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景峰按

蔡景峰（1927—），男，福建厦门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4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1958年毕业于卫生部第一届西学中研究班。现任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常委、民族医医史专业组组长、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曾被选为首届国际中国医学史学术委员会主席。1992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中医骨伤科是祖国医学宝库的奇葩，不仅历史悠久，且内容极其丰富。中华民族是由汉族及其他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家庭。中华民族的文化，不言而喻，是所有这些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财富。骨伤科与其他医学各科一样，是由汉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民族骨伤科与汉族骨伤科一样，具有各自的特色。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长短不一，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各异，因而，各民族也具有其本民族的医药经验，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由于条件各异，有些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有些则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也有些借用汉字记载，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汉化现象。就现在所能见到的民族医药文献而言，骨伤科的专著还极少见，即便有少数专门的著作，但由于受民族文字的限制，未能及时译成汉文，流通范围较局限。由于本套丛书的条件所限，这里仅结合现存的一些以汉文形式出现的民族骨伤科资料，对民族骨伤科的特点做一概括介绍。这里介绍的是《月王药诊》《四部医典》（以上藏族）、《回回药方》（以上回族），还有从清代史书中见到的有关古代蒙医正骨治伤方面的作品。

就藏医而言，其现存最古老的著作是《月王药诊》。此书约成于公元8世纪中叶。虽传说为内地汉族所传，但就其内容来看，既包含着藏民族本身的医疗经验，也吸收了古印度及古代中医（汉族）的经验，三位一体，独具特色。此书的现行汉译本共113章，其中有一章专谈创伤，伤科外敷药和内服药、骨伤治疗方法、头颅裂缝的治疗方法等各一章，还有伤药综述、四肢的治疗方法及脸颈疾病的治疗方法等，也都有一些相应的记载。从这些记载可知，藏医对骨伤科分类已较细致，如把骨伤分成粉碎性骨伤、裂缝性骨伤、折断性骨伤，以及按部位分为面碎伤、头破伤等。此时期的治疗多采取综合疗法，有外伤则缝合，并外敷各种各样的伤科药。做手术切口时，还相当讲究伤口的切法，有圆形、三角形、方形、月牙形、椭圆形等不同，还注意到如何去除碎骨等。这时期多注意外用药的配制，较少有手法复位，对脱臼一类病很少涉及。

到8世纪下半叶，现存非常重要的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在《月王药诊》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部共156的医著，虽然仍然只有5章专门论述骨伤科，但其内容较《月王药诊》要丰富得多。例如明确提出骨折、脱臼等不同病种，对这类病证的诊断也相当细致，如要用揉捏的诊断法判断是否有响声，以辨别伤势的轻重，还要求进行藏医十分重视的脉诊和尿诊，以判断病情的轻重。综合治疗包括饮食疗法、外敷伤科药、内服伤科药，外治法包括按压、揉捏、放血、针灸、悬缚、牵引复位等，且已开始使用外科器械治疗，包括锯断已残的肢体部位。其内服、外敷药方极为详尽，颇具特色，值得深入探讨。

回族医药是综合东西方医疗经验的一种民族医药，兴起并繁荣于元代，在明代也有流行，清代以后逐渐式微。其医疗经验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阿拉伯医学，集中记载于《回回药方》一书中。这部由汉文写成的回族医著，原书散佚殆尽，所幸尚存残卷若干，其中竟幸运地留有少许骨伤科的内容，如卷三十四中有折伤门，其中又分伤损类、接骨类及骨脱出类等。与藏医古代骨伤科相比，这里对骨折及脱位的治疗，虽然同样存在内外合治的情况，也应用伤科药外敷、内服，但是对于脱臼复位的叙述却要具体得多，也详细得多。不过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回族医药大量吸收阿拉伯及汉族中医的经验和成就，因而《回回药方》中的内容有相当大一部分反映了其他民族的经验。例如，书中在叙述肩关节脱臼复位法时，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采用的方法是“立坚木长者一根，上做一球儿，令人扶病人的腋使到球儿上，医人用力扯其手向前，使病人的身垂下，足稍去地，骨节入本位。”这一利用杠杆原理的复位手法是仿自元·危亦林《世医得效方》的。而其脊柱骨折复位法与《世医得效方》和元·李仲南《永类钤方》中所载基本相同，说明了回、汉两族骨伤医疗经验互相交流的密切关系。

蒙古族的正骨科经验极为丰富，这是因为蒙古族是游牧民族，经常驰骋于广阔的草原上，骨伤病多，故其正骨经验必然很丰富。可惜的是，至今尚少发现古代遗留的蒙古族正骨专书，更少有译成汉文者。现我们只能从汉文史料如《清史稿》等记载的有关材料中，窥知其正骨伤科经验之一二。据载，清代有不少军医善于正骨；如著名医家有绰尔济·墨尔根、觉罗伊桑阿及张朝魁等。绰尔济能用斧椎骨伤之法，以正其骨伤。而觉罗伊桑阿更发明一巧妙之培养接骨学徒之法。其法是将笔管削为数段，包在纸中，用手摩挲，使断管节节相接，如未断者，以此接骨，莫不奏效。至今，蒙医中的正骨家族继承古代之正骨经验，业已取得十分突出的成就，成为蒙医的特色之一。

