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互联网、手机和社交媒体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相互交流、认识世界的方式。如果这些数字技术不再囿限于屏幕，不断融入我们的现实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先进科技的工业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和卡车以及智能癌症筛查机器似乎预示着我们将进入一个安逸的世界，但它们同时也让我们感到不安。毕竟，在高度自动化的未来，人类又能做什么呢？新智能机器时代让人类自由的梦想成为可能，那么，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制度调试实现这一梦想？还是它终究只会沦为一场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的梦魇？

2019年，《新左派评论》杂志（ New Left Review ）发表的两篇文章指出了自由派、右派和左派的分析师们共同倡导的一套新的自动化话语。对于这些问题，自动化理论家们所得出的结论发人深省：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正在来临，由于全球大部分人口将会失去生存所需的薪酬，因此只有通过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我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是，随着全球亟待就业人数过多，而就业岗位过少的矛盾日渐凸显，这套自动化话语的再度兴起正是对这一趋势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劳动力需求持续不足在一些经济趋势中得到了体现，如就业岗位无复苏、薪资停滞以及工作不安全感。这一问题在不平等加剧所催化的政治现象中也同样显而易见：民粹主义、金权政治以及痴迷于打造“海上家园”的数字精英的崛起——这些精英更热衷于搭乘火箭逃往火星，而无意于帮助他们身后遗留在炙热地球上的“数字农民”们改善生计。

自动化理论家的说法似乎很有说服力：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流浪汉、失业者成群结队、遍布街头；而就在仅仅几英里之外的费利蒙市特斯拉工厂里，机器人承担着自动化生产的任务。但是，他们给出的解释——急剧的技术变革导致工作岗位的流失却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美国和欧盟存在着真实、持续的劳动力需求不足，南非、印度和巴西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然而，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却和自动化理论家们提出的观点几乎完全相反。

现实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非但没有加快，反而正在放缓。如果不是被另一个更为重大的趋势所遮蔽，生产率的放缓原本可以推动劳动力需求的提高。这个趋势便是经济体的增长逐步放缓。马克思主义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最早对这一发展势头进行了分析，并将其命名为“长期衰退”（long down turn）。直至很久之后，主流经济学界才对他的观点予以认可，并将此经济增速持续降低的现象称为“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或“日本化”（Japanification）。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几十年的工业产能过剩摧毁了制造业的增长引擎，并且尚未找到可以替代的动力，特别是在增长缓慢、低生产率活动占主导的服务业，情况更是如此。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减慢，创造就业的步伐也随之放缓。全球劳动力需求出现低迷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而非因为技术发展造成的岗位流失。如果能够戴上约翰·卡朋特所执导的影片《极度空间》（ They Live ）中那副可洞悉现实真相的神奇眼镜，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拥有着光鲜的自动化工厂和消费级乒乓球机器人的世界背后，是破败不堪的基础设施、逆工业化的城市、疲惫不堪的护士、酬不抵劳的销售人员以及投资渠道不断缩减的金融化资本。

为了重振陷于停滞的经济，在几乎长达半个世纪，各国政府推行了极为严苛的财政紧缩政策，导致学校、医院、公共交通网络和福利项目资金投入不足。与此同时，在超低利率环境下，政府、企业和家庭背上了创纪录规模的债务。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科技泡沫时代，美联储前主席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认为这些做法是为了投资我们的数字未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企业抵押资产是为了给股东分红，而贫困家庭借债则是为了勉强维持生计。

