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维淮按

郭维淮（1929～），男，平乐郭氏正骨第六代传人。幼承庭训，在父亲郭灿若（郭氏正骨第五代传人）、母亲高云峰（郭氏正骨第五代传人）孜孜不倦的教诲和亲传秘授下，14岁便开始独立应诊。1952年后，历任洛阳专区医院中医门诊部副主任、主任，洛阳市第二人民医院骨科主任。1956年，郭维淮和母亲高云峰院长一起创建了以平乐郭氏正骨为特色的洛阳专区正骨医院，并于1958年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中医骨伤科高等学府——河南平乐正骨学院，开创了中医骨伤科学化、规范化教学的新纪元。历任讲师、骨科主任，并组织编撰了《平乐正骨讲义》，创立了一整套平乐郭氏正骨教学方法，培养出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

几千年来，祖国传统的伤科医术为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是长期以来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生活中同伤病斗争的经验总结，集体智慧的结晶。同其他学科一样，中医伤科学也经过了从产生、发展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尤其是从唐代以来发展更为迅速。现存最早的一本中医伤科学专著（蔺道人所撰《仙授理伤续断秘方》）的问世，标志着中医伤科疾病的诊断及治疗体系已基本形成，促使伤科从繁杂的医学学科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专门学科。其概括总结了一整套伤科治法总则，尽管现在看来其中不失偏颇、谬误之处，但其对伤科治疗学的贡献仍是巨大的，有着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该书精辟地指出了骨折的复位手法要领和牵引用力要领，指出要在辨明骨折的移位方向后对之施以手法；应靠近折损部牵引，尽可能避免跨关节牵引而造成牵力的耗损，影响牵引效果；同时又明确提出了开放性骨折应先清洗后再复位、缝合的早期朴素的清创观念；强调了对骨折的固定要尽可能照顾到关节功能的恢复；划分了新陈损伤，指出1个月以内的新伤在临床上较易治疗及恢复，超过1个月的旧伤则较难以应用手法治疗，功能恢复受影响也较大，这些论述与现在的骨伤科分类法基本吻合。在辨证用药方面，提出了凡损伤之证必有瘀血留内的学术论断。强调治疗上应先通便祛瘀，而后方可接骨疗损，不可先用疗损药物及酒，以避免其热瘀相结，瘀不去，则新不生，不利于伤损的治疗。还强调伤重者须先服理气药，以益气行气通瘀而疗损，并明确指出在伤科治疗中，乳香、没药的接骨、活血、止疼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记载了鳖甲散、匀气散、四物汤、大小承气汤、桃红散等沿用至今的经典方剂在伤科中的应用原则。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伤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和意义。

明清时期为中医伤科发展的鼎盛时期。宋以后战乱叠起，伤科病员大量增加。在治伤过程中，一些伤科理论逐渐被总结出来，治伤经验不断丰富，不断出现发明创新，如危亦林的脊柱骨折过伸复位法等。当时正骨科被太医院列为九门方科之一，名医辈出。明代异远真人的《跌损妙方》把中医伤科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明确指出了伤科治病应求因，辨证施治，证因不明者，不可盲目用药，以免误治；强调了早期治疗的重要性，指出延误治疗可导致瘀血久积，顽固不化，指出方剂应辨证予以灵活运用，随证加减。《跌损妙方》中所记载的七厘散等方剂，至今仍为伤科治疗折伤瘀血的良方。然其针对穴伤配以具体专用方剂，范围极窄，且虚实轻重不分，一概而论，实为不妥，与其所述学术思想自相矛盾，当为后人戒之。

清·钱秀昌《伤科补要》问世后，伤科学在理论上有了长足进步。《伤科补要》记载了骨度尺寸，在当时没有更精确的测量方法的情况下，为临床提供了一套较为科学的统一度量系统，为当时伤科的统一诊断标准提供了基础依据，也为后世精确测量和诊断等奠定了基础。其周身名位骨度注释，对周身各器官部位予以较为详细的描述，有了基础解剖学概念，在当时对于临床统一规范性诊断和治疗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其所载述的固定器具，如攀索、叠砖、腰柱、木板、杉篱、抱膝等，虽尚原始、直观、简陋，但颇具科学性，后世固定器具有不少是在其基础上演变完善而来的。在治法治则方面，明确指出跌打损伤“专从血论”“血随气转”，实为伤损内治之精要；提出伤科治法中逐瘀理气、和营止痛之理论，总结出“瘀祛经通痛除”这一被现代伤科一再证明的科学论断。强调临证应审脉之虚实、症之轻重，人分老幼强弱，而配药伍以君臣佐使，治分上、中、下三焦别之，使整体辨证思想在伤科领域有了长足的发展，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伤科诊断治疗在理论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些朴素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至今仍指导着伤科诊断和治疗，奠定了骨伤科的整体观、筋骨并重观的基础，对后世提出内外兼治、手法药物并重、动静结合等治疗原则起了促进作用。在手法治疗方面，明确指出要先明了局部的解剖结构，筋脉走向与骨的关系等，审明病证病情，根据伤损的不同情况分别施以对应之法，心手相应，施以巧法，方可收到良好结果。若不明其病因、病症、病情，则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反而会形成一些变证，造成不良后果。明确认识到骨髓炎患者须清除死骨，方可痊愈，对骨髓炎有了更深刻的理论认识，促进了骨髓炎的治疗。所载玉红膏、抵当汤、生肌散均为沿用至今的经典方剂。总之《伤科补要》的问世使我国伤科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胡廷光《伤科汇纂》的问世，把我国的伤科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使伤科的定义、诊断、治疗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它汇集了各家之萃，提出了“正骨科”之称，又名“伤科”，结束了以前称谓繁乱的局面。胡廷光概括地总结出了治伤六法，即摸、接、端、提、按、推，使治疗手法得以规范化；并提出凡损伤之症不宜用咸寒之品之精确论断，指出“得寒胃气不生，运气不健，瘀血不行，腐肉不溃，新肉不生”。提出了肉伤当补脾，脾健则肉自生的科学见解。指出凡疗损医伤之药物均为性味温热之品，可生气血；强调了乳香、没药的散血止痛作用，并肯定了土鳖虫的接骨疗伤作用，至今凡此类方剂多用之。这些理论和方法被后世医家所反复证明是正确的，并且在临床广为运用。

