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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之后，医界流派峰起，名家辈出。在儿科领域，便以陈文中为代表的温阳学派和以钱乙、董汲为代表的寒凉学派影响最大。清代陈复正云；“喜行温补者，动称乎文中；专用凉泻者，祖述乎仲阳。”（《幼幼集成·天元赋》）陈氏元阳不足论，奠立了儿科温阳学派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传承，不断充实、发展。
明代薛铠、薛己在五脏之中尤其重视脾、肾二脏。《保婴撮要·脾脏》为脾病立方，寒水侮土用益黄散，脾土虚寒用干姜理中汤，脾土虚弱用人参理中汤，脾肺气虚用五味异功散加防风、升麻等。可见薛氏治脾病偏于温补，是与陈文中温阳学说一脉相承的。万全《片玉心书·小儿治法》说：“小儿纯阳之体，阴阳不可偏伤。”可见万氏认为纯阳并非盛阳，而是小儿阴阳皆未充盛，均需慎防耗伤。张景岳《类经图翼·大宝论》强调小儿元气无多，他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孰谓阳常有余，而欲以苦寒之物伐此阳气，欲保生者，可如是乎！”
清代吴瑭在《温病条辨·解儿难·俗传儿科为纯阳辨》中鲜明地提出：“古称小儿纯阳，此丹灶家言，谓其未曾破身耳，非盛阳之谓。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认为男子16～24岁、女子14～21岁，才能“阴气长而阳亦充”，在此之前，阴、阳都处于稚嫩不足状态。吴氏的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儿科学术界的共识。清代陈复正《幼幼集成·初生护持》认为：“夫人有生，惟此一气，易亏难复，何可轻耗！”“斯能补救当代赤子元气于后天，便亦培植后代赤子元气于先天，而寿世于无疆矣。”更强调了培植元气于先天的重要性。余梦塘“真阴有虚，真阳岂有无虚”的观点（《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儿科上》），有力地支持了陈氏温阳学术思想的理论基础。
近代儿科名医徐小圃在哲嗣患“伤寒”濒危、束手无策之际，被好友祝味菊（人称“祝附子”）回阳救逆挽回，自此由主清转而主温，处处以卫护人体阳气为重，治好了许多重危病证，名闻遐迩，成为近代儿科温补学派的杰出代表。徐氏认为，小儿以阳气为本，一旦护养失宜，寒暖失调，则外易为六淫所侵，内易为饮食所伤，发病之后，容易出现种种阳气受损之症。阴为体，阳为用，阳气在生理状态下是全身动力，在病理状态下又是抗病主力，此在儿科尤为重要。徐氏推崇陈复正“圣人则扶阳抑阴”之论，方案中常有“气阳不足”“气阳式微”“阳虚湿盛”等语，治疗时则常采用温阳扶正等治法。徐氏对于热病伤阳之里虚寒证善用附子，应用指征为：神疲、色㿠、肢冷、脉软、舌润、小便清长、大便溏泄不化，但见一二症，便放手应用，认为若必待少阴证悉具而后用，往往贻噬脐莫及之悔。另外，川乌散寒止痛，多用于寒证腹痛；肉桂引火归元，常用于下元虚寒。益智仁、补骨脂、淫羊藿等均系温肾扶阳之品，在遗尿、虚寒泄泻、阳虚水肿等症常常配用。龙骨、龙齿、牡蛎、磁石等，平肝潜阳，镇心安神，屡用治虚阳上僭或肝风内动之暑热症、惊风、不寐、眩晕等。徐氏应用温阳药物回阳救逆，曾救治了许多时行疾病危重变证患儿，并在现代被广泛学习应用。
江育仁教授认为，小儿处在生长发育旺盛时期，其物质基础是阴、阳、气、血。生者赖阳以生，长者依阴而长，阴阳两者相辅相成。《灵枢·逆顺肥瘦》中提到婴儿的生理特点是“肉脆、血少、气弱”，气属阳，血属阴，气弱即稚阳，血少即稚阴，故小儿五脏六腑的形和气都相对不足，所以又称为“稚阴稚阳”，而非“阳常有余”的盛阳之体。小儿患病后往往出现“易寒易热，易虚易实”的病理变化。特别是某些重症病例，如急惊风、暑温等，在高热、抽搐风火相扇的实热闭证同时，可因正不敌邪而突然出现面色㿠白、肢厥汗冷等阳气外脱之虚脱证。江氏为了探讨小儿疾病过程中出现阳气暴脱之规律，曾对300例住院病历作了调查分析，其中属于抢救的61例重危病儿，在治疗上运用参附为主回阳救逆的36例，用生脉散加附子、龙骨、牡蛎气阴并治的12例，单纯用清热养阴、苦寒解毒的13例。说明温阳法的临床运用并不少见，尤其肺炎、肠炎、菌痢等，发病初期均属热证，在病程中并发心力衰竭、循环衰竭、休克先兆，可突然出现面色灰滞或苍白，神情淡漠，肢端不温，脉息细数无力等阳气不足证，属于温病中的坏证和变证，如果拘泥于温病不能使用温药戒律，则必坐视其虚脱待毙。他对温阳法的理论阐述和实证记载，成为现代儿科临床应用温阳法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