这些趋势的出现已经让全球经济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就在此时，全球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衰退（COVID-19 recession）。病号满员、破败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能够满足孩子们基本营养需求（以及家长们照管孩子需求）的学校被迫关闭。负债累累的企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股票市值以大衰退以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下跌。全球范围内，失业率大幅增长，在美国尤其严重，大部分人无力负担食品、医疗和住房的支出。即便各国政府出台了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遭受冲击的脆弱经济体依然难以很快恢复元气。经济不安全感加深、经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由来已久；不难预见，从长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衰退将会加速这些趋势。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今天的自动化话语进行反思颇为重要。面对我们这个反乌托邦的世界，自动化理论家们却提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解答。我们现在摘下《极度空间》的那副真相眼镜，回到理论家们所幻想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所有人只需要更少量的工作（正如当前经济衰退的受害者们一样），便可以得到一切生活所需；我们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但不是因为被迫隔离）；老人们穿着新式外骨骼连体衣在公园里慢跑（而不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离开人世）；空气里的雾霾已经消失，因为我们正快速步入一个可再生能源的世界（而不是因为工厂已经关闭，人们不再开车出行）。除了外骨骼连体服之外，只要我们愿为之奋斗，这里面所有的一切如今都有可能成为现实。即便生产自动化最终无法实现，我们已有能力实现自动化理论家们提出的后稀缺世界。

我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源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源于较早的过去，另一个则源于最近几年。和很多自动化理论家一样，我成长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读着科幻小说、看着《星际迷航：下一代》（ Star Trek: The Next Generation ）里巡游银河系的共产主义者们长大的。我的父亲激发了我的兴趣，他本人也是自动化领域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的创业风潮影响下，我的父亲与很多同事一样，告别了学术生涯、开启了创业之旅。在那些年里，有的人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更多的人并未暴富：大多数互联网创业公司最终破产倒闭，让加班加点、努力工作的工程师们几乎落得两手空空。读高中的时候，每个夏天我都会跟随父亲到不同的公司实习，编写HTML和Javascript代码。我最后发现，自己并不能从数字经济中获得快乐，因此转而投身研究经济增长和失业的历史——它们一个是驱动现代经济繁荣的动力，另一个则是导致不安全感加剧的引擎。

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的一段时期，我参加了当时的社会运动，并尝试着通过同“尾注”文社的其他成员进行对话和合作的方式来消化这一体验。我们合撰的这些未署名文字对本书的分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批评家尼克·斯尔尼切克（Nick Srnicek）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的相遇（他们2015年出版的著作《发明未来》（ Inventing the Future ）是左翼自动化话语的一个实例）让我发现了这个由自动化理论家们组成的知识分子生态系统，它重新唤起了我在童年时期对科幻小说的热爱，同时也改变了我对未来的看法。

在不断阅读自动化理论家的著作及过去乌托邦和科幻文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坚定地相信，这些作者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组织和实现路径进行的共同思考，其深刻程度在我周围无人可及。尽管我对他们的现状分析仍持不同观点，但是我认为，回应他们对未来的构想也是发展我自己的构想的一个过程，尽管我的构想同他们的相比仍然是那么的黯然无光。我将在本书后续的章节中探讨：我们仍然需要共同分担完成哪些工作，才能在全自动化生产缺位的情况下实现后稀缺未来；在此过程中如何恢复工作生活的尊严性、自主性和目的性，同时又避免工作占据我们社会存在的中心；在此基础上，我将分析在全自动化生产缺位的情况下实现后稀缺未来的可能性。

在阐述和评判这套自动化话语的过程中，书中简要地介绍了过去50年中世界经济及劳动人口的发展，并着重审视了当今世界劳动力需求持续低迷的源起和发展。书中还探讨了解决这一市场失灵问题的其他政策选择——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以及全民基本收入，并勾勒出了一个后稀缺的世界，作为评估这些政策效果的依据。

撰写这本书的过程让我更加确信：如果我们想要扭转浪潮的方向，让其朝向更人道的未来奔涌前进，那么就需要广大劳动者们拒绝接受劳动力需求的持续下降及由此带来的经济不平等加剧。早在新冠肺炎疫情衰退出现之前，反抗这些后果的斗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日趋猛烈，近期这些斗争又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势头。我们应当投身这些斗争所衍生的运动中，并助推它们向前发展。如果这些努力遭遇失败，或许最好的结果便是体现为全民基本收入的社会薪资微涨——各国政府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试验，作为应对当前经济衰退的一种措施。但是，我们的斗争不应仅仅着眼于这个不大不小的社会目标，而是应当努力开创一个后稀缺的世界。

