬目扬眉，示诸大众，默然毋措。有迦叶破颜微笑。”
现在，拈花微笑一般都用来比喻彻悟禅理，后又用来比喻彼此心意一致。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有一次在灵山法会上说法，这时大梵天王来到座前，将一朵金色的波罗蜜花献给释迦牟尼。然后坐在最后的位子上，准备聆听释迦牟尼说法。
但是佛祖释迦牟尼拿过这朵献花之后，却意态安详，一言不发，只是举起这朵金色波罗蜜花给他的弟子观看。传说当时聆听说法的天上人间诸神有百万之众，可没有一个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唯有佛祖十大弟子中的摩诃迦叶对着佛祖轻轻微笑。
于是释迦牟尼对大家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现在，这无上的大法可以付托给摩诃迦叶了。”然后便把平时所用的金缕袈裟和钵盂授与迦叶。这就是禅宗拈花一笑的传说和衣钵真传的典故。
禅，就在拈花微笑中产生了。这个传说是禅及禅宗的起源，中国禅宗把摩诃迦叶列为西天第一代祖师。
“祖师禅”与“如来禅”是两种不同的修持方法。其实，起初在佛说法时，并没有什么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区别。而是后世禅家衍生出来的。
祖师禅又作南宗禅，特指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传下来的，至六祖慧能以下的五家七宗之禅；如来禅是指经教里的禅法，因为它是如来讲解的，所以后人叫它如来禅。
一般来说，如来禅的修行体悟是按照四禅八定的次第来修，是渐修的道路；祖师走的是顿悟的道路，即六祖所谓：“指授即无，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两者的所悟的皆是真如，无别。
用心经来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如来禅的修持方法，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即是祖师禅的修持路线，但最后的结果都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东土五祖”是一个佛教名词，是指佛教禅宗在我国的5位创始祖师，他们分别是初祖菩提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
东土五祖对于禅宗的兴起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北魏时期初祖达摩来到中国修行，传说他面壁九年，修持得法，入灭前嘱咐弟子慧可宗学奥秘，传授了袈裟和《楞伽经》，让慧可弘扬传承，从此建立了中国大乘禅宗体系。
禅宗传至僧璨时命运维艰。禅宗弟子都是一衣一钵，随缘而住，并无固定道场。
这种艰难的情况到了四祖道信时则有所改变。唐初，道信入住湖北黄梅双峰山，大弘禅宗，弟子多达500人。传至五祖弘忍时，禅宗又得到发展。弘忍得到了道信的心传，被称为禅宗五祖，世称五祖黄梅大师。弘忍提倡离尘山居，广宣禅宗心法，禅宗在弘忍的弘扬下，发展很快，成为中华佛教大宗。
西天二十八祖，是指印度禅宗中的28位递相传承的祖师。
相传迦叶在独得佛祖的“心传”，并承接释迦牟尼的袈裟和钵盂后，便被尊为西天第一祖。不久，他以佛教领袖的身份主持了第一次结集讨论三藏经典的会议。
三藏结集后不久，他对阿难念了一首偈语。于是“正法眼藏”又传到了阿难这里，阿难成了禅宗二祖。
之后二祖阿难在入灭前也对商那和修念了四句偈语，商那和修领受衣钵成了西天禅宗的第三位祖师。
根据《付法藏因缘传》所说，在四祖优婆鞠多之后的历代祖师是：五祖提多迦尊者、六祖弥遮迦尊者、七祖婆须蜜尊者、八祖佛陀难提尊者、九祖伏驮蜜多尊者、十祖协尊者、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十二祖马鸣尊者、十三祖迦毗摩罗尊者、十四祖龙树尊者、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祖罗喉罗尊者、十七祖僧迦难提尊者、十八祖迦耶舍多尊者、十九祖鸠摩罗多尊者、二十祖阔夜多尊者、二十一祖婆修槃陀尊者、二十二祖摩努罗尊者、二十三祖鹤勒那尊者、二十四祖师子尊者，共二十四位。这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说法。
我国禅宗坚持“二十八祖”的说法，一般是在“二十四祖”之后又加二十五祖舍那婆斯尊者、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祖般若多罗尊者至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禅宗始传入我国。相传二十八祖各有付法偈，其间衣、法并传。
“一花开五叶”这句话出自达摩大师的偈语：“吾本来兹土，传教救迷情，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其含义就是禅宗法脉的概括。
有人曾把“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当作是“五种智慧的花瓣”盛开之后，显示出的自然的觉悟成就；而另一种看法则是比喻禅宗在我国扎根以后，至六祖慧能及其门下形成了南禅五家，以后的禅学一般都是围绕这五家而丰富发展的。
南禅五家分别是沩山灵佑和仰山慧寂开创的“沩仰宗”，黄檗希运和临济义玄开创的“临济宗”，称门文偃开创的“称门宗”，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开创的“曹洞宗”，清凉文益开创的“法眼宗”。
