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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儿科学是随着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医学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史上，凝聚了我们祖先千万年中与儿童疾病作斗争辛勤探索的成果，历代著名儿科医家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我在20世纪末提出，中医儿科学的产生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其中历史上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三个阶段，现代则进入了学术发展的新时期。
据考古学家考证，距今70万年前中华大地最早的直立人“北京人”平均寿命只有14岁，若按今天儿童年龄上限18岁计，则我国的原始医学活动相当一部分应当属于儿科的范畴。所以，我在20多年前就提出：有了中国人，就有了中医儿科学的萌芽。传说中古时代已有我国最早的儿科医生，《山海经》中载有十巫采药的故事，其中巫方就是儿科医生。有关中医儿科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4000年前商代殷墟甲骨文中，刻于龙骨上的“
”字刻画了婴儿囟门未合的特征，涉及儿科的病名有“龋”“蛊”等，直接记载小儿疾病的卜辞有“贞子疾首”，是指商王武丁之子头部生病；“帚婡子疾，不井”，是指武丁婡妃之幼子生病，占卜预断其不死。
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古代文献中，也有与儿科相关的内容。《诗经·大雅·生民》中要求妇女在妊娠期节制性生活，以求胎儿期月而生，健康无疾，“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折不副，无菑无害”即指此而言。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阜阳汉简《万物》中，有以石番治疗“遗溺”的记载。《国礼·大司徒》中将“慈幼”作为“养万民”六事中的首项，说明当时对抚养小儿已极为重视。
我国古代史书明确记载的“小儿医”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扁鹊，《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他以针刺三阳五会（百会）穴治疗虢国太子“尸厥”是儿科急症医学的早期记载。从秦到两汉时期，儿科已经有了最早的医案记载，如西汉名医淳于意（仓公）曾以“下气汤”治婴儿“气鬲病”，东汉名医华佗曾以“四物女宛丸”治2岁小儿“下利病”。在成书年代早于《内经》的《五十二病方》中，已经有了“婴儿病痫”“婴儿瘛”的记述。
《内经》不仅建立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同时还有不少关于小儿生理和儿科疾病的病因、病理、诊法、预后和针刺疗法等的专题论述。《灵枢·经脉》对人体生命孕育和形成过程的描述是：“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入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素问·上古天真论》对小儿的生长发育过程提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灵枢·逆顺肥瘦》指出婴儿的生理特点是：“肉脆，血少，气弱。”《内经》中还有不少关于儿科疾病诊断及预后的记载。《素问·通评虚实论》认为：“乳子而病热，脉悬小者何如？岐伯曰：手足温则生，寒则死。”“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音，脉何如？岐伯曰：喘鸣肩息者，脉实大也。缓则生，急则死。”《灵枢·论疾诊尺》说：“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间青脉起者，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明确提出“胎病”。