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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未来主义者来自于政治谱系的各个角落，但他们的构想都同样源自于对技术变革轨迹的相同预测。而在新冠肺炎疫情衰退期间，他们对技术变革的信心（也是这一自动化话语的特点）有增无减。尽管技术变革本身并非导致岗位流失的原因（至少这一次情况如此），但自动化理论家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将加快我们迈向更高程度的自动化的未来的进程。失去的岗位将不会复得，原因在于，和人类不一样，从事烹饪、清洁、回收、打包和看护工作的机器人既不会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也不会传播给他人。 [1] 自动化理论家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
借助几个工作定义可以帮助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相较于其他减少劳动力的技术创新，自动化的不同之处在于：自动化技术会完全替代人力，而不仅仅是增强工人的生产能力。随着劳动力增强技术得到应用，相应的工种仍将会继续存在，但是从事这类工作的工人的生产效率将会得到提高。例如，在汽车生产线上加装新的机器能够提高生产线的效率，但同时它并没有取消生产线工作；如果生产一定数量的汽车，只需更少的生产线工人便可以完成这一工作。这样的技术变革是否会造成工作岗位流失，取决于汽车行业生产率和产出增长的相对速度：如果产出增速慢于劳动力生产率增速（这种情形颇为常见，下文将会对此提及），那么岗位的数量则会减少。即便没有自动化的到来，情况也同样如此。相比之下，如同美国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小说《自动钢琴》（ Player Piano ）中所说，真正的自动化出现在“工作分类被‘嗖’地一下消灭掉”的时候。 [2] 无论产量再如何提高，都不会再有电话交换机操作员或徒手轧钢的操作工。在自动化的条件下，机器已经完全替代了人力劳动。
很多有关未来劳动场所自动化的争论转向于评估在如今及不远的未来，技术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替代劳动或增强劳动。然而，区分这两类技术变革的难度大于人们的想象。如果一家零售商安装了四台自助结账机，并且安排一名员工进行看管和定期调试，那么这是否代表着收银作为一种职业的终结？还是意味着每位收银员需要额外地操作三台收款机？对于这些问题，牛津大学马丁学院（Oxford Martin School）的一项著名研究提出了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美国47%的工作岗位处于自动化带来的高风险之下。此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一项研究预测，14%的岗位将处于高度风险之中，而另外32%的岗位则面临着工作方式发生显著变化的风险。这些风险源自于增强劳动力的技术创新，而非替代劳动力的技术创新。 [3]
事实上，可以预见，这两种类型的技术变革都会导致大量的工人失去工作。然而，这些估算数据中的最高值是否足以表明相较于过去所发生的质的变化？这一点尚不清楚。有观点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工人们从事的岗位中有57%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4] 除了其他形式的技术变革之外，自动化向来是造成工作岗位流失的一个持续性因素。我在这里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自动化技术是否将会摧毁新增岗位（答案是肯定的），而是这些技术（如先进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是否加速了工作岗位的流失或放缓了创造新岗位的速度，从而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陷入了长期失业的困境。
如果情况的确如此，那么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正常运转将会被完全颠覆。198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瓦西里·列昂捷夫（WassilyLeontief）对这一自动化理论的基础观点做出了较为简洁的表述，指出“自动价格机制的有效运行严重地依赖”现代科技的一个怪异的特性，即尽管现代技术带来了总产出前所未有的增长，但它也加强了人力在多数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5] 换言之，技术在增强工人生产效率的同时，并没有让工作本身失去必要性。因为工人还会持续赚取薪酬，所以他们对商品的需求是一种有效需求。任何时候出现的技术突破都足以破坏这枚将资本主义社会拼合在一起的脆弱铆钉。例如，通用人工智能可能会一次性地消灭很多职业，导致大量的劳动力陷入滞销。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们偏好的信息将会变成无用的信息，并在市场上消失。在借鉴了这一真知灼见，并考虑了现今存在类似技术突破这一现实的基础上，自动化理论家们常常会提出这样的观点：资本主义是一种短暂的生产方式，它将会让位于一种不以薪酬工作和货币交换为基础的新型存在形式。 [6]
自动化可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恒定特征；而自动化时代即将到来的理论却不是恒定的特征，它是由技术变革的实例所推断而来、对社会转型更为宏观的阐释。恰恰相反，这一理论在现代历史中一直是周期性地反复重现。至少在19世纪中期，人们就已经对自动化时代即将到来流露出了兴奋之情。1832年，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出版了《论机器与制造业经济》（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1833年，约翰·阿道弗斯·埃茨勒（John Adolphus Etzler）出版了《触手可及的天堂，无须人力》（ The Paradise Within the Reach of All Men, Without Labour ）；1835年，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出版了《工厂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这些著作预言，将会很快出现只需花费少量人力或只需人力监督的高度自动化工厂或完全自动化工厂。他们的构想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的著作《资本论》（ Capital ）认为，一个由相互作用的机器构成的复杂世界正经历着人力被驱离经济生活中心的过程。 [7]
