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机器人是否在抢夺我们的工作？如果翻阅过流行报刊或收看了科技类电视节目，你或许就会相信：越来越多的工人正被机器所取代。全世界的人们都对此心存忧虑，当然这也合乎情理。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不可思议的新技术不断涌现。人们随时可以从口袋里掏出智能手机获取海量信息。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二维码变得无处不在，这也让我们能够通过手机来完成更多事情：从下单订餐到预约新冠肺炎病毒快速核酸检测。数字工具在很多人的工作中得到了更为普遍的应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平台技术应用于员工招聘和员工培训。各类算法被用于收集员工数据和消费者数据（这也让这两个群体感到自己时时处于监控之下），并根据这些数据作出商业决策。

然而，尽管人们谈论自动化灾难的迫近已有数年之久，但在如今，我们仍然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即便是最为先进的人工智能形态，也无法完成人类能够做到的大多数事情。而其首要原因并非仅仅是处理能力的欠缺；究其根本而言，技术本身仍然存在局限。计算机能够对大型数据集进行复杂的统计分析（所谓的“机器学习”），但它们仍然无法理解因果关系，也无法从分类的角度进行思考。一旦离开高度可控的环境，机器便难以对物体进行持续性的识别和标记。它们既不能对人类予以可靠的回应，也无法辅助承担诸多简单的任务。在软性材料（如织物）的处理上，机器人也同样难以胜任。

这些因素也是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时期，智能机器大军未能给予我们关怀照顾的部分原因。恰恰正是在我们最需要机器人帮助的时候，必要岗位上却很少看到它们的身影；大部分工作仍然是由人类来完成，包括医院、学校、仓库、餐馆、超市和快递服务的正常运转，在此过程中，有人因此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甚至失去生命。2021年末及2022年初，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暂时性的用工紧缺，工人们借机纷纷退出岗位（辞职人数也创下了新高），并要求获得更高的薪资待遇。他们并不担心自己将会很快被机器人所取代。

在自动化理论家们所营造的表象（而不是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技术变革）之下，企业中层管理者们似乎都已梦想成真：难以管理的工人们被企业老板扫地出门，取而代之的是唯命是听的机器人。如果这一情况已经大规模地出现，那么我们将会从经济统计数据中发现证据。诚然，在部分企业，特别是在制造业企业中，劳动力转移的确正在发生；但相较以往，如今出现这一情形的企业数量更少，其推行速度也更为缓慢。与此同时，过去的十年中，在位居技术发展前沿地带的美国，工作岗位流失率一直在历史低点徘徊。换言之，相较于此前一百五十年中任何一个十年之期，过去十年间工人转行的速度都处于最低水平。

这一现象也进一步证明了机器人大军并未将工人从优质岗位驱赶到劣质岗位。在全球很多国家，工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技术自动化给他们带来过高的转行压力，而是他们极少有机会能够离开劣质岗位、转而投身优质岗位。很多工人，甚至包括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士在内，都在劣质岗位苦苦挣扎。他们通常也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这又导致了他们本已孱弱的议价能力进一步恶化。

这些趋势让人们不禁对“技术导致不平等和就业不足”的论调心生怀疑。在书中，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造成我们今天所面临危机的原因并不是自动化驱动下每百分点经济增长所创造岗位数量的缩减；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扩张的速度开始放缓，继而导致了新增就业岗位的减少。经济陷入了持续性的停滞。就业不足会令工薪阶层家庭深受其害，因此，微乎其微的经济增长也让他们的从中所得变得越加微薄。

我将会在书中阐释，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正在日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在当今竞争极度激烈的全球市场上，工业企业的投资往往难以获得回报，这导致了制造业部门高生产率活动投资的缩减。这一转变加速了劳动力市场中业已出现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工人受雇于服务业岗位。服务业活动通常能够享受保护性政策，从而得以避免遭受国际竞争的冲击。然而，服务业岗位的一大特征是劳动生产率的低位增长，也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表明人工智能将会带动服务业平均生产率的提升；与之相反，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转而走上服务业岗位，生产率增长率正呈现出放缓的势头。与此同时，由于生产率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后者也同样出现了显著的放缓。

对于这一问题，一种解决办法是通过恢复经济增长率的方式来恢复就业。政策制定者们已经竭其所能地鼓励企业加快扩大生产规模。各国政府降低了税率、发行了公债、放松了经济管制，并废除了劳动保护政策；然而，这些措施均未取得成效。经济增长率仍然处于历史低位。美国非但未能迎来私人投资的激增，反而遭遇了两次金融泡沫（首先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互联网泡沫，此后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的房地产泡沫）；每次泡沫之后，经济增长都会出现进一步下滑。市场改革往往又会缩减劳动保护和福利待遇，导致工人们处境愈加艰难。这些改革也长期伴随着不平等的显著加剧。

未来，鼓励私人投资的努力同样难获成功，以技术为重点的努力亦会如此。在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之下，公共资助研究对于化解就业问题而言作用甚微。尽管私营创业企业常常被视为创新力量而备受追捧，但事实上是公共资助研究催生了互联网、触摸屏幕和全球定位系统（GPS）。虽然优步（Uber）的问世并非这些创新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但这家公司却利用这些技术压榨饱受工作不安全感困扰的零工求职者。很多企业将会继续想方设法加深工人们的工作不安全感，以便更好地对他们进行掌控和剥削。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们认识到，有必要采取激进的行动来摆脱经济停滞的陷阱。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呼吁开展大规模公共投资，从而在投身绿色转型的同时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对于此类拟议投资，关键的考量因素并不在于它们的推行能否够获利，而在于它们的推行能否创造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益。这些呼声无疑标志着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富裕的企业主们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将会削弱这些经济精英的政治力量。

眼下的要务是通过斗争的方式，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投资的转型。我在书中提出，只有对资源分配方式和生产方式进行重大的重组，才能让后稀缺的世界成为现实。我们需要将投资过程置于集体控制之下，确保将其用于满足人们的实际需求，而非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我们有机会实现大部分生活所需商品和服务的无偿供应。我们可以重新分配和减少工作，包括目前尚不属于正式经济范畴的工作，如家政工作和护理工作。这些变化将会开拓出一方自由的天地，在这里，人们能够自由地决定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

相较于此前任何的时代，现今的技术水平使我们更加接近这一目标。究其本质，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是社会层面的障碍，而非技术层面的障碍。

亚伦·贝纳纳夫
2022年1月于德国柏林