《素问·奇病论》说：“人生而有病颠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颠疾也。”关于针法应用，《灵枢·逆顺肥瘦》说：“黄帝曰：刺婴儿奈何？……刺此者，以毫针，浅刺而疾发针，日再可也。”这些经典论述，成为后世儿科学起源的渊薮。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以六经辨证治疗外感病，以脏腑辨证论治杂病，对后世儿科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西晋王叔和的《脉经·平脉视人大小长短男女逆顺法第五》论述了小儿脉法，认为“小儿四五岁，脉呼吸八至，细数者，吉。”
南北朝时期，我国已有医学教育。据《唐·六典》记载：“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说明在南朝宋文帝时，已经设置了政府医学教育。北魏孝武帝（公元532～557年）实行孝治政策，提倡“医优而仕”，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世传医家就是从当时开始的，徐氏世医是其中最盛的一支，可查得的有四五十代，与南北朝相终始，并直至隋唐宋元时代。徐氏医家重视临床实践，其中有著名的儿科学家与儿科专著，如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疗少小杂方》《疗少小疹方》，徐之才的《小儿方》及《药对》所载的七方十剂等。除此之外，尚有《俞氏疗小儿方》、王末钞《小儿用药本草》2卷等。可惜的是，这些书都已经佚失了。
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书中论小儿杂病诸候共6卷255候。巢氏将小儿外感病分为伤寒、时气两大类，内伤病以脏腑辨证为主，为钱乙建立中医儿科学辨证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诸病源候论·养小儿候》倡导“小儿始生，肌肤未成，不可暖衣，暖衣则令筋骨缓弱。宜时见风日，若都不见风日，则令肌肤脆软，便易伤损……天和暖无风之时，令母将抱日中嬉戏，数见风日，则血凝气刚，肌肉硬密，堪耐风寒，不致疾病。”以及“薄衣之法，当从秋习之……常当节适乳哺。”等正确的小儿养育观，对于儿童保健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公元624年，唐高祖时，太医署内由“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并规定在学习五年后，考试合格者才能做儿科医生。这种医学教育制度为儿科培养了专门人才。
唐代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本着“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的观点，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首列妇人方、少小婴孺方于诸病之前。将小儿病证分门别类叙述，计有序例、初生、惊痫、客忤、伤寒、咳嗽、癖结、腹满痈疽瘰疬、杂病等九门。后又著《千金翼方》。两书载儿科方500多首。其书理论精明，方法多效，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儿科诊疗经验，为儿科病治疗提供了大量有效方药。王焘的《外台秘要》40卷，其中86门（35～36卷）专门论述了小儿疾病的防治。
相传至今的我国最早儿科专著是《颅囟经》。现存《颅囟经》是《四库全书》著录本。据《四库全书·提要》载：“《颅囟经》2卷……疑是唐末宋初人所为。”因而一般认为是唐末宋初人托名巫方所作。《颅囟经》分上、下二卷。上卷提出三岁以下小儿体属“纯阳”的观点，论脉候至数之法小儿与成人不同，又论受病之本与治疗之术，尤其是对小儿惊痫癫和疳痢证治的论述皆切中肯綮，要言不烦。下卷论火丹证治15种，后论杂病16证，皆简明扼要。书中共载56方，内服药多采用丸散剂，外治方28首，广泛用于小儿内外五官诸种疾病。
两宋时期，科学技术进步，中医儿科学和其他临床学科一样，有了长足发展。在医事制度的组织方面，“太医局”专设“小方脉”为九科之一，三百名学生中，有“小方脉”学生二十人。并规定每三名医生中，必有儿科医生一名。宋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创立慈幼局，主要收养遗弃的幼婴，并置药局以疗贫病，可见当时对于儿童保健医疗的重视。