有关自动化工厂的构想曾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再度出现；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它们再一次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它们每一次的出现，都会伴随或接着出现“灾难性的失业和社会”时代即将到来的预言，并声称只有对社会进行重构才能阻止这些灾难。 [8] 指出这一话语的周期性并不意味着应当摒弃与之相随的社会构想。一方面，这套自动化话语所预言的技术突破仍有可能随时实现。它们在过去是错的并不代表将来也是错的。此外，这些有关自动化的构想明显具有社会衍生性，它们指出了隐匿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某些乌托邦式的可能性。事实上，20世纪最具远见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当中，一些人本身就是自动化理论家，另一些人则受到了他们的启发，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詹姆斯·博格斯（James Boggs）和安德烈·戈尔茨（André Gorz）。
考虑到它的周期性因素，自动化理论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自发话语。在结构性原因和偶发性原因的共同影响下，这些自发话语作为思考社会局限性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唤起自动化话语周期性重现的是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一种深切忧虑：就业人数太多，而岗位又太少。为什么市场无法为很多工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工作？针对劳动力需求低迷的问题，自动化话语的倡导者们从急剧的技术变革角度进行了解释。 [9]
[1] Martin Ford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将会“改变消费者偏好并真正地为自动化开启新的机遇”（ change consumer preference and really open up new opportunities for automation ），引述于Zoe Thomas, “Coronavirus:Will Covid-19 speed up the use of robots to replace human workers?,” BBC News , April 19, 2020. 亦见Michael Corkery and David Gelles,“Robots Welcome to Take Over, as Pandemic Accelerates Automation,” New York Times , April 20, 2020; Carl Benedikt Frey, “Covid-19 will only increase automation anxiety,” Financial Times , April 21, 2020。与之相反的论调可参见Matt Simon, “If Robots Steal So Many Jobs, Why Aren’t They Saving Us Now?,” Wired Magazine , March 23, 2020。
[2] Kurt Vonnegut, Player Piano , Dial Press, 2006[1952], p.73。
[3] 2013年，Carl Frey和Michael Osborn将其研究作为牛津马丁学院的工作论文在网上发布；后发表于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 vol. 114, January 2017, 题为“The Future of Employment: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zation?”; Ljubica Nedelkoska and Glenda Quintini,“Automation, Skills Use, and Training,”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 no. 202, 2018。
[4] 引述于Jerry Kaplan, “Don’t Fear the Robots,”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21, 2017.参见Robert Atkinson and John Wu, “False Alarmism:Technological Disruption and the US Labor Market, 1850—2015,”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2017, itif.org.
[5] Wassily Leontief, “Technological Advanc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 9, no.3, 1983, p.404.
[6] 凯恩斯发现，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并没有任何机制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充分就业；他本人对于这一发现的反应也颇为类似。参见他的“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一文，辑录于 Essays in Persuasion, Harcourt Brace, 1932; 亦见William Beveridge,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 George Allen ＆ Unwin, 1944, esp.pp.21–3.
[7]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 Penguin Classics, 1976[1867], pp.492–508.
[8] Amy Sue Bix, Inventing Ourselves out of Jobs: America's Debate over 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 1929—1981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05–7. 亦见Jason Smith, “Nowhere to Go: Automation,Then and Now,” Brooklyn Rail , March–April 2017。
[9] 近代历史上，两种更加险恶的劳动力需求不足理论会周期性地反复出现：评论人士们时而从马尔萨斯人口动态理论中寻求解释，时而又会转而相信“犹太银行家操控了货币供应”的虚假证据。参见Ian Angus and Simon Butler, Too Many People? Population, Immigr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Haymarket, 2011; Moishe Postone, “Anti Semit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otes on the German Reaction to Holocaust,”New German Critique, 19, S1, 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