民族医学中的骨伤科经验十分丰富，其他还有不少民族如壮族、傣族、彝族等，也各有自己的宝贵经验；还有不少虽无文献记载，但存在于民间的活经验，也极为丰富，值得认真总结继承。

按者附：正确理解“民族医学”的含义

我刊（《中华医史杂志》）自从1980年复刊以来，就开辟了一个“少数民族医学史”专栏，以适应日益发展和繁荣的民族医药研究事业的需要。近20年来，少数民族医药学这门学科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一片繁荣景象。

从编辑部收到的稿件看，在投给这一专栏的众多来稿中，有一部分稿件并非民族医药学的内容，其中有不少把出身于少数民族家庭，族别属少数民族，但本人并不从事少数民族医学工作的医家，也作为“民族医学家”来对待。至于中医学（即汉族医学）文献中收入的一部分有关少数民族医药（特别是民族药）的著作，也常被归入“民族医药”著作的行列。这些概念上的混淆，在医学界、医史学界并不罕见。

“民族医学”这个名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用得很少，当时大多用“少数民族医学”的全称。为了简化名称，80年代以来，“民族医学”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医药学”的简称，也正是这个简称，给我国的民族医药学事业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混乱，有必要加以澄清。

本来，“民族”一词是指人们在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医学也不例外，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医疗卫生经验和理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所创造的医学，由于历史的原因，通称中医学以外，其他各少数民族的医药学，理论上、原则上也应归属于中医学（即中国医学）的范畴。为了与狭义的中医学（即汉族医学）相区别，才又产生了“少数民族医学”（简称“民族医学”）这个名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在我国医学与国外医学交往的过程中，开始出现了有关“民族医学”这一名词概念的混乱。在国际上，确有“民族医学”（民族药学）这个名词，英文译名是ethno-（ethnic）medcine（或ethnopharmacology）。但这个概念与我国的“民族医（药）学”有别，它是与西医学相对而言的一种概念，即指存在于民间的、各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传统医药学，也就是我们统称的“传统医（药）学”，在国外又有原始医学、民间医学等名称，以与通常所说的西医学（westen medcine）、世界医学（cosmopolitan medcine）、生物医学（biomedcine）、科学医学（scientific medcine）相区别。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传统医学及保健概览》（ Traditional medcine and health care coverage ），其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介绍“民族医学”的，包括了非洲医药、拉丁美洲医药、阿输吠陀（Ayurveda）、优那尼（Unani、Tibb，希腊、阿拉伯医学）、中医学（狭义的）、针灸、正骨、顺势疗法、自然疗法、传统接产与避孕等内容。（Bannerman，B.H.et al.Traditional medcine and health care coverage.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1983）由此可见，国际上的“民族医学”就是“传统医学”的同义词。一位医学人类学家给这一对医学体系下的定义是：“一般认为，生物医学是指历史上属于西方的、科学的、以医院为基地的技术体系；而民族医学则是指传统的医者的医疗，他们所依靠的是固有的医药和（或者）宗教仪式来治疗疾病。”［Neumann，A.K.，Lauro，p.Ethnomedcine and biomedcine linking，Soc.Sci.Med.1982，16（14）：1818.］毫无疑问，在西方医学界，民族医学就是传统医学的同义词，指生物医学以外的各种传统的、民间的医疗体系，又有称它为“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cine）的。

但是，具体到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等，习惯上已经把中医学作为汉族医学的同义词来使用。也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医学发展得相对较晚、较慢，因而一般所说的“中医学”并不包括各少数民族医学在内。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的客观情况，我们只能以“少数民族医学”来概括除汉族中医学以外的所有少数民族创造的医药学知识和体系。近20年来，客观上已经把这个体系略称为“民族医学”。由此看来，我国通常所论的“民族医学”与国外所说的“民族医学”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或者说是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可见，对外，我们不应当把我国的民族医学再译为ethno-（或ethnic）medcine，而应当使用medcine of Chinese minorities，或者是minority medcine。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有必要强调，在国内医学界，“民族医学”一词不能泛指包括中医学在内的各民族的传统医学，而是专指与中医学相对而言的各少数民族医学，这正如我国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专管少数民族事务是同一个道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前不久成立的“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不会包括“中医药学会”的职能，是显而易见的。

古人早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的教诫，在“民族医学”这个范畴里，一定要把它的含义做出明确的界定，即它只指少数民族的医药体系，并不包括汉族中医在内。再者，是否民族医药学家，不应以其族别为依据，而应以其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为准。族别为少数民族的医务工作者，如果不从事民族医药工作，而是从事中医药工作，就不能称为民族医者，而只能称为某族中医（药）工作者；同理，汉族的医药工作者，如果专门从事少数民族医药学的工作，倒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医（药）学工作者或医家。对待医学文献也应抱同样的态度。

我们相信，对于这几个有关概念的澄清，必将有利于我国民族医学的继续发展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