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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以后，我国文人开始比较普遍地接受佛教，于此，诗与禅也就逐渐结下了不解之缘。
特别是唐代以后，禅宗大兴，以诗明禅、以禅入诗蔚然成风，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两宋以禅喻诗的诗论。
禅诗或称佛教诗歌，就是旨在表现禅悟这种佛教主观精神活动的诗歌创作，包括一切具有禅理、禅趣的诗歌作品。自从佛教在汉晋之际从印度传入，这类诗歌就应运而生。
不但许多僧人写，许多崇佛的人，包括许多名诗人也写。据粗略统计，其数量达30000首之多，是我国古代诗歌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诗歌园地中的又一朵奇葩，许多优秀禅诗至今仍具有不朽的魅力。
禅诗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禅理诗，内有一般的佛理诗，还有中国佛教禅宗特有的示法诗、开悟诗和倾古诗等。这部分禅诗的特色是富于哲理和智慧，有深刻的辨证思维。
另一部分则是反映僧人和文人修行悟道的生活的诗，诸如山居诗、佛寺诗和游方诗等。这部分禅诗的主要特色是表现了空澄、静寂、圣洁的禅境和心境。
这些诗多写佛寺山居，多描写幽深峭曲、洁净无尘、超凡脱俗的山林风光胜景，多表现僧人或文人空诸所有、万虑全消、淡泊宁静的心境。
诗与禅原本分属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属艺术，禅属宗教。前者缘情，后者体道。诗缘文字，禅离文字。炽烈的诗情与宁静的道性似乎是难以相融，然而事实上诗与禅恰恰相互渗透，并绽放出了美丽的花朵。
后人常说的“诗禅一致，等无差别”。诗情、诗思与禅趣、禅机本来就容易交融。特别是到我国唐代时期，受社会诗歌繁荣风气的影响，禅僧们在开悟、示法以及一般商量问答时都常用诗偈，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禅与文学的紧密联系。
从诗歌创作上看传统上的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但不论是言志还是缘情，用的都是心灵的语言，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宗“见性”理论必然影响到诗坛。
我国禅宗具有浓厚的文学性质，在禅宗文献中饱含了相当多的文学成分，可以说，禅宗的发展与文学有密切的关系，相互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文学中的禅，在我国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独特的、重要的表现。我国禅宗文化更鲜明的反映出了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色。
禅宗的理论核心是“见性”说，即众生的自性本净，圆满具足；间自本性，直了成佛；只需“自身自性自度”，不需向外驰求。
这是自部派佛教“心性本净”说和大乘佛教“悉有佛性”论及“如来藏”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佛家心性学说与中国传统的人性论相融合的产物。禅宗的这一理论思想必然与文学结下了不解的渊源。
唐代诗歌的创作自初唐至盛唐逐步繁荣，形成了百花竟盛的局面，这与禅宗的发展暗相呼应，表明二者在思想背景上有共同之处。
盛唐诗人中热衷于禅的不在少数，如王维、杜甫、李白等。他们无论是在诗人习禅还是从诗禅结合上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唐代既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这就促成了禅诗创作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优秀诗人，创作了大量的禅诗。其中最著名者首推王维。
在我国诗史上，王维是以“诗佛”著称，在他生前，友人就评价他“当代诗匠，又精禅理”。“似禅”、“入禅”乃是后人评价他的诗歌的话头。
在盛唐繁荣的诗坛上，王维诗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而取得了特殊的成就，对当时及后代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王维的少年时代，正是“东山法门”在中原兴盛、广为流传的时期。其母崔氏，“师于大照禅师30余岁，驰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母亲的对他的影响很深，且他和当时的禅师多有紧密的联系，如裴迪、崔兴宗更是与他一起习禅的人。
王维热心习禅，与他的个人遭际和个性都有关系。他生逢“开元之治”，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有志于以自己的政能才干效力于朝廷。
这种豪情壮志，在他早年写的意气风发的作品中时有展现。但他的仕途很不顺利，特别是对他有提拔知遇之恩的著名宰相张九龄被罢相，给了他很大的打击。
王维40多岁后热衷于参禅习佛。他表示：“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他于是到空门去寻求寄托。他的性格又比较软弱，不那么坚定地执著于原则，后半生选择了也官也隐的道路。其实，他取号“摩诘”，显然是表示对摩诘居士的敬仰。
《旧唐书》本传说他“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差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在《山中寄诸弟妹》中也说到“山中多法侣，禅诵自为群”。他所结交的朋友有许多都是“禅门”中人。
可以看出，王维在新兴禅宗形成为强大的社会潮流的时代背景下，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促使他用禅宗的思想见解去领悟生命，感悟社会动态。
不少学者认为，禅宗的影响表现在王维诗中主要有三个方面：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
佛教传入中土，影响于中华学术的有两点：一为玄理的契合；一为文字的表现。
从佛教方面看，东晋以后出现了不少能诗文的僧人。他们常以诗“咏歌至道”，“降其迹而适性”，一时间警策群迷，以诗明禅成为他们创作的主要内容。但由早期佛教诗人的诗到禅僧所作的诗，发展上显然有不同的形态。这种形态的变化正与禅思想的发展相关联。
早在晋代，支遁、慧远等人就写出了一些表现禅理的诗。他们写出了一种内心体验，对于诗歌抒情表现的手法方面，是有一定艺术价值的。
到了禅宗出现，诗、禅关系出现了根本变化。由于禅变成了一种生活体验，变成了心性体察，变成了人生方式，诗意与禅意也就能一致起来。不过在具体表现上仍可明显区分为两种类型。
禅作为宗教意识，有其理论内容，禅宗的心性理论自成体系，但它是教外别传的宗教，并利用不立文字的文字，它要用象征的、比喻的、暗示的语言来表现禅理，因此也利用诗的形式。这样就产生了许多表现禅的思想的诗偈。
这些诗偈在形式上是佛典偈颂的发展，但由于它们更具有艺术性，因此更像哲理诗。例如记录在《坛经》中的神秀和慧能的示法偈就是表现精粹和深刻的哲理的作品。后出的僧粲所作的《信心铭》、永嘉玄觉所作的《证道歌》、丹霞所作的《玩珠吟》、懒残和尚所作的《乐道歌》，也都是以形象和比喻表达对禅的理解。
到了晚唐五代后“五家七宗”一出，禅就更向哲理化发展，盛行斗机锋的文字禅，禅师们写了不少开悟偈、示法偈、传法偈。
这些表现禅思想的偈颂，还是以理念为中心。其中有许多意境鲜明、韵味悠长的佳作，把它们当作哲理诗来看的话，是有一定价值的，对以后诗歌的发展特别是对宋诗的哲理化也有一定地影响。
它们在艺术上更有特色，也更有创造性，是表现禅生活的诗。因为禅师们把禅当作生活，“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他们利用诗来描述自己的体验，抒发自己的情志，就把那种任运随缘、无所挂碍的自由自在的人生情趣生动亲切地表现出来了。
代表性的诗作是中唐时期寒山尊者与拾得尊者的诗。另外还有其他人的创作，如道吾《乐道歌》、栖蟾《牧童》等等。它们可以说是把诗与禅融而为一了。
到了晚唐以后，在诗僧中像寒山这样的诗就少了。这是因为禅宗走向了衰落，走向了形式化，那种开阔自由的精神已不复存在了。所以，如果统观我国诗歌以诗明禅的诸形态，那种表现禅生活的作品的诗歌境界最高，也最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