上述“一花开五叶”的两种说法，人们普遍认为是后一种说法。禅宗到了宋代临济宗大盛，又分杨歧、黄龙两派，其势力影响了佛教的其他各宗各派，几乎摄教归禅。
五家七宗，又称五派七流，是我国南宗禅各派的总称，也是对唐宋时代形成的禅宗主要派系的合称。“五家”指晚唐五代形成的5个派系，分别出自慧能弟子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个法系。
其中，从南岳系之下分出两家：其一沩仰宗，该宗是由怀让的门徒弟子慧寂以袁州仰山为基地，形成沩仰一家；其二临济宗，怀海的另一弟子希运的弟子义玄常住河北正定临济禅院，形成临济一家。这是五家七宗中唯一兴起于北方的禅派。
从青原一支分出三家：其一良价和其弟子本寂先后在江西高安洞山、吉水县曹山建立丛林，形成曹洞宗；其二义存的弟子文偃常住韶州称门山，创立称门宗；其三义存的弟子文益常住金陵清凉寺，形成法眼宗。
五家中，沩仰宗至宋失传，称门宗在宋初兴盛一时，此后与法眼宗逐渐无闻，只有临济和曹洞二宗并存至今。
到了北宋中期，从临济宗中又分出两支：其一为黄龙派，石霜楚圆的弟子慧南常住江西南昌黄龙山，以所说“黄龙三关”接引启悟参禅者，称为“黄龙派”；其二为杨歧派，石霜楚圆的另一弟子杨歧方会在袁州杨歧山传禅，形成杨歧派。
黄龙派盛行于北宋中期，至北宋末南宋初衰落。黄龙派和杨歧派与晚唐五代形成的五家合称为“五家七宗”。
佛教传入我国的具体年代在学术界至今尚无准确的定论。一般通行的说法是佛教的传入大约在两汉之际。
汉朝时候人们把僧人视同为方士，说“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也可以说这个时期的佛学还没有开始。
至东汉末三国时代，我国的僧人开始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这个时期可以作为我国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佛学已经进入初步阶段。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佛学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南北朝时，南朝的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在他们的号召下，佛教普遍为人们所接受。此时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我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携回大批佛经。但是此时的佛学只是延续了前人的工作，以接受印度佛学为主。
隋朝时期，隋文帝开始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佛教佛学都十分兴盛。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佛学开始进入中国的探索阶段，各宗派都有各自的佛学理论，各自阐述对佛垒和修行的理解。
达摩禅法为什么在北朝会受到排挤呢？究其原因，在北朝时期，当时广为流传的大都是小乘禅法，而达摩到达中土弘传的却是大乘禅法。北魏朝廷首先是要建立功德、求福田饶益，所以大量造塔立寺，大兴土木工程，这就是北朝佛教发展的最大特征。这一点说明北朝佛教有很强的“取相存见”的倾向。当然，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达摩禅法主张佛法在于“虚宗”，建立“遣荡之志”。
494年北魏迁都洛阳，大批僧侣也随之南迁，于是嵩洛一带成了北魏佛教的中心。朝廷上下“取相存见”的风气自然也带到了嵩洛一带，而达摩的“罪福两舍”、“情事无寄”、“理性难通”的禅法也就又受到了抵触。
由于达摩的禅法同时尚格格不入，以至到处受到讥谤、排挤。据《历代法宝记》之《梁朝第一祖菩提达摩多罗禅师》载，达摩泛海东来后，曾遭菩提流支三藏光统律师六度毒害。这也许不是事实，但此说之所以会出现，显然意味着当时达摩一派的禅师因为所持见解不同，而受到了强烈的抨击以至打击。
所以初祖达摩所遭际的屯蹇境遇，也同样为二祖慧可和三祖僧璨所亲受。禅宗在初创期间，命运维艰，屡遭打击，居无定所，门庭寂寥。
在北魏历史记载里，相传菩提达摩由广州进入中原，与梁武帝会面话禅，因见解不合，所以一苇渡江，来到北魏境内，随后他在洛阳嵩山一带游历并传授禅法。在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并没有事实证明达摩曾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的说法。
不过，北宋《景德传灯录》中说，达摩北渡以后，曾经长时间寄居在少林寺，“面壁而观，终日默然”。
《碧岩录》中有更多相关描述，说“达摩至彼，也不出见，直至少林，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号为壁观婆罗门”。
由此开始，“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这一传说的方式越来越多，还有一个说法是少室山的五乳峰上有一个达摩洞，达摩就是在那里面壁九年，飞鸟在其肩上筑巢都没有察觉。
以上说法也许是对菩提达摩九年面壁，产生出种种的曲解的原因。而在《菩提达摩大师入道四行观》中说：“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与理冥符，无有分别，寂然无为，名理入也。”
这里的确提到了“壁观”，在这里讲的是心无分别、守性不移，面对一切境界四相不生、自心如不动的内在功夫。或者这是菩提达摩面壁的真实意图。