宋初王怀隐的《太平圣惠方》（公元992年）是医方大成。该书卷一论小儿脉法，三岁以上、五岁以下可以切之，但与大人有异，五岁以上与大人相似。卷七十六中，有关于胎教、养胎、妊娠食忌等论述。卷八十二～九十三262门有方2680首，对小儿初生护理、喂哺等法以及脐风、解颅、伤寒、急慢惊、痫、疳、痢等疾病的证治有系统的论述。如书中认为：“小儿慢惊者，由乳哺不调，脏腑壅滞，内有积热，为风邪所伤，入舍于心之所致也。”“小儿急惊风者，由气血不和，夙有实热，为风邪所乘，干于心络之所致也。”提出了急惊、慢惊的病名。卷九十七还有食治小儿诸方11首。提出了饮食疗法。总之，该书首列诊断脉法，次列用药法则，再按各种病源、病候详列处方和其他疗法，是很切合临床实用的。
北宋钱乙（约公元1032～1113年），字仲阳，是中医儿科学术发展史上一位有杰出贡献的医家，被称为儿科鼻祖。他专业儿科40余年，学术造诣精湛。他的学术建树由其弟子阎季忠收集整理，编写成《小儿药证直诀》3卷，该书刊于公元1119年，比西方最早的儿科著作要早350年。他的学术成就与影响见本章“钱氏儿科学术思想及其学科影响”。
北宋时期，天花、麻疹等传染病流行，山东名医董汲擅用寒凉法治疗，撰写了《小儿斑疹备急方论》，记录了用白虎汤及青黛、大黄等药物的治疗经验，是为天花、麻疹类专著之始，钱乙为之作序推荐。南宋刘昉等编著《幼幼新书》40卷，627门，许多散佚的宋以前儿科著作被收录其中而得以流传，其中脾胃病占l/4，民间歌诀90余首，方剂2000余首，内容极其丰富，并记载了宋代以前各医家察看小儿虎口三关指纹的方法，现存医书有指纹记载者，当推此书为最早。《幼幼新书》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儿科学专著，有较高的学术及文献价值。同时期还有不著纂人姓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问世，从初生到年长儿童，各类疾病广泛收录论述，如认为脐风的病因是断脐不慎所致，和成人破伤风为同一病源，提出了烧炙脐带的预防方法。是书在论“诸不治病”时还指出：“昔人之不能，而后人得之，千载之后，必有治今人不治之病者。”这种科学的观点也值得称道。
南宋陈文中，字文秀，于1241年著《小儿痘疹方论》，首论痘疹受病之源，次论痘疹治疗之法，后集痘疹经验良方。主张痘疹不可妄投寒凉之剂，创桂、附、丁香等燥热温补之剂治疗痘疹由于阴盛阳虚而出迟倒塌者，是治痘温补学派的创始人。陈氏于1254年又著《小儿病源方论》四卷，一卷论养子真诀及小儿变蒸，叙述小儿护养与发育；二卷形证门，列附面部图形、按图论证；三卷分论惊风各证，后附方药；四卷论述痘疮引证和惊风引证。陈文中氏主温补与钱乙、董汲主寒凉两种学术思想的争鸣，促进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详见本章“儿科温阳学派的渊源与现代应用”。
中国医药学在金元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时名医辈出，学术方面各有所长，促进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金元四大家对儿科也各有特长。刘完素在《宣明论方·小儿科论》中说：“大概小儿病者纯阳，热多冷少也。”并用辛苦寒凉法治疗小儿热性病，如将凉膈散灵活应用于儿科临床。张从正治热性病善用攻下。李杲重视调理脾胃，强调升降补泻。朱丹溪倡导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注重养阴，认为钱氏地黄丸立意极好，同时认为“凡一岁以下有病者，多是胎毒，并宜解毒为急。”朱丹溪的《幼科全书》对于麻疹的诊治有较全面的认识，认为麻疹的病因是胎毒和时邪，具有传染性，其病位在于脾、心、肺，病机是“毒起于脾，热流于心，始终之变，肾则无证，脏腑之伤，肺则尤甚。”治宜清金降火。对麻疹症状的描述，与现代极为相似。并对麻疹出现并发症如“胸高气促肺家炎”的证治、预后及与奶麻的鉴别等作了论述。
元代名医曾世荣从医60年，继承了他的老师刘直甫五世祖先刘茂先的治疗经验，编著《活幼心书》3卷、《活幼口议》20卷。详论初生诸疾，是中医新生儿学较早的集中论述。曾氏以调元散、补肾地黄丸治疗胎怯，并对多种儿科疾病证候分类治法作了详尽的论述，如将急惊风归纳为“四证八候”，提出镇惊、截风、退热、化痰治法，立琥珀抱龙丸、镇惊丸等疗惊方；提出了“惊风三发便成痫”“瘀血成痫”等创见，都很有科学价值。
