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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针刺与中医技术在西方再次引起关注，中国学界开始重视中医对外翻译与传播的复兴道路，中医翻译研究也不断向纵深、规范化方向发展，从事中医翻译的人员队伍越来越壮大，国内外一些前辈和先驱对中医翻译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翻译了大量的中医典籍和文本，他们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搭建了中医翻译研究的多元化道路，建构了兼容并蓄的理论研究范式与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有力地引领和推动了中医翻译事业的发展。这里仅介绍几位在中医英译理论与实践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中外代表人物。
欧明是我国现代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医英译方面的权威之一，为了让中医走向世界，用外语表达中医名词术语，运用现代科学原理阐明中医的理论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历经20余载，主编了具有开创意义的《汉英中医辞典》《汉英常用中医词汇》《汉英常用中药手册》《汉英医学大辞典》《汉英中医处方手册》《汉英医学大辞典》等。他探英译之蹊径，开创了中医英译工作的先河，并于1994年荣获卫生部翻译优秀奖。欧明不支持在译文中连篇累牍地使用汉语拼音形式，主张要链接中西医学的共同规律，充分发挥和利用现代语言，减少西方读者的阅读障碍，一方面形成学术性表达，另一方面构成一个具有良好传播语境的中医译介过程，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谢竹藩是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是国内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开拓者，是我国现代中医翻译事业的先锋，曾多次担任WHO传统医学顾问，参与了《WHO西太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他认为要使中医走向世界，首先须解决中医名词术语英译问题。从1978年起他开始着手钻研中医名词术语的英译，与黄孝楷教授共同主编的《汉英常用中医药词典》于1980年出版（并由《中西医结合杂志》连载），1984年由香港商务印书馆改名为 Dictiona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向国外发行。其主要编著包括《汉英常用中医药词汇》《中医药词典》《汉英中医药分类辞典》《中医药常用名词术语英译》《新编汉英中医药分类词典》（英）、《实用中医学》（英）、《英文中医名词术语的标准化》（英）等；其英文著作《中医学讲义》（ Lectur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1983）被英国杂志评论为“具有权威性，内容精确”，被誉为沟通中西医学的权威性的著作之一。此外，他还负责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主张通过中医药名词术语英语标准化来改变目前中医英译的混乱局面，并取得丰硕成果。从1987年起，他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英文版） TCM Terminology 专栏上连续发表 Selected Ter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 on Standard Nomenclature of Basic Chinese Medical Terms 等数篇文章，明确指出中医术语英译不仅需要充分了解其含义，明确其逻辑层次，还需要广泛收集国内外各家的译法以分析比较。
李照国教授曾获得英语语言文学学士、专门用途英语硕士、中医药博士等学位，是我国培养的第一名中医英语方向的研究生，致力于中医翻译理论和中医翻译实践，从古文到现代文都有所涉及，特别是他在中医名词术语英译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方面的成绩，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主要论著包括《中医英语翻译技巧》《中医翻译导论》《中医英语教程》《医古文英语翻译技巧》《医学论文英语翻译技巧》《简明汉英中医词典》《汉英-英汉医学英语构词法辞典》等。《中医翻译导论》《中医英语翻译技巧》等著作，厘定了中医翻译原则和方法，为国内中医英译工作铺设了一个很有建设性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我国中医药翻译工作由翻译实践上升到了理论研究层面，初步构建了中医药翻译的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医翻译研究事业的标志性突破。2005年，作为《大中华文库》之一，由李照国英译的《黄帝内经》（ 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Plain Conversation ）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发行。2018年，由李照国主持完成了《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中医四大经典的翻译工作，有力推动了当代中医经典著作英译事业的发展。
