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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南京中医学院，开始对中医一无所知，头脑中原有的只是戴瓜皮帽穿长袍马褂的“老中医”形象。班上有同学甚至在读了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后预言“我们将成为末代中医”。但是，我只是认为这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延续高中的学习习惯认真读书。
我们刚进校就学习中医课程，读四大经典，孟景春、吴考槃先生教内经，陈亦人先生教伤寒论，张谷才先生教金匮要略，孟澍江先生教温病学。因为古文功底不足，听起来晦涩难懂，只能囫囵吞枣一知半解、死记硬背诵读原文。后来我得出一个看法：初学一门学科，背得一些基本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功课，如同学中文要认字识词、学外文要先背单词、学数学要记住公式、学物理要背下定理、学西医要记住解剖生理等等一样，学中医熟记经典论述，背诵药性赋、汤头歌，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四大经典及其所建构的中医学基本理论、中药方剂及其所形成的中医药治疗模式，不可能一读之下立即深刻理解，但中医学临床思维的产生只能是在学习、记忆的基础上初步了解，然后再通过反复临床、反复读书，才能逐步加深理解，在头脑中形成对中医学认识论和实践观的理性思维和得心应手的应用。
入学两年，学习了中医基础课程和临床学科的大部分。进入1966年夏天，炽热的社会气氛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岁月蹉跎，但一旦想起我们最后还是要当医生时，就耐不住又偷偷拿起了专业书籍。1967年秋季迫不及待地“复课闹革命”，匆匆补上了缩编的西医课程，然后就自己联系到医院实习去了。当时还没有执业医师制度，医院人手又紧张，所以我们到医院去很受欢迎，并且很快被带教老师放手使用起来。
我首先到的是南京儿童医院，在乙脑病房两个月，待了没几天，带教我的陈大庆医师就让我为患儿开中药，我就照书上的卫气营血辨证开起了药方。原来担心病重小儿吃不进中药，其实不然，病房里多是重症患儿，昏迷不醒，插着鼻饲管，流质饮食和汤药都从鼻饲管打进去，竟然比轻症患儿服药方便得多。牛刀小试，治疗有效，受到老师的表扬，自己也建立起了应用中医药的信心。
后来到了泰兴县人民医院，先跟当地名中医余公侠、杨卓斋门诊学习，随后进了医院传染病房。当年泰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一个病区只有年轻的焦永盛医师一人，他直接要我管两间病房，让用中药治疗，有什么需要他的再来帮忙。我寻思流脑患者除发热、神昏外，头痛剧烈、呕吐频繁，或有抽搐，符合气营两燔的病机，又与肝火热毒上攻有关，于是借鉴余师愚《疫疹一得》清瘟败毒饮加上龙胆清泻肝胆实火为主方，居然十分有效。除暴发型需中西医结合治疗外，轻型、普通型、重症型都单用中药就能获得痊愈。
直到1970年暑期毕业之前，我又先后在高淳县东坝医院、高淳县人民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徐州专区医院和省中医院等多个大大小小的中西医院实习。在跟随老中医曹颂昭、周伯岐等抄方中学习了他们辨证治疗的思路与方法，在基层医院见到了各科的许多病种，在西医院学到了疾病诊断和抢救治疗的基本知识。在实习中也有许多实践的机会展示了中医药治疗的神奇疗效，例如在东坝医院实习时，曾用活血化瘀法为主治疗阑尾脓肿后包块、陈旧性宫外孕取得良效，有两例抗生素治疗效果不佳的肝脓肿，采用解毒消痈、活血化瘀中药治疗后肝下界一天天上移，直至痊愈，让带教我的西医老师看到也啧啧称奇。
大学6年，虽然因当时轻视读书少了一些课程学习，但临床实践却比原有教学计划还超出许多，使得自己具备了应用中医理法方药处理临床常见病，以及中西两手诊断疾病及综合疗法处治危重病的基本能力，这就为后来下乡业医建立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