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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我从《新华日报》上看到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制度，中医也破天荒地招收研究生，南京中医学院在招生院校之列，我马上报了南京中医学院中医儿科学专业。考试科目有政治、外语、中医基础、中医儿科、西医儿科五门。中西医儿科因我一直未停止读书和实践，比较有把握，这外语就成了难题。我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大学期间未学外语，现在要考的是英语或日语，怎么办？好在鬼使神差，一年前，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教学节目，我买了教材，从A、B、C、D学起，已学了1000多个单词和基本的语法。这样，从得知消息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个月，我除了花少数时间突击政治外，全花在外语方面了。到考场一看，报考中医研究生的学兄学弟来了一大帮。待到揭榜发通知，我居然有幸在400多名报考者中只取20名的竞争中侥幸胜出，被录取为南京中医学院首届硕士研究生，如愿进入中医儿科学专业学习。
我的导师是江育仁先生，算起来他当年63岁，早就是名闻遐迩的中医儿科专家。可是，我和我的同学经捷进校时，他从文革劫难中还未能被宣布“解放”。先生自述，早年在常熟乡间跟师学医，后到上海中国医学院深造，曾随徐小圃先生临证，深得教益。先生的学术观点属于温阳一派，乃受之于徐先生。当时，中医如何带研究生，大家都没有经验。先生有他的观点：“秀才学郎中，好比拾根葱。”说的是先儒后医，先要打好国学基础，然后才能学好中医；中医研究生要“四能”，能医、能写、能讲、能研，提出了他对中医高级人才培养目标的认识。提出这些观点，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研究生是要做课题的，中医研究生的课题怎么做？大家都是懵懵懂懂的。不知道如何选题，单纯做古代文献整理似乎不行，现代文献分析也不对，导师经验总结不是自己的成果，临床或实验研究总结也不是“论”文。正在此时，南京神经精神病医院院长陶国泰来邀请先生一同研究儿童多动症。先生就对我和经捷说，你们去陶教授那儿学学，再考虑课题怎么做。陶国泰教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留美回国的学者，国内著名的儿童神经精神病专家。他当时刚将国外报道的“轻微脑功能障碍综合征”介绍到中国，在医院开了专科门诊。一时间患儿纷至沓来，许多因孩子好动、学习时注意力不集中的家长带了孩子来就诊。我们跟随陶教授门诊，上了两个月，我知难而退，觉得这个病不好搞，诊断标准难掌握、临床疗效提高也困难，于是便退出了这一工作。
先生问我：你不想搞多动症搞什么呢？我当时刚看到先生在1979年11月出版的《脾胃学说及其临床应用》一书中有一篇文章“调理脾胃在儿科临床上的指导意义”，其中有一段讲道：“脾健贵在‘运’不在‘补’：脾常不足是泛指消化、吸收功能的不足，‘脾主运化’是脾的生理功能，故有脾以运为健的说法。盖婴幼儿时期‘生机蓬勃’‘脏气清灵’‘随拨随应’，脾运则水谷精微四布，五经并行，不适当的补脾适足以碍脾，（当然并不反对在某些疾病中的补脾），这是儿科中应用调理脾胃法的一个特点。”仔细读来，觉得有文章可做。如果对导师的学术观点深入探讨，再用临床和实验研究加以论证，将这一理论健全和深化，不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吗？先生同意了我的设想。
说干就干，马上起草了一份研究计划：“运脾法为主治疗小儿脾胃病的研究”。首先找理论根据，遍寻古籍，查到了张隐庵《本草崇原》“凡欲运脾，则用苍术”等相关论述，拟订了以苍术为君的系列复方。加工成制剂时，医院药剂科锅炉没空，就借了病区的煤气包、大铝锅自己煎煮、浓缩，再送去请药剂师加工，装瓶、贴标签也都自己完成。开设了小儿厌食专科门诊，在《扬子晚报》上刊登了一条四行字的消息。结果，儿科楼上下人头攒动，一个下午来了200多病号，加上家长数百人，以至保卫科不知门诊出了什么事，急匆匆赶来，正好帮助维持了秩序。就是这样，苦干了两年，完成了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儿科运脾法的临床和实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