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阿尔代著有五部长篇小说,其中《清白之歌》荣获夏姆斯奖,《华盛顿邮报》称其“一经问世,便成经典”。他还有一部短篇小说获得爱伦·坡奖。此外,他还是新通俗读物《硬汉推理》的创办者和编辑,并因此获得埃勒里·奎恩奖。他现居纽约,每天都去时代广场散步。
《百老汇爵士乐》/皮特·蒙德里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哈利·卡斯尔都在47大街兜售小折刀。小折刀放在手提纸板箱里,刀柄是仿珍珠母材质的。被警察没收后,他又去卖领带碰运气。但不管是做什么买卖,他都时运不济。除了征兵时被认定为“不宜参军”之外,他这一辈子就没有什么幸运的事。然而他并不怨天尤人,只要能躲避战争,哪怕一次性用掉一辈子的好运也是值得的。即使没有人认为他是个成功人士,相对于大多数在纽约街头谋生的人来说,他也算是成功的了。做做这个,再做做那个,他至少没挨过饿,没有连续两天吃不上东西。
当然了,坦诚地说,哈利还幸运过一次。也就是因为那个幸运的夜晚,人们一直叫他“珍珠母”,即使他早就不卖小折刀,转去卖手绘男装了。那是1945年5月8日的晚上,欧洲终于宣布抗战胜利。虽然太平洋地区的战争仍未结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不如哈利·卡斯尔幸运的男人仍然会战死沙场,但纽约市民压抑太久,急需释放。纳粹投降的消息一传来,便释放了一股波及全市的力量,就像拔出了一瓶结满水珠的香槟酒的瓶塞。
虽说那张著名的水手亲吻护士的照片是后来裕仁天皇在广播中把自己的国家转交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时候拍下的,但是5月8日的时代广场也不是空荡荡的。无论女士还是先生,无论的士司机还是警察,本都有着各自的角落、各自的岗位。幸运的穷人被商家选中,穿戴广告牌或者发传单;不幸的穷人找块空地,搜刮剩饭残羹。但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想待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都想四处游走,街上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人们一会儿在这家酒吧,一会儿又去那家酒吧,几乎是喝完酒吧招待递给他们的免费酒就走。报亭都没人看管,卖报人从柜台后跑出来欣赏没有防空警报和灯火管制演习的夜空。那天晚上,不管是观众还是演员,都没有人准时赶赴剧院。一些从事特殊行业的女人不想在如此非凡的夜晚以平凡的方式接客,但又供应不起免费的啤酒,索性把“打烊”标志挂在她们所谓的门店里,然后跟她们认识的男人上床——真不该跟他们上床,毕竟给不了她们多久的快感。可并不是每晚都会有战争结束,或者即将结束。反正不管怎样,那晚就是哈利的幸运夜。
虽然两人的快感转瞬即逝,但效果却是持久的。九个月后,那女人不知是出于戏谑还是精疲力竭,让护士在孩子的出生证上写下“珍珠”这个名字,哈利的外号也因此得到了巩固。
珍珠母·卡斯尔。哈利。他依旧在自己的角落里工作,继续卖领带还是其他什么东西,鬼知道他后来又卖过什么,反正都是些新奇物件,甚至还可能在战争的阴影彻底消散之后,卖一些印有“日本制造”的商品。他的角落一直没变,人也没变,只是鬓角一点一点变白,裤子的膝盖和屁股的地方一点一点磨亮。然后,在1963年的一天下午,他去霍华德·约翰逊快餐店买午餐,正穿过百老汇大街的时候被一辆黄色出租车撞倒,最后因伤势过重,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只能说“时运不济”吧——这个词贯穿了哈利的一生。
然后再说说珍珠。
她找到我的时候,是八月的最后一周。当时一对穿着情侣装的游客在为他们的纽约之旅买纪念品,我在给他们找钱,她在一旁耐心地等待。我的折叠桌摆在伍尔沃斯超市和丽格鞋店之间,这是我的常驻地。小情侣手势同步地向我挥手作别,然后朝伍尔沃斯超市走去。身后的女孩终于露出了全貌。她穿着黄条纹背心裙,手腕上系着编织带,另一端拴着钱包。她走上前,没有理会我向她展示的塑料扑克牌和龟甲梳,而是递给我一张破旧的《每日新闻》剪报。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这段报道。哈利的人命都配不上整版头条,“街头小贩惨遭车祸”在“列举全市大扫除中的交通问题”上方,与其共用版面。