清·赵兰亭集其多年的临床经验及前世医家之遗籍，撰《救伤秘旨》，其突出贡献是：①认识到了三十六大穴部与体内重要脏器相对应，深刻地认识到其穴部伤的严重性，对生命的威胁与对功能的危害，强调穴部伤须引以重视，及时治疗。②认识到断臂、断指须用水蛭等抗凝活血祛瘀药，才能收到良好效果。水蛭目前在断指再植中仍被中医同道广泛应用。③将开放伤的清创提高到了抗菌水平，改过去水洗创口为三黄散洗，认识到三黄散有清脓血之功，这在中医创伤处理中是一个突破性进展。并认识到异物是导致伤口不愈合的主要原因之一，治伤须先清除异物。所有这些都是颇具价值的重要发现。④指出了两胁筋骨折断不必用外固定物；髋关节脱位患者，患肢短缩者（后脱位）容易复位，患肢伸长者（前脱位）不易复位，可见其对疾病的观察之详细与准确。⑤明确提出伤科用药的引经观念，主张伤科用药应随虚实不同，给予相应药物加减，灵活应用，根据部位不同施以引经药物，以引药物直达病所，尽施效应。提出了伤科六脉纲领：浮、沉、迟、数、滑、涩，以及筋、骨、精、皮、血、脉、气、骨节、脏腑之间的关系，对临床准确辨证诊断与施治有重要指导作用。

胡青昆《跌打损伤回生集》对不同损伤病证的诊断和治疗作了详尽的描述，明确指出伤损患者固定不可过紧，紧则气血不通，骨肉不生易坏死。阐明了医源性损伤观念及其预防方法。

清·赵竹泉所撰《伤科大成》系中医伤科之经典著作，指出伤损者应先审穴道吉凶，即重要器官有无损伤，阐明了“命重于伤”的正确观点，其次要看伤之吉凶；提出了朴素的微循环观念，即要根据指甲、趾甲、结膜、足底等颜色及压放试验观察病之轻重，与现代医学的肉眼微循环检查不谋而合，可见我国古代医家对疾病的观察之详细，认识之深刻。书中指出，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严重复合伤往往为不治之症。《伤科大成》在伤损分类诊断及手法方面也有其突出的贡献，如将骨折分为横折、碎折及斜折三种，脱位分为全脱位与半脱位，筋伤分为弛纵、挛缩、翻转、断裂等，对后世伤科学发展具有明显的指导价值。

《全体伤科》是清代王焕旗对伤科的重要贡献，提出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的观点，阐明了天人合一的大整体观，使伤科治疗更为科学和有效。对跌、打、损、伤给以详细释义。治疗上指出诸多原则性大法，如跌宜祛瘀下气，引血归经；打宜宣通经络，调和气血；损宜温养脾肺，祛风散寒；折宜和肝补肾，散瘀止疼等。阐述了骨之生长、消长、衰亡规律，指出十六岁时像春天一样，骨质生长旺盛，三十岁时骨质坚实，四十岁以后开始衰败，六十岁则骨枯发黄，从中医理论体系上对骨的生理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其药物引经理论和方法则更为完善。

综观伤科发展历史，骨伤科理论不断充实完善，诊断上越来越注重整体辨证，注重复合损伤，注重生命体征及微循环，注重从生物力学角度探求受伤机制，以及骨折脱位及筋伤等移位机制等。在治疗上越来越注重维持生命体征的平稳，保护重要脏器的功能；随着针麻和现代麻醉技术的发展，更加注重无痛操作；手法注重“巧”，根据受伤移位机制，针对性施以科学巧妙的手法，以达到痛苦少、损伤小、疗效可靠的目的；用药注重全面和精良，即更加注重整体辨证与局部辨证的结合施治，注重用药之精妙对症、科学合理；固定方面，更加注重固定器具符合生物力学原理，注重有效的局限性固定，注重对生理功能的维护，注重运用轻质且刚性、韧性适宜的材料，注重固定的舒适性；康复方面，注重全身与局部功能的同步锻炼与恢复，大批的康复器材不断面世，促进了康复的发展。在学科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科研成果层出不穷的大好局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中医骨伤科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机结合，将会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向高效、高精技术和新型药物、高康复率、合理简便等方向发展，中医骨伤科又将迎来新的一轮发展和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