罗希文是国内从事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的知名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锲而不舍地从事中医典籍的研究与翻译并致力于向海外传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推动中医文化“走出去”作出重要贡献。2005年，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中医典籍研究与英译工程”重大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完成了我国中医古籍多部代表作如《伤寒论》《备急千金要方》《本草纲目》《金匮要略》《黄帝内经第一卷》《东医宝鉴》《医方类聚》《医心方》等英译工作，总字数超过2000万字，颇受国内外欢迎，被海内外学者誉为“中医典籍全英译本第一人”。特别是1985年罗希文翻译的《伤寒论》英文译著正式出版并由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作序，这是全世界第一部中医经典译著全英版；2003年，共6卷的《本草纲目》（全英译本）出版，成为国内英译中医典籍的一个里程碑式作品。罗希文指出，中医经典的传播，不能仅仅局限于翻译，更需要理论和文化上的支撑，只有在深刻阐明和总体把握中医的哲学性质和思维方式的前提下，才能深化对中医经典的理解。正如李约瑟在《伤寒论》序中所写：“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以任何欧洲语言译出的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的译本。这部著作将对那些对中国文化史中的中国医学部分有兴趣的全世界的学者提供极大的帮助。在这部著作中，罗希文做出了具有异乎寻常价值的工作，这将对全世界的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医学史作出贡献。”
曾担任WHO传统医学顾问的陈可冀院士，在国内外医学期刊上发表过近百篇关于中医的英文著述，在中医翻译传播领域也做出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他主张中医翻译应与世界接轨，既要正确反映中医药学术内涵和价值，又要秉承“入国问禁”的原则，适应目标语国家的语言习惯和思维认知，即文化差异问题。他在中医英译方面的著作主要有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inical Case Studies ， Imperial Medicaments ，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等。同时，他大力支持国内学者的相关工作，曾为一些中医英译著作作序，如黄嘉陵《最新汉英中医词典》、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罗磊《现代中医药学汉英翻译技巧》及魏迺杰（Nigel Wiseman）《英汉汉英中医词典》等，为对外弘扬中医药作出了重要贡献。
波兰籍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是早期传教士汉学家的杰出代表、中医翻译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编写翻译了多部中医著作。他身兼波兰传教士与汉学家双重身份，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科学和文化成果系统地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他的科学著述涉及中国动植物学、医药学、地图学等多方面。卜弥格与立足于“西学东渐”的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不同，他是“东学西传”的代表，被称为“中医文化西传的拓荒者”，不但向西方全面介绍了中医阴阳五行学说、脉诊、方剂、中医望诊、针灸穴位图解、中草药等，也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医理论并发表了中医学术著作。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译介《黄帝内经》《脉经》等中医典籍的欧洲人，对中医对外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卜弥格在百科全书式的中医研究专著《医学的钥匙》一书里根据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本义》《脉经》《易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和《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学典籍的理解，将中医学的主要内容做了一个梳理和研究，从宏观到微观，逐步展开，层层深入，并且做了创造性的发挥，绘制了不少诊脉、舌诊和针灸穴位的图解，开启了西方的中医研究，推动中草药的西传。卜弥格在《一篇论脉的文章》中，不仅介绍了15种脉相，还介绍了中医望诊切脉的方法，并指出“中国人并不是按顺序看脉，而是同时诊三次脉：首先用手指轻轻按诊面上的脉，在诊断中间脉时要稍微按重一点，最下面是基础，要使劲地按到神经和骨头上”。1652—1656年间他用拉丁文编写了《中华帝国简录》《中华植物志》，涉及了大量的中医药信息，比如他在《中华帝国简录》中介绍人参的功能是“使病人恢复元气”。1656年卜弥格出版的《中华植物志》介绍了31种动植物，是欧洲发表的第一部关于远东和东南亚动植物的研究和记载的书籍，被很多国内外学者认为是《本草纲目》的选译本。他编写的《中国诊脉秘法》介绍了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及中医看舌苔的察病方式，后被译为欧洲多种文字刊行，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卜弥格的中医著作奠定了他在中学西传的重要地位，很多西方学者对汉学和中医的研究也都受到过卜弥格的影响。
国内学者王银泉在评价卜弥格对中医西传的贡献时指出，他向欧洲介绍的中医知识是儒家文化向欧洲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卜弥格的中医西传有着深刻的内涵和现代启示意义（王银泉，2019）。
德国中医汉学家满晰博一生为在国外传播及普及中医而努力，坚称“中医是成熟的科学，是真正的生命科学”。他撰著了多部中医著作，发表了400余篇关于中医、中国科学和汉语文献的论文和译文，并出版了诊断、药理、处方、针灸疗法、手法治疗的综合性教科书、译著及通俗读物。他通过对中医玄奥理论和古奥文字的研究，通过对17世纪出现的以拉丁语为方式来翻译中医的分析，致力于用拉丁语为中医创造一套规范实用的术语系统来表达中医药原文信息。1978年，他在慕尼黑创办中医学会，1980年创刊《中医杂志》，同时还发起成立“国际中医学会”。满晰博自视为中医界的一员，1988年开始在《中医杂志》发表《中医名词术语英译规范化问题》等相关文章。他以在西方传播中医学为己任，致力于推广用拉丁语翻译中医名词术语，用拉丁语为中医建立一套术语系统，譬如他将“内关”译为clusa、将“足三里”译为vicusterliuspedis、将“芤脉”译为cepacoulicus、将“实”译为repletio、将“虚”译为inanitas等，但拉丁语难念、难认，也难以推广，目前不完全被西方学界所接受。