明代儿科医家鲁伯嗣著《婴童百问》10卷，将儿科病证设为百问，每问一证，究其受病之源，详其治疗之法，列方886首，其中以麻疹、水痘的鉴别与治法尤详。
薛铠、薛己父子著《保婴撮要》，论儿科病证221种，列医案1540则。其中论及小儿外科、皮肤、骨伤、眼、耳鼻咽喉、口齿、肛肠科病证70多种，脏腑、经络辨证用药，内治、外治、手术兼备，对中医小儿外科学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儿科世医万全，字密斋，著作颇丰，仅儿科著作就有《育婴家秘》4卷、《幼科发挥》2卷、《痘疹心法》23卷、《片玉心书》5卷、《片玉痘疹》13卷等。他就儿童养育的不同阶段，倡导“育婴四法”，即“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形成了中医儿童保健学的系统观点。他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不足，即“三有余，四不足”的小儿生理病理学说。提出五脏以胃气为本，赖其滋养，“如五脏有病，或补或泻，慎勿犯胃气。”治疗方面提出“首重保护胃气。”因为小儿脾胃薄弱易于伤积，乳食伤胃则为呕吐、乳食伤脾则为泄泻，其病机为“脾主困”，所以治疗上“重在助运，贵在中和”，偏寒偏热之剂不可多服，以免妄伐后天之本。他首先提出了惊风的后遗症有“急惊风变成痫者”“急惊风成瘫者”“惊风后不能言”等。他的处方用药精练而切合病情，所创“万氏牛黄清心丸”是治疗小儿急惊风的良方。万氏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丰富了中医儿科学的学术内容。
王肯堂《证治准绳·幼科》汇集诸家论说，并阐明已见，内容广博，是明代集幼科大成的学术著作。该书条理清晰，辨析透彻，博而不杂，详略分明。王氏认为疳证是虚实兼有的疾病，治疗上有积宜消宜攻，正虚宜补宜养，虚实兼见宜消补兼施。在分类上有五脏疳等六十一种之多，集疳证大全，但也因名目太多有过于繁杂之嫌。现代江育仁氏“疳气”“疳积”“干疳”的分证方法，即萃取于该书。
张介宾《景岳全书》有“小儿则”等儿科8卷，重视母乳与婴儿之间的关系，“大抵保婴之法……既病则审治婴儿，亦必兼治其母为善。”辨证重在表里寒热虚实，倡导小儿“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治疗上认为“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用药注重甘温扶阳。
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中，搜集了防治儿科411种病证的方药，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清代夏禹铸的《幼科铁镜·望形色审苗窍从外知内》认为：“小儿病于内，必形于外，外者内之著也。”主张“而小儿科，则唯以望为主。”但是对望小儿虎口三关脉纹形色，他认为是“医家异教”，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夏氏还针对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惊风各种名目，专立“辟诸惊名之谬”以驳之，提出“热盛生风，风盛生痰，痰盛生惊”为惊风之病因病理，在治疗上“疗惊必先豁痰，豁痰必先祛风，祛风必先解热，解热必先祛邪。”他重视小儿推拿疗法，认为很多情况下推拿可以代药，阐明了本人的经验与见解。
《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由清代朝廷组织编写，是书广泛搜集清代以前有关儿科的证治经验，加以分析归纳编纂，立论精当，条理分明，便于记忆，内容丰富，方法多效，既适用于临床，又适用于教学，颇受初学者与临床医生的欢迎。
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综合各家治疗麻疹的论说，并有自己的丰富临床经验，对于麻疹各期及合并症的辨证与治疗，均作了详细的介绍。他认为麻发于六腑，其证多实热而无寒，麻以透密为佳，以凉血解肌为妙，确有见地，是一部有影响的麻疹专著。谢氏在书中引用了汪昂《汤头歌诀》的“肺炎喘嗽”病名，认为是“肺热不清所致”，治疗以加味泻白散增损主之。这一病名，为现代儿科临床沿用。