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我知道她是谁吗?也许不知道。但看到她手中那片剪报的时候,我知道了。
“请问,”她安然成长于市郊,说话带着一股淡淡的郊区口音,“你认不认识文章中提到的这个人?听人说他也是干你这一行的,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认识他或者听说过他。”
“听着,”我说,“你要是买一副卡纳斯塔牌,我就能帮你,否则的话……”
但她并没有离开,性子里的这股倔强不知因何而来,毕竟姨妈养她的地方有着柔软的草坪,唯一可以听到的喇叭声来自学童的自行车。她看上去二十一二岁,但其实只有十八岁。看样子,不给她一个答复,她是不会走的。
“当然认识。”我对她说,“我认识哈利,我们都认识哈利。”
人们经常说“容光焕发”,直到这一刻我才见识到。鬼知道她在找到我之前问过多少人,又被多少人不友好地打发走。现在终于看到希望了,她绿色的大眼睛——随她爸,愿他安息——睁得更大了,脸上的疲倦一扫而光,就像从靴子上磕掉的雪。我举起一只手。
“我可以跟你说说他,回答你的一两个问题。但现在不行,现在我该付地租了,明白吗?我得卖东西,卖不出东西就没饭吃。”
她话到嘴边,却胎死腹中,最后用四个字取而代之:“什么时候?”
“今晚你还在这边不?”
她双臂交叉在胸前。“哈利·卡斯尔是我爸爸。”她说,“不了解一下他,我就哪儿也不去。”
“晚八点。”我说,“等窗帘都拉上的时候,到那边跟我碰头。”我朝霍华德·约翰逊快餐店点了点头,那里似乎是个恰当的选择,“正好你也可以吃晚饭,也顺便请我吃一顿。”
我是在新泽西州莱克霍帕孔市阳光明媚的海岸上长大的,一年十二个月里有七个月(从复活节左右一直到感恩节快结束)我吃的都是后院里的烧烤。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霍华德·约翰逊家的烤火腿并不比我妈用福特公司卖给她丈夫的小设备鼓捣出来的好吃。但我还是吃得一干二净,一口不剩,甚至把盘子边上的两个可怜巴巴的菠萝圈也吃掉了。然后,我才回答珍珠的第一个问题。
“他挺能干的。”我对她说。此话虽当真,但“能干”跟“成功”是两码事。哈利能干,能让路过的行人停下脚步,有时还能说服他们买一把小折刀或者一条领带。但有个必备技能他不太擅长,那就是提防片儿警。他们有权利没收你所有的小折刀和领带,连一分钱都不给你。可别觉得警察在把货物交到派出所之前,不会顺走一条领带周末使用,或者偷拿一把小折刀送给儿子。当时我还没干哈利这一行——二十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我靠别的行当谋生——但我常跟街头小贩一起吃晚饭,听他们谩骂穿蓝色制服的警察。当时我就知道与其说他们是守卫者,不如说是寄生虫。而且我还知道,他们亲自试用的可不止小折刀和领带。
我们都敬佩哈利,反正我敬佩。他英俊潇洒,两套正装也穿得得体,夏天穿亚麻那套,九月天气转凉的时候换上厚一些的人字形斜纹那套。他说笑话张口就来,但更多是贬损自己而不是别人。如果你口袋空空而他有几分钱的话,他还会请你喝咖啡。
我喝着十美分的咖啡。系着蓝格子围裙的服务员还挺亲切,不断给我续杯。关于哈利的这些事,我跟珍珠说了多少呢?全部都说了。而她饥渴地饮下,仿佛我的话也是一杯杯的咖啡。她不断喝,而我则像那个亲切的服务员一样,不断地续杯。然后,我瞥了一眼墙上的钟,发现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她也随我的目光望去。一时间,我们都不说话了。自从菠萝圈被我的刀叉歼灭之后,这还是第一次沉默。
“我不明白的是,”她用她特有的纤弱而坚韧的声音说,“为什么有人把那篇文章寄给了我。那人又是怎么知道寄给谁的呢?那人是谁?还有这个便条——”她从钱包里抽出半张纸。纸是阿斯特酒店大堂免费提供的,笔也可以免费用。 珍珠,我觉得应该告诉你,这个人是你 的父亲,我多希望你见过他啊。 “谁?”她说,“希望我见过他的人是谁?没有名字,没有地址。”
我用餐巾擦了擦嘴角。“这我就不能回答你了。”
“你觉得,”她说,然后犹豫了片刻,继续道,“会不会是我妈?”