相传达摩来到中国讲法，与梁武帝因为对于佛学的主张不同，每次谈论起佛事，两人总是不投机。达摩于是告辞，希望渡江北上传法。
当时有个高僧神光正在南京雨花台上讲经说法，达摩于是过去听讲，听到有些地方的时候摇摇头。神光发现了达摩摇头，于是与达摩谈论佛法，但是两人对佛学的认识也有几分意见歧，达摩便主动让步，离开雨花台渡江北上了。
达摩来到江边，抽取一颗芦苇，把芦苇放在江面上，只见一朵芦苇花，昂首高扬，五片芦叶，平展开来，达摩双脚踏在芦苇之上，飘飘然渡过了长江。神光思量过后，追寻到江边，看到达摩一苇渡江，神光感到达摩佛法的精深，慨叹不已，懊悔而归。
现在普遍认为一苇渡江只是一个传说，达摩一苇渡江的故事应该是在传述达摩的佛法无边。
“立雪断臂”的传说是说达摩渡江到少林寺以后，慧可也渡过长江，追随在达摩身边，精心照料，形影不离。
一个严冬的日子，达摩在后院达摩亭坐禅，慧可在亭外待师。大雪淹没了慧可的双膝，浑身上下好似披了一层厚厚的毛茸雪毯。
达摩见此状便问：“你这是干什么？”
慧可说：“向佛祖求法。”
达摩说：“要我给你传法，除非天降红雪。”
慧可抽出戒刀，断掉一只胳膊，鲜血染红了地下的积雪和慧可的衣衫。此情此景，达摩看得一清二楚，他感到慧可信仰禅宗态度无比虔诚。达摩把衣钵、法器传给了慧可，并给他取法名“慧可”。
慧可成为少林寺禅宗的“二祖”，为了纪念二祖立雪断臂，寺僧们将“达摩亭”改名为“立雪亭”。
历史上对禅宗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的大师有如下几位，现作简要介绍。
道信：禅宗从达摩、慧可到僧璨都没有广为发展，直至四祖道信才开始系统传播。唐初，道信入住湖北黄梅双峰山，大弘禅宗，弟子多达500人。他的弟子弘忍在双峰山东冯茂山建立道场，名东山寺，有禅众700人。
慧能：禅门五家都是源于六祖慧能的法系。他的弟子神会被兵部侍郎宋鼎请到洛阳住菏泽寺，在朝廷官员和士大夫中结交朋友，并确立了南宗的正统地位。
希迁：希迁为禅门巨匠，作为禅门宗师，为开创青原派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四传弟子义存到福州传法，为雪峰法系兴盛打下了基础。雪峰法系在今福建、浙江、广东一带最兴盛，称门、法眼二宗即出自他的法系。
马祖道一：其法系称洪州宗，曾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河南、陕西、广东、福建等地。他的弟子怀海在百丈山自立禅院，实行农禅合一的修行制度。百丈怀海所制定的《丛林清规》后来成了天下丛林的规范。
楚圆：楚圆门下弟子十分活跃，其分布也较为广泛，主要在江西、湖南、浙江一带，也有在广西等地活动的。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黄龙慧南、杨歧方会，除此之外，道吾悟真、翠岩可真、蒋山赞元、灵隐德章等在当时也十分有影响。
禅宗从初祖达摩至三祖僧璨，一直行头陀行，一衣一钵，自由修行，并不聚集定居一处。但是这种情形到了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代，发生了较大改变。
四祖道信在黄梅双峰山居住30年，据说弟子聚集多达500人。五祖又在东山居住20年，弟子多达700人。这两代禅宗都一改以往禅门祖师的习惯，而将弟子定居一处，集体生活，实行生产自给，把禅的修行完全融入到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中。
另外由于定居，禅宗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因此在后来唐代出现灭佛运动的时候，禅宗受到的影响在各宗派中最小，当其他宗派因为受到政权的排挤无法立足时，天下的僧侣就大量地集中到了禅宗寺庙。
禅宗在提倡生产劳动的同时，切实地把参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垦荒耕种，既实现了生活上的自力更生，又不耽误修行，既解决了吃饭问题，也自然地解决了参禅的传播问题。这是禅宗对我国佛教的一种贡献。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
学禅在未开悟之前需要有高德禅师的指引，开悟以后需要与人辩论佛法来印证自己的悟境，所以常有人认为接引和印证的关键就在于机锋。
禅宗中所说的“机”，就是指感受某种具体情境所激发而活动的心灵的作用，或指契合佛教真理的关键、机宜；所说“锋”，指活用禅机的敏锐状态。
“机锋”指师者或禅僧与他人对机或接化学习时，常用寄意深刻、无迹可寻乃至超越逻辑的语言来表现禅悟境界或勘验对方。
禅宗宗师们的机锋、转语，往往有迥出意表，非义所思，甚至妙语解颐，隽永无穷的机锋作略，虽然如此，这些机锋、转语，不是早已宿构在胸，都是临机对答，语语从天真中流露；机锋的运用，都在当时现场的一语、一默、一动作之间的表示，并非学习禅宗的人，要随时随地醉心在机锋妙语之间。所以禅宗的精髓应当是在顿悟，在实相般若。
禅宗主张“以心传心，见性成佛”，传心传的是佛的心印，而佛的心印就是般若；见性就是表现自己本自具足的菩提般若之智。
六祖大师为了说明无分别的思想，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叫做：“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那么，无念、无相、无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无念，就是在自己的心念里，彻底地摆脱了事物之境的影响，不在本来清静的佛性上生出种种念头，所有能污染清静佛性的念头都予以消除干净。简明地讲，就是心离好恶、取舍、憎爱，远离一切来自“前尘缘影”的分别相念，而非舍弃正念、正思维。