王清任《医林改错》记载了小儿尸体解剖学资料，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阐发了活血化瘀法在儿科紫癜风、疳证、小儿痞块等病证中的应用。
清雍正年间陈梦雷编辑《医部全录·儿科》上、下两册，共100卷，收录历代儿科医学文献120余种，内容宏富。
陈复正，字飞霞，是清代儿科名家，著《幼幼集成》6卷。首创“赋禀”“护胎”，认为胎婴在腹，与母亲的精神、饮食、劳逸等密切相关，所以孕母必须十分注意这些方面的调摄，则胎孕自固。陈氏对于指纹诊法有卓越见解，提出“浮沉分表里，红紫辨寒热，淡滞定虚实”“风轻、气重、命危”，为后世依循。他在“惊风辟妄”中，指出了惊风妄名的害处及致妄之由，“新立误搐类搐非搐分门别证”以正后学。陈氏理论联系实际，广泛采集诸家学说及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见解来加以阐发，切合临床实用。
周震的《幼科指南》、叶天士的《幼科要略》、沈金鳌的《幼科释迷》等，在儿科方面也都各有成就。
吴瑭不仅是温病大家，也是一位儿科专家。他撰《温病条辨·解儿难》，提出了“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的生理特点；易于感触，易于传变的病理特点；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的用药特点；六气为病、三焦分证、治病求本等观点。论述精当，方药切用，对儿科外感、内伤疾病辨证论治具有指导意义。例如：论小儿“暑痉”的证治，指出：“痉因于暑，只治致痉之因，而痉自止，不必沾沾但于痉中求之。”他所创制的大、小定风珠，二甲、三甲复脉汤，用治温病后期阴伤阳亢，邪少虚多的证候，是常用的良方。
明清时期，由于天花、麻疹等时行疾病流行，当时儿科医家十分重视痘疹的防治。仅1368～1840年400多年间的儿科专著，在查考的约200余种、600余卷中，痘疹专著即占了120余种、320余卷。相传宋仁宗时（1021～1060年），已有峨眉山神医为丞相王旦的儿子接种人痘。明清时期，应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已广泛传播。《博集稀痘方论》（1577年）载有稀痘方，《三冈识略》（1653年）载有痘衣法。郑望颐《种痘方》等所记载的是采用痘痂贮于瓶内，用时以清水研成糊状蘸棉花塞鼻，称水苗法，并选用递传7次以上，毒性愈来愈小的“熟苗”作种。俞茂鲲《痘科全镜赋集解·卷二》（公元1727年）说：“种痘术起于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始氏失考，得之异人丹传之家，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种花者，宁国人居多。”说明当时人痘接种法已盛行各地。
后来，我国的人痘接种法向海外流传。据清道光时俞理初《癸巳存稿》记载：“康熙时（1687年）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会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肆业。”古贺十二郎《西洋医学传来史》载：乾隆九年（1744年），杭州人李仁山到长崎将种痘术传给长崎医师折隆元、掘江元道二人。《痘疹会通》（1793年）记有种痘术传入朝鲜。俄罗斯人将人痘接种术又传入土耳其，公元1717年，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夫人也种了人痘。嗣后，英使夫人即将此术传至本国，又倡行于欧洲、非洲北部突尼斯等地。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发明牛痘接种法是在1796年，我国的种痘法对琴纳发明牛痘接种法无疑是有启发的。现代免疫学中的人工免疫法皆源于此，因此可以说，中国的人痘接种法是世界免疫学的先驱。
清朝后期，随着西医学传入我国，儿科界也开始有人提出宜中西医合参。何炳元《新篡儿科诊断学》中除传统中医内容外，引入检诊一项，包括检查口腔、温度、阴器等的变化。
民国时期儿科疾病流行，许多医家勤求古训，融会新知。如儿科名医徐小圃擅用温阳药回阳救逆，救治了许多时行病危重变证患儿；奚詠裳以擅用寒凉药治疗温热病见长。他们都名闻遐迩，其治则治法至今被广泛学习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