“看起来是个男人的笔迹。”我说。
她摇了摇头。“我并不觉得。你看‘y’里面的这些圈圈:‘应该告诉你’,‘你的父亲’ 。”
“你妈是——”我喝了一口咖啡,平复了一下心情。其实,喝多少口也不能真正平复我的心情。“你妈是一个好女人,只是她别无选择,你要理解。在时代广场的廉价旅馆里没办法养孩子,相比之下郊区的牧场是多好的选择。”
“你也认识她?”
“也认识。”
“她是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又讲起来了。管他什么地租呢。约翰逊先生为我们上了一盘果冻甜点,果冻是水果夹心的。我们拿着叉子一边吃,我一边讲莉莲·德莱斯勒的故事。街上的人叫她“莉莉”;还有人叫她“母老虎莉莉”,因为她会在某些先生的背上留下抓痕。不过后面这一点我没提。
还有很多我没跟她说的,但足够了。我们吃完后,她已经知道母亲做过什么营生,也知道她招待的是什么样的男人;她知道她父亲不是那群男人中最好的一个,但也远不是最差的一个,况且在这样的生活当中,什么叫“好”,什么叫“差”?有个百老汇制片人曾经送给她一枚翡翠胸针,但其实胸针是他老婆的,后来还刊登了寻物启事。他跑过来求她还给他,然而胸针早就进了当铺,票据也被撕掉冲进下水道了。他给的钱比任何人都多,这确实是事实,但这意味着他比哈利·卡斯尔好吗?哈利拿几分钱买的咖啡比富翁的翡翠都让她心暖。
我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呢?珍珠出于礼貌没有问我,但我可以想象到她内心的想法:她妈在那种事上对男女一视同仁,也把我带上了床,三更半夜躺在我怀里聊天。让她那样想吧,让她鄙视我,鄙视她母亲吧。让她见识一下这世道。
我问她在哪里过夜。此时我们正从昏暗的玻璃门厅出来,朝百老汇大街和第七大街的交汇处走去。万点灯光,倏忽、飘忽,就像两条大街碰撞时迸射的火花。芥末色的切克 出租车飞驰而过,欲把街道撕裂,随后是红蓝灯闪烁的警车。我一只胳膊底下夹着折叠桌,同一只手里提着箱子,另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胳膊肘,因为她似乎要走进车流,步她爸的后尘。
“她住哪儿?”珍珠问,“我妈。我想见她。她欠我的。”此时,我们正沿着第七大街,朝她入住的那家破宾馆走去。宾馆跟阿斯特酒店只隔着一个拐角,但相差甚远,像是隔着一个宇宙。我们爬台阶的时候,门廊上站着两个男人,他们拿着吉他抽着烟,用好奇的眼神安静地盯着珍珠。他们的眼神并不饥渴,但带她远离他们仍然让我很开心。
“据我所知,”我说,“你妈跟她妹妹有个约定。你姨妈收养你,前提是你妈不再联系你,一次也不行。她觉得你最好由她来抚养。”
她的绿眼睛中闪过一丝怒火。“我妈把剪报寄给了我,她想让我来找她,这你总该看得出吧?”
“你不知道是谁给你寄的。”我说,“也可能是我。谁都有可能。”
“是你吗?”她说。
我没回答她,径自说道:“你都不知道她是不是还活着。如果是,她可能住在任何地方,可能在加利福尼亚,或者,或者——”她给我的眼神让我就此打住。“听着,”我说道,就好像她并不是一整晚都在听我讲,“我可以劝一劝她,但我不能保证劝得动,不能保证她会同意来见你。没写地址,没写电话号码……你真的觉得她想保持联系?在我看来,她就是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
“对,”我说,“她想联系,又不想联系。”
“我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
“珍珠,”我说,“如果你真的见了她,你可能不会喜欢她现在的样子。她估计不再招待男士了,毕竟都有四十多岁了,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花钱睡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现在比之前体面。”
“那你觉得她现在在干啥?”