无相，并不是否定外在一切事相，而是心不被外在的事物牵引、熏染成为分别想念的素材，当下即相离相，不留痕迹。
无住，是不让心停留在任何一个地方，产生执着，念起即觉，觉之即忘，活泼无染。无念、无相、无住，三位一体，在日常生活中以这种心态来面对一切，持之以恒，则正见可立，正受也会加深。
禅宗是从心性上论佛的，认为众生的自心、本性就是佛，离开自心、本性去论佛、求佛都是错误的；自心、本性是空寂清净的，执著自心、本性，执著佛，也是不对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南阳慧忠认为的“无心”成佛，佛也“无心”。而“心即佛”与“无心是佛”两个命题，实际上是统一的，两者是从不同角度讲心与佛的关系。
心即佛是说众生都有佛心、佛性，肯定心与佛不相离，直至认定心等同于佛。无心是佛则是强调学道修禅者对于佛身形象不要执著和追求，这样的无心就是佛。
可以说，无心是对主体“心”的活动内涵的进一步规定，“无心是佛”是对心即佛的进一步说明。
由此可以看出，心性论是禅宗成佛理论的基础，是禅宗思想的核心，也是了解禅宗思想实质和禅修实践的切入点。
指五祖的法门，因五祖弘忍禅师住在蕲州黄梅县之黄梅山，其山在县之东部，因而叫做东山。一般都公认禅宗五祖弘忍为东山法门的开创者。
实际上，东山法门是以道信的禅学为根基，涵盖了道信和弘忍两代禅师的禅学。弘忍曾经不离道信左右30年。道信禅法的精华，尽为弘忍习得。
据说，武则天曾询问弘忍的弟子神秀：“你所传播的禅法，出于谁家的宗旨？”
神秀毫不含糊地回答说：“我禀承的是蕲州‘东山法门’。”当时“东山法门”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东山法门包括两个要素：一是“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二是“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也就是说，东山法门仍旧信奉《楞伽经》，并强调须依从该经所说“诸佛心第一”来注重“心”。心在经文中的原义指的是“枢要”、“中心”。
把“心”作人心来理解，意在使信众专门从内心用功，安静修习。道信又吸纳当时某些流行的经典教义，解念心为念佛，从而将念佛法门也组织进他的思想体系中去，并籍此进而倡议“一行三昧”。
根据《文殊说般若经》，道信认为在行一行三昧以前，得先学习般若波罗蜜，按经上所说的去体悟、去实践，领悟法界无碍无相的义理，然后端身正相，心系一处，专念佛名，念念相继，便能在念诵中见到三世所有的佛。
因此，一行三昧事实上是唯心念佛与实相念佛的融合。由唯心念佛，得知“离心别无有佛”，以致方寸之内，一切施为举措，均是菩提道场。由“端坐念实相”的实相念佛，可证得法界实相之理，同佛一如的境界。
东山法门的形成，使得达摩禅逐渐从严格的打坐修禅与头陀行守戒，向鲜活自由的形式发展，极大地增强了对修禅僧人的吸引力，预示着禅学新格局的到来。
我国佛教宗派一般决定立宗的典据，都依据独自的“判教”体系，或者依据传法的统绪，或者反映本宗派主张的理论著作，而且基本是以阐释佛教经论的形式出现。
“东山法门”提倡的是一种以坐禅观心为核心内容的新佛教。按照佛教宗派的特征，他们也利用佛经来传播思想。
弘忍在说法中常常引用经论为典据，就是在继承达摩所说的“藉教悟宗”，实际是为宣扬自己一派的观点而依据自己的理解解释佛。
后来禅宗又自称得“佛意”，实际上又是以自己的修行来解释佛意。东山法门通过这种形式，把佛教境、行、果三门繁难的修持，简化为“守心”、“安心”的模式。
面对着六朝以来发达的佛教经典学说，它独辟蹊径，树立起全新的学风与宗风，推动了彻底变革佛教的新潮流。
“天下名山僧占多”，是佛教内流传久远的一句话。但是，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实之词，确切地说应是“天下名山僧渐多”。这一说法的由来还要从五祖弘忍说起。
以前的佛教寺庙，多在人迹罕至的深山，所以称山林佛教。在魏武帝、周武宗制造的毁佛灾难之后，佛教受到重创而不得不依托于山林、乡村，这样反而使自力更生一派的禅宗日益兴盛起来。
隋末唐初，达摩禅终于一跃而成为我国禅法的主流。道信在湖北黄梅县西北的双峰山，传禅授徒30年，五祖弘忍继承了他以一心灵源为不二之真宗，任意纵横、随处安心为解脱的作风，在山林中继续发扬禅宗衣钵。
在他传法期间，山林佛教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聚徒安居，生产自给，把禅的修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禅宗在农禅并作的修禅生活中显露出我国禅宗特有的老庄风度。
传说四祖道信得法后，专心修持，60年胁不着席。在唐朝武德年间，他在蕲州黄梅的破头山说法示众的时候，有一个种树的老人非常想跟他出家修法、传法。道信对他说：“太老不能学道了。”
后来，这位老人独自来到河边，向一位在河边洗衣服的姑娘问能不能“借宿”。
姑娘说她要征询家人父母的意见。
老人便说只要她随口答应声就好了，姑娘便随口答应了一声，于是老人不见了，原来他投胎到这姑娘腹中了。
姑娘怀孕后家人认为她有辱门庭，便把她赶出家门，她只好以流浪行讨为生，后来生下一个男孩后便扔进了脏水沟里面。可到了第二天，这个孩子非但没有死，反而健康地逆流而上回到了姑娘身边。姑娘知道这孩子不是凡人，于是重新抱回讨饭抚养，人们叫他“无姓儿”。
多年后，道信又到黄梅县，遇到这个孩子，见他相貌奇秀不同寻常，便问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小孩说道：“即使有姓名，也不是常姓名。”
道信再问姓名，孩子又答应道：“佛姓。”
道信说：“无姓？”
孩子说：“性空，无姓。”