我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本书，离不开朋友们支持，包括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阿里尔·安吉尔（Arielle Angel）、伊利斯·阿肯德（Elyse Arkind）、马克·阿肯德（Marc Arkind）、米娅·比奇（Mia Beach）、丹·贝纳纳夫（Dan Benanav）、伊桑·贝纳纳夫（Ethan Benanav）、曼迪·贝纳纳夫（Mandy Benanav）、贾斯珀·贝尔内斯（Jasper Bernes）、马腾·比约克（Mårten Björk）、扬·布雷曼（Jan Breman）、J.达科塔·布朗（J. Dakota Brown）、强尼·邦宁（Jonny Bunning）、保罗·切尼（Paul Cheney）、克里斯托弗·奇蒂（Christopher Chitty）（愿安息）、乔舒亚·科洛弗（Joshua Clover）、基娅拉·科尔代利（Chiara Cordelli）、奥利弗·库森（Oliver Cussen）、丹尼尔·丹弗（Daniel Denvir）、安德烈亚斯·埃克特（Andreas Eckert）、休·法雷尔（Hugh Farrell）、阿多姆·盖塔丘（Adom Getachew）、玛雅·冈萨雷斯（Maya Gonzalez）、达拉赫·格兰特（Daragh Grant）、李·哈里斯（Lee Harris）、加里·赫里格尔（Gary Herrigel）、乔尔·艾萨克（Joel Isaac）、费利克斯·库尔茨（Felix Kurz）、雷切尔·库什纳（Rachel Kushner）、娜塔莉·伦纳德（Natalie Leonard）、乔纳森·利维（Jonathan Levy）、马塞尔·范·德·林登（Marcel van der Linden）、罗伯·卢卡斯（Rob Lucas）、尼尔·麦克莱恩（Neil Maclean）、亨利·穆尔海姆（Hen ry Mulheim）、珍妮·内顿（Jeanne Neton）、玛丽·艾伦·奥布莱恩（Mary Ellen O’Brien）、克里斯·奥凯恩（Chris O’Kane）、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愿安息）、西娅·里亚弗兰科斯（Thea Riafrancos）、帕夫洛斯·卢福斯（Pavlos Roufos）、比尔·休厄尔（Bill Sewell）、杰森·史密斯（Jason Smith）、莫琳·斯迈思（Maureen Smyth）、朱莉安娜·斯帕尔（Juliana Spahr）、佐伊·萨瑟兰德（Zöe Sutherland）、本·塔尔诺夫（Ben Tarnoff）、莎拉·沃特林顿（Sarah Watlington）、苏西·魏斯曼（Suzi Weissman）、比约恩·韦斯特加德（Björn Westergard）、加布里埃尔·维南特（Gabriel Winant）和丹尼尔·萨莫拉（Daniel Zamora），以及参加了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资本主义历史与理论研讨会和荣誉学会研讨会的与会者们。我特别要感谢的是克洛伊·沃特林顿（Chloe Watlington）、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约翰·克莱格（John Clegg）和夏洛特·罗伯逊（Charlotte Robertson），我在研究与写作的过程中每一步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最后要感谢《新左派评论》的编辑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汤姆·哈泽尔丁（Tom Hazeldine）、艾玛·法伊根鲍姆（Emma Fajgenbaum）和罗拉·西顿（Lola Seaton），以及沃索出版社的汤姆·哈泽尔丁（再次感谢）、邓肯·兰斯勒姆（Dun can Ranslem）和萨姆·史密斯（Sam Smith）。我尤其要感谢汤姆，是他在世界变得一团糟的情况下努力推动了这个项目的完成。

本书献给克洛伊·沃特林顿。

亚伦·贝纳纳夫
2020年6月于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