我提起箱子和折叠桌,朝门口走去。“她现在干的,她女儿不一定会看得上。”
“看不看得上不重要。”珍珠说,“我觉得她在找我,她想见我。你告诉她我准备好了,告诉她我收到了她的消息,已经准备好见她了。”
我对她说“我会的”,然后关上门离开了。
前两天那栋楼被拆了,我亲眼看到的。手提钻、推土机,被一排橙白相间的塑料杆挡在后面。同样是走半个街区,对如今的我来说仿佛变长了,所以我看了好一会儿。楼房被敲裂击碎、拆解分离。虽然不带手提箱和折叠桌了,我的双手还是一样满满的,拄着助行器;同时步履迟缓。巨大的檐板和窗沿凌乱地摆在地上,仿佛爆炸后的废墟。我猜想,先被移走的应该是床,然后是灯具,再就是地毯、窗帘、毛巾杆、淋浴头,直到最后只剩楼房本身,一副赤裸裸的骨架。现在连骨架都拆了。
那天晚上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再没跟她说过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回去过。我回去过一次,在凌晨的时候。那一夜,我在拐角另一侧的阿斯特酒店的大堂里度过,手中拿着纸和笔,旁边是玻璃酒杯。我喝的比我写的多,而我写了很多。
凌晨,我把便条从门底下的缝隙中偷偷塞了进去,然后安静地离开了。
我猜想她在我离开后不久就发现了它。我知道她去找我了,但是没找到。那一周我几乎没有出门。家里有一台小冰箱,一条面包,几盒罐头,所以没挨饿。
当我再次出门的时候,默里·斯特罗加诺夫——顺便说一下,他并不是俄国人,我们这么称呼他另有原因,改天再说——朝我脱帽打招呼,说他希望我是旅游去了而不是生病了。我说是的,我去西部玩了。既然能敷衍过去,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他说有个女孩在打听我,跟他说我是——“是的,”我说,“我知道。”
“她给你留了电话。”他说。
我收下了,但没有拨打过。
这年头已经没有切克出租车了,时代广场的万点灯光已经不再是白炽灯了,而是巨大的方形荧屏,一个叠着一个,在人们头上播映着糖果色的广告。夏天的时候,有女人只穿着松糕鞋和内裤,戴着羽毛头饰,胸部涂成红色、白色和蓝色,搔首弄姿,换取小费。这是半个世纪后赚一两块钱的新方式,但现在的一块钱可不比之前的几分钱,已经买不来咖啡了。
半个世纪了。
我仍然会读报纸,只是跟现在其他人一样在屏幕上读。屏幕上的墨迹不会模糊,大大小小、本地外地,什么样的报道都能找到。我读到过珍珠·维森巴赫(娘家姓德莱斯勒,但记者可不知道)结婚的消息,读到过她生下双胞胎的消息,读到过她在马萨诸塞州奥尔斯顿市因敬业精神获得百年奖的消息,还读到过她丈夫的葬礼,以及她自己的葬礼。我没有去。
而现在,又是手提钻,又是推土机。都成尘土了,我也快了。阿斯特酒店在那个漫漫长夜之后没多久就被拆了。那一晚,它给了我所需要的东西,不只是坐垫又厚又软的长沙发、免费赠送的信纸和圆珠笔,甚至波本威士忌——这是哈利最爱的酒,选它是为了纪念他。
我写了很多草稿,有些只有几句,有些有好几页。最后,我定下这一稿。五十七年前,大旅馆尚在,小旅馆里珍珠正酣眠,我可以不用铝支架就能站起来,城市里亮着黄褐色和深红色的光,夜晚匆忙而邋遢。
亲爱的珍珠:
原谅我。但这是最好的方式了,即使你将来不这样认为。我也曾十八岁,顽固倔强,从莱克霍帕孔跑到纽约来,以为自己能打下一片天地。我做得还行,尽我所能。你也会的。但你不要在这里,不要让我像牌子一样挂在你脖子上,提醒着你卑贱的出身。你爸是个好人,或者算个好人,我也算个好人,但也就这样了。你要变得更好,去绿意盎然的地方,那里人们会说“你好吗?”而你,会很好。
感谢你的晚餐,非常美味。
你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