道信感到很奇怪，仔细一算年月，便知道了这孩子是那种树老人的转世。于是恳切地向其母提出让这孩子跟他出家。经母亲应允，这孩子开始跟随四祖。后来道信在圆寂前，念偈语“花种有生性，因地花生生，大缘与性合，当生生不生”，并传法衣给他。这孩子便是中原禅宗五祖弘忍。
五祖弘忍徒众极多。十弟子的传说不一，一般有“一代一人”说与“多头弘化”说的对立。据《楞伽师资记》和《历代法宝记》所记载有11人，《景德传灯录》所记载有13人，宗密的《圆觉经大疏钞》及《禅门师资承袭图》所记载有16人，见于记载的总计约25人，都是以神秀为首。
一般说法是：慧能、印宗在广东，神秀在长安、洛阳、荆州，玄赜、玄约和道俊等在湖北，智诜在江苏，义方、僧达在浙江，法照在安徽，慧明在江西，各化一方，把东山法门传播于全国。
《历代法宝记》也提到十弟子：“吾一生教人无数，除慧能，余有十尔。神秀师，智诜师，智德师，玄赜师，老安师，法如师，慧藏师，玄约师，刘主簿，虽不离吾左右，汝各一方师也。”
弘忍所说的“传吾道者，只可十耳”，原意应该是：荆州神秀，潞州法如，安州玄赜，资州智诜，华州慧藏，隋州玄约，嵩山老安，杨州智德，白松山刘主簿，韶州慧能十人分头并弘的意思。
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以心传心的传教方法，所以禅者应该是重视师承的。古代禅者的共同信念、自己的体悟，是从佛传来的。从佛祖以来，祖师们代代以心传心，衣钵传法，血脉不断。
禅宗之人悟道，必须经过有传承的祖师印可才被认可，自悟是不被承认的。所以后来禅宗南宗编出天竺二十八祖，并提出以菩提达摩兼中华初祖的说法，特别盛行。
禅宗这种重视传承要求，除我国的递代相承，从佛至达摩的传承也受到重视。达摩禅越发达，传承法统的序列也越迫切。
达摩的印度传承应该是引用《禅经序》、《付法藏因缘传》、《萨婆多部记》而提出印度时代的法统。禅学由达摩从印度传来，禅者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一定要列举出祖统不可，发现有问题，就不得不凭借想象编造法统。
祖统，也被看作是禅宗的重要部分，一般会认为祖统若有问题，禅宗就有被推翻的可能。其实禅宗的存在与发展，不是凭这些传承说而发扬起来的，如《宝林传》的撰造。但是《宝林传》还没有编成，西天二十八祖说还没有成为定论的时候，江西禅法已跃居禅法的主流了。祖统说的逐渐形成，是由于达摩禅的盛行，为了满足一般要求及禅者传承的确实性而成的。
“四行”是佛教的一个名词术语，就是指“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
“报冤行”，意思是说凡是修佛学禅的人，首先要建立一个确定的人生观。认为我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来偿还欠债，报答所有与我有关之人的冤缘的。因为我们赤手空拳、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一无所有。
长大成人，吃的、穿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众生、国家、父母、师友们给予的恩惠。只有我负别人，别人并无负我之处。因此，要尽己所有，尽己所能，贡献给人们，以感恩他们的恩惠，还清自己有生命以来的旧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而为世为人，济世利物。
“随缘行”是佛学要旨，指出世间一切人、事，都是“因缘”聚散无常的变化现象。“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此中本来无我、无人，也无不变之物的存在。因此对苦乐、顺逆、荣辱等境，皆视为等同如梦如幻的变现，而了无实义可得。
后世禅师们所说的“放下”、“不执著”、“随缘销旧业，不必造新殃”，也是由这种要旨的扼要归纳而来。这些观念，便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更深一层的精义。
“无所求行”就是大乘佛法心超尘累、离群出世的精义。凡是人，处世都有所求。有所求，就有所欲。换言之，有所欲，必有所求。
有求就有得失、荣辱之患；有了得失、荣辱之患，便有佛说“求不得苦”的苦恼悲忧了。
“称法行”是归纳性的包括大小乘佛法全部行止的要义。主要的精神在于了解人空、法空之理，而得大智慧解脱道果以后，仍必须以利世济物为行为的准则。
以上所述，乃是达摩禅的“正行”，也便是真正学佛、学禅的“正行”。无论中唐以后的南北二宗是如何的异同，但可以肯定地说一句：凡不合于达摩大师初传禅宗的“四行”者，统为误谬，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确能依此而修心行，则大小乘佛学所说的戒、定、慧学，统在其中矣。
达摩祖师在《四行观》中说：“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理入，二是行入。理入者，说籍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也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于文教，此即于理冥符，寂然无为，名之理入。”
此段大意是，成就道业可以有多种途径，但是归纳到最终，主要不外乎两种：一种是从通达佛理入道，一种是从事修上入道。
所说的从通达佛理入道就是凭借佛法教理的学习而领悟到即心是佛。什么是宗，宗是总持之意，是枢纽机关之意。佛在《四十二章经》中说：“心若功曹，功曹若止，从者都息。”
悟宗，便是找到关键之处。
悟宗也可以说明佛法的原理，贯通佛法，透彻的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这个真相就是四相皆空，皆无实意，一切法皆是心所映现。这就是达摩祖师所说的“深信一切同一真性，但为客尘烦恼覆盖，不能显了”。