德国汉学家文树德是20世纪中期以来最负盛名的中医典籍翻译家。1986年，他翻译出版了英译本《难经》，并在本书前言中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中医翻译方法，是西方第一个《难经》译本，曾多次再版。1998年与他人合译《银海精微》，另外还有两部专著：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s （1986）和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1988）。他主持的《黄帝内经·素问》英译课题，通过国际合作，历时20年才得以完成，并于2003年出版了第一册成果，并于2007年出版《黄帝内经·素问英译词典》，2011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译注》，是迄今为止西方规模最大的中医典籍翻译工程，既严谨全面地反映了《素问》的原貌，又展示了西方学者解读《素问》的许多独特视角，为西方读者阅读理解中医典籍提供重要参考，为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医理论的精髓发挥巨大作用。
文树德认为中医对外传播的主要障碍在于其语言文字，一再强调要从历史源流和文化发展来解读、研究和翻译中医概念、中医文献，要重视对中西方文化、语言和医理的比较研究，坚持从原著出发，用中医的思维来理解和翻译中医，保持中医的原汁原味。因此，他首次把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大医精诚”篇介绍给西方，使西方接触到中国古代的医学道德和医学伦理；他提出要以中国文化的源与流为基础，讲究语源与语境，而不是简单地按照现代理念与时俱进地进行释义。2003年，他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文章指出：“事实证明，现代科技并不是整理传统医学唯一的道路，还必须尊重中医的文化特质，不要走最终把传统医学改造成西洋医学的道路。”基于这种学术理念，文树德会避免使用像energy（能量）或pathogen（病原体）这类熟悉的西医术语，避免用西医术语去解释或意译中医概念，以免失去中医的“真”和“神”。他在翻译“风火眼”时，主张完全用wind fire eye三个字叠加表述，而不是像之前译为conjunctivitis（结膜炎），正如他所说：“从翻译角度来讲，一定要反映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对生命现象的认识程度，这样有助于现代人通过历史上人们对风和火的理解，来了解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认识这种疾病的。”再如，他认为“营”来自古代军事用语，应译成“军营”camp，而不表示“营养”nutrient；“脏”和“腑”应依据其文化源流翻译成deposit和palace，而不能仅仅视为两个脏器；将“太仓”译为the great granary；将“幽门”译为the dark gate等。可以说，文树德的译文有时候不容易读懂，但却是忠实于原文历史源流和文化元素的典范。
英国著名中医翻译理论与实践家魏迺杰撰写了《中医及针灸穴位名词词汇》（ Glossary of Chinese Medical Terms and Acupuncture Points ）、《英汉汉英中医词典》（ 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实用英文中医辞典》（ A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等多部中医论著、教科书、中医词典和译著，其翻译思想和翻译模式在国内外受到了广泛关注。他提出的中医英译词汇不但为许多翻译者所采用，更被美国三大中医文献出版社中的两家，即Paradigm Publications和Blue Poppy Press指定为其出版品之英文词汇标准，特别是1995年《英汉汉英中医词典》在中国出版发行后，虽然引起一些争鸣，但也确实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国内学界的翻译理念与翻译方法，得到了诸如李照国等国内知名学者的充分肯定。值得重视的是，魏迺杰的一个主张即“非专业名词以译入语相对应的非专业词为匹配原则，与目标读者熟悉的意义体系相对应”，这已着重于意义语境的传播内涵，如将口、鼻、心、胃、肝等直接对应mouth、nose、heart、stomach、liver，这种翻译理念倾向于意义的交流属性、向目标语直接输入中医特有概念表达，回译性很强。在此基础上，他强调英语母语者要加强对汉语的学习及对中医医理的研究，翻译要保留中医概念的原始风貌，保留中医语境，让更多西方的读者了解真正意义上的中医符号，体会中医的文化信息，指出“翻译经典古书，则西医化翻译不能派上用场，因为容易将现代医学概念投射到古代去，掩盖古代作者原来的思想”，如他将“风火眼”译为wind fire eye、将“命门”译为life gate、将“弦脉”译为stringlike pulse、将“头风”译为head wind、“志”译为mind、“神水”译为spirit water、“鹅掌风”译为goose foot wind、“肺疝”译为lung mounting等。
魏迺杰的这种“以源语为导向”（source-oriented）的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一方面集中体现了他独创的基于原作所要表达的观点而不是译者本人理解的信息，另一方面和当时国内比较普遍的解释性翻译法形成了对比态势，更突出英汉、汉英两种语言的双向流动性。虽然当时在国内学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和争鸣，但有些译法也逐渐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和采纳。譬如，魏迺杰认为由于中医术语里没有“结膜”这一对应的解剖学概念，所以，“风火眼”的译名不适合采用acute conjunctivitis，这一译法完全摒弃了其中蕴含的“因风邪和上火而致病”的中医语境和内涵，由此应译为wind fire eye，如今这种形式被WHO和世中联的术语标准所采纳，得到了国内外普遍的使用。魏迺杰的翻译思想和主张为国内外中医翻译研究和实践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研究路径，具有良好的学术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