也就是说到此地步，真正明白了众生产生的根源。佛在悟道后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达摩祖师所言实际上和佛陀所说是同一含义。悟宗就是智慧的开显，就是妄想破灭，智慧现前。
所说的理入就是通达了佛法的原理，明白了真相。至此地步，并非当下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佛。真正意义上的佛，是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理上明，事上清。达摩祖师说：“理事相应为之祖。”
“本来无一物”是六祖慧能悟道时的法语，也是禅宗的一种很高的境界。意思是说宇宙万象系由我入之妄想分别而起，本来即无任何一物可执着。一切诸法皆空，仅由于相依相存之关系而存在。于彼此不断变化的关系中，并无独自存在的主体，故无任何一物可执着，也毋须执着任何事物。
意说一切空寂，了无一物，道破了天真独朗之境。
据六祖坛经之说，此偈是针对大通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一偈而发者，慧能即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偈一出，获得五祖弘忍传授衣钵，而成为禅宗六祖。
禅宗不施设文字，不安立言句，直传佛祖心印，称为教外别传，意思是在如来言教以外的特别传授。
教外别传或称：“教外果有别传乎？则一代时教闲文也；教外果无别传乎？则祖师西来虚行也。”
《圆觉》中说道：“‘修多罗如标月指’指非月也，说‘指外别有月’可也；而月正在所指中，说‘指外别无月’也可也。执指为月，说‘更无月’者，愚也；违其所指，而别求所说月者，狂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
指不依赖佛经，而靠自身感悟来体会佛理。禅宗不重经教，而以自悟心性为主，所以称之为教外别传。
这是佛家语，指禅家悟道，不涉文字不依经卷，唯以师徒心心相印，理解契合，传法授受。
禅宗从六祖慧能以后大力主张顿悟，以心传心，不涉文字语言，被称之为不立文字。佛言：“说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慧能曾经说过：“说似一物即不中。”
一般人对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往往产生歧义和误解，把不立文字理解成完全脱离文字，甚至连佛理也不用，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不正确的认识。
达摩在中国以《楞伽经》授徒，《金刚经》、《大乘起信论》是慧能弟子的主要教义根据，慧能的代表作为《六祖坛经》，可见禅宗历代也都有文字相传。“不立文字”并不等于不创立禅宗的经典。
禅宗自产生以后，语录众多，公案成山，传教从来没有离开过文字。唐宋及其以后的禅宗编辑了大量的语录文字。正是用“文字”来诠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玄旨。就算是那些机锋棒喝也是一种肢体语言和表意、开悟的工具。
成佛在根本上与文字语言无关，但不必离开文字，只要不拘束在文字语言上就行了。
禅，应当是一种洞察人生命本性的艺术。所以说禅本质上是人洞察人生命本质的方法，用来解放心灵，以达到“心静则国土净”的理想。
禅法的本质是静虑，静虑的过程是禅法，依本质而言，是说明人人都有静虑的本能；禅法是运用这种本能，从事生命价值的发挥。
但是，本能的发挥，关系着个己的知识与经验。也就是说，知识与经验愈丰富，本能发挥的作用愈大；反之，不是肯定的没有，即使是白痴，仍然有其些许或极微的运作能力。
一般来说禅在形式上是一种通过苦修、静坐和生活上的忍耐、克制、对诱惑的抗拒来磨练心理，换来生理上的平和，从而达到心理上的沉稳安定的方法，这是一种忍耐、包容、宽厚的心境和生活态度。
禅师通过对一切色相的通透，把握了外在事物和内心世界的本质，最终进入一种高雅、平静、顺其自然的境界，获得真正的、超越了一切生死、轮回、世俗、红尘、因果的自由。
禅的特征，一般指禅宗中的“禅”。禅宗兴起之后，它所提倡的禅与原来的“禅观”或“禅定”虽有其相同的一面，更有其不同的一面。禅的特征决定了它的修行方式区别于其他宗派。
禅宗的“禅”应该是一种认识。所以它不应该是六度中的“禅定度”，而是六度中的“智慧度”。而在修持上独立承担、自我追寻、自我完成，这是禅的最大特色。
禅宗提倡的第一步是开悟，认为只有“悟后起修”，才能事半功倍。所以禅首先要求追寻自我，其过程和手段虽然往往违反常理，但却可能是通往佛的唯一道路。
禅宗不脱离日常生活，禅宗的修行是将日常生活与人心的净化紧密结合，认为平常心是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禅中寄寓着很强的幽默性。学禅，要有悟性，要有灵巧，说简单一点，就是要有幽默感。古代的禅师，几乎都是幽默大师，他们的“禅”风往往会在幽默风趣中自然而然的体现。
禅宗自唐宋以来形成一种风气，非常重视对前代宗师间典范言行的教化启迪意义，或者创设一些特殊的言行，曲折地阐发禅宗某些特定的教义、规则。这种被记录下来的高僧大德言行，由于具有如政府公案那样的严肃性、权威性，同时又作为后学参禅的重要资料，可以供学禅者研究参考，启发思想，定夺是非，达到开悟定慧，所以禅家将它称为公案。
禅门公案，是体现禅宗与中国佛教其它各派之间的显著差异的一个十分突出而鲜明的特征。佛教其他各派，都有自己所依据的印度佛教经典，作为开宗立派的理论依据。如三论宗以《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作为主要理论依据；法相唯识宗主要以《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百法明门论》等作为主要理论依据；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要理论依据，华严宗以《华严经》为主要理论依据等等。各派都是依据印度佛教经、论而立教，形成教派理论。而禅宗则不同，禅宗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自己依据的经、论，完全以禅师自己参究的切身体验作为传道的依据和勘验的准绳。可以说禅宗自己修行悟道所出现的许多事典，在晚唐以后都是禅门中的著名公案了。
临济、曹洞两家各立四宾主之说，其义各异。所谓临济四宾主，是临济宗采用的一种门庭施设，是义玄就宾与主之关系，提出了“宾看主”、“主看宾”、“主看主”、“宾看宾”四句，以提示禅机，即宾主双方言论往来的四种情况。所谓宾看主，就是指参禅者掌握禅理，而禅师不懂装懂；所谓主看宾，指禅师掌握禅理，而参禅者不懂装懂；所谓主看主，指禅师和参禅者都懂禅理；所谓宾看宾，指禅师和参禅者都不懂禅理，但又互相卖弄。
依此，师家令学人自觉邪正，趋向真正之道。至后世，有风穴延沼复立“宾中宾、宾中主、主中宾、主中主”为四宾主。与前述之临济四宾主同义。
另外一种为曹洞宗，“主”为正、体、理之意，“宾”为偏、用、事之意。其说如下：
主中宾，说体中之用，即从本体之中引发出作用；譬如大臣奉帝王之命，出而行事。
宾中主，说用中之体，即寓存于各种作用中之本体；譬如帝王潜居于闹市之中。
宾中宾，说用中之用，即作用与本体相互乖离而不与本体相应；譬如化外之民、无主之客。禅林中也常用以指“头上安头”之情形，即无用、不必要之意，与“雪上加霜”同义。
主中主，说体中之体，即法理中未牵涉作用，或未显现为作用之本体；譬如帝王深居于王宫之中，其权能虽存，然未发令以动员臣民之作为。又禅林中也用以指物我双亡，人法俱泯之境界。
开光，又称开眼、开明、开光明、开眼供养。就是新佛像、佛画完成想置于佛殿、佛堂时，由高僧大德按照一定的佛教仪轨要求举行盛大法会，替佛开眼，通过诵经、祈请等形式使泥塑木雕的佛像或法物具有佛性的力量。《禅林象器》中说：“凡新造佛祖神天像者，诸宗师家，立地数语，作笔点势，直点开他金刚正眼，此为开眼佛事，又名开水明。”
在佛教中，只有经过开光后，佛像才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神圣性，受到佛教徒的顶礼膜拜。开光时，将佛像安好，先诵经及咒语，奉请佛菩萨安座，然后才请高僧为佛像开光说法。其实，开光就是为佛像举行一种说法的仪式。
《黑谷灯语录》中说：“开眼者，本是佛匠雕开眼，是事开眼；次僧家诵佛眼真言，诵大日真言，而成就佛一切功德，此说开眼也。”
佛教中任何仪式都具有一定的表法意义，开光也不例外。佛教认为众生从元始以来，受到无明尘垢的污染，而不能彻见诸法的真理，所以需要开发我们内具的智慧。
所以，在开光仪式中，行使主法的人拿起毛巾向佛像作拂尘的动作，就是表示要拂去众生心地上的垢尘，用镜子一照，表示垢除净显，明心见性，真正见到诸法的本来面目；用朱砂笔点向佛眼，是因为眼睛代表了智慧，所以点开佛眼，开发众生的内在智慧。如果人世众生没有智慧，对诸法妄起分别，就如眼睛有病，见到空花，还执为实有，所以需要除去眼病，发掘原有的般若智慧。
开光这种仪式源自道教及民俗，由于佛教在流传过程中，受到我国原有的文化影响，所以便接受这种仪式，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
但是，开光仪式所具有的内涵，则是佛教特有的提升。现代有的佛教徒往往忘记开光的内涵，而偏重追求仪式的隆重，这是执事废理；或者认为开光仅是一种仪式，没有什么实在的价值，这是执理废事。
这两种现象，都属偏见，佛法提倡事理圆融、事理无碍，所以在举行开光仪式时，不要忘记这种仪式的内涵，不仅要开佛像眼，更要开我们众生的心眼，开发内在的般若智慧。只有这样，才能契合佛教的真意。
禅一词来自梵语，意思是“安静的沉思”。也许正是有了历代禅师安静的沉思，才有了那浩如烟海的智慧的禅语。
这些禅语在给人沉思的瞬间，能让疲惫的现代人有一个心灵的依托，所以愈来愈多的人喜欢禅语，各种关于禅语的书也开始从层层叠叠的寺院深处走向了市场。
“若欲修行，在家也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这是我国禅宗六祖慧能的一段语录。禅宗的家常境界给了我们这些世俗人最大的宽容和信心。它力图证明佛法就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佛性平等”、“佛性无南北”、“悟即丛生是佛”，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禅语，它表达了对众生平等的呼唤，提升了人的尊严。同时，这些偈语都反映了禅宗的平等境界。
“直指人心，顿悟成佛”是我国禅宗一直强调的主旨之一。就是说凡人可以在一刹那间领悟到佛教的真谛而变成佛。这与印度佛教的苦修成佛是有很大差别的。顿悟之“悟”各有不同，五祖弘忍、六祖慧能都主张“悟得自心即佛”，而另一些禅师则悟得无心无佛，接近于“四大皆空”的境界。
“不立文字”也是禅宗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一种境界。做无心人、无求人、无事人，过一种闲而又闲的舒适生活，这是禅宗教给我们的又一境界。
从佛教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禅宗代表着佛教的最高阶段，而这个阶段是在我国本土由我们中国人完成的，所以禅宗也被人们看作是我国的佛教。
佛教自传入我国以后，至隋朝时大部分经文已经翻译完毕，同时佛教的思想也引起了我国各界知识精英的注意，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加入到对佛教思想的研究之中。
而佛教原来各派的修行方法极其繁琐，对经文的解释极其晦涩，一般人要想弄明白涵义也要十年八载，因而对佛教的进一步传播造成了阻碍。我国的禅宗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我国禅宗对佛教理论发展的贡献主要在于用“顿悟学说”解决了如何觉悟成佛的关键问题。
释迦牟尼佛提出佛教的的核心概念“佛”是指“觉悟”，只有觉悟才能实现涅槃。但如何觉悟，释迦牟尼佛没说，让众弟子自己去参详。但在印度时，佛教信徒提出的通向觉悟的方法五花八门，但似乎都不行，因为在印度，不完善的佛教竞争不过其他宗教，被后来的印度教所取代了。
以禅宗六祖慧能为代表的禅宗认为，人能不能成佛决定因素在于人的内心，而不在其他方面，心的问题不解决，念佛吃素也没用。而所说心的问题就是在一念之间解决的，这就是“顿悟”。后来有一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就是禅宗顿悟思想的一个典型表达。
禅宗思想出现以后，迅速战胜了在我国的其他佛教派别的竞争，其他佛教宗派由此而迅速衰败。至现在，我国佛教的派别除净土宗外，只有禅宗了，其他佛教宗派都失传了。而净土宗更是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
印度禅法早就传入中国，后汉安世高，三国吴康僧会都译有这方面的经文。到了南朝的宋代，菩提达摩来到中国，成为我国禅宗的一世祖。
这时的禅宗，印度色彩当然极浓。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唐代时，禅宗内部分成了不少小宗派，如南宗、北宗、牛头宗、净众宗、荷泽宗、洪州宗等。
到了五代，禅宗清凉文益的弟子天台德韶接受了吴越忠懿王的召请，成为国师。在南唐，禅宗也最为兴旺。这时的禅宗更进一步分成五家：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称门宗和法眼宗。
这样的分宗，昭示着禅宗具有较强的活力，在分化的同时，原有的印度色彩已越来越淡，而中国本土色彩越来越浓。自唐代至五代，逐渐出现了一批禅宗灯史。
到了宋代，与禅宗的兴盛相适应，又出现了许多灯史，目的是为了明确禅宗传法灯的系谱。此时禅宗兴盛至极，借用日本学者镰田茂雄的一句话：“禅宗成了宋代佛教界的元雄。”
但是，我国禅宗的发展还没有尽期，它一直发展下去。到了元代，仍然借用镰田的话：“在元代佛教诸派中，禅宗最为繁荣。”在明代，“活跃于明代的僧侣，几乎都是禅宗系统的人”。一直至清代，甚至民国，禅宗依然颇有活力。
在这期间，有一部分禅宗大师，比如百丈怀海，规定和尚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印度佛教本来是不让和尚劳动的，所以这种做法脱离群众，引起非议。
我国禅宗一改印度佛教的部分规定，消除了许多信徒与群众的隔阂，这也符合宗教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众多的佛教宗派中，禅宗的寿命独长。别的宗派几乎都销声匿迹，而禅宗巍然犹存，逾千年而不衰。
这之后禅宗越向前发展越脱离印度的传统，以至完全为我国所同化，有的学者直接说，禅宗是我国的创造。话虽过点分，却也不无道理。有的禅宗大师实际上是向印度佛教的对立面发展，他们呵佛骂祖，比如道鉴教门徒不要求佛告祖等。
禅宗是我国众多佛教宗派之一，且是其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派，迄今为止仍然代表着我国佛教的主流。在我国佛教史、我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而光辉的一页。
禅宗对佛教具有革命性作用，成就了佛教与我国文化的契合，把佛法普遍地向我国推广传播开来。这是它的一大贡献。
另外，在我国佛教历史上，自从唐末至五代之后，禅宗就成为我国佛教的主流和核心，那段时期的中国，禅宗就代表着佛教。所以说，如果没有禅宗，我国佛教是难以承受唐武宗灭法运动的打击的。因为在那次遍及全国的灭法运动中，佛教在我国除禅宗外的所有宗派都覆灭了。
而禅宗，不仅安然度过了这一劫难，并且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在灭佛运动后的几十年间遍布全国，占我国佛教的主导地位。所以，如果没有禅宗，佛教在我国的生命能否延续至今还是一个问题。
唐末灭法后一千多年来，我国佛教的发展实际上主要是禅宗的发展。正是因为禅宗结合了我国文化的实际，所以才有如此绵长、辉煌的发展，也才有今天传播至欧美世界的能力。
禅宗是我国佛教民族化宗派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我国佛教乃至包括我国文化在内的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哲学上，禅宗从达摩禅至慧能禅，经历了一个由外境至内境，由心住一境至心境泯然的演变发展过程。禅宗的理论核心是人的解脱问题，是一个以佛教为本位而融合了儒道思想的三教合一的佛教宗派，它上承魏晋以来的佛教中国化传统，下开宋明理学以儒家为本位的三教合一之先河，南北禅宗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另外，禅宗还应该是一个文化运动，这方面又体现了中土佛教居士阶层占据重要地位的特点。禅宗思想在文化上的价值是丰富多彩的。
唐代禅宗对文艺与美学的影响，典型地表现在诗人兼画家的王维身上。这些